路西法效应：普通人心中的恶魔
读了阿伦的《魔鬼在人间行走》，让我想起以前看过的一项经典的心理学研究，研究者是最著名的心理学入门教材《Psychology and Life》的作者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社会科学工作者很少使用“善”、“恶”这样的词汇。大多数人更喜欢使用“暴力”、“攻击性”这样的词，或者用客观中立的精神病理学术语，关于失调的说法等等。可是，津巴多不在此列。这位斯坦福大学著名的心理学家在美国心理学会第18届年会上对听众说：“心理学很少研究大问题。我们有各种回答小问题的高招。但我们从来不费心去研究大问题。现在是该研究研究像恶的本质这样的大问题了。”他在演讲时出示了美军在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的照片。菲利普·津巴多说，当看到美军虐囚的照片时，他感到很震惊，但并不觉得很奇怪。因为早在1971年他做过一个极富争议、探讨人性心理的“斯坦福监狱实验（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 ，SPE）”。
他在《路西法效应：好人是怎样变成恶魔的》（The Lucifer Effect）一书中详尽地记述了那次实验的经过：在当地报纸上征集志愿者参与监狱生活的研究，为期两周，志愿者每天能得到15美元的报酬（相当于今天的75美元）。有70名应征者被招到斯坦福大学面试，接受一系列心理测试。这70个人都是美国的大学生。其中24名被认为非常健康、正常的人被选中。从24人中间随机抽出一半，让他们饰演监狱的看守，余下的一半饰演囚犯。志愿者们都说他们更愿意饰演囚犯，部分是因为他们无法想像自己毕业后会去做看守，但他们可以想像自己是在坐牢，并以为可以从这一经历中学到一些东西。志愿者们还被告知，如果被分派去饰演囚犯，他们可能会被剥夺公民权利，并且只能得到最低限度的饮食和医学护理。那些将饰演囚犯的人被告知在某个周日等在家里。在那一天，令他们感到吃惊的是，他们被真的警察“逮捕”了，随后被带到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地下室的模拟监狱。
第一天，大家还相安无事，但“囚犯”第二天便发起了一场暴动，撕掉囚服上的编号、拒绝服从命令、取笑看守。津巴多要求看守们采取措施控制住局面，他们照着做了。他们采取的措施包括强迫囚犯做俯卧撑、脱光他们的衣服，拿走他们的饭菜、枕头、毯子和床、让他们空着手清洗马桶，关禁闭。最后局面完全失控，实验只持续了六日便被迫终止。在实验过程中他目睹了非常一致的现象：好人也会犯下暴行。这种人格的变化被他称为“路西法效应”：上帝最宠爱的天使路西法因为骄傲后来堕落成了撒旦。
菲利普·津巴多希望从他的实验中得出一些普遍的结论：人的个性气质并不像我们想像得那般重要，善恶之间并非不可逾越，环境的压力会让好人干出可怕的事情。“在实验开始的时候，两组人之间没有任何区别，不到两个星期之后，他们之间已经变得没有共同之处了。”尤其显著的是，囚犯们怀疑分组并不是随机的，他们认为看守的个子比他们高。（其实两组人的平均身高是一样的。）
津巴多试图用他的实验解释很多问题，包括飞行事故、人在面对恶行时的无动于衷、护士对病人的不当处置以及自杀式袭击者和恐怖分子的行为。由于对自己角色的认识，护士会过度服从医生的安排，哪怕明知医生开出的剂量远远大于规定的剂量；有四分之一的飞行事故的起因都是由于副机长过于服从机长的错误判断。
当政客们宣称阿布格莱布案例只是极个别的“坏苹果”时，津巴多则指出：“将罪恶看作个人个性气质问题，认为有这类问题的人仅是一筐苹果中的几个烂苹果是不正确的”。他承认的确有少数“坏苹果”存在，但世界上的大部分罪恶并不是由他们犯下的。“在谴责个人之前，我们先要深究造成他们犯罪的环境。为什么我们总是倾向于整筐苹果都是好的，烂苹果只是少数，而不相信其实整筐苹果都已经烂掉了，只剩下了几个好的？”
两者有何不同？比较当事人暴虐行为之前、之中和之后的行为表现，津巴多解释说：“以斯坦佛大学监狱实验为例，我相信美国参与试验的学生都是好苹果。在实验开始时，他们都是正常人。然而，仅仅几天的时间，守卫就变成了暴徒，而犯人则完全精神崩溃了，就像阿布格莱布发生的一样。”津巴多指出，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现象最严重的区域值夜班的上士伊万·弗里德里克（Ivan Frederick），在去伊拉克之前，是“一个虔诚的爱国主义者，他定期去教堂，将美国国旗挂在自家门前，听到国歌就会新潮澎湃，甚至泪流满面，有着美国民主和自由的坚定新年，并毅然参军来捍卫这些信仰。”在去阿布格莱布之前，他曾是一名勇敢的模范士兵，多次被嘉奖。事件曝光后，他因虐囚被起诉，津巴多安排了一位军队临床心理学家对他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心理评估。结果显示，他的智力和人格方面得分都处于平均水平，并没有虐待和病态人格倾向。按照津巴多的说法，这一结果“明确显示，以个性气质原因将他定性为‘坏苹果’其实是没有根据的”。直到弗里德里克被送到监狱生活后，他还在信中告诉津巴多：“我很自豪能为国家效力大半生。我已经做好准备为我的国家、家人和朋友牺牲。我想做一个与众不同的人。”
津巴多虽然强调人们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而作恶，但他乐观地指出，按照他的“十步法”，人们同样能够顶住压力，英勇地违抗“路西法效应”。先是承认自己的错误（这第一步就会让布什、布莱尔等人望而生畏），最后是拒绝为了所谓的人身安全而牺牲自由，相信自己能够反对任何不公正的制度。他举的道德英雄包括抵抗麦卡锡主义、种族隔离、反对越战的人。
有一个问题是，当津巴多说好人变成了坏人时，那些“坏人”并不认为自己成了坏人，他们要么认为受害者罪有应得，要么认为自己只是采用了恶的手段来实现其正当的目的，用目的的合理性为自己采取的手段辩护————虐囚的士兵是为了获取反恐所需的情报，恐怖分子是为了民族解放，在他们的同仁眼里他们也是道德英雄。
弗里德里克并不是叛逆者，他是非常爱国的模范士兵，他只是倾向于服从怂恿他们做出暴行的权威指挥，并且坚信只要目的正当，可以不择手段。麦克。舍默（Michael Shermer）在《善与恶的科学》(The Science of Good and Evil)一书中提出了道德的双重性学说，即人类的善恶倾向可以通过个性气质体现，但具体实施则取决于周遭的情境和自身行为的抉择。对于人类心理阴暗面的罪恶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见解颇深，他在《古拉格群岛》（The Gulag Archipelago）一书中尖锐的指出：“如果知识有一些坏人在某处从事邪恶的犯罪行为，把这些人从人群中揪出来绳之以法就可以了。但是，善与恶往往是共存于每个人心中的，谁又原意毁掉自己一半的心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