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人的家
杜拉斯从未到过、却为之低回的“情人的家”。
情人的家面对着一条河。来自水上的南国的气息，穿过这座典丽的砖石宅第的前院，穿过欧洲风韵的拱门，把四季的微风吹进雕梁画栋的中国式大厅里。大门前的河岸边，有一排搭着布篷卖水果的摊贩，河上有运载鱼鲜和干货的小船，对岸遥遥可见一口口腌制鱼露的禇色大瓦缸。沿着河往东北方向过去，在跨河大桥还没有兴建起来的年代，人们在那儿搭乘过河的渡轮，通向对岸的西贡。
这条河叫湄公河，这个地方叫沙沥，距离西贡一百四十公里。
就是在那艘渡轮上，她和她的中国情人相遇。那年她还不到十六岁，他二十七。
衣着讲究的中国青年从他的黑色轿车中走出来，走到凭着船舷眺望江景的小女孩身边。他俩有一搭没一搭的交谈着。他告诉小女孩，他的家就是那栋“河边的大房子，阳台上有蓝瓷栏杆”的。他形容那种颜色是“明亮的中国蓝”。
然而当我来到这里，在一个冬天的日午，我眼睛里看见的栏杆，那蓝色已经消退成一种淡淡的影子，近于白但不能算白色了，几十年风吹雨打下来呈现的其实已近灰色，奇怪的是反而有一种陈旧的美，不是来自颜色，而是颜色消逝后遗下的岁月的影子。
这是一栋风格奇特的房子。门面猛一看是欧洲文艺复兴式的，一排大大小小五个拱门。再看一眼后上方，却会发现中国南方庙宇式的飞檐和装饰。进了门就是浓烈的中国风味了，而且是南中国的。不过地上铺的瓷砖却是从法国运来的。大门上方的匾额题的是兴建这栋屋宅的主人的姓名。进入大堂，迎面的神案上方供着关公画像，须髯飘逸；两侧的联语显示主人求的是财与福。神案雕琢得金碧辉煌，一路往上延伸跟雕梁画栋连成了一气——事实上这整座房子的梁柱和门扉都是不厌其烦的雕琢，涂金，漆红，连几件硕果仅存的家具也是繁复地嵌镶了螺钿的红木。
第二进的小厅正中间一张大烟榻，当年住人的时候当然不会摆在这么显眼的地方。烟榻细致嵌镶的螺钿十之八九都已经被挖掉了。据说这家人全都出国以后，屋里值钱些的东西都被住在附近的人进来搬走了。小厅两旁各有一间小厢房，房里放两张单人床，供给想在这里过夜的旅客留宿，一晚三十美元。
第三进更小，两旁也各有一间小厢房，堆放杂物。后院曾经有车库和厨房，两侧也有些房间，现在都被拆除，原有的果园也早已不存在了。从私人住宅变成公家机关又变为文化景点，内部的改变是无可避免的吧。然而这栋屋子竟不是如我原先以为的那么豪奢气派，只是看得出当年建工的精致和华丽。我完全无法想象情人住在这栋房子里，在里面走动，睡觉，吃喝，思念。我看不见他的身影，这里似乎没有一处地方容得下他。这栋建筑只剩下一副供给游客观赏凭吊的外观而已了。
小女孩从未来过他的家。她一定经过，也远远从河上看见过，这栋当年还是蓝色的中西合璧的宅第。他也并不喜欢自己这个家，他怀念巴黎，少年时在那里读书的日子。然而他还是在这里娶妻生子。时局动荡的年代里，他时而远居海外时而回到这里暂住，最后却是死在这里，像一份宿命。
他是1972年去世的，正好七十岁。那时他的妻子儿女都已定居海外，他死后再没有家人要这栋房子，于是被当地政府收下，用来作警察局的办公处。1991年法国导演Jean-Jacques Annaud来西贡拍摄电影《情人》，还无法进入这栋房子，只好借用河对岸另外一栋宅第，拍摄情人回家见父亲的那场戏。
大堂两侧的墙壁上挂着好些幅黑白旧照片。右侧是她，左侧是他。
