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拍城市生活 精彩节奏 一拍即合

位于香港尖沙咀的太空馆，是正在举办中的香港国际电影节的一个放映点。4月3日傍晚，它的一个能容纳百余观众的放映厅座无虚席，盛志民导演的作品《再见 乌托邦》在这里首映。

导演盛志民

这部反映中国摇滚10年的纪录片由三条线索组成。寻找小珂——吴珂，曾经的“做梦”乐队的吉他手，在演出时经常像“乔治男孩”一样，留飞机头，画很浓的眼线，在90年代中期的北京显得惊世骇俗，1996年前后，他神秘地消失了。正如何勇在影片中所说:“我听说的版本很多，他死没死都是个问题。”另一条线索是“魔岩三杰”的前世今生。第三条线索跟踪在录棚打工的男孩小畅，摄影机最后跟随他回到山东老家，这个讲述中国摇滚乐的纪录片，在一群农村青年齐声高唱 Beyond的《真的爱你》的歌声中结束。

生于1969年的盛志民曾经独立导演过故事片《心心》、《欢喜》和《浮生》。在大学学建筑的盛志民没有喜欢过自己的专业。在成为独立导演之前，他给陈果和贾樟柯做过制片，和孟京辉一起搞试验戏剧，更早以前，80年代末到90年代前期，他在北京组织地下摇滚演出。他觉得自己的个人历史的纪年就是随着摇滚乐在中国的诞生开始的。

如果说是反映中国摇滚历史，这部电影并不全面，它并没把当年所有叱咤风云的摇滚乐人囊括进来，没有“黑豹”，没有“唐朝”。盛志民对本刊记者解释说，他只是选择了和自己生活最接近的摇滚圈朋友作为采访对象，没有清晰的框架，也没有参照现成的纪录片美学，而是追随对人和事的情感，渐渐很多记忆和反思像顺藤摸瓜一样被掀了出来。除“魔岩三杰”外，他的主要采访对象还有崔健和当年将中国摇滚带入商业化的核心人物——台湾地区音乐制作人张培仁、电台DJ张有待。作为一个清醒而重要的旁观者，他既在当时的那个历史里，又可以跳出来看那些事情。130个小时的采访素材剪辑成这部90分钟的电影。盛志民说:“某种程度上它又和摇滚乐没了关系，反映的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他们的生命、精神、肉体、理想，也在这些年中逐渐被消除掉。”

有的片段就像是非职业演员参演的故事片，但没有事先准备好的脚本。它还使用了一些旧日的影像资料，在1994年“魔岩三杰”和“唐朝”在红磡体育馆的演出中，何勇、讴歌的狂野不羁，窦唯桀骜不驯的眼神，不仅令当时的观众热血沸腾，也在如今的电影观众中引起轻微的躁动。那曾经被认为是一个激昂的年代，个人有机会参与时代变革，转换自己的命运。但10多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使得“魔岩三杰”后来自闭的自闭，崩溃的崩溃？“它也不全是讲摇滚乐的，说的是改革开放 30年所付出的代价。”盛志民告诉本刊记者。
最酷的一帮人

九十年代的摇滚岁月，一去不复返了

中国摇滚乐在后来的萧瑟，很难令现在的年轻人想象1993年摇滚新势力和新音乐井喷般爆发的情景。

当年的摇滚生活，在盛志民和“摇滚果儿”的回望中，更带着绯红色的乌托邦气息。“那时觉得，真正的生活方式掌握在我们手里。它是人性的，甚至是破坏道德的，但生活方式本身是对当时环境的一种态度，这也给我们激情，还有同甘共苦共患难的气质。在80年代末期，有个‘中戏四大混’，说的都不是‘中戏’的在编学生，但都吃住在‘中戏’，有张楚、安宾，我忘了我算不算。”盛志民对本刊记者说，“张楚就说:‘有点钱和大家一起吃饭，也帮助戏剧做些工作。’那时张有待在戏文系上学，我们都叫他‘有带’，因为他有很多磁带，每天拿个录音机对着窗户外放，办party的时候他做DJ，拿着两个单卡录音机紧忙活。张扬也在组乐队，所有人都特别好玩儿。过年了，我和何勇开着吉普去郊外放烟花，他和张楚来我家聊天，我发现他们对当时的很多事情都有极其准确的思考。那时我们都不喜欢睡床，喜欢睡地上，地上铺个外贸草席，放个床垫儿。一周时间全部排满，周六晚上办party，周一去阿尔弗雷德，那是华侨饭店里一个墨西哥风格的酒吧，放着很多绿色的鹦鹉工艺品，到后来都被偷光了。周四去丽都，因为是lady night，女士免费。”

