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定一谈瞿秋白的《多余的话》
陆定一说：“我在延安当党中央宣传部长的时候，就从国统区的报刊中看到《多余的话》，说是瞿秋白在国民党监狱中写的遗书。我当时认为，秋白同志对革命是忠心耿耿的，他严词拒绝国民党的劝降。而这篇遗书情绪消沉，和秋白同志的精神、性格迥然不同，恐怕是国民党伪造的。20世纪60 年代初有一天，李克农来找我，说《多余的话》的真迹落在一位民主人士的后人手中，已流出国外。他表示要卖给我们，你看买不买？我说，这份所谓瞿秋白遗书，我看是国民党伪造的，不买了。
不久陆定一到人民大会堂开会，毛主席、周总理都在座，陆定一向他们报告了这件事和我的看法。周总理说，我看过《多余的话》的原稿，确是秋白的笔迹。总理的话当然是可信的。”
但是瞿秋白为什么写出这种情绪低沉的遗书呢？陆定一接着说：“近来我又想了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不是情绪低沉，而是秋白同志有内疚。《多余的话》说：‘我是一介书生，把我推到领袖的地位上，这是历史的误会。’秋白同志所以内疚，是因为他当了共产党的领导人，但没有把王明路线反掉，以致革命遭到灾难，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有愧于被推为领袖。可惜我已经不能把这个想法向毛主席、周总理报告了。”
陆定一这个论断是有说服力的。因为陆定一与瞿秋白关系非常密切，对他有深刻的了解。早在大革命时期，瞿秋白在党中央做宣传工作，陆定一在团中央做宣传工作，他们俩经常见面。有一次，瞿秋白对陆定一说：“同志们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有分歧，党内有斗争。”这话对涉世未深的陆定一震动很大。他想：“我们共产党人为了革命，生死都置之度外，党内还有什么斗争？”后来参加党的“五大”，陆定一终于了解党内斗争的事实，他对瞿秋白很信服，说“瞿秋白是我的老师”。
1928年的“六大”闭幕后，瞿秋白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陆定一也被团的“五大”选为驻少共国际代表，也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他们两人同住在刘克思旅馆，朝夕相处。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信任王明一伙，与中共代表团矛盾尖锐。尽管瞿秋白对共产国际几乎是言听计从，还是经常把斗争矛头指向了他，最后代表团被排挤回国。1931年1月中共召开六届四中全会，米夫来上海，扶植王明一伙上台，瞿秋白被排挤出中央政治局，不久陆定一也被撤销共青团中央委员和宣传部长的职务。陆定一说：“从那时起就知道，我们同王明之间有分歧，并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聪明，而是因为客观事实迫得你不能不承认。”
瞿秋白为什么没有同王明路线进行斗争呢？因为王明是共产国际扶植起来的，投鼠忌器，反对王明路线，很容易会被看成是反对共产国际。这在当时也不会被党内多数同志所赞同。所以陆定一说：“反对王明路线比反对其他错误路线更为困难。因为：一，他们有共产国际的米夫作为靠山，而在当时，中国党对共产国际有迷信，以为共产国际的任何决定都是正确的，共产国际相信王明宗派，那么王明宗派也一定是正确的。二，他们言必称马列，在马列主义词句掩护下干错误的事情。当时中国党还没有这种理论水平，不能分别马列主义词句中哪些是适合中国情况的，哪些是不适合中国情况的，所以就受到他们的欺蒙。三，他们也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地主资产阶级，主张土地革命的，所以就很难看出有什么路线分歧。”所以王明路线能在党内统治达四年之久。
这些情况瞿秋白在中央苏区都亲所目睹，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苏区呆不下去，被迫进行长征，这不能不使瞿秋白感到万分痛心，在遗书中，他不能谴责王明等人，因为这毕竟是党内的事情，不能向敌人暴露，只能用委婉、低沉的词句，表示出他当了党的领袖而没有把王明路线反掉的内疚。
瞿秋白 《多余的话》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
瞿秋白 《多余的话》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何必说？—— 瞿秋白代序
话既然是多余的，又何必说呢？已经是走到了生命的尽期，余剩的日子，不但不能按照年份来算，甚至不能按星期来算了。就是有话，也是可说可
不说的了。
但是，不幸我卷入了“历史的纠葛”——直到现在，外间好些人还以为我是怎样怎样的。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主义的。所以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
而且，因为“历史的误会”，我十五年来勉强做着政治工作。——正因为勉强，所以也永远做不好，手里做着这个，心里想着那个。在当时是形格势禁，没有余暇和可能说一说我自己的心思，而且时刻得扮演一定的角色。现在我已经完全被解除了武装，被拉出了队伍，只剩得我自己了，心上有不能自已的冲动和需要。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布尔什维克所讨厌的小资产阶级知识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气，不能够不发作了。
虽然我明知道这里所写的，未必能够到得读者手里，也未必有出版的价值，但是，我还是写一写罢。人往往喜欢谈天，有时候不管听的人是谁，能够乱谈几句，心上也就痛快了。何况我是在绝灭的前夜，这是我最后“谈天”的机会呢！
（一九三五·五·一七于汀州狱中）
历史的误会
我在母亲自杀家庭离散之后，孑然一身跑到北京，只愿能够考进北大，研究中国文学，将来做个教员度过这一世。什麽“治国平天下”的大志都是没有的，坏在“读书种子”爱书本子，爱文艺，不能安分守己地专心于升官发财。到了北京之后，住在堂兄纯白家里，北大的学膳费也希望他能够帮助我——他却没有这种可能，叫我去考普通文官考试，又没有考上，结果，是挑选一个既不要学费又有“出身”的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去进。这样，我就开始学俄文（一九一七年夏），当时并不知道俄国已经革命，也不知道俄国文学的伟大意义，不过当作将来谋一碗饭吃的本事罢了。
一九一八年开始看了许多新杂志，思想上似乎有相当的进展，新的人生观正在形成。可是，根据我的性格，所形成的与其说是革命思想，无宁说是厌世主义的理智化。所以最早我国郑振铎、瞿世英、耿济之几个朋友组织《新社会》杂志的时候，我是一个近于托尔斯泰派的无政府主义者，而且，根本上我不是一个“政治动物”。五四运动期间，只有极短期的政治活动。不久，因为已经能够查着字典看俄国文学名著，我的注意力就大部分放在文艺方面了。对于政治上的各种主义，都不过略略“涉猎”求得一些现代常识，并没有兴趣去详细研究。然而可以说，这时就开始“历史的误会”了：事情是这样的——五四运动一开始，我就当了俄文专修的总代表之一。
当时的一些同学里，谁也不愿意干，结果，我得做这一学校的“政治领袖”，我得组织同学群众去参加当时的政治运动。不久，李大钊，张崧年他们发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或是“俄罗斯研究会”罢？），我也因为读了俄文的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的某几段，对于社会——尤其是社会主义最终理想发生了好奇心和研究的兴趣，所以也加入了。这时候大概是一九一九年底一九二○年初，学生运动正在转变和分化，学生会的工作也没有以前那麽热烈了。我就多读一些书。
最后，有了机会到俄国去了——北京晨报要派通信记者到莫斯科去，来找我。我想，看一看那“新国家”，尤其是借此机会把俄国文学好好研究一下，的确是一件最惬意的事，于是就动身去（一九二○年八月）。
最初，的确吃了几个月的黑面包，饿了好些时候。后来俄国国内战争停止，新经济政策实行，生活也就宽裕了些。我在这几个月内请了私人教授，研究俄文、俄国史、俄国文学史；同时，为着应付晨报的通信，也很用心看俄国共产党的报纸、文件，调查一些革命事迹。我当时对于共产主义只有同情和相当的了解，并没有想到要加入共产党，更没有心思要自己来做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因为那时候，我误会着加入了党就不能专修文学——学文学仿佛就是不革命的观念，在当时已经通行了。
可是，在当时的莫斯科，除我以外，一个俄文翻译都找不到。因此，东方大学开办中国班的时候（一九二一年秋），我就当了东大的翻译和助教；因为职务的关系，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籍不得不研究些，而文艺反而看得少了。不久（一九二二年底），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到莫斯科（那时我已经是共产党员，还是张太雷介绍我进党的），我就当他的翻译。独秀回国的时候，他要我回去工作，我就同了他回到北京。于右任、邓中夏等创辨“上海大学”的时候，我正在上海。这是一九二二年夏天。他们请我当上大的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那时，我在党内只兼着一点宣传工作，编辑《新青年》。
上大初期，我还有余暇研究一些文艺问题，到了国民党改组，我来往上海广州之间，当翻译，参加一些国民党的工作（例如上海的国民党中央执行部委员等）；而一九二五年一月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又选举了我的中央委员。这时候，就简直完全只能做政治工作了。我的肺病又不时发作，更没有可能从事我所爱好的文艺。虽然我当时对政治问题还有相当的兴趣，可是有时还会怀念着文艺而“怅然若失”的。
武汉时代的前夜（一九二七年初），我正从重病之中脱险。将近病好的时候，陈独秀、彭述之等的政治主张，逐渐暴露机会主义的实质，一般党员对他们失掉了信仰。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上（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间），独秀虽然仍旧被选，但是对于党的领导已经不大行了。武汉的国共分裂之后，独秀就退出中央。那时候，没有别人主持，就轮到我主持中央政治局。其实，我虽然在一九二六年年底及一九二七年年初就发表了一些议论反对彭述之，随后不得不反对陈独秀，可是，我根本上不愿意自己来代替他们——至少是独秀。我确是一种调和派的见解。当时只想独秀能够纠正他的错误观念，不听述之的理论。等到实逼处此，要我“取独秀而代之”，我一开始就觉得非常之“不合式”，但是，又没有什麽别的辨法。这样我担负了直接的政治领导的一年光景（一九二七年七月到一九二八年五月）。这期间发生了南昌暴动，广州暴动，以及最早的秋收暴动。当时，我的领导在方式上同独秀时代不同了。独秀是事无大小都参加和主持的。我却因为对组织尤其是军事非常不明了，也毫无兴趣，所以只发表一般政治主张，其余调遣人员和实行的具体计划等，就完全听组织部军事部去办。那时自己就感觉到空谈无聊，但是一转念要退出领导地位，又感到好像是拆台。这样，勉强着度过了这一时期。
一九二八年六月间共产党开第六次大会的时候，许多同志反对我，也有许多同志赞成我。我的进退成为党的政治主张的联带问题。所以，我虽然屡次想说“你们饶了我吧，我实在没有兴趣和能力负担这个领导工作了”。但是，终于没有说出口。当时形格势禁，旧干部中又没有别人，新干部起来领导的形势还没有成熟，我只得仍旧担着这个名义。可是，事实上“六大”之后，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者是李立三和向忠发等等。因为他们在国内主持实际工作，而我在莫斯科当代表当了两年。直到立三的政治路线走上了错误的道路，我回到上海开三中全会（一九三○年九月底），我更觉得自己的政治能力确实非常薄弱，竟辨别不出立三的错误程度。结果，中央不得不再招集会议——就是四中全会，来开除立三的中央委员、我的政治局委员，新干部起来接替了政治的最高领导。我当时觉得松了一口气。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一年初，整整五年。我居然当了中国共产党领袖之一，最后三年甚至仿佛是最主要的领袖（不过并没有象外间传说的“总书记”的名义）。
我自己忖度着，像我这样的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积习未除”的。对于政治，从一九二七年起就逐渐减少兴趣。到最近一年——在瑞金的一年实在完全没有兴趣了。工作是“但求无过”的态度，全国的政治情形实在懒得问。一方面固然是身体衰弱，精力短少，而表现十二分疲劳的状态；别的方面也是几十年为着“顾全大局”勉强负担一时的政治翻译、政治工作，而一直拖延下来，实在违反我的兴趣和性情的结果。这真是十几年的一场误会，一场噩梦。
我写这些话，绝不是要脱卸什麽责任——客观上我对共产党或是国民党的“党国”应当担负什麽责任，我决不推托，也决不能用我主观的情绪来加以原谅或者减轻。我不过想把我的真情，在死之前，说出来罢了。总之，我其实是一个很平凡的文人，竟虚负了某某党的领袖的名声十来年，这不是“历史的误会”，是什麽呢？
脆弱的二元人物
一只赢弱的马拖着几千斤的辎重车，走上了险峻的山坡，一步步地往上爬，要往后退是不可能，要再往前去是实在不能胜任了。我在负责政治领导的时期，就是这样一种感觉。欲罢不能的疲劳使我永久感觉一种无可形容的重压。精神上政治上的倦怠，使我渴望“甜蜜的”休息，以致于脑筋麻木，停止一切种种思想。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共产党四中全会开除了我的政治局委员之后，我的精神状态的确是“心中空无所有”的情形，直到现在还是如此。
我不过三十六岁（虽然照阴历的习惯我今年是三十八岁），但是，自己觉得已经非常地衰惫，丝毫青年壮年的兴趣都没有了。不但一般的政治问题懒得去思索，就是一切娱乐，甚至风景都是漠不相关的了。本来我从一九一九年就得了吐血病，一直没有好好医治的机会。肺结核的发展曾经在一九二六年走到非常危险的阶段，那年幸而勉强医好了。可是立即赶到武汉去，立即又是半年最忙碌紧张的工作。虽然现在肺痨的最危险期逃过了，而身体根本弄坏了，虚弱得简直是一个废人。从一九二○年直到一九三一年初，整整十年——除却躺在床上不能行动神志昏瞀的几天以外——我的脑筋从没有得到休息的日子。在负责时期，神经的紧张自然是很厉害的，往往十天八天连续的不安眠，为着写一篇政治论文或者报告。这继续十几年的不休息，也许是我精神疲劳和十分厉害的神经衰弱的原因，然而究竟我离衰老时期还很远。这十几年的辛劳，确实算起来，也不能说怎麽了不得，而我竟成了颓丧残废的废人了。我是多麽脆弱，多麽不禁磨练呵！
或者，这不尽是身体本来不强壮，所谓“先天不足”的原因罢。
我虽然到了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很贫苦了，可是我的家庭，世代是所谓“衣租食税”的绅士阶级，世代读书，也世代做官。我五、六岁的时候，我的叔祖瞿庚韶，还在湖北布政使任上。他死的时候，正署理湖北巡抚。因此，我家的田地房屋虽然几十年前就已经完全卖尽，而我小时候，却靠着叔祖伯父的官俸过了好几年十足的少爷生活。绅士的体面“必须”维持。我母亲宁可自杀而求得我们兄弟继续读书的可能；而且我母亲因为穷而自杀的时候，家里往往没有米煮饭的时候，我们还用着一个仆妇（积欠了她几个月的工资，到现在还没有还清）。我们从没有亲手洗过衣服，烧过一次饭。
直到那样的时候，为着要穿长衫，在母亲死后，还剩下四十多元的裁缝债，要用残余的木器去抵帐。我的绅士意识——就算是深深潜伏着表面不容易察觉罢——其实是始终没脱掉的。
