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是“国学大师”么？
季羡林先生的辞世，在社会公众中掀起一股悼念的热潮。
有学者不无遗憾地说，其实大多数人并不了解季先生的成就。这也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既然不了解，悼念之情从何而来？
十多年前，季先生突然在媒体上走红起来。原因比较复杂，大抵有以下几种：一，经过几十年的斗争之后，治学严谨的学者所剩无多，都兀然耸立起来，被尊为大师；二，中国社会有敬老的传统，他年岁已高，著述颇丰，仍笔耕不辍，又平易近人，尤其令人尊敬；三，最重要的是，他被人误解或者利用，幻化为时代思潮中公众所渴望的大师。
对季先生有两大误会或者利用
一是他的专业是印度学，却被误指为“国学”，符合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西学被压制、国学被弘扬的社会环境，也满足了社会公众的虚骄之气。因为“国学大师”的头衔，他受到了更多的尊敬和礼遇。显然，凭着那代学人的学术良知，他为此感到不安。在两年前出版的《病榻杂记》中，他要求摘去 “国学大师”、“国宝”、“学术泰斗”三顶帽子。
他坦承：“我对（中国）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功夫，因为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后来专治其他的学术，浸淫其中，乐不可支。”也就是说，他对印度学的兴趣大于国学。然而，媒体为了满足公众的需要，直到他去世后，这个帽子也没能摘下来，还充满讽刺性地放到大标题里。
另一大误会，是公众把他当作公共知识分子。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追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每个人都是公共知识分子。
但是，作为现代公共知识分子的观念，来自近代的西方社会，要求知识分子具有独立性和批判性，担当社会良知，参与公共事务。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是公共知识分子。萨特甚至说，一位原子能科学家在研究原子物理时，他不是个知识分子，只有当他在反对核武器的抗议信上签名，才是个知识分子。
按照萨特的定义，季先生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皓首穷经于与公众相距遥远的偏僻学问，并非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而且，他还对知识分子参与社会活动感到困惑。在《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一文中，尽管对胡适先生充满了景仰之情，但也对其公共知识分子身份表示不理解，他写道：“我觉得，他一生处在一个矛盾中，一个怪圈中：一方面是学术研究，一方面是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他一生忙忙碌碌，倥偬奔波，作为一个‘过河卒子’，勇往直前。我不知道，他自己是否意识到身陷怪圈。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认为，这个怪圈确实存在，而且十分严重。”
在《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一文中，他还略带调侃地说：“我对于当知识分子这个行当却真有点谈虎色变。我从来不相信什么轮回转生。现在，如果让我信一回的话，我就恭肃虔诚祷祝造化小儿，下一辈子无论如何也别再播弄我，千万别再把我弄成知识分子。”
但是，季羡林先生是一位追求良知的学者。在“文革”中，当胡适和陈寅恪被批判时，他保持了沉默，守住了底线。后来，他又提出了“学术良心”的概念，对年轻学者的做人做事提出要求。更重要的是，他一直坚持散文写作，通过这些散文建立了和公众沟通的桥梁，展示一个学者的胸襟和见识。
他一生中最有价值的散文作品，是《牛棚杂忆》。他以此书记录了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使之成为和公众分享的一段历史记忆。他认为，中国人为“文革”付出了足够多的代价，却没有获得相应的教训，也就无法让它真正成为过去。他写道：“我思考的其次一个问题是：‘文化大革命’过去了没有？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唯物主义的真髓是实事求是。如果真想实事求是的话，那就必须承认，‘文化大革命’似乎还没有完全过去。”
季羡林先生的一些话，在公众中广为流传，甚至成为网络热门用语，比如：“现在人们有时候骂人为‘畜生’，我觉得这是对畜生的污蔑。畜生吃人，因为它饿。它不会说谎，不会耍刁，决不会先讲上一大篇必须吃人的道理，旁征博引，洋洋洒洒，然后才张嘴吃人。而人则不然。”