“那时候，中国摇滚乐人基本都在‘全总’玩儿。又年轻，又漂亮，又有钱，很骄傲，虽然引得大爷大妈侧目，但在我们眼里他们就是当时社会里最酷的一帮人。” 曾经和小珂交过朋友的刘娜娜(化名)对本刊记者说，“不用上班，还活得特美，特别没心没肺，感觉青春就是使不完，完全没有现在那种觉得必须干点什么的压力。大家都穿得特酷，出门要换好几身衣服，周末去郊区租房子，自己拍话剧，窦儿做导演和编剧，他年轻时还说相声呢。男孩女孩之间没有利益目的，青春就是用来挥霍的……”

“当年最牛的是搞摇滚乐的，中间是搞电影的，最惨的是东村画画的，现在第一和第三倒过来了。”盛志民说，“而我拍的这部影片从小珂开始。2007年底，突然想起这个人，于是就想由他开始，看我们这帮人这么多年的一个变化。”盛志民这样解释他为什么选中吴珂作为本片的重要线索:“当时死在摇滚乐上的不仅是小珂一个人，我和张炬也是很好的朋友，在体校是同一个跳高队的，但是小珂最让人感觉扑朔迷离，而且他是个小人物。当年他给我的感觉是特别漂亮，有点阴郁，那时候，很多人都在玩金属范儿，而他就像做梦一样，一种截然不同的审美在他身上出现。直到后来，关于他的传闻扑朔迷离，很多版本，而我觉得他消失的时间，和摇滚乐没落的时间正好契合。”

在祝小民的帮助下，盛志民联系到了他的父母，“也不知道他父母是否愿意，诚惶诚恐地就去了，但拍摄时他们很配合”。曾经和小珂交过朋友的刘娜娜对本刊记者说:“小珂是家里的独子，他的母亲出了名地溺爱他。他带我去他家，要我先写一个简历给他妈妈看。他妈妈怕他跟坏孩子交往，我记得他们给做的饭特别好吃。”

“1996年9月7日。”小珂的妈妈说。

小珂走的时候24岁。因为过量服用镇静药，没人知道是不小心还是故意的。之前，他深陷毒瘾，在生命的最后几年，给家人和朋友带来沉重的伤痛。“珂儿后期就是比较黑，他也试图从黑的东西里走出来。我最后一次见他很正常，但已经不是有头脑有思想的那个人，完全就是一个空壳。”他的朋友马培说。小珂父母的眼睛已经干涸，当年为了照看他，他们辞去了本职工作，“我们什么都不要了”。他的父亲以前是中唱的录音师，曾经参与崔健第一张专辑的录制。如今，他和妻子开了一家汽配商店。一只老得不成样子的狗在拍摄的时候，一直在旁边睡觉，据说是小珂当年养的。小珂遗体火化后，家人放弃了他的骨灰。

信仰的飘荡

摇滚乐在中国只红火了3年，就迅速没落下去，原因众所周知:盗版，自身没有足够的技术实力，过度炒作，市场没有足够的群众基础……

“大家摸着石头过河，他找到了一条路，把所有人带上这条路，不走这条路也不知道是不是就会更好，但所付出的代价不能不面对。”盛志民告诉本刊记者。“滚石魔岩文化”把中国摇滚带上商业化，签约后的“唐朝”、“魔岩三杰”被捧上了天，别人花几十万元可以做的专辑，他们花300万元。投资收不回来，原因都推到盗版上，但更深层原因，是中国根本没有那么大的群众基础，是占据文化副刊版面的乐评人无限放大了这个民族对摇滚乐的热爱。崔健在影片中的说法是:“对几十代的几百亿中国人而言，摇滚乐的批判属性，就不符合这个民族的审美习惯。”