同时，我二十一、二岁，正当所谓人生观形成的时期，理智方面是从托而斯泰式的无政府主义很快就转到了马克思主义。人生观或是主义，这是一种思想方法——所谓思路；既然走上了这条道路，却不是轻易就能改换的。而马克思主义是什麽？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这同我潜伏的绅士意识、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以及后来蜕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市侩式的意识，完全处于敌对的地位。没落的中国绅士阶级意识之中，有些这样的成分：例如假惺惺的仁慈礼让、避免斗争……以致寄生虫式的隐士思想。（完全破产的绅士往往变成城市的波希美亚——高等游民，颓废的、脆弱的、浪漫的，甚至狂妄的人物。说得实在些，是废物。我想，这两种意识在我内心里不断地斗争，也就侵蚀了我极大部分的精力。我得时时刻刻压制自己绅士和游民式的情感，极勉强地用我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智来创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觉方法。可是无产阶级意识在我的内心里是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的。）
当我出席政治会议，我就会“就事论事”，抛开我自己的“感觉”专就我所知道的那一点理论去推断一个问题，决定一种政策等等。但是，我一直觉得这工作是“替别人做的”。我每次开会或者做文章的时候，都觉得很麻烦，总在急急于结束，好“回到自己那里去”休息。我每每幻想着：我愿意到随便一个小市镇去当一个教员，并不是为着发展什麽教育，只不过求得一口饱饭罢了。在余的时候，读读自己所爱读的书、文艺、小说、诗词、歌曲之类，这不是很逍遥的吗？
这种两元化的人格，我自己早已发觉——到去年更是完完全全了解了，已经不能丝毫自欺的了；但是“八七”会议之后，我并没有公开地说出来，四中全会之后也没有说出来，在去年我还是决断不下，以致延迟下来，隐忍着，甚至对之华（我的爱人）也只偶然露一点口风，往往还要加一番弥缝的话。没有这样的勇气。
可是真相是始终要暴露的，“二元”之中总有“一元”要取得实际上的胜利。正因为我的政治上疲劳倦怠，内心的思想斗争不能再持续了。老实说，在四中全会之后，我早已成为十足的市侩——对于政治问题我竭力避免发表意见。中央怎麽说，我就怎麽说，认为我说错了，我立刻承认错误，也没有什麽心思去辩白。说我是机会主义就是机会主义好了，一切工作只要交代得过去就算了。我对于政治和党的种种问题，真没有兴趣去注意和研究。只因为六年的“文字因缘”，对于现代文学以及文学史上的各种有趣的问题，有时候还有点兴趣去思考一下，然而大半也是欣赏的分数居多，而研究分析的分数较少。而且体力的衰弱也不容许我多所思索了。
体力上的感觉是：每天只要用脑到两三小时以上，就觉得十分疲劳，或者过分的畸形的兴奋——无所谓的兴奋，以致于不能睡觉，脑痛……冷汗。
唉，脆弱的人呵！所谓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需要这种东西吗？！我想，假定我保存这多余的生命若干时候，我另有拒绝用脑的一个方法，我只做些不用自出心裁的文字工作，“以度余年”。但是，最后也是趁早结束了罢。
我和马克思主义
当我开始我的社会生活的时候，正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的浪潮非常汹涌的时期。为着继续深入地研究俄文和俄国文学，我刚好又不能不到世界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去。我那时的思想是很紊乱的：十六、七岁开始读了些老庄之类的子书，随后是宋儒语录，随后是佛经、《大乘起星信论》——直到胡适之的《哲学史大纲》、梁漱溟的《印度哲学》，还有当时出版的一些科学理论、文艺评论。在到俄国之前，固然已经读过倍倍尔的著作，《共产党宣言》之类，极少几本马克思的书籍，然而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是根本说不上的。
而且，我很小的时候，就不知怎样有一个古怪的想头：为什麽每一个读书人都要去“治国平天下”呢？个人找一种学问或是文艺研究一下不好吗？所以我到俄国之后，虽然因为职务的关系，时常得读些列宁他们的著作、论文、演讲，可是这不过求得对于俄国革命和国际形势的常识，并没有认真去研究。政治上一切种种主义，正是“治国平天下”的各种不同的脉案和药方。
我根本不想做“王者之师”，不想做“诸葛亮”——这些事自然有别人去干——我也就不去研究了。不过，我对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却比较有兴趣。
记得当时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社会同样是无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最自由的社会，我心上就很安慰了，因为这同我当初无政府主义、和平博爱世界的幻想没有冲突了。所不同的是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要达到这样的最终目的，客观上无论如何也逃不了最尖锐的阶级斗争，以致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统治国家的一个阶段。为着要消灭“国家”，一定要先组织一时期的新式国家；为着要实现最彻底的民权主义（也就是所谓的民权的社会），一定要先实行无产阶级的民权。这表面上“自相矛盾”，而实际上很有道理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所谓辩证法——使我很觉得有趣。我大致了解了这问题，就搁下了，专心去研究俄文，至少有大半年，我没有功夫去管什麽主义不主义。
后来，莫斯科东方大学要我当翻译，才没的办法又打起精神去看那一些书。谁知越到后来就越没有功夫继续研究文学，不久就喧宾夺主了。
但是，我第一次在俄国不过两年，真正用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不过半年，这是随着东大课程上的需要看一些书。明天要译经济学上的那一段，今天晚上先看一道，作为预备。其它唯物史观哲学等等也是如此。这绝不是有系统的研究。至于第二次我到俄国（一九二八年——一九三○年），那时当着共产党的代表，每天开会，解决问题，忙个不了，更没有功夫做有系统的学术上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部分：唯物论的哲学。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的理论，以及经济政治学，我都没有系统地研究过。资本论——我就根本没有读过，尤其对于经济学我没有兴趣。我的一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常识，差不多都是从报章杂志上的零星论文和列宁几本小册子上得来的。
可是，在一九二三年的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以至一般社会学的人，还少得很。因此，仅仅因此，我担任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之后，就逐渐地偷到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虚名。
其实，我对这些学问，的确只知道一点皮毛。当时我只是根据几本外国文的书籍转译一下，编了一些讲义。现在看起来，是十分幼稚、错误百出的东西。现在有许多新进的青年，许多比较有系统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而且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水平也提高了许多。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误会”，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的现代社会，部分的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发端——也不得不由我来开始尝试。五四以后的五年中间，记得只有陈独秀、戴季陶、李汉俊几个人写过几篇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文，可是都是无关重要的。我回国之后，因为已经在党内工作，虽然只有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却不由我不开始这个尝试：分析中国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程度，分析中国社会阶级分化的性质，阶级斗争的形势，阶级斗争和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等等。
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七年，我在这方面的工作，自然，在全党同志的督促，实际斗争的反映，以及国际的领导之下，逐渐有相当的进步。这决不是我一个人的工作，越到后来，我的参加越少。单就我的“成绩”而论，现在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可明显地看见，我在当时所做的理论上的错误，共产党怎样纠正了我的错误，以及我的理论之中包含着多麽混杂和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成分。
这些机会主义的成分发展起来，就形成错误的政治路线，以致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不能不开除我的政治局委员。的确，到一九三○年，我虽然在国际上参加了两年的政治工作，相当得到一些新的知识，受到一些政治上的锻炼，但是，不但不进步，自己反而觉得退步了。中国的阶级斗争早已进到了更高的阶段，对于中国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形势，需要更深刻更复杂的分析，更明了的判断，而我的那点知识绝对不够，而且非无产阶级的反布尔塞维克的意识就完全暴露了。
当时，我逐渐觉得许多问题，不但想不通，甚至不想动了。新的领导者发挥某些问题议论之后，我会感觉到松快，觉得这样解决原是最适当不过的，我当初为什麽简直想不通；但是——也有时候会觉得不了解。
此后，我勉强自己去想一切“治国平天下”的大问题的必要，已经没有了！我在十二分疲劳和吐血症复发的期间，就不再去“独立思索”了。一九三一年初，就开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极时期，直到现在。从那时候起，我没有自己的思想。（我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这并不是说我是一个很好的模范党员，对于中央的理论政策都完全而深刻的了解。相反的，我正是一个最坏的党员，早就值得开除的，因为我对中央的理论政策不加思索了。偶尔我也有对中央政策怀疑的时候，但是，立刻就停止怀疑了——因为怀疑也是一种思索；我既然不思索了——自然也就不怀疑。
我的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知识，曾经在当时起过一些作用——好的坏的影响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不用我自己来判断——而到了现在，我已经在政治上死灭，不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了。
同时要说我已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也是不确的。如果要同我谈起一切种种政治问题，我除开根据我那一点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推论以外，却又没有什麽别的方法。事实上我这些推论又恐怕包含着许多机会主义，也就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在内，这是“亦未可知”的。
因此，我更不必狂然费力去思索：我的思路已经在青年时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同时，这思路却同非马克思主义的岐路交错着，再自由任意地走去，不知会跑到什麽地方去。——而最主要的是我没勇气再跑了，我根本没有精力在作政治的社会科学的思索了。
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
当我不得不负担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的时候，正是中国革命进到了最巨大的转变和震荡的时代，这就是武汉时代结束之后。分析新的形势，确定新的政策，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阶级斗争最复杂最剧烈的路线汇合分化转变的时期，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当时，许多同志和我，多多少少都犯了政治上的错误；同时，更有许多以前的同志在这阶级斗争进一步的关口，自觉或不自觉的离开了革命队伍。在最初，我们在党的领导之下所决定的政策一般的是不正确的。武汉分裂以后，我们接着就决定贺叶的南昌暴动和两湖广东暴动（一九二七年），到十一月又决定广州暴动。这些暴动本身并不是什么盲动主义，因为都有相当的群众基础。固然，中国的一般革命形势，从一九二七年三月底英美日帝国主义炮轰南京威胁国民党反共以后，就已经开始低落；但是，接着而来的武汉政府中的奋斗、分裂——直到广州暴动的举出苏维埃旗帜，都还是革命势力方面正当的挽回局势的尝试，结果，是失败了——就是说没有能够把革命形势重新转变到高涨的阵容，必须另起炉灶。而我——这时期当然我应当负主要的责任——在一九二八年初，广州暴动失败之后，仍旧认为革命形势一般的存在，而且继续高涨，这就是盲动主义的路线了。
原本个别的盲动现象，我们和当时的中央从一九二七年十月起就表示反对；对于有些党部不努力去领导和争取群众，反而孤注一掷，或者仅仅去暗杀豪绅之类的行动，我们总是加以纠正的。可是，因为当时整个路线错误，所以不管主观上怎样了解盲动主义现象不好，费力于枝枝节节的纠正，客观上却在领导着盲动主义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纠正了这个错误，使政策走上了正确的道路。自然，武汉时代之后，我们所得到的中国革命之中的最重要的教训：例如革命有一省或几省先胜利的可能和前途，反帝国主义革命最密切的和土地革命联系着等——都是“六大”所采纳的。苏维埃革命的方针，就在“六大”更明确地规定下来。
但是以我个人而论，在那个时候，我的观点之中不仅有过分估量革命形势的发展，以致助长盲动主义的错误。对于中国农民阶层的分析，认为富农还在革命战线之内，认为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在某些大城市取得暴动的胜利等观点，也已经潜伏着或者有所表示。不过，同志们都没有发觉这些观点的错误，还没有指出来。我自己当然更不会知道这些是错误的。直到一九二九年秋天，讨论农民问题的时侯，才开始暴露我在农民问题上的错误。不幸得很，当时没有更深刻更无情的揭发……。
此后，就来了立三路线的问题了。
一九二九年底，我还在莫斯科的时侯，就听说立三和忠发的政策有许多不妥当的地方。同时，莫斯科中国劳动大学(前称孙中山大学)的学生中间发生非常剧烈的斗争。我向来没有知人之明，只想弥缝缓和这些斗争，觉得互相攻讦批评的许多同志都是好的，听他们所说的事情却往往有些非常出奇，似乎都是故意夸大事实，奉为“打倒”对方的理由。因此，我就站在调和的立场。这使得那里的党部认为我恰好是机会主义和异己分子的庇护者。结果，撤销了我的中国共产党驻莫斯科代表的职务，准备回国。自然，在回国任务之中，最主要的是纠正立三的错误，消灭莫斯科中国同志的派别观念对于国内同志的影响。
但是，事实上我什么也没做到。立三的错误在那时——一九三○年夏天——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半托洛茨基的路线，派别观念也使得党内到处压抑莫斯科回国的新干部。而我回来召集的三中全会，以及中央一切处置，都只是零零碎碎地纠正了立三的一些显而易见的错误。既没有指出立三的路线错误，更没有在组织上和一切计划及实际工作上保证国际路线的执行。实际上我的确没有认出立三路线和国际路线的根本不同。