不知道是被尊称为“国学大师”、“国宝”和“学术泰斗”之后所受的心理暗示，还是高龄长寿给他带来了越来越多的社会责任感，季羡林先生晚年多次以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发言。最引人注目的一次，是他认为“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21世纪将会是中国人的世纪，人类必须“以东方文化的综合思维模式济西方的分析思维模式之穷”。
以此思想为核心，他又多次对公共事务发言，比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他主张开幕式上把孔子抬出来，让全世界学习。他说：“孔子是我们中华民族送给世界的一个伟大的礼物，希望全世界能够接受我们这个‘和谐’的概念，那么，我们这个地球村就可以安静许多。”在此之前，他也曾和前来探望的国家领导人讨论“和谐”话题，认为“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很好，经济发展，政通人和”，当下最重要的是人的内心和谐。
季羡林先生的这些意见，尽管并非妄语或谀辞，但是没有以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独立姿态和批判精神，对社会问题进行深入的观察和全面的思考，不能作出准确的判断，也就谈不上什么真知灼见。他为自己在历次运动中“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而感到欣慰，固然良知未泯，却也容易鼓励犬儒主义。涉及公共利益的真话不能全讲，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态度不应该是欣慰，而应该是耻辱和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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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忍” 温和改良主义者季羡林的精神遗产
“容忍”
温和改良主义者季羡林的精神遗产 魏英杰
季羡林先生遽归道山，身后留下上千万字学术著作，堪称季老最可宝贵的学术遗产，有待于后人承继遗绪，薪火相传。而作为一位民国时期留学德国，归国后致力于东方学研究，教书育人数十载的现代知识分子，季老的精神遗产同样值得重视。特别是像季羡林先生这样经历了近百年沧桑岁月的学者，不失为洞窥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命运与精神历程的典型，有心者更不能不有所关注。
在这方面，相关论述已经不少。只是此时此刻，似有进一步求解之必要。譬如有学者给季羡林先生作传，为他的一生提炼出八个字——“清华其神，北大其魂”，将他看做清华、北大两所著名学府的精神象征。还有人认为，季羡林是北大精神亦即五四精神的代表人物。这些观点自有其道理在，不过稍嫌粗略，缺乏更为清晰具体的界定。个人感觉，求解季羡林先生一生的精神依归，可能还需要从他个人文字里寻求答案。
季老晚年留下大量随笔，不乏对时代和人生的感悟与反思，或可见证他的思想嬗变与精神历程。而从这些文字可以看出，季羡林先生大半辈子所践行的人生哲学，主要是两个字：容忍。这两个字既是季老的处世方式，也是他学术人生的精神所在。
1946年，35岁的季羡林从德国留学归来。经陈寅恪先生力荐，他被北大聘为教授兼东方语言学系的系主任。其后，季羡林在北大度过了3年“毕生难忘的岁月”。由于工作和学术上的关系，在这期间季羡林和胡适先生过从甚密，常有当面交流请益的机会。 1999年，季羡林访问台湾，专程前往南港拜谒胡适的陵墓。他后来回忆道：“我现在站在适之先生墓前，鞠躬之后，悲从中来，心内思潮汹涌，如惊涛骇浪，眼泪自然流出。……此时，我的心情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看来，彼时彼刻季羡林心情万分复杂，欲言又止。
季老内心的秘密并不难解读。1949年以后，随着社会激荡，多位知识分子先后遭遇“华盖运 ”，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批完俞平伯批胡适，最后批到了对他一生影响至深的陈寅恪头上。在一系列批斗面前，季羡林保持沉默，“始终没有参加到这一场闹剧式的大合唱中去”。晚年忆及，他说：“想到我没有出卖我的良心，差堪自慰，能够对得起老师的在天之灵了”。（《回忆陈寅恪先生》）但是，仅仅保持沉默而不能为这些他所熟悉的师长们辩白，这不能不让他感到有所愧疚。这大概就是他站在胡适墓前，感到心情“不足为外人道也”的一个缘故。