盛志民转述从自闭症中走出来的张楚，曾在排练他新的歌曲《向日葵》时对他说:“我觉得我自己的生活在那时候确实是一个高峰，但是那个高峰让我的孤独更深。你在沿着你理想的价值走，而别人还在沿着社会的价值在走，你要成为一个新的你，别人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自己的‘新的我’的那个年代，你已经成为了一个新的你。2004年，我觉得在理想和那种堕落之间，都没意思，因为我知道自然对人是最好的东西，那我选择自然，完全放松下来，跟它做一个特别轻松的交流。”

张有待则告诉本刊记者:“本来这些人都是很自然出现的，他们就是自然组合，自然状态。如果他自然生长，自然消失，都是一种自然现象。但强制性地出现一个外力，把他推向一个机制，在体制又没办法建立起来的情况下，就改变了他正常的发展和生长。”

在影片中，何勇曾向张有待打听张培仁的消息，张有待回答太过冷静，甚至被有的媒体误认为他在嘲笑何勇。张有待告诉本刊记者:“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应该学会面对现实，不管你是做音乐的也好，还是做人也好。魔岩的出发点是好意，给他们造成这样的一个后果，和当时的市场机制有关，首先中国大陆就没有过正常的唱片工业，为什么要去香港演出？意味着一个姿态，当时香港还没回归，算是走出国门，但整个市场没有达到预期那么高，前面运作得很正常，后半截在大陆根本是两回事儿。“台湾滚石”毕竟不是慈善机构，时代的牺牲品为什么选中他们？因为摇滚乐在中国大陆本来就没有文化上的根基，因为大多数人生活里只有老鼠和大米。老百姓喜欢许巍，有点浪荡，有点伤感，有点摇滚，这就够了，不喜欢太有个性、太张扬的。你得认清这个现实，如果你看不清这个规律，那就永远挺伤感、挺迷茫、挺失落的。”

窦唯在影片中没有发言，他给盛志民提供了十几个小时当年的影像资料。“我一直挺希望窦儿说话，他说先到他家听听音乐。”盛志民告诉本刊记者。去年夏天的一天，盛志民到窦唯家，“他说我们听音乐吧，我们一边听，他一边跟那儿擦桌子。他家里一尘不染，灯光昏黄，我想等音乐结束再跟他聊，音乐就一直没结束，两人没有说一句话，音乐一直在那儿放。我翻看他在后海画的画，从画里你能清楚地看到他的精神世界，尽管他外表保持平静，但你能从他的画中感觉到他内心的挣扎和力量。不发言，这就是他的态度，我想这就够了”。窦唯的沉默肯定会令观众感觉到缺憾，就这个电影，本刊记者给他打电话询问采访事宜。窦唯说他无法接受采访，因为经常写出来的不是他想说的。想了一下，他又说:“有时候的确是我自己说过的话，但仍不是我想说的。”

前不久许巍的演唱会上，他的伴奏乐队中，李彦亮、刘效松、“鼓三儿”都是当年摇滚乐坛的老将。上周，丁武带着他的新画去参加画廊博览会。崔健还有开个人演唱会的号召力，去年在他的北京工人体育馆演唱会上，盛志民就在台下忙着拍摄，如今就见那些文艺中年，张扬、姜文，在集体怀旧中自我陶醉的脸恰到好处地点缀在影片中。“‘魔岩三杰’在上海的演出，我后来决定不去拍。有两个担心，我希望他们演出好，但我也害怕看到那种欢腾也是一个假象。”盛志民说。影片的英文名字取自崔健的歌名《时代的晚上》，影片的悲伤也来源于此。他们仍然在努力地排练，想再回来，而时代就在他们发愣的时候，迅速地就窜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