老实说，立三路线是我的许多错误观点——有人说是瞿秋白主义——逻辑的发展。立三的错误政策可以说是一种失败主义。他表面上认为中国全国的革命胜利的局面已经到来，这会推动全世界的成功，其实是觉得自己没有把握和发展苏维埃革命在几个县区的胜利，革命前途不是立即向大城市发展而取得全国胜利以至全世界的胜利，就是迅速的败亡，所以要孤注一掷地拼命。这是用左倾空谈来掩盖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因此在组织上，在实际上，在土地革命的理论上，在工会运动的方针上，在青年运动和青年组织等等各种问题上……无往而不错。我在当时却辨别不出来。事后我曾说，假定“六大”之后，留在中国直接领导的不是立三而是我，那么，在实际上我也会走到这样的错误路线，不过不至于象立三这样鲁莽，也可以说，不会有立三那样的勇气。我当然间接地负着立三路线的责任。
于是四中全会后，就决定了开除立三的中央委员，开除我的政治局委员。我呢，象上面已经说过的，正感谢这一开除，使我卸除了千均万担。我第二次回国是一九三○年八月中旬，到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我就离开了中央政治领导机关。这期间只有半年不到的时间。可是这半年时间对于我几乎比五十年还长！人的精力已经完全用尽了似的，我请了长假休息医病——事实上从此脱离了政治舞台。
再想回头来干一些别的事情，例如文艺的译著等，已经觉得太迟了。从一九二○年到一九三○年，整整十年我离开了“自己的家”——我所愿意干的俄国文学的研究——到这时候方回来，不但田园荒芜，而且自己的力气也已经衰惫了。自然，有可能还是干一干，“以度余年”的。可是接着就是大病，时发时止，耗费了三年的光阴。一九三四年一月，为着在上海养病的不可能，又跑到瑞金——到瑞金已是二月五日了——担任了人民委员的消闲职务。可是，既然在苏维埃中央担负了一部分的工作，虽然不用出席党的中央会议，不必参与一切政策的最初议论和决定，然而要完全不问政治又办不到了。我就在敷衍塞责、厌倦着政治却又不得不略微问一问政治的状态中间，过了一年。
最后这四年中间，我似乎记得还做了几次政治问题上的错误。但是现在我连内容都记不清楚了，大概总是我的老机会主义发作罢了。我自己不愿意有什么和中央不同的政见。我总是立刻“放弃”这些错误的见解，其实我连想也没有仔细想，不过觉得争辩起来太麻烦了，既然无关紧要，就算了吧。
我的政治生命其实早已结束了。
最后这四年，还能说我继续在为马克思主义奋斗，为苏维埃奋斗，为站着党的正确路线奋斗吗？例行公事办了些，说“奋斗”是太恭维了。以前几年的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的责任，都决不应当因此而减轻的；相反，在共产党的观点上来看，这个责任倒是更加加重了。历史的事实是抹煞不了的，我愿意受历史的最公平的裁判 ！
（一九三五·五·二十）
“文人”
“一为文人，便无足观”，——这是清朝一个汉学家说的。的确，所谓“文人”正是无用的人物。这并不是现代意义的文学家、作家或是文艺评论家，这是吟风弄月的“名士”，或者是……说简单些，读书的高等游民。他什么都懂的一点，可是一点没有真实的知识。正因为他对于当代学术水平以上的各种学问都有少许的常识，所以他自以为是学术界的人。可是，他对任何一种学问都没有系统的研究、真正的心得，所以他对于学术是不会有什么贡献的，对于文艺也不会有什么成就的。
自然，文人也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典型，但是大都实际上是高等游民罢了。假如你是一个医生，或是工程师，化学技师……真正的作家，你自己会感觉到每天生活的价值，你能够创造或是修补一点什么，只要你愿意。就算你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罢，你可以做错误。你可以坚持你的错误，但是也会认真地为着自己的见解去斗争、实行。只有文人就没有希望了，他往往连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做的是什么！
“文人”是中国中世纪的残余和“遗产”——一份很坏的遗产。我相信，再过十年八年没有这一种知识分子了。
不幸，我自己不能够否认自己正是“文人”之中的一种。
固然，中国的旧书，十三经、二十四史、子书、笔记、丛书、诗词曲等，我都看过一些，但是我是找到就看，忽然想起就看，没有什么研究的。一些科学论文，马克思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我也看过一些，虽然很少。所以这些新新旧旧的书对于我，与其说是知识的来源，不如说是清闲的工具。究竟在哪一种学问上，我有点真实的知识？我自己是回答不出的。
可笑的很，我做过所谓“杀人放火”的共产党的领袖？可是，我确是一个最懦怯的“婆婆妈妈”的书生，杀一只老鼠都不会的，不敢的。
但是，真正的懦怯不在这里。首先是差不多完全没有自信力，每一个见解都是动摇的，站不稳的。总希望有一个依靠。记得布哈林初次和我谈话的时侯，说过这么一句俏皮话：“你怎么和三层楼上的小姐一样，总那么客气，说起话来，不是‘或是’，就是‘也许’、‘也难说’……等”。其实，这倒是真心话。可惜的是人家往往把我的坦白当作“客气”或者“狡猾”。
我向来没有为着自己的见解而奋斗的勇气，同时，也很久没有承认自己错误的勇气。当一种意见发表之后，看看没有有力的赞助，立刻就怀疑起来；但是，如果没有另外的意见来代替，那就只会照着这个自己也怀疑的意见做去。看见一种不大好的现象，或是不正确的见解，却没有人出来指摘，甚至其势汹汹的大家认为这是很好的事情，我也始终没有勇气说出自己的怀疑来。优柔寡断，随波逐流，是这种“文人”必然性格。
虽然人家看见我参加过几次大的辩论，有时侯仿佛很激烈，其实我是很怕争论的。我向来觉得对方说的话“也对”，“也有几分理由”，“ 站在对方的观点上他当然是对的”。我似乎很懂得孔夫子忠恕之道。所以我毕竟做了“调和派”的领袖。假使我激烈的辩论，那么，不是认为“既然站在布尔塞维克的队伍里就不应当调和”，因此勉强着自己，就是没有抛开“体面”立刻承认错误的勇气，或者是对方的话太幼稚了，使我“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其实，最理想的世界是大家不要争论，“和和气气的过日子”。
我有许多标本的“弱者的道德”——忍耐，躲避讲和气，希望大家安静些，仁慈些等等。固然从少年时候起，我就憎恶贪污、卑鄙……以致一切恶浊的社会现象，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做侠客。我只愿意自己不做那些罪恶。有可能呢，去劝劝他们不要在那样做；没有可能呢，让他们去罢，他们也有他们的不得已的苦衷罢！
我的根本性格，我想，不但不足以锻炼成布尔什维克的战士，甚至不配做一个起码的革命者。仅仅为着“体面”，所以既然卷进了这个队伍，也就没有勇气自己认识自己，而请他们把我洗刷出来。
但是我想，如果叫我做一个“戏子”——舞台上的演员，到很会有些成绩，因为十几年我一直觉得自己一直在扮演一定的角色。扮着大学教授，扮着政治家，也会真正忘记自己而完全成为“剧中人”。虽然，这对于我很痛苦，得每天盼望着散会，盼望同我谈政治的朋友走开，让我卸下戏装，还我本来面目 ——躺在床上去，极疲乏的念着：“回‘家’去罢，回‘家’去罢！”这的确是很苦的——然而在舞台上的时候，大致总还扮的不差，象煞有介事的。
为什么？因为青年精力比较旺盛的时候，一点游戏和做事的兴总会有的。即时不是你自己的事，当你把他做好的时候，你也感觉到一时的愉快。譬如你有点小聪明，你会摆好几幅“七巧版图”或者“益智图”，你当时一定觉得痛快，正象在中学校的时候，你算出几个代数难题似的，虽然你并不预备做数学家。
不过，扮演舞台上的角色究竟不是“自己的生活”，精力消耗在这里，甚至完全用尽，始终是后悔也来不及的事情。等到精力衰惫的时侯，对于政治的舞台，实在是十分厌倦了。
庞杂而无秩序的一些书本上的知识和累赘而反乎自己兴趣的政治生活，使我麻木起来，感觉生活的乏味。
本来，书生对于宇宙间的一切现象，都不会有亲切的了解，往往会把自己变成一大堆抽象名词的化身。一切都有一个“名词”，但是没有实感。譬如说，劳动者的生活、剥削、斗争精神、土地革命、政权等……一直到春花秋月、崦嵫、委蛇，一切种种名词、概念、词藻，说是会说的，等到追问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那就会感觉到模糊起来。
对于实际生活，总象雾里看花似的，隔着一层膜。
“文人”和书生大致没有任何一种具体的知识。他样样都懂得一点，其实样样都是外行。要他开口议论一些“国家大事”，在不太复杂和具体的时侯，他也许会。但是，叫他修理一辆汽车，或者配一剂药方，办一个合作社，买一批货物，或者清理一本帐目，再不然，叫他办好一个学校……总之，无论哪一件具体而切实的事情 ，他都会觉得没有把握的。
例如，最近一年来，叫我办苏维埃的教育。固然，在瑞金、宁都、兴国这一带的所谓“中央苏区”，原来是文化落后的地方，譬如一张白纸，在刚刚着手办教育的时侯，只是办义务小学校，开办几个师范学校(这些都做了)。但是，自己仔细想 一想，对于这些小学校和师范学校，小学教育和儿童教育的特殊问题，尤其是国内战争中工农群众教育的特殊问题，都实在没有相当的知识，甚至普通常识都不够 ！
近年来，感觉到这一切种种，很愿意“回过去再生活一遍”。
雾里看花的隔膜的感觉，使人觉得异常地苦闷、寂寞和孤独，很想仔细地亲切地尝试一下实际生活的味道。譬如“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已经有三四年，农民的私人日常生活究竟有了怎样的具体变化？他们究竟是怎样的感觉？我曾经去考察过一两次。一开口就没有“共同的语言”，而且自己也懒惰得很，所以终于一无所得。
可是，自然而然地，我学着比较精细地考察人物，领会一切“现象”。我近年来重新来读一些中国和西欧的文学名著，觉得有些新的印象。你从这些著作中间，可以相当亲切地了解人生和社会，了解各种不同的个性，而不是笼统的“好人”、“坏人”、或是“官僚”、“平民”、“工人”、“富农”等等。摆在你面前的是有血有肉有个性的人，虽则这些人都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一定的阶级之中。
我想，这也许是从“文人”进到真正了解文艺的初步了。
是不是太迟了呢？太迟了！
徒然抱着对文艺的爱好和怀念，起先是自己的头脑，和身体被“外物”所占领了。后来是非常的疲乏笼罩了我三四年，始终没有在文艺方面认真地用力。书是乱七八糟地看了一些；我相信，也许走进了现代文艺的水平线以上的境界，不致于辨别不出兴趣的高低。我曾经发表的一些文艺方面的意见，都驳杂得很，也是一知半解的。
时候过得很快。一切都荒疏了。眼高手低是必然的结果。自己写的东西——类似于文艺的东西是不能使自己满意的，我至多不过是个“读者”。
讲到我仅有的一点具体知识，那就只有俄国文罢。假使能够仔细而郑重地，极忠实地翻译几部俄国文学名著，在汉字方面每字每句地斟酌着，也许不会“误人子弟”的。这一个最愉快的梦想，也比创作和评论方面再来开始求得什么成就，要实际得多。可惜，恐怕现在这个可能已经“过时”了！
告别
一出滑稽剧就此闭幕了！
我家乡有句俗话，叫做“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窝”。这窝始终是做不成的。一个平心甚至无聊的“文人”，却要他担负几年的“政治领袖”的职务。这虽然可笑，却是事实。这期间，一切好事都不是由于他的功劳——实在是由于当时几位负责同志的实际工作，他的空谈不过是表面的点缀，甚至早就埋伏了后来的祸害。这历史的功罪，现在到了最终结算的时候了。
你们去算帐罢，你们在斗争中勇猛精进着，我可以羡慕你们，祝贺你们，但是已经不能够跟随你们了。我不觉得可惜，同样，我也不觉得后悔，虽然我枉费了一生心力在我所不感兴味的政治上。过去的是已经过去了，懊悔徒然增加现在的烦恼。应当清洗出队伍的，终究应当清洗出来，而且愈快愈好，更用不着可惜。
我已经退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伍，已经停止了政治斗争，放下了武器。假使你们——共产党的同志们——能够早些听到我这里写的一切，那我想早就应当开除我的党籍。象我这样脆弱的人物，敷衍、清极、怠惰的分子，尤其重要的是空洞地承认自己错误而根本不能够转变自己的阶级意识和情绪，而且，因为“历史的偶然”，这并不是一个普通党员，而是曾经当过政治委员的——这样的人，如何不要开除呢？
现在，我已经是国民党的俘虏，再来说起这些，似乎是多余的了。但是，其实不是一样吗？我自由不自由，同样是不能够继续斗争了。虽然我现在才快要结束我的生命，可是我早已结束了我的政治生活。严格地讲，不论我自由不自由，你们早就有权利认为我也是叛徒的一种。如果不幸而我没有机会告诉你们我的最坦白最真实的态度而骤然死了，那你们也许还把我当一个共产主义的烈士。记得一九三二年讹传我死的时候，有的地方替我开了追悼会，当然还念起我的 “好处”。我到苏区听到这个消息，真我不寒而栗，以叛徒而冒充烈士，实在太那个了。因此，虽然我现在已经囚在监狱里，虽然我现在很容易装腔作势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这样做。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我骗着我一个人的身后虚名不要紧，叫革命同志误认叛徒为烈士却是大大不应该的。所以虽反正是一死，同样是结束我的生命，而我决不愿意冒充烈士而死。
永别了，亲爱的同志们！——这是我最后叫你们“同志”的一次。我是不配再叫你们“同志”的了。告诉你们：我实质上离开了你们的队伍好久了。
唉！历史的误会叫我这“文人”勉强在革命的政治舞台上混了好些年。我的脱离队伍，不简单地因为我要结束我的革命，结束这一出滑稽剧，也不简单地因为我的痼疾和衰惫，而是因为我始终不能够克服自己绅士意识，我究竟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
永别了，亲爱的朋友们！七八年来，我早已感觉到万分的厌倦。这种疲乏的感觉，有时候，例如一九三○年初或是一九三四年八、九月间，简直厉害到无可形容、无可忍受的地步。我当时觉着，不管全宇宙的毁灭不毁灭，不管革命还是反革命等等，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好了，现在已经有了“永久休息”的机会。
我留下这几页给你们——我最后的最坦白的老实话。永别了！判断一切的，当然是你们，而不是我。我只要休息。
一生没有什么朋友，亲爱的人是很少的几个。而且除开我的之华以外，我对你们也始终不是完全坦白的。就是对于之华，我也只露过一点口风。我始终带着假面具。我早已说过：揭穿假面具是最痛快的事情，不但对于动手去揭穿别人的痛快，就是对于被揭穿的也很痛快，尤其是自己能够揭穿。现在我丢掉了最后一层假面具。你们应当祝贺我。我去休息了，永久去休息了，你们更应当祝贺我。
我时常说，感觉到十年二十年没有睡觉似的疲劳，现在可以得到永久的“伟大的”可爱的睡眠了。
从我的一生，也许可以得到一个教训：要磨练自己，要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种种“异己的”意识以至最微细的“异己的”情感，然后才能从“异己 的”阶级里完全跳出来，而在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里站稳自己的脚步。否则，不免是“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窝”，不免是一出滑稽剧。
我这滑稽剧是要闭幕了。
我留恋什么？我最亲爱的人，我曾经依傍着她度过了这十年的生命。是的，我不能没有依傍。不但在政治生活里，我其实从没有做过一切斗争的先锋，每次总要先找着某种依傍。不但如此，就是在私生活里，我也没有“生存竞争”的勇气，我不会组织自己的生活，我不会做极简单极平常的琐事。我一直是依傍着我得十分难受，因为我许多次对不起我这个亲人，尤其是我的精神上的懦怯，使我对于她也终究没有彻底的坦白，但愿她从此厌恶我，忘记我，使我心安罢。
我还留恋什么？这美丽的世界的欣欣向荣的儿童，“我的”女儿，以及一切幸福的孩子们。
我替他们祝福。
这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的。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那么雄伟的工厂和烟囱，月亮的光似乎也比从前更光明了。
但是，永别了，美丽的世界！
一生的精力已经用尽，剩下一个躯壳。
如果我还有可能支配我的躯壳，我愿意把它给医学校的解剖室。听说中国的医学校和医院的实习室很缺乏这种实验用具。而且我是多年的肺结核者(从一九一九年到现在)，时好时坏，也曾经照过几次Ｘ光的照片。一九三一年春的那一次，我看见我的肺部有许多瘢痕，可是医生也说不出精确的判断。假定先照过一张，然后把这躯壳解剖开来，对着照片研究肺部状态，那一定可以发见一些什么。这对肺结核的诊断也许有些帮助。虽然我对医学是完全外行，这话说的或许是很可笑的。