保持沉默，既是不妥协，却也是一种容忍的态度。季老的后半生，基本上就是在这样的心态下走过的——在频繁的“政治运动”面前如此，对发生于身边的人事亦如此。比如去年发生的“藏画盗卖风波”，季老事前并非不知情，后来也称“丢画两三年了”，可他刚开始并不愿积极寻求答案；对于“身边人”的一些“小动作”，他甚至还刻意装作没看见。季老曾说：“对待一切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属，还是朋友，都应该有一个两字箴言：一曰真，二曰忍。……忍者，相互容忍也。”毫无疑问，容忍确乎季老所践行的一大人生哲学。
季羡林先生早年求学于清华，回国后又在北大教书数十载，清华、北大的人文精神自然在他大脑里留下了深深的印痕。季老讲过，自己一生中碰到了6位对他有教导之恩或者知遇之恩的恩师：在国外的有两个人，即他的博士论文导师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和教吐火罗语的老师西克教授；在国内的有4个人，即冯友兰、胡适之、汤用彤和陈寅恪。概而论之，对他的治学方式和人格精神同时带来深刻影响的，非陈寅恪和胡适之莫属。
陈寅恪先生是季羡林学术和人生道路上一个举足轻重的榜样人物。由于在清华期间旁听了陈寅恪的 “佛经翻译文学”，季羡林在德国留学时才会动了主修梵文课的念头。季羡林在《回忆陈寅恪先生》中写道：“寅恪师这种学风，影响了我的一生。……如果没有他的影响的话，我不会走上现在走的这一条治学的道路，也同样是来不了北大。”正因如此，陈寅恪所汲汲追求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不可能不对季羡林产生人格感召作用。
季羡林在北大展开学术和教书之旅，也和时任北大校长胡适不无关系。胡适对季羡林的学术水平颇为欣赏，直至晚年还曾评价：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在这位大学者面前，季羡林“经常如坐春风中”，胡适之的人格魅力，也为季羡林所津津乐道。胡适曾云：“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晚年胡适又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于追求自由的同时保持容忍的精神，这也正是季羡林重要的人生写照。
但总的来说，这种容忍精神超越了季羡林对自由精神的追求。这乃时代使然，也是个性使然。当然，季羡林总是在容忍，有时候却也遏制不住对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追求。在动荡年代，他对批判知识分子的行为保持沉默，对加诸自己头上的不公平待遇保持沉默；到了晚年，当历史的教训逐渐为人们所遗忘，他却愤然写出反思大作《牛棚杂忆》。还有，季老晚年多次提出要还自己“一个自由自在身”，这同样是出于一个知识分子对时代的清醒认识。
也许季羡林先生从来就没有忘却前辈学者、师长们的教诲，不敢丢掉清华、北大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只是出于时代和个性缘故，他更多是以一种容忍的姿态走完自己的一生。还应当指出，季老本人对这种容忍精神并非持悲观态度，甚而含有积极主动的意味。大概季老总是相信“这个世界会好的”，对于社会天翻地覆以及个人荣辱起伏，方才能够保持一种宽容和忍耐的乐观精神。这恰和胡适之先生晚年提出的“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思想内涵，在一定程度上不谋而合。
“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一语见诸胡适《容忍与自由》（1959年）一文。胡适在文章中提到：“ 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我们若想别人容忍谅解我们的见解，我们必须先养成能够容忍谅解别人的见解的度量。”这番话是有特定历史背景的。当时正逢台湾地方当局借机打压胡适、雷震等人发起创办的《自由中国》杂志，就此胡适认为杂志“应该检讨自己的编辑方法是否完善”。有论者指出，这篇文章既是胡适对台湾当局的一次“上谏”，更是“他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领袖对同志们发出了一种规劝，指明一条‘温和’的道路，以期获得政府的‘容忍’”。（楼魏华，《书屋》 2001年第9期）
季羡林所持容忍精神的境界，或没有达到胡适先生所言的地步。他只是在容忍时代加诸个人身上的种种不幸，同时期待着，这种容忍最终能够等到和换来社会的进步。这体现和表达了季老的一种心声：对这个时代多一些容忍和耐心，社会总会朝着更好的方向渐进发展。说到底，这种容忍精神是一种温和的改良主义。这就是季老留给这个世界的一笔重要的精神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