总之，滑稽剧始终是完全落幕了。舞台上空空洞洞的。有什么留恋也是枉然的了。好在得到的是“伟大的”休息。至于躯壳，也许不能由我自己作主了。
告别了，这世界的一切！
最后……
俄国高尔基的《四十年》、《克里摩·萨摩京的生活》，屠格涅夫的《罗亭》，托尔斯泰的《安娜·卡里宁娜》，中国鲁迅的《阿Ｑ正传》，茅盾的《动摇》，曹雪芹的《红楼梦》，都很可以再读一读。
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
永别了！
（一九三五·五·二三）
遗作《多余的话》 不是自白而是控诉 瞿秋白在中共“八七会议
遗作《多余的话》 不是自白而是控诉
瞿秋白在中共“八七会议”开始主持中央工作，其后近一年期间发生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以及秋收起义，那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转折点。瞿秋白两度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是中共早期的理论家和宣传家，也是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他准确的翻译了《国际歌》，也是中国最早报道苏联实况的新闻界先驱。
瞿秋白参加中共三大，起草党纲，他第一个系统翻译、介绍马克思文艺理论和苏俄作品，第一个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研究中国革命。1945年，中共中央决议，瞿秋白为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代表，因为他被捕后写下了《多余的话》，说“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毛泽东认为，瞿秋白和李秀成一样，投降了，变节了。文化大革命初，瞿秋白墓被红卫兵捣毁，1980年，中共中央才为他恢复名誉。瞿秋白36岁的人生有两大贡献，为中国革命，也为中华文化，他在遗文《多余的话》中，自我定位是个书生。
解说：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随后国民党调集数十万兵力，向“中央苏区”进行“全面清剿”。到处都是腥风血雨，一片白色恐怖气氛。但是深患重病的瞿秋白却不能随军长征，而是被留在了即将沦陷的瑞金。
陈铁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瞿秋白是一个公众人物，在国共合作时期，就大革命时期，他是一个公开的共产党员，他来往在广州和上海之间，和国民党各方面的打交道，他在黄埔军校作演讲，黄埔的将领都晓得这个瞿秋白。就是说，他随时可以被敌人辨识出来，辨认出来，而且又是身患重病的，这样的一个不能够打游击的。他是自己也希望能够跟着队伍走，但是还是把他留下，实际上就是让他听任命运的摆布，实际是听任国民党的围剿大军的摆布，说不好听的话就是借刀杀人。
解说：1934年11月，原属“苏区”的长汀县城、瑞金县城、于都县城、会昌等相继失守。瞿秋白拖着发烧和浮肿的身体，随“留守”人员昼伏夜出，东奔西突。1935年2月下旬，瞿秋白在转移的途中，被国民党军队逮捕，关押在福建上杭监狱。负责审讯的国民党军人并不知道，站在面前的就是他们重金悬赏缉拿的共产首领瞿秋白，因此同意他写信给上海的朋友寻求帮助。
陈铁健：他是2月24号就被俘，被俘以后，身份暴露之前，都是严刑拷打，都没有承认，他就说我是医生被红军俘虏了，被红军俘虏，我又跑出来了，结果又被你们俘虏。他说我可以做教员，我可以做医生，希望取保释放。
解说：这一年的5月，鲁迅突然接到一封来至福建的书信，寄信人就是化名林祺祥的瞿秋白，他希望鲁迅把自己被捕的消息通知妻子杨之华。
陈铁健：给鲁迅写信就说我是医生，过去曾经见过一面，现在被国民党军俘虏，需要有一个铺保，然后就可以开释。鲁迅收到这个信以后，就通过周建人，把这个信转交给杨之华。
马鼎盛：“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这是鲁迅送给瞿秋白的对联。他们从1931年5月开始文字之交，在翻译苏联文学上合作和通信讨论。1932年夏秋之交，两人见面，之后鲁迅一直借重、扶助和掩护瞿秋白，在写作和左联工作上亲密无间。从 1932年开始，只要中共机关被破坏，瞿秋白无家可归，首先想到鲁迅，鲁迅和许广平，也总是把床让给瞿秋白夫妻。这个时候瞿秋白的人头值2万大元，他多次对党内同志说鲁迅，“我是在危难中去他家，他那种亲切与同志式的慰勉，临危不惧的精神，实在感人至深”。
为帮助缺衣少食的瞿秋白，鲁迅不惜卖掉《二心集》的版权，这在鲁迅著作中是唯一例外。《鲁迅全集》当中，有十多篇文章是瞿秋白和鲁迅漫谈之后写成，再经过鲁迅修改，用他的笔名发表。在鲁迅一生中，除早年与二弟周作人合写之外，再难找文笔交融，文思相通的知音。鲁迅营救瞿秋白失败后说，瞿若不死，译《死魂灵》这种书是极相宜的，即此一端，即是判杀人者为罪大恶极。鲁迅带病校编了瞿的遗著《海上述林》。
解说：就在鲁迅、杨之华等人积极行动的时候，《中央日报》刊登了一则消息，由于熟人指认，瞿秋白的真实身份暴露了。
陈铁健：到了这个三四月份的时候，国民党军队俘虏了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的老婆，万永诚的老婆，她供出来说，瞿秋白已经被你们国民党抓到了。于是就查，国民党方面就查，究竟在哪里？这个人在哪里？一直就查到钟绍葵的这个保安团。
解说：1935年5月初，化名林祺祥的瞿秋白被押解到福建长汀国民党三十六师师部。
陈铁健：下面就开始审判，就把原来在苏区教育部，工作过的一个叛徒，叫郑大鹏叫出来当面指认，这样子瞿秋白就承认了。说既然是这样，我过去的写的笔供、口供那就算等于作了一篇小说吧。
解说：三十六师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师长宋希濂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瞿秋白担任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国民党“政治委员会”成员，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宋希濂曾经读过瞿秋白的著作，仰慕他的学问，也希望能劝降瞿秋白，以此立功。
陈铁健：宋希濂五月初回来，就和瞿秋白有一次长谈，谈了几个小时。他们从理论一直到将来的出路，来劝瞿秋白，回心转意，跟着国民党来做。瞿秋白跟他理论，说你们三民主义那套理论，我绝对是不看好的，那是个大杂烩，他批孙中山那时候，“大贫小贫”的这个理论，他说这个你们站不住脚的。所以和宋希濂的谈话没有结果，宋希濂只找他长谈这一次，以后就不再谈了。
解说：军统劝降失败，宋希濂的谈话也没成功，到了6月2日，蒋介石密令要处决瞿秋白。陈立夫知道这个消息以后，马上派出国民党中统局训练科长王杰夫、行动科干事陈建中，并带上福建省党部钱永健，厦门市党部书记朱培璜，抵达长汀，对瞿秋白劝降。
梁衡（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劝降他的其中的一个突破口，企图一个突破口，就想从他的才华上打破，突破他，就说你这么有才，你不想一想，你如果留下来以后，对家人、朋友，对你自己以后还有多少事来做呀？如果你自己觉得不愿意，名声上不好的话，你可以改个名字，隐姓埋名做翻译，国家可以给你一笔很优厚的待遇等等，都是从他的才上来，但是他自己把这些东西都看的无所谓，他说我有我的哲学，我有我的主义。
陈铁健：前后七天就这么谈，白天晚上这样谈，有时候是剑拔弩张的，有时候是笑脸相迎的，软的、硬的都来了。结果他们原来到的时候，是夸下海口的，说军统做不成的事情，我们绝对能够做成，你宋希濂做不成的我们也能做成。宋希濂就劝他，说军统的人没有做成，我劝他也没有劝成，就看你们怎么样了，我估计你们也大概也不一定，结果事实上的结局就是这样的。
解说：这是瞿秋白临刑前的照片，他上身着黑色中式对襟衫，下身穿白布抵膝短裤，黑线袜、黑布鞋，背着两手、昂首直立，恬淡闲静之中，流露出一股庄严肃穆的气概。
马鼎盛：瞿秋白临刑前写下了（集）唐人诗，“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说，瞿秋白向军官扫视了一下，神态自若，缓步从容走出了大门。他坦然的正其衣履，到中山公园凉亭前拍照。有现场记者报道，瞿秋白来到公园，“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息呻吟。信步至亭前，已见菲菜四碟，美酒一瓮，彼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酒半言道“人之公余，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
随后，缓步走出中山公园，手持香烟，是神色不变，沿途用俄语唱《国际歌》、《红军歌》，到达两华里外的罗汉岭刑场之后，选择一处坟墓堆上，盘足而坐，微笑的说“此地很好”，并要求刽子手正面开枪，坦然就义。瞿秋白视死如归，理应名垂青史，但是他在就义前夕写的《多余的话》，却让他长时期背负了“叛徒”的名声。
马鼎盛：1935年5月17日到22日，六天之间，瞿秋白写了自传性的《多余的话》，近两万字，分为“ 何必说”是代序、“历史的误会”、“脆弱的二元人物”、“我和马克思主义”、“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文人”和“告别”等七个部分。瞿秋白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十余年间，在国共合作时期，对国民党右派的批驳，在党内对陈独秀右倾路线的批判，何等犀利。
瞿秋白“八七会议”，受命于危难之中，主持中央政治局发动了南昌暴动、广州暴动以及秋收暴动，实行退却中的反攻。但是书生哪是政客的对手，苏共的傀儡王明，一巴掌打倒瞿秋白是永不重用，后来在长征时，又藉口他有病丢下不管，但是比他年纪大身体弱的徐特立、谢觉哉等都能长征到陕北，最后迎来新中国的春天。
瞿秋白在监狱中从容斗敌，最后英勇就义，他本该以革命烈士形象结束生命，但是他却残酷的自我剖析，把真实的灵魂赤裸裸地放在显微镜下，留给后人去品评是非功过，“愿意接受历史最公开的审判”。作为政党的领袖，在你死我活的内战时期，瞿秋白的坦率可说是幼稚，他写《多余的话》不是政治遗言，而是一首散文诗。
瞿秋白：“严格的讲，不论我自由不自由，你们早就有权利认为，我也是叛徒的一种。如果不幸而我没有机会告诉你们，我的最坦白、最真实的态度骤然而死了，那你们也许还把我当一个共产主义的烈士。以叛徒而冒充烈士，实在太那个了。因此，虽然我现在已经囚在监狱里，虽然我现在很容易装腔作势，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这样做，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所以，虽反正是一死，同样结束我的生命，而我决不愿意冒充烈士而死。”
陈铁建：这样的文字，它很特殊，一般人呢不大容易理解，有的呢，甚至像丁玲说的，甚至有些浅薄的人，他会拿有些话作为话柄，加以误解，甚至曲解，所以丁玲的话是不幸而言中，就是这个道理。有的人是没读懂，因为没有瞿秋白这样的经历，不了解共产国际运动和中共党内的这样斗争的残酷性，这种复杂性，不了解这个真相的话，很难理解，怎么会，共产党的领袖写这样一个东西呢？
解说：《多余的话》最早是由国民党中统主办的《社会新闻》杂志选登了部分内容，其中流露了很多伤感颓唐的情绪，很多人对这份遗书内容的真实性表示怀疑。
陈铁建：周恩来1964年对毛泽东和陆定一，在人民大会堂谈话的时候，就毛泽东批这个《多余的话》的时候，周恩来说我看过他的真迹，这个是可信的。另外就是丁玲，丁玲说我在延安的时候，人家都说《多余的话》是假的，她说我一看，谁也编不出来，谁也写不出来那种风格的文字。她说我对瞿秋白太熟悉，她和瞿秋白感情很好，也最崇拜瞿秋白，她说没有人能够模仿得了，瞿秋白的这种文字的风格。
解说：尽管这篇《多余的话》，引起了人们甚至战友的疑惑，但是瞿秋白英勇就义的事实，让大家相信这篇遗书，是经过国民党删改过的。
陈铁建：宋希濂后来我问他，我说这个东西你们动过没有？你们动过没有？他说我们那里就没有这种人有这种水平，而且我们也不了解瞿秋白，他经历的这些事情，无法改动，他说改动有什么用？没有用，第一点，对瞿秋白没有任何影响，一看就是他不是投降的。
马鼎盛：瞿秋白自幼家道中落，靠典当，借债度日，他母亲金璇服毒自尽的时候，瞿秋白才16岁，他没有陈独秀、张国焘和王明那样亮丽的学历，他在外交部办俄语专修馆是免费学的俄文。1922年底，他在莫斯科给陈独秀当翻译，是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指定瞿秋白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主持中央工作，他的竞争心决非政治家的档次。1928年的“六大”闭幕之后，瞿秋白留在莫斯科，做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尽管他对共产国际几乎是言听计从，但是东方部部长米夫，信任他的爱徒王明一伙，把黑锅让瞿秋白背。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米夫来了上海扶持王明一伙上台，赶瞿秋白出政治局，一个月仅发给 17块钱的生活费。陆定一说过，“反对王明路线，比反对其他错误路线更为困难，因为他们有米夫做靠山。当时党对共产国际迷信，以为共产国际相信的王明宗派一定是正确的，他们在马克思主义词句掩护下干错事，当时中国党的理论水平，还不能分辨马列词句中，有的不适合中国国情。王明一伙也反帝反封反资产阶级，主张土地革命，很难看出他们对革命的危害”，所以王明路线，能在党内统治达四年之久。
陈铁建：同时他看到了莫斯科的那种清党的情况，那也是残酷，无情、残酷，什么手段都有，明明自己是有理的，但是你不能说我是对的，我只能听从你的决策，你定的罪名我都要全盘接受。所以，到了后期就是，给他任何的罪名他都全盘接受，他说我连想都不想，我不想这些事情了，我也没有任何怀疑了。因为怀疑也是一种思想，也是一种思索，我干脆不想了。我实际上已经退出这个队伍了，说我是叛徒也是可以的，实际上是一种无声的控诉，一种抗争，一种抗议。
瞿秋白：“1931年初，就开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极时期，直到现在。从那时起，我没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我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我正是一个最坏的党员，早就值得开除了，因为我对中央的理论政策不加思索了。”
解说：如果瞿秋白不说这些，那些风云或许早已模糊，他以真诚的态度，勇敢地曝光自己的内心，看起来戏虐轻松，内心的态度其实是悲哀的，他非常明白同时代的人，不会理解和接受这样的真实。
梁衡：那个时代是一个很复杂的时代，他的出身，他的经历，包括党内斗争，王明的左倾，李立三的左倾，陈独秀的右倾，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时代。
陈铁建：他在狱中写这个东西，他不能够指名的骂王明，不能指名的骂莫斯科，骂斯大林，根源是王明，是米夫，是斯大林，是共产国际，是苏联共产党，这个都不能说，为了维护党的形象，维护党的团结，他不能在敌人面前写这些东西，他只能谴责自己，说自己是不够格的，自己有那种文人的积习，有那种绅士的意识，有那种游民的情感。
梁衡：他自己当了共产党的领袖，但是在党内被王明路线排挤，然后呢，长征时候又不带他，被国民党杀害，这也是一个悲剧，这个悲剧是时代留给我们的，就包括党内斗争，这种悲剧，包括历史上国民党叛变，对共产党人的屠杀这种悲剧。那么这些悲剧呢，对我们后人来讲，鲁迅讲是一个财富，撕裂开来给人看，它是一个财富。
解说：像瞿秋白这样的重要人物，如果有一点动摇乞降的表示，蒋介石是决不会放过利用他的机会而轻易地杀他的。相反，正是瞿秋白狱中的言行，和《多余的话》中明显地看出他决不会屈膝投降，遂将他处死。
瞿秋白“要说我已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也是不确的。我的思路已经在青年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
梁衡：我觉得研究瞿秋白，抓住他的前提一条，就是说他是英勇就义的，他写的《多余的话》里面，他既没有向国民党摇尾乞怜，他也没有出卖同志，也没有告密，然后他就说了些自己内心的实话，这个有什么不对呢？
陈铁建：《多余的话》，已经成为百年的话题，现在大家的认识还是不一样的，就是说他不是叛徒自白书，这个是定了，这是定了，大家是达成共识，就不是叛徒，不是叛徒的自白。但是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自白？从文化上，从心灵上，怎么来理解《多余的话》，它是个百年话题，甚至更长久的这样一个话题。
马鼎盛：瞿秋白的杂文锐利而有才气，俄语水平更是数一数二，他翻译了许多俄语文学和政治著作，他在书法、篆刻、京剧、绘画、古玩上都很内行。1922年，瞿秋白重新翻译了《国际歌》歌词，之前《国际歌》三种译文都不准确，也没法歌唱，瞿秋白就一边弹奏风琴，一边吟唱译词。
比如法文“国际”一词，在歌中有8拍，瞿秋白反复推敲后，把法文的“国际”音译成“英德纳雄纳尔”，这种唱法一直沿用到今天。他在被王明排斥出中央之后，短短几年间写出了五百多万字，在狱中他留下了四十一篇《未成稿目录》，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说自己只是半吊子文人，参与政治运动，乃至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完全是“历史的误会”。
毛泽东于1950年12月31日，为《瞿秋白文集》写序言，肯定“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认为“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 ”。但奇怪的是，这篇序言并没有收入书中，30年后，人们重新编辑《瞿秋白文集》的时候，才在档案馆找到毛泽东的序言。
在三味书屋的演讲: 二代领袖瞿秋白何以由领袖成为叛徒 主持
在三味书屋的演讲: 二代领袖瞿秋白何以由领袖成为叛徒
主持人：
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我们请来了陈铁健老师为我们做演讲。陈铁健老师，字石之，祖籍浙江绍兴。1934年生于黑龙江安达。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80年代初、中期，陈老师先后发表瞿秋白研究方面论文数十篇之多，在深入研究基础上于1986年出版了饱含他数十年心血的《瞿秋白传》。这本书出版后“标志着对瞿秋白进入了全方位的研究，并开创了为中共领袖人物立传的先例”，陈老师本人也被大家称为瞿秋白研究的大家、功臣。
陈老师的著作有《瞿秋白传》、《蒋介石与中国文化》（合著）、《绿竹水南集》、《〈多余的话〉导读》等。1978至1996年，与李新老师共同主编《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发表过《重评〈多余的话〉》、《论西路军》、《代人受过的陈独秀》、《北伐漫议》、《西安事变简论》、《AB团肃反之“法理”依据与文化根源》等。今天陈老师为演讲的题目是“瞿秋白何以从领袖成为叛徒？”，下面我们请陈老师为我们做演讲（掌声）。
陈铁健：
各位朋友下午好！首先要感谢三味书屋的二位先生给我这样的机会，和大家交流瞿秋白这个特殊的历史人物，同时也要感谢在座的各位朋友放弃休息时间到这里参与交流。我要谈的问题是，瞿秋白为什么由一个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变成了文革时期的大叛徒？他的罪名就是写了《多余的话》，《多余的话》被毛泽东钦定为叛徒的自白书。今天，我想讲三个问题，第一，简单介绍瞿秋白其人；第二，如何看瞿秋白写《多余的话》；第三，瞿秋白的悲剧是和刘少奇的悲剧密切相关的，因此讲到刘少奇和毛泽东之间的在路线上、政治上的分歧，由此引发的文化大革命。也要谈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大概是这三个方面。
我现在讲第一个问题。瞿秋白是个才子，出生于1899年，于1935年就义，时年36岁。他从1920年开始(当时他21岁)，到1935年，整整16年当中，有12年和共产国际密切相连。他是一个江南的书生，但学历不是很高，因为家道中落家里很穷交不起学费，中学没有毕业。他的母亲自杀以后，兄弟姐妹六个就各奔东西，父亲自己带了一个孩子到山东，以教美术绘画为生。大妹妹带了一个孩子到杭州。瞿秋白先到武汉，然后到北京投奔他的堂兄瞿纯白。16岁之前瞿秋白的生活很苦、贫困，到北京因为上不起好的学校，比如说本来是要进北大，北大的学费很高，但是堂兄没有这笔钱供他，只好到外交部下属的一个俄文专修馆，就在今天东总布胡同（这个房子已经不在了），免费到那里学俄文。“五四”运动的时候，瞿秋白是作为俄文专修馆的总代表之一，成为这个学校的领袖，这个时候是1919年，瞿秋白20岁。
“五四”运动以后，瞿秋白开始转向社会主义。他以前信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信佛学，希望佛教人间化普度众生给中国人找一条出路。后来还信无政府主义，追求无政府、无阶级的自由平等没有约束的社会。受《新青年》的“科学、民主”口号的影响，还追求民主主义。“五四”运动时期发生了俄国革命，俄国政府发表了对华宣言，取消沙俄时代的一切对华的不平等条约。事实证明这是一个空话，但是在当时忽悠了很多的中国人，尤其是知识青年。大家认为俄国的国情和中国一样，都是因小农经济导致经济上落后、政治上专制统治的国家，俄国发生新的社会制度的变革好像给当时的中国树立了榜样，所以国内一下子很多人就转向了社会主义。当时社会主义的各种门类很多，空想的、互助的、民主的各方面的社会主义，但是相当一部分青年倾向于俄国所谓科学的社会主义。所以，瞿秋白倾向于社会主义是受俄国的影响最大的。
在这时恰好有一个机会，北京《晨报》要派驻俄的记者，于是有人推荐了瞿秋白。瞿秋白很兴奋，认为是个很好的机会。他这时的思想还是倾向于文化救国，他到俄国去最大的目的还是了解俄罗斯的文化、文学、艺术包括绘画、音乐等方面，他说：“我生来对文学、文艺感兴趣，对政治没有任何的兴趣”。当时同去俄国的还有俞颂华、李宗武，瞿秋白对他们俩说，你们主要做政治方面的采访和报道，我专门做文化方面的采访、报道，同时我也研究俄罗斯的文化。但是到了俄国，人家就看中了瞿秋白，第一是俄文很好，第二是能够接受新思想，俄国的一些东西瞿秋白认为很新鲜一下子就被吸引了。这时瞿秋白的朋友张太雷，也是常州人。常州出了三个革命家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这在中共早期的历史上都是很有名的。张太雷先于瞿秋白到俄国参加共产国际的工作，已经是共产国际的党员，就是联共的党员。张太雷1921年的5月介绍瞿秋白加入共产党，那是属于联共党共产国际的党，不是中共，中共那时还没成立，正在酝酿。所以瞿秋白是早于中共一大之前的共产党，1922年的1月才转为中共的党员，他应该是中共第一代党员。
苏联的东方大学为中国、为东方培养人才，让瞿秋白去做翻译、助教，自然就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密切接触，所以由这他就开始转向研究马克思、列宁的理论，俨然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作为共产党员他已经是信仰者，同时又研究它的学理、学说。1922年底，共产国际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陈独秀率团到莫斯科参加会议，瞿秋白给陈独秀做翻译，陈独秀说，你跟我回国吧，国内需要人，我们共产党刚刚建立，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尤其是在宣传和理论工作上需要你这样的人才。于是，瞿秋白就回国。他于1923年1月13日回到北京。
到北京之后，一些学术单位希望他去做外交或学术方面的工作，但是他已经应了陈独秀的提议，开始在上海在陈独秀指导下主编《新青年》。这时的《新青年》已经完全转为共产党的刊物，不是以前的追求民主科学的刊物。《新青年》季刊是由瞿秋白主编的，同时他还参与编辑《前锋》、《共产党》这两个杂志。所以瞿秋白回国以后就完全投入中国革命、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当中。从这之后一直到1931年被米夫、王明一伙踢出中央政治局，踢出中共的领导位置，瞿秋白在这十年当中全部的精力都花在这上面。
瞿秋白的遭遇应该说是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悲剧，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而且是整个时代的悲剧。1925年中共“四大”，他进入中共中央局，相当于今天的中央政治局常委；1927年中共“五大”，他继续做政治局常委。中共“五大”之后，蒋介石清党反共，导致大革命失败。我们今天如何看大革命失败？我只说一句，中国是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为了推行世界革命的战略，在东方战线上重要的阵地。这个革命的失败，主要是莫斯科决策的失误。莫斯科向中国派出了大批的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顾问，他们按照斯大林的指示来指挥中国的大革命，从头到尾都是“左”的。我们几十年来一直说是“右”，是因为陈独秀“右”了，所以才导致大革命的失败。其实不是陈独秀“右”了，陈独秀也“左”了，只是“左”的程度不同而已，但是根子是在莫斯科。莫斯科扶植的是国民党，认为共产党只是个小伙计，只能在大革命当中做苦力。他们在军事和财政上的支援全部交给国民党蒋介石，蒋介石是由莫斯科培养而武装起来的。蒋介石羽翼丰满之后就对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不客气。他认为，苏联人是在染指中国中东路的特权和外蒙古主权问题，扶持外蒙古的独立实际是使其变成俄国的附庸。在中国建立国共合作，也是为成立亲苏的政权，来维护俄国在东方边界的安全，牵制英国、日本帝国主义对苏联的威胁，完全是从苏联本国的民族利益出发，也就是所谓大国沙文主义。让中国人为它火中取栗去反帝，维护苏联的安全，实现东方战略的目的。今天我们看得清楚，从已经公布的共产国际的档案我们完全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
当初大革命失败的时候，斯大林把责任完全推给中共中央、推给陈独秀，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大杂烩，没有一个有头脑的人。1927年7月9日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信中明确的写到：我们以后要用顾问、总顾问把这个大杂烩能够固定成一个政党，就是我们要实行保姆制度，把中共从中央到基层全部控制，没有保姆这个党将一事无成。他们是这样看待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他们认为，是中派、“左”派，有能力和帝国主义抗争，所以要给武器和经费，用顾问来控制它。信中还写到“我们要像挤柠檬汁那样把它挤干，然后再把它甩掉。”其实，斯大林对蒋介石也是同样不信任。总之，苏联对中国人是完全不信任，是一种利用，斯大林的政策就是这样。所以他的马克思主义说穿了是假的，不是本原的马克思主义，是经过列宁改造又经过斯大林的曲解异化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实质就是斯大林主义。
1943年5月21日，在通过“解散共产国际决议”的联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斯大林讲了一句真话“无论是马克思、列宁在世，还是我们今天，都不可能用一个国际中心来指导全世界的工人运动，我们当初成立共产国际的时候，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因此导致了当时革命的失败。”这就是不打自招了，就是说世界革命是一种主观的、速胜的，甚至说是盲动的战略。共产国际曾经主张的“由共产国际指挥各国共产党就把帝国主义消灭。帝国主义已经是垂死的、是敲响最后丧钟的，只要发动世界革命、各国工人阶级都起来帝国主义就完了。”是完全主观的、盲动的对世界革命的估量。最后苏联自己也完了。所以中国大革命的失败不能怪中国共产党、不能怪陈独秀，中共、陈独秀都有自己的问题，陈独秀对共产国际的指示一再的抗争，四次提出要退出国民党。斯大林说，绝对不能退出，你们都是要为国民党服务。
共产国际做出要在大革命时期实行土地革命的决定是荒唐的。国共合作初期，在孙中山在世时，两党达成了基本的共识，在北伐战争的期间，对地主的土地要实行减租减息，是两党联席会议达成的共识，中共方面也有这样的决议，都有档案可查。毛泽东原来也不是像《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说的那样激进，把地痞流氓当成革命先锋，农民协会可以在农村里随便抓人、杀人，不是这样的。在共产国际的七次扩大会议之前，国共双方都严守这个共识——减租减息，不能采取暴力的手段从地主手里夺取土地，这是孙中山既定的方针，要实行耕者有其田，但是不能抢，这是对的。后来台湾的土改也是按照孙中山的这个思路，是一种赎买。地主的土地也不是白来的。我经历过旧社会，看到的地主一分钱也是掰成八瓣用的，是攒钱买土地。所以中国的土地情况不同，绍兴模式、麻城的模式、西北的模式、东北的模式、华北的模式都不一样，地主和地主也不一样，有恶霸地主，也有靠自己劳动、自己的经营发家的，而且这不在少数。我们今天重新研究中国的地主阶级、土地问题，和以前的结论有很大的出入。突破这个界限、突破了两党的共识在农村里乱来，这是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的决议，要在中国全面的实行土地革命。是1926年的冬天到1927年的春天。
1927年春天这个指示传过来，很多人一下子180度变了。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和苏联驻中国国民党代表鲍罗廷以前同意主张减租减息，这时就说“两湖的农民运动太沉静，农民都不愿意起来，我们应该利用地痞流氓来发动群众。”这是有文字可查，当时湖北的报纸就是这样报道的。鲍罗廷的一次演讲说“地痞流氓是最勇敢、最坚定、最果断……”后来毛泽东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也是这样的提法，“踏烂鞋皮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这些人，他们都是农民革命的先锋，把他们发动起来再带动农民起来向地主进行斗争。
我们今天如何看待《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矫枉必须过正。当时一定要在农村造成短期的恐怖，不这样做农民发动不起来，土地革命就不能完成。所以中共的“左”的源头是共产国际。在中共党内，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使党的路线发生了很大的转折。后来在十年的内战时期，在所谓的苏区里“打土豪、分田地”都是从这里来的。这是很廉价的口号，人家的东西可以随便的予取予夺、轻易的拿来，这最能够发动、煽动群众。所以中共的大革命是失败的，过激的群众运动授人以柄。
蒋介石在北伐进军当中对两湖的工农运动非常称赞，两湖的农民运动对支援北伐战争起了很好的作用，他在多次的讲话中讲到这点。他后来变脸，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工农运动把北伐军的后方搞乱了，农会规定不许谷米出境，北伐军的粮饷后勤供给怎么办？“左”派扣押军饷，宋子文那时候是“左”派，扣押了一千三百万军饷不给蒋介石。城市的工人运动过激，工人要双薪、一年要放两个月假、每天四小时工作。随便抓老板、封店，农民可以进城抓资本家游街、游斗甚至杀人、无法无天。所以根子是从这来的，延续到后来的无法无天，其源头在那时已经开始了。
今天看当时的瞿秋白是紧跟共产国际、紧跟斯大林的，瞿秋白批陈独秀很厉害。其实他自己也是糊涂，也是摇摆不定的。当时在那种复杂的情况下，中共中央的每一个成员都是摇来摇去的，大家都有错误、都有问题。后来瞿秋白说到，当年大革命的错误不要推给陈独秀一个人，我们都有责任。陈独秀作为总书记应该多负一点责任，但是我们都要负。这是实话，所以后来他对陈独秀也很礼遇，陈独秀下台以后瞿照样去看他、尊敬他，自己认为是陈独秀的小学生。
大革命之后陈独秀走了，共产国际看中了瞿秋白，因为瞿秋白的理论素养，和共产国际顾问的关系都很好，参加建立中共“一大”的马林说：“中共共产党内最有才华、最有马克思主义水平的就是瞿秋白。”并把瞿秋白推荐给鲍罗廷。鲍罗廷到广州做国民党的总顾问时，指名要调瞿秋白做他的助手，他没和陈独秀打招呼就把瞿秋白调到广州，引起陈独秀、蔡和森很大的不满，说太不尊重我们，怎么可以随便就把我们的重要干部调走。瞿秋白和共产国际以及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的关系都很好，加上他本人精通俄语、有很好的中文底子，又懂英文、法文，多才多艺。现存的五百万字著作是他在十年中一边做党的领导一边写的，涉及面很广，除了政论、学说、思想之外，还对新闻出版、文字改革、书法、绘画、音乐、戏曲、金石篆刻样样都精通。在上海大学时，他教王剑虹、丁玲唱昆曲《牡丹亭》，还作画在绸或棉布上，让丁玲和王剑虹刺绣。他对《国际歌》中翻译的“英特纳雄耐尔”到现在都没变。法文“国际”翻译为中文就是两个字，八拍用“国际”两个字撑起来无论如何办不到，他就音译成“英特纳雄耐尔”。从瞿秋白1923年翻译《国际歌》之后，后来的歌词有很大的变动，但是“英特纳雄耐尔”到现在始终没变。瞿秋白是多才多艺的人。
瞿秋白17岁得了肺病，1918年开始吐血。有时候高烧，几天不能睡觉。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留下了五百万字的著作。我们现在编的《瞿秋白文集》有十四卷本，其中涉及理论有八本、涉及文学有六本。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文字到现在还没公开的，没有编到《瞿秋白文集》里，所以不限于五百万字，他是很了不起的。
瞿秋白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被赶出政治局以后，有三年的时间和鲁迅在上海领导左联，和鲁迅共同推导左翼文学、戏剧、电影包括唱片等文化事业。比他大十八岁的鲁迅认为瞿秋白是知己，并写了“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联语送给瞿秋白。鲁迅是瞿秋白的长辈，他说，像瞿秋白这样的人我们必须把他抓住，他的论文尤其好，皇皇大论在国内没有第二人。这是1931年两人还没见面，鲁迅就和冯雪峰说，一定要抓住他，以瞿秋白的中文和俄文来翻译俄国的文学、文学批评方面的文章，太合适不过，国内找不出第二位。瞿秋白牺牲之后，鲁迅还有一句话，说“由瞿秋白来翻译《死魂灵》是最合适的，仅仅是这一条，杀他的人就是罪大恶极。”鲁迅这么惋惜瞿秋白实在少见，能被高傲的鲁迅看得上的人不多。茅盾后来说到“左翼文坛两领导，鲁迅瞿霜各千秋。”瞿霜是瞿秋白的小名、别名，茅盾认为鲁瞿他们两个是双峰并列的。瞿秋白可以成为一位杰出的文学批评家，他却是一个不合格的政治家，不由自主的在“八七会议”上被共产国际推上了中共最高领袖的地位，他是中共的第二代或者说是第二朝领导人。我们今天说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我想还是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在我之前我们有五朝领袖，第一个陈独秀，第二个瞿秋白，第三个向忠发、李立三，第四个是王明、博古，第五个是张闻天，第六个才是我”，在毛泽东之后是华国锋，邓小平、胡耀邦，邓小平、赵紫阳，邓小平、江泽民，然后才传给了胡锦涛，这样顺下来我认为是合乎事实的，我们现在说的第几代不是按照真实的情况来排列的。
瞿秋白是不由自主的被推上最高领袖，他说，我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有很多的文人习气，很多绅士意识，比如仁慈、礼让，害怕斗争，不愿意惹事，明哲保身，这些都不适合做政治家，但是推我又不能不做，做了以后又动辄得咎。他是受共产国际代表控制的，做对了说你是错的，做错了当然就更错了。错是从共产国际那来的，但是要由你来承担。大革命的失败第一个替罪羊是陈独秀，“八七议会”引发的盲动错误第二个替罪羊是瞿秋白。盲动的错误执行了6个月，从1927年11月—1928年4月大体上结束。大革命失败，被蒋介石大砍大杀之后，整个共产党都有激进的复仇心理，于是发动“南昌起义、秋收暴动、广州起义”三大暴动，在全国范围铺开，准备夺取上海、武汉、长沙大的举动是在瞿秋白领导下进行的。当时党的状况很危急，以武装斗争、武装的反抗，以进为退挽救中国革命的危机，“八七会议”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当时党的状况很困难。我举一个广东的例子，1928年至1932年期间，广东的情况都很糟糕，当时共产党没有经费，大批的人退党、脱党、甚至有人叛变，没有多少人愿意留党。只好去找游民、流氓、地痞，这是在广东省委的文件里明文写的要招这些人来入伙。这些人要生存、生活，要向党要钱，不给钱不办事。党组织只好采取以下五种办法：一是捐，向地主凑捐；二是抢，就是抢富人的；三是勒，勒索；四是绑，绑票；五是骗。广东省委归纳了这五条。在琼崖的地委、潮阳县委、五华县委、东江的特委文件里都能找到这样的一些内容。如何勒索呢？就是把富人的坟掘开把头盖骨取出来要坟主家用钱来赎，这是作为一种经验传播写在文件上。还有就是绑票，绑富家的妇女和儿童，用钱赎、不赎就撕票，在省委的文件绑票还有一个别名叫“捉猪”，把人当猪抓来，然后逼赎。另外就是发动农民打土豪分田地，但是农民对本村的地主豪绅是敬而远之，绝对不伤害同乡人，于是就利用宗族矛盾、村籍矛盾挑拨和煽动农民的阶级仇恨。省委文件里就明目张胆的用“挑拨和煽动农民的阶级仇恨”，实行村籍之间不同宗族间的械斗，拿起冷兵器武斗，打到另外村子不分男女老少都置于死地。对如何去抢，文件中写到不要限制村民去抢另外村子的财物，要有计划、有组织的从事这样的活动。”可见，那时某些地方的共产党已经堕落到了这种地步。“八七会议”确实是挽救了党，就是把已经涣散的、走投无路的党组织恢复生机，这是瞿秋白的一大贡献。我们今天看这个手段，从人性、人权、人的尊严、人的价值来看真是惨不忍睹。但是在那种特殊的情况下，是不得已而选择的出路。
1928年6月，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瞿秋白作为中央的最高领导人到此为止。这时候瞿秋白只是作为政治局委员，留在共产国际做中共代表团的团长，虽然很重要但是没有实际权力。新的总书记是向忠发，是工人出身。因为当时要改造中共的领导层要把工人阶级的血液注入中共高层，于是向忠发被选为总书记，实际是由莫斯科指定，辅助向忠发的是李立三，实权是在李立三手上。向忠发也不是没有头脑，很聪明也很狡猾，能说会道有一点组织能力，是流氓无产者。他把共产国际领导人“拍”的很好，斯大林看中了他，所以获得了共产国际的青睐，把他扶为总书记。1931年夏天顾顺章叛变之后把他供出来，顾顺章4月份叛变，6月份向忠发就被抓了，他马上下跪叩头表示愿意归顺，但是蒋介石还是下令把他枪毙了。
在莫斯科的两年时间，瞿秋白最初状况是好的，他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共产国际主席团的委员、政治书记处的成员、近东部部长（分管波斯、巴勒斯坦、叙利亚、土耳其和法属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不久苏联反托派清洗运动开始。瞿秋白在这个时候遭到米夫和王明一伙的所排挤。米夫是共产国际东方部的部长，又是中山大学的校长，王明、博古、张闻天，包括杨尚昆都是米夫的得意门生。斯大林和米夫认为中国共产党要改造，要有新的血液进入中共的高层，所以就扶植王明这批后起的国际派，他们完全是听从莫斯科的，他们起来就要把老的打掉，瞿秋白就是被打掉的目标之一。在莫斯科清党、处理中山大学风潮时，瞿秋白被撤销了代表团的团长职务，并让他回国。这时正赶上李立三在国内采取冒险行动，要夺取武汉，饮马长江。共产国际于是想到派瞿秋白、周恩来回国处理这件事。瞿秋白和周恩来参加了共产国际7月的会议，会上决定要解决李立三的冒险错误。共产国际认为李立三在策略上出现了错误是“冒险”，但在根本路线上和共产国际还是一致，仅仅是策略上的错误。于是周恩来和瞿秋白8月份回到国内，9月份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很利索的解决这个问题。会上李立三承认了错误、冒险行动停止，撤销中央及各省的行动委员会，恢复中央和地方党的正常的秩序。但是10月份，共产国际又来了指示，明确李立三的路线是从根本路线上、策略上全面对抗共产国际。这个问题严重了，因为此前根据共产国际7月份的决定，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仅仅说李立三是策略上的错误。此时瞿秋白被认定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共产国际认为，瞿秋白在莫斯科已经犯了错误，是半托洛斯基主义、对共产国际耍两面派。回国又包庇李立三，叫做假批判真包庇。这两个错误是对共产国际的阳奉阴违的两面派做法。于是承认了错误的李立三被调到莫斯科，在莫斯科，李立三反戈一击，说他的错误是受瞿秋白的影响，执行的是秋白主义。张国焘、黄平、蔡和森在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会议上一致反击，把两面派的帽子全扣给瞿秋白。米夫随即到上海和王明他们串通一气，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把瞿秋白彻底从中共最高领导地位打下来。他们认为，周恩来可用，让他戴罪立功。于是瞿秋白离开中央的领导，每个月给17元生活费。当时上海最好的工人每月可以拿到40-50元，最低的10元上下，瞿秋白17元接近工人收入的中等水平但是偏下。瞿秋白吃药都不够，鲁迅用他的版税资助瞿秋白。鲁迅《二心集》出版拿到版税马上就给瞿秋白210元。遇到紧急情况瞿秋白夫妇就到鲁迅家里避难。那段生活很清苦、紧张，心灵受到压抑。在共产党内，扣上一顶大帽子都已不得了，况且他身上有那么多的帽子。但是瞿秋白和鲁迅在从事文学事业时却是非常高兴，他说，我终于回到文学的家园里，可以在文学的园地里耕耘了。
1933年的秋天，又一场在全党、全军肃清瞿秋白影响的运动来了，中共中央做出《关于狄康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把瞿秋白说成是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在全党、全军“开展最无情的斗争”。这就叫“狄康事件”。狄康是瞿秋白的化名之一，当时中央的党的机关刊物《斗争》约瞿秋白写文章，瞿秋白对这类的文章早已经不想写，但是碍于面子，有时就当时的形势、政策策略作一些分析，用狄康笔名在《斗争》上写一些小文章，完全是顺应中央的调子来写。但是就是这些文章，有人就从里面挑出了瞿秋白和中央有分歧、违反中央的路线。比如，他实事求是的估量了国民党的围剿大军和中央红军的实力对比，他认为我们应该避实就虚，避开强敌采取有策略的作战。这个观点就被认为“过高的估计敌人的力量”。类似的问题找了一些，于是就认定瞿秋白是“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逼迫瞿秋白检讨。上海中央局的书记李竹生也是米夫的学生，王明一伙的，在开会时挥舞拳头对瞿秋白说：“像你这样的人应该一个拳头把你从党打出去。”很粗暴。瞿秋白不说话全盘接受，没有任何分辨和不同意见。李竹生不久被捕叛变。
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他也是这样一再进行检讨，用沉默做一种无声的抗争。斗争结局就是让瞿秋白到即将沦陷的中央苏区，这是一种惩罚。瞿秋白说：“我能不能带杨之华一道走？”瞿秋白从小生活的自理能力很差，而且瞿秋白是身患大病的人，整个的日常生活都是杨之华打理。有一次，瞿秋白的学生庄东晓在杨之华家，杨之华说：“有的人洗手就是会洗一面。”这说的就是瞿秋白。瞿秋白希望带杨之华一起到苏区，但是上边答复说：“杨之华在上海还有工作不能跟你一块去。”在1933年的年底，瞿秋白和杨之华在上海道别，也是他们最后的诀别。走的前一天晚上，瞿秋白拿出10本笔记本，两人每人5本，约定分开以后，把要说的话记在本子上，等见面的时候互相交换看，这5个笔记本如果不够还可以买同样的。当晚杨之华睡了，瞿秋白就围着床踱步，表现出深沉的依恋和难于分离的情感。
瞿秋白到了苏区担任教育部长是个闲职，这时候毛泽东任苏区中央主席也没有实权，权力在张闻天手上，他们俩都是靠边。这时候毛泽东和瞿秋白的关系非常好、惺惺相惜，两人在瑞金的草坪，背靠背，席地而坐，两个诗人，吟诗弄词、一唱一和很有味道。瞿秋白总是沉默、思索、不高兴，有时候毛泽东开玩笑逗瞿秋白“是不是想杨之华了？”
在苏区，瞿秋白在主编《红色中华报》、党校的建设等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还有，苏区扫盲工作、文艺宣传(戏剧)做的很好，这和瞿秋白的贡献有很大的关系。瞿秋白到达苏区是1934年的年初，第五次反“围剿”已经开始，这时的苏区形势是很紧张的。最后导致后来的长征。
长征实际是大撤退、大逃亡，因为内困外扰不仅是军事上的。我们过去说为什么要长征，是因为李德、博古的军事路线有问题。其实当时不仅仅是军事路线，军事路线只是一个方面，经济政策很糟糕，不断地开展查田运动，不断的在农村重新评定成分，本来这个村有十个地主，经过反复的查田之后可能定成一百名地主、富农，而地主、富农的地位连猪、狗都不如，让他们做长期的、无偿的苦役，挖战壕等最繁重的体力劳动，而且随时予以处决。
从1930年开始的AB团的肃反，本来已经消停了一阵，这时候由于战事的紧张、形势的恶化，肃反工作就更加紧了，敌人扩大面越来越多。AB团杀了七万人，是由红一方面军的总前委决策和批准的，总前委书记是毛泽东。120种刑法，不是靠证据是靠逼供信，文件写的叫“严行拷问”，实即严刑、酷刑逼供。不严刑拷问是不会交代的，在严刑拷问之下株连一片，今天还是台上的领导，明天可能就是阶下囚。不问青红皂白，只要供出了就信，逼、供、信，信了就杀，因为在战时的条件不可能关押太多人，党政军各方面的一些精英就这么被杀掉，张国焘、夏曦、沈泽民所在各个苏区都是采取这个办法。
苏区肃反开端的是红一方面军的总前委。AB团杀了七万多、社会民主党杀了六千多，改组派、托派杀了两万多，全部加在一起十万人。当时党和红军共约三十万多人，十万精英被杀掉，元气大伤。整个苏区的阶级关系非常严峻，交公粮、买公债、不断地搜刮余粮，生产不兴，需求无度，竭泽而渔，内囊淘尽，把老百姓能吃的东西全部掏尽了。本来大部青壮劳力已经都上前线了，家里都是老幼妇孺，还要再扩大十万人，这样就没人种田，在经济物质上要供养十万大军和党政干部，实在没有办法。
苏区和友邻很僵，形成“赤白对立”，就是共产党统治的红区和国民党统治的白区对立，红区的人到白区不管男女老幼统统杀光，把他们的东西全部抢光，造成了边界地区的形势非常危机，白区的人过来照样杀苏区的人，在苏区已经没有生存的余地，只有离开。当时整个中央苏区是八万六千大军，要吃没吃的、要打不能打，只能跑了。
高级干部谁去谁留？由博古、李德（德国顾问）、周恩来“三人团”决定，周恩来是负责军事，周恩来后来说“我是负责军队方面的谁去谁留，地方上不管。”博古管地方的。瞿秋白病体支离，希望跟着走，留下来就是打游击，他这样的身体不能打游击。第二瞿秋白是国民党熟知的公众人物，在大革命时期，瞿秋白在黄埔军校作报告、演讲，国民党的将领没有不认识他的。他曾是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当年是辅佐孙中山的，是超越中央委员会之上的机构，委员都是当时的大人物。共产党最初派谭平山参加，谭平山退下就是瞿秋白。另外，他还是国民党的中央候补委员，又是鲍罗廷助手。
“三人团”把瞿秋白这样的公众人物留在即将沦陷的中央苏区，就是让命运摆布他、让国民党的围剿大军摆布他，说不好听就是借刀杀人。王明这一伙就是借国民党的刀，杀他们认为不可靠的、对自己形成威胁、可能东山再起的人。在苏区即将沦陷的时候，瞿秋白被留下，比他岁数大的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以及毛泽东、周恩来有病都是坐担架走。陈毅说我把最好的马给瞿秋白让他走，瞿秋白说我已经留下了，他把最好的马给了徐特立，徐特立是教育部副部长，所以瞿秋白很快就被俘了。
被俘以后，瞿秋白在狱中写了《多余的话》。还有笔供、口供和呈文。1979年复查瞿秋白被捕案时，在中央档案馆找到《多余的话》，是当年羁押他的国民党36师上报的抄本，是足本是最全的，八十年代我们把它收入《瞿秋白文集》。目前贵州、江西出版《多余的话》就是依据这个版本，比以前在国民党时代的《逸经》杂志、《社会新闻》(由国民党“中统”主办)上发表的《多余的话》多了几段文字。另外，瞿秋白对军统、还有36师宋希濂和中统的劝降一概打回去。
我们在复查这个案子时，调来了公安部十三局从1954年至1964年十年时间的侦讯卷宗，二十卷。从36师的师长宋希濂、参谋长向贤矩、军法处长吴松涛、高参陈定、特务连长曾起一直到抓瞿秋白营长李玉等人，还有中统派去劝降的陈建中、王傲夫、朱培璜、钱永健四人，还有和瞿秋白一起被俘的周月林（苏区司法部的部长梁柏台的夫人，做过红军瑞金总医院的院长），另外一个是项英的夫人张亮。这个卷宗说明了一切问题，是在正常情况下审讯、侦查的记录，笔供和口供全有，不是逼、供、信交代的、虚假的东西。事后我们找过36师师长宋希濂，后来是政协全国文史资料委员会专员，他说：“我对瞿秋白在监狱里关押时的供词完全负责。”这个卷宗是真实的。
瞿秋白打破了军统的7次劝降，针锋相对，别看他是个书生，但骨子是硬的。军统这些人对瞿秋白说，你做一个识时务者，要像顾顺章归顺国民党、归顺党国。你可以做翻译、可以不公开的做一些文化事业，发挥你的专长，可以不做反共的事情。党国希望你，你的亲属都希望你。瞿秋白很干脆回答：希望我生存你们是有条件的，是让我屈辱的生活，这我做不到。鸟都要爱自己的羽毛，何况人呢？这些人又劝降说，你可以学顾顺章，我们很重用他，顾顺章是共产党的大特务头子，是你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特科最高的负责人，他归顺以后我们是如何的重用他。
瞿秋白说，我不是顾顺章，我不会学他做识时务者。七次谈话，有时是剑拔弩张、有时是笑脸面对，瞿秋白软硬都不吃，中统夸下了海口说，军统不行、宋希濂不行，我们中统保证把瞿秋白说服，让他为党国工作。结果后来宋希濂对王傲夫说，我看你们也不行。
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是在中统劝降之前写的，国民党在公布《多余的话》时说的很清楚：不要在《多余的话》里找到瞿秋白求生免死的期望，他是可以进退自如的。瞿秋白经历这么多的沧桑事变，不会在生死的问题上参不透，不要抱什么幻想，国民党媒体的报人看的很清楚。
瞿秋白《多余的话》的“问题”是从1962年开始的。而在这之前我讲过，中央包括毛泽东对瞿秋白的评价很高。有过几次评价：一次是1945年，《中国共产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就讲“瞿秋白是我们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他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最后英勇牺牲”。另一次是1955年的6月18日瞿秋白的遗骨从福建找到之后，在八宝山的安葬仪式上，当时中宣部长陆定一的讲话，也是对瞿秋白作为党的理论家、宣传家、政治活动家，对他的英勇就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这之前195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在筹措出版编辑出版《瞿秋白文集》，杨之华写信给毛泽东请他题词，毛泽东很快写就，这个题词写得非常好，是用毛笔写道：“瞿秋白生前许多人不理解、许多人反对他，他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他坚持了英雄的立场，他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绝不屈服，他为人民工作的精神，他临难不屈的精神，他有思想，他留下的文字是我们宝贵的遗产。”落款时间是1950年12月31日。
这个评价是很全面的，这信写好了装到信封写杨之华收，但是没有寄出去。我们在1980年编《瞿秋白文集》时，从中央档案馆找到了这封信，当时的毛泽东不应该也不可能怀疑瞿秋白有政治问题。
有一种估计毛泽东可能忌讳出版瞿秋白的著作会夺自己的光彩。瞿秋白是最早对中国革命对象、中国国情、中国社会阶级分析、中国的革命道路、包括政策策略进行全面的论述，远早于毛主席在四十年代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为什么信写好了不寄？这是一个谜。
1962年开始，毛主席开始关注党内反对派的问题、党内的修正主义问题、党内在他身边赫鲁晓夫人物的问题。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是在“大跃进”失败以后，在北京召开的一次从基层到中央七千人参加的大会，也叫做“出气会”。为什么叫出气？因为1959、1960、1961这三年整个的政策出了问题，所谓大跃进实际是大倒退，农业减产40％，农村非正常死亡几千万，最多的估量是四千万，最低的估量是一千七百万，不管怎么说这个数量都是巨大的。
所谓“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是毛泽东的理想，毛泽东用这个东西想使中国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迈进，要赶超英国、美国，这是很美好的理想，却是空想乌托邦。用胡绳的话说“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空想的社会主义。于是毛与刘少奇为首的中央的另一部分人发生了分歧，这个分歧就演变成了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之间的斗争。毛认为对方是修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因为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讲的非常彻底，说到农业减产，不进反退，我们没有前进而是后退。饿死人、人吃人是要上书的，是要写到历史上，是要下“罪己诏”的。在历代历朝遇到这样的大凶事，皇帝是要下“罪己诏”，要取得臣民的原谅，自我检讨。但是毛泽东的回答很明确：“我是不下‘罪己诏’的”。因为“罪己诏”只有皇帝才能下。
刘少奇的矛头是直接对准毛泽东的。刘少奇又说，我在湖南调查，湖南的农民说没有多大的天灾，这三年都是常年，有灾但不是大灾，所以问题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人祸就是政策、路线、方针出了问题，是人的问题。谁来负责？中央要负责。彭真说，主席的责任要更多一些。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先把彭真打掉。
刘少奇在和谢富治、王任重在谈公安工作的时候还说，我们现在是混我为敌，把老百姓当成敌人，采取非正常的手段，用劳教、劳改、拘押对付老百姓，这是错误的要改正。今天不改，明天人家要揭露你。你不揭，人家要揭。你活的时候不揭，死后也有人要揭你。这话说得太厉害，说的是公安工作，但是这话传到毛泽东那里，他自然会想到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
在斯大林百年之后，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在三十年代的大清洗，关押、镇压、杀掉了那么多的人。所以大跃进问题就成了毛泽东的心结。这是明摆的，几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饿死那么多人，你怎么交待？我去过几个地方，几个地方的学者包括党校、高校的一些教授，都在做这方面的调查，在六七年前，他们文稿、书稿都写好了。写三年的大饥荒，每个省、每个地区进行调查，有具体的事例、具体的地方和名字。比如青海湟中这一带，人吃人事件有110起，是有名有姓的。年轻人不信这些事。我前两年遇到一些70后，问我，真的有这事？真的有文革这种事？真的有6.4这种事吗？我说，我是亲身经历。
1965年到张掖去四清，仅在张掖地区就有四十万人非正常死亡。张掖是甘肃河西走廊最好的地方，素有“金张掖、银武威”之美称。那儿的土地很肥沃，最肥美的沃土却收不回粮食，人们都去大炼钢铁，粮食冻在地里。这边还超标虚报粮食亩产多少千斤、多少万斤。报了万斤就要征一万斤标准的公粮，征不上来就把老百姓的粮食都掏空了，不缴粮就是阶级敌人，这样的情况势必是要挨饿的。我想生活在那个时期的人包括北京人，也是要用“瓜菜代”来维持生命。说毛主席那时候已经不吃肉，他认为老百姓很苦，要同甘共苦。但是我们后来看到公布的毛泽东的生活档案，他不吃猪肉是改吃牛羊肉和西餐了（笑声），菜谱有十几种，这后来都是公开发表的。
这种状况怎么能不纠正？党内怎么会没有意见？刘少奇在讲这些话时就自我批评说：“我也是有份的。”他提出要“包产到户”，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包括林彪都同意，要改变人民公社，吃大锅饭、吃公共食堂的局面必须解决，而且要从党的高层总结教训，改变这种状况，“与民休息”。这个意见是对的，怎么就成了修正主义、赫鲁晓夫？怎么就成了阶级敌人？
从1962年开始，毛泽东就关注所谓叛徒集团的问题，就是认为刘少奇这伙人是叛徒。于是就联系到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和李秀成的《自述》，开始制造反修舆论。1963年戚本禹在《历史研究》第四期发表了一篇“评李秀成的自述”。太平军的将领李秀成被曾国藩俘虏之后，写了一篇自述，内容是讲太平天国的失误，为什么失败？想说服曾国藩反清，同时为了挽救他麾下的太平军将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太平天国史专家罗尔刚先生曾经著书，认为李秀成的自述是假投降，是策略性的。戚本禹不赞成这个说法。戚本禹当时认为彭德怀1959年上书，是反对毛主席，反对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是晚节不忠。应该写文章，借李秀成这个历史人物来隐射彭德怀的晚节不忠，他的第一篇文章就是这个目的。
这篇文章在《历史研究》发表之后，周恩来看到了，周恩来对周扬说，这样不行，李秀成、太平天国是我们竖起来的，我们党的事业是继承了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的旗帜，现在戚本禹这篇文章让我们很被动，尤其对文艺界、戏剧界的震动很大，造成思想混乱，所以中宣部要开会清理。中宣部与范文澜、郭沫若商量后，在近代史所召集北京史学界近代史方面的专家二十多人开会，我那时是研究生旁听了这个会。会上是一边倒，翦伯赞、范文澜、邓拓、侯外庐、刘大年、李新相继发言，中宣部科学处副处长林涧青也参加会议，一致批评戚本禹。翦伯赞的发言最激烈，他说，史实都搞错了，这篇文章到处都是硬伤。你反修正主义，不要糟蹋历史人物。林涧青最后宣布三点：“事实上占不住脚；理论上是错误；在实际上是有害的。”建议近代史所刘大年组织一篇文章，肃清戚本禹文章的影响，报刊、电台、电视都不要转播。本来是要求戚本禹到会当面接受批评。戚本禹当时是中央信访办的处级干部，正好出差，没有找到人。事后，戚本禹知道这个消息就准备写书面检查。
这时江青找到戚本禹，江青说，你为党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主席读了你的文章，认为文章写得很好，主席说我们党内叛徒问题长期以来没有解决，你的文章提出这个问题，为党立了一功，你要继续写，写了以后去找康老（康生）在钓鱼台的写“九评”的那个班子，他们会给你出主意。戚本禹原准备检讨承认错误，这时一下兴奋起来。不久近代史所有人就把刘大年批评戚本禹的文章清样给了戚本禹，戚本禹就针对刘大年的文章逐条批驳，写成文章后到钓鱼台见康生。康生的那个班子都是大笔杆，调集了当时最强的理论写手。这帮大秀才一边吃饭一边对戚本禹说，你这文章不行，人家的观点你逐个驳，没有力度，要高屋建瓴抓住要害、致命一击，这样才能把他驳倒。戚本禹的第二篇文章是1964年发表的，这篇文章没有丝毫学术味道，完全是政治文章，在教唆者的指挥和指点下写的。文中对国内的叛徒从汪精卫、陈独秀一直批到彭德怀，国际是从考茨基、伯恩斯坦一直批到赫鲁晓夫。大家要是有兴趣可以去找这两篇文章比较，如果说第一篇文章借学术影射攻击彭德怀，那第二篇文章完全就是政治的文章，完全按照毛泽东的解决叛徒集团的指向来写的。戚本禹一下就红了，很快就调到《红旗》，进入中央文革小组，成了红得发紫的人物。
怎么和《多余的话》联系起来？
毛泽东在1962年的秋天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就是要解决两条路线斗争、要解决修正主义，认为刘少奇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1962年，毛泽东有一个手令，要审查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定性是在1968年党的会议上，实际张网是从1962年开始。
这个手令是我们在瞿秋白专案组时，当时还有刘少奇专案组、谢富治专案组、康生专案组。刘少奇组的负责人亲口和我们组的负责人说，我们在中南海毛泽东的私人档案里查到了这个手令，时间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
而在这之前，毛泽东算计刘少奇是在1953年的春天，因为高岗和刘少奇在合作化的问题上发生分歧。
那时土地改革刚刚结束高岗就要在农村搞合作社，刘少奇说，我们在没有实行机械化之前不要再生产关系上搞这套，不要搞农业集体化，先借着土地改革的契机把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然后在工业化水平提高以后实现农业机械化，来实行合作化的效果会更好，过早的实行改变生产关系、改变土地关系不利于甚至会妨害农业生产。
然而高岗的意见得到了毛泽东的称赞。毛泽东批评刘少奇是“右”的，当时在党内引起很大的波澜。高岗同时从毛泽东那得到知毛对刘少奇种种不满的言论，就以为毛泽东信任他。高岗在底下串连，想在党的八大会议上成为第二号人物，他要取刘少奇、周恩来而代之，要做部长会议主席、党的第一副主席，同时他对很多高级干部封官许愿。这事被陈云和邓小平揭发，于是召开七届四中全会解决党内团结的问题，后来又开了两次座谈会，揭露高岗和饶漱石所谓反党联盟。高岗很有底气，认为毛泽东信任他。
但他估错了形势，毛泽东在权衡整个局面以后还是牺牲高岗。座谈会批评高岗时很严厉，把他的那些丑事全揭露出来。当时我在东北工作，可以看到两个座谈会的文件。光是高岗男女关系问题，有名有姓七十几人。高岗好色在延安时期就是这样。高岗一直等毛泽东找他谈话，毛泽东却没有找他谈话，后来毛泽东对此事也很后悔，觉得应该和他谈一次话。最后高岗选择了自杀，第一次是枪击，没死。第二次是吃安眠药，死了。实际上高岗和饶漱石没有联系，“高饶联盟”是莫须有。
1953年的春天，毛泽东让高岗在沈阳调查刘少奇1929年做满洲省委书记时，在奉天（今天的沈阳）被捕的情况，1953年就下手了。
我再说的1962年以后的事。1963年的一月份，历史学家吕振羽，当时是中央党校的历史学教授、历史教研室的主任，原来是东北人民大学的校长，后来还是山东大学的校长，是和范文澜、郭沫若齐名的大历史学家。从南方参加纪念王船山逝世270周年学术讨论会后回到北京，路过丰台被秘密逮捕。初期是软禁没有行动自由，但是可以看书、写文章、做研究，到文化大革命正式逮捕，前后关了十二年，审讯八百多次，其中的七百多次是让他作伪证，证明1935年11月开始的南京国共秘密接触、秘密谈判是刘少奇主使的，是刘少奇向国民党投降，要消灭红军、取消苏维埃。做这样的伪证七百多次审讯，吕振羽是个硬汉就是不写。
1935年的谈判，刘少奇当时是北方局的书记，化名陶尚行，他让周小舟，后来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就是“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最后一位周小舟，当时是北方局下面的一个负责人。刘少奇让周小舟出面和国民党铁道部的副部长曾养甫谈判，曾养甫是由陈立夫指示出面和共产党接触。共产党这方的联络员就是吕振羽。这次谈判持续了9个月，当时国共的秘密接触有四个渠道，这是其中的一个渠道。事先是经过中央和毛泽东批准的，事后周小舟带了材料到延安当面向毛泽东汇报。但是1963年审查吕振羽时，认为刘少奇是背着中央、背着毛主席擅自和国民党接触出卖红军和苏区，这个罪名很大，刘少奇是内奸在那时就定性了。这是第三个证据。
第四个证据。沈醉是军统的少将，后来起义了。解放后是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专员，和溥仪、宋希濂他们都是专员。他在文革之后和他的老朋友说，上边找我调查刘少奇的问题，不晚于1963年。1963年以前，就让沈醉交代刘少奇的历史问题。
第五个证据，就是戚本禹交待。我们1979年到秦城监狱找他当面谈，问他写“评李秀成的自述”和瞿秋白《多余的话》有没有关系？戚本禹说，说老实话我是瞿秋白的崇拜者，我写“评李秀成自述”绝不涉及瞿秋白，绝不涉及《多余的话》。在文革初期，周恩来找过我，让我收集瞿秋白的材料，我不忍心，我让我手下的两个人草草弄了一个东西送上去，但是我自己绝对不做这个事情。由此证明，从1962年开始，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对刘少奇就是用他的历史问题打击他，把刘少奇搞掉。
于是李秀成的《自述》、《多余的话》就成了毛泽东打到刘少奇而制造舆论的准备。毛泽东对周扬、陆定一、周恩来都谈到这个问题，说李秀成的问题是16字“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瞿秋白也是这样。毛泽东说，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我看不下去。实际上就是变节。在中央的一次会议，周恩来看透了毛泽东的心思，周恩来说的也非常彻底，说人死了不一定盖棺论定，瞿秋白虽然死了，但是他晚年还是变节自首。对红卫兵的谈话，周恩来至少是六次，其他康生、陈伯达、江青、戚本禹都有一些谈话，这样就把无知无畏的红卫兵煽动起来。
1967年的1月，一批红卫兵造反派到常州掘了瞿秋白母亲的墓，另一支红卫兵到济南掘了瞿秋白父亲的墓。2月7日一批红卫兵到了八宝山，把瞿秋白的墓碑砸了，那墓碑有瞿秋白的照片，现在的没有照片。到了5月12日北京政法学院、北京市法院的造反队伍开到了八宝山彻底把瞿秋白的墓掘了，掘墓扬灰。这都是在讲话影响下、煽动下造成的破坏，所以打倒死人是为了整掉活人，反瞿倒瞿和反刘倒刘是密切相连的。
本来中央的决策者可以从公安部十年的调查报告中做出正确的判断，调查证明瞿秋白被捕以后的表现是好的。《多余的话》有灰暗的、悲观的、消沉的情绪，这不可否认。但是，他没有出卖，没有出卖人、出卖党，没有求生免死的企求；他没有反对党的路线，没有反对马克思主义。他说：“我从青年时期就步入马克思主义的思路，到现在没有改变，中国最早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中国国情是由我来开其端的，尽管我是一个不成熟的、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当时没有人做这个事，只好用犬来耕田。”让瞿秋白做领袖等于是用老鸦树上筑巢（乌鸦是不筑巢的），是用弱马拉千斤的辎重，他说：“我是力不胜任，我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文学的爱好者，是在文学园地里。但是我不能冒充一个领袖，我是一个不合格的领袖”。瞿秋白面对的是他加入共产党之后，特别是1931年之后，各种党内的斗争给他的摧残和打击，一直到最后把他甩在了绝地，让国民党摆布他。他不能公开讲，《多余的话》热话冷说、正话反说，如“我这个人坏、我这人不行，我这人绅士意识、文人情调，干不了这个事情，所以中央新的领导的想法，我很受启发，我怎么想不到呢？”这是一种讽刺和挖苦。
每一次品味《多余的话》都会有新的体会。瞿秋白在政治上没有问题，思想上有灰暗、有消沉，作为成全一个英雄、党的领袖、革命家，《多余的话》应该说是多余，但是成全一个心灵的波澜和内心的历程，《多余的话》有它存在的价值。
在狱中能不能写？瞿秋白是想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把他想的这些东西合盘托出，让后人严格的解剖、审判、拷问。瞿秋白这时已经把生死看透了，所以他的思想可以自由的挥洒，但是他又有一定的顾虑，这个东西是要给敌人看，他不能公开的骂米夫、王明、斯大林，他只能说：“我不行，我的这套东西不合党内的那套东西。”人性和党性难以调和，理想和手段难以调和。他说：“我的理想是无阶级、无剥削、无压迫的社会主义，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可是我们采取的手段，外边是强烈的阶级斗争，不断的肃反、不断地自我残杀，内斗没完没了，而他是深受其害。
这就想到我们如何来看这几十年的历史上不断发生的整人运动，文革说穿了是整人的运动，叶帅的讲话里说“整了一亿人”，一亿人是直接被整，不是间接挨整，一个人被整会影响所有的家庭的人。文革中死了两千万人。有的是被红卫兵打死的。8.18前后，我们的办公室的后窗是翠花胡同，我们是在东厂胡同，红卫兵抡皮带打所谓“黑五类”，很惨。那时候人的优点和缺点全被调动起来，优点是对领袖的忠诚、对共产党的忠诚，缺点就是把最原始的兽性也调动起来。
几十年的整人运动和什么思想文化有关系？一个是封建专制主义有关系，这是传统的，是上层的东西。还有一种就是底层的游民文化，游民习气。胡绳是我们原来的院长、大理论家，他在晚年有个反思的十次谈话。他说，我们党内一直存在有游民习气。他说话是很有分寸的叫“习气”。他还说，我们党从1927年开始总体上是“左”的倾向。这也说的很准，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算起，再早从《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算起，都是“左”的倾向。《中国的各阶级分析》是把整个知识分子推到反革命营垒。根子在哪？一个是封建主义，“我是秦始皇加马克思”；另一个就是游民文化。
游民文化，我在写瞿秋白《〈多余的话〉导读》时概括了几个方面。游民是走投无路的，从社会的正常秩序脱离，一无所有。他们要改变社会稳定的现状，改变自身一无所有的窘境，就唯恐天下不乱，越乱越好，乱了就可以火中取栗，别人的东西就是我的，无本生意，这是游民的反社会性。
第二就是游民的勇敢性。敢于主动出击，该出手就出手，主动进击，一往无前，不怕牺牲，常常被头领驱使成为打手。
第三是内斗和外斗结合起来的斗争性，或叫斗争哲学造反有理，有时是内斗盛于外斗。比如说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但是在某种情况下不是，有些大的战犯、大的敌人投诚过来是可以做高官，在建国初期，我们的政协、人大里容纳了很多大的战犯、大的敌人的高官，不至于完全被杀掉。而内斗所谓党内的路线斗争，有时一定要把对方搞掉，置于死地而后快。我举一个例子，党的主席收拾国家主席。
三十多年前，发生在西路军的事情。
西路军的问题是个很大的历史冤案。西路军两万一千八百人于1936年年底到1937年的3月期间，在河西走廊打了五个月，徐向前元帅领导的三个军，全部被俘、被杀，全军覆没。这个责任从现在我们掌握的档案看，西路军当时是由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主席团、张闻天为首的中央书记处直接指挥，西路军的进退都得听从中央书记处、中央军委主席团，或者毛泽东、周恩来。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签署的命令，是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指挥作战。这些电报都摆在那里，进、退都有上面的指示，西路军的统帅徐向前和陈昌浩必须执行。最后失败的责任第一位应该是毛泽东来负。但是西路军还没有失败的时候，中央的电报已经说了“这是你们过去错误的延续”，你们过去跟张国焘南下、另立中央、分裂主义、逃跑主义的继续，就把罪名转移到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头上，紧接着延安开始清算张国焘。西路军剩下的四百人到了新疆，当时盛世才是亲苏亲共的，把这四百人容纳下来建立新兵营，进行空军、装甲兵等特种兵的训练，后来我们这方面的高级将领有一部分就是那时候训练出来的。当时西路军的参谋长是李特，红五军的政委是黄超，这两个人听到延安在肃清张国焘，而且把四方面军的错误扩大化，把许世友这样的将领抓起来，他们不满，在征求是否回延安的时候，李特和黄超表示我们要到莫斯科去讨个说法。于是这两个人就消失了，在九十年代前一直说两个人到了苏联境内作为托派，由苏联的政治保卫局处决了。但是在平反时说了真相，是中共的中央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亲自到新疆把这两个人秘密处决，就是因为你们要到莫斯科去告状、要反对毛泽东。这样的例证可以举不少。睚眦必报、任何的反对和批评我都不接受，都记着早晚算你的账。
杨尚昆前几年有一个回忆，说的非常彻底，他说，任弼时要是活着非得把他整死不可。任弼时是七大选出的五大书记、五个常委之一。任弼时在中央苏区时反对和批评了毛泽东，而且把毛泽东从中央局的书记拉下来，杨尚昆是毛泽东最贴近的幕僚，对毛泽东的看法是很准确的。游民的内斗是非常厉害的。瞿秋白、陈独秀、刘少奇都是这个悲剧的牺牲品，文革就是大量的中国人成为牺牲品。
第四是在野时的倡乱。要搞乱这个社会，反独裁、反专制，要民主、要自由，一旦上台就反过来要独裁、要专制、反民主，这就是以暴易暴，结果就是还用暴力来对付他认为的敌人，这就是游民文化当中的政治利己性。
第五是山头林立，拉帮结派的帮派性。
第六是仇文反智，嗜杀无度的野蛮残暴性，不择手段、翻云覆雨，毫无诚信可言。
游民文化渗透到共产党里边，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造反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揉到一起，“中西合璧”，毛泽东说，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说的很对，很形象，就是游民加皇帝。朱元璋是典型的游民的代表，一上台马上收拾游民，发路条，走出两里地都要凭路条，他知道游民的祸害。暴君专制、暴民乱制，然后再走向暴君专制，往复的恶性循环。毛泽东是中国农民战争的现代版的胜利者，是农民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他绝对是了不起。为什么毛泽东能取得胜利？把蒋介石收拾了。就是帝王权术、游民的策略都揉到了一起，再加上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不受任何限制、不受任何约束的、不受任何法令、法规约束的对敌人采取暴力行动。原来以为不受资产阶级法律限制，后来查了历次整人运动、肃反，也完全不受自己定的法律限制，不受任何法律的限制。苏区也有宪法，也有民主、自由、公民权利的法规，但是宪法和法规也不过是一张纸，他不遵守。发动文革是不是违宪的行为？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绝对是。但是以毛泽东的能力他就可以这样做，而且全党几乎没有太多的反对，即使有些不满，在压服之后也就罢了。
当时有没有走资派？资本主义都灭绝了，哪里还有走资派，毛泽东的口号“十年、十五年让资本主义在中国绝种”。所以工商业改造之后资本家的财产已经成为准国有了，无非就是再给点利息、半国有。所以那时没有走资派，有的是走封派、当权派，最大的当权派是毛不是刘，党在国上面。没有人制约他，他垄断了所有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理论的资源，他推崇个人崇拜，于是只能听他的。他有军队在手，有理论，笔杆子造势，枪杆子撑腰，可以指挥一切。原来让林彪来，后来林彪看出来，文革这样下去不行要收缩。看5.71工程纪要，文革是要收缩。最后信任的就是身边的几个人，包括自己的生活秘书才他最亲近的、最可靠的人。控制了所有的资源，是最大的当权派、最大的造反派，又要造反又要镇压。红卫兵起来控制不了就要镇压，你们都到农村去、插队去、到兵团去，所以红卫兵、五大领袖也是牺牲品，都操纵在毛一个人手里。
我们总结这段历史，重要的是记住它。要否定、消除整人运动，消除像文革这样的灾难，首先要记住，要把真相记录下来。不是中国人健忘，是执政者在掩盖这些丑恶（掌声），文革的历史不能很好的研究，就是因为无理的严格限制，写一篇小文章，有一点涉及文革的编辑就要抹掉。为什么？我说这个人和文革有联系，我写他在文革当中的遭遇，为什么要抹掉呢？说这是上边的指示，我们要保饭碗，只能请你割爱。所以这种文章我们没法写，写出来也只好拿到国外去出版（笑声）。现在是有人写文革史的，我们所里的周良宵、顾菊英两位老夫妻，退休二十年，写了两部书。《文革史》大约是一百万字，还有一个五百万字的资料光盘去年在香港出版，今年出版了《6.4史》是五十万字，也是香港出版。中国需要这样的历史学家，不要太多的人做，有几个人就行。
我最近写的关于宋庆龄的文章，文中写到，文革以后，还可以上溯到反右派以后，中国的知识界可以说基本上是成了驯服的、听话的、甚至是善于逢源的、顺杆往上爬的、向上攀扶的……俯拾即是，脊骨软化、筋脉倒转，匍匐在地。我这样说有点对不起知识界，但知识界总有几个、甚至有一些敢于讲真话、写真历史的人，我佩服这样的人。我们接受这个教训就是尽我们有限的一份力大家一起来做，有的刊物不愿发表，有的刊物冒险可以发表。在出版《〈多余的话〉导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与编辑素不相识，到现在也没见面，我把瞿秋白《多余的话》的相关的文章编好了，在前面写了五万字的导读，书的前面的文章都叫导读，实际是解析、解读，这位编辑送审时把瞿秋白的文章送审，我的五万字导读扣下了，上级批了以后就与瞿秋白著作一起发表（笑声），我特别感谢这位编辑（掌声）。我刚才讲的很多东西我都写在这本书里，我当时担心的就是这文章不能在大陆面世，但是他居然一个字都没改就发表了。我到现在都很怀念、感激这位高明的编辑，希望以后出版社的编辑都应该向这位编辑学习，给我们作者一些发挥自己独立思考，想写真史的一个空间。
《多余的话》是瞿秋白到临死、临难之际最深刻、最深邃的思考，他说，他不再思索了。实际上《多余的话》就是高度思索的结晶，其中把历史、诗情、理论思想融合在一起，是他散文创作的一个高峰，他是启发后来的共产党人，要弄懂什么是共产主义？走向共产主义要采取什么样的手段？采取什么样的途径？不是采取那种内斗、外斗，那种用手段来绞杀理想的那种东西，你们要去思考。我想这是一种启示，在中国这种沉重的、深刻的思考，其实就意味着一种期望、一种未来。谢谢大家！
主持人：
谢谢大家！可以这么说，三味书屋举办了很长时间的讲座，有几百期了。今天的讲座有两方面特别让我感动，第一是陈老师带着病体（可以听出陈老师沙哑的声音）为我们做了近3个小时的精彩演讲，而且用大量的史实为我们还原了一个很清晰的中共的党史，这充分的体现了老知识分子、老史学家的责任、严谨以及勇气。另一方面我也非常受感动今天在座的听众，大家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都很认真、专注的听陈老师的讲演，而且给予这么热烈的回报，说明大家对这段历史是非常关注的。其实这段历史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太重要，对我们的影响也是太深远，如何把这段历史真实的还原？就要靠对这些历史人物逐个进行发掘和恢复原貌。因为所有的历史大事都是由事件、人物构成的，而事件也是由人来做的。对中共历史上的这些重要人物，恢复他们的本来面目，这是非常重要的还原历史的手段。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现在共产党的标称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可是我们如果还原成刚才陈老师讲的在毛泽东之前是五位领袖，毛泽东之后截止到目前是六位领袖，没包括邓小平，邓小平都是连带的，邓胡、邓赵、邓江，大概是十一届领袖，现在除了江、胡还没有做评论，毛本人也没做评论，其他的好像都不怎么光荣和伟大，都有不同的问题，如果作为党的一个光荣正确党的领袖都是有问题的话，或者不是叛徒就是反党集团、反党分子、野心家，如何来理解这段历史？这就需要我们认真的去思索，更多的听取这样老的历史学家、有责任心、有勇气的历史学家为我们揭示历史的真貌。
今天考虑到陈老师的身体状况我们就不讨论了，今天的讲演就到这里结束。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