小女孩后来成为法国名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墙上是她年轻时和年老时的照片：小时在越南的全家合影，少女玛格丽特，以及成名后大家熟悉的杜拉斯那张沧桑的面孔。更少不了的是电影《情人》的剧照，男女主角梁家辉和珍·玛琪；文字的，图像的，全都试着建构出一个曾经存在的人——那个在越南说法语的中国情人。
另一面墙上，遥遥相对，照片里全是东方人，没有电影剧照，全是真实人生。相片里的男人是这栋房子的少主，他的单人照，生活照，与新婚妻子的合照，与妻子和五个孩子的全家福合影，在国外，在海边……
他实在说不上是个英俊的男人，尤其在对面墙上梁家辉的剧照相形之下。但他有一份富家公子的闲适气派。可是在小女孩的眼中和书写中，这个男人总是紧张的，柔弱的，羞怯的，甚至忧伤的。或许他那时还太年轻。他们后来都长大了，变老了，却为对方凝固了这一段湄公河上的时光和记忆。
这栋旧居是他的儿子在2006年返乡时收回来的。然后就修整成了一处“文化遗迹”，作为景点开放给游客参观。墙上家人的照片都是这个儿子捐赠的。
来这里参观的几乎清一色都是法国人。说法文的讲解员对着几位法国游客， 指着墙上杜拉斯的照片比划着，滔滔不绝。我这唯一的东方人在这里竟显得有些稀罕，一位只会说越南话的年轻姑娘负责为我讲解。她亲切地端上茶和糖渍姜片，我们坐在挂着情人照片的这面墙下，啜着清茶，轻轻小口咬着又甜又辣的糖姜。南国十二月天的日午竟还有些燠热，从河上吹进厅堂来的微风令人感到清爽舒适。姑娘像闲话家常般对我述说这栋房子的故事，回答我好奇的询问，我的导游尽责地为我俩翻译。
我的华语导游从未听说过这么一处地方。来这里是我临时要求增加的节目。他没有听说过《情人》这本书，也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在越南是禁演的，因为里面的性爱镜头。姑娘却说她看过影碟，还从架子上取下一本法文的电影专辑给我们翻阅。封面上除了片名L'AMANT，还有两个红色的汉字：情人。
厅堂角落里有一架老式的手摇留声机，上面还有一张黑色胶质唱片。这是房子里唯一的一件器物，我可以想象他在这里逗留时会用到的。
在西贡——我总是不能习惯称那里为胡志明市——我住的酒店就在昔日称为堤岸的地方，华人聚居的第五区。许多年以前，情人在这一带有一间公寓。炎热的下午，他带她去到那里，卧室的百叶窗关着，棉布窗帘放下来，房间里很幽暗。街道上的喧嚣——行人大声说着中国话，木屐的脚步声，电车的噪音，烧烤食物的气味，灰尘味，茉莉花香……全被拦在窗外。几十年下来这一切似乎没有多少改变。整个城市在百叶窗的木窗棂外面，他俩在房里，探索彼此年轻的身体和灵魂，相爱，成为彼此的情人。她始终记得，她的情人皮肤细腻柔滑，身上有英国烟草、法国香水和中国丝绸的气味。
离开她的情人回到法国时她十七岁。《情人》（L'Amant）这本书写成、出版那年，她七十岁。同年她因这本书获得法国最高的文学奖：龚古尔奖。在龚古尔奖加持之前，《情人》出版六个星期就卖了二十五万本；两年里，在法国的销量就有一百五十万册。这本书在全世界有四十几种文字的翻译本——当然包括越南文。
在写出这本书之前她已经是法国赫赫有名的作家。他也听说她的名字了，知道她就是许多年以前在湄公河的渡轮上邂逅的小女孩。有一回在巴黎，他查到了她的电话号码，鼓起勇气打电话给她，说想听听她的声音。他自己的声音开始发抖。他告诉她：他始终是爱她的，他一生都无法停止爱她，他会永远爱她直到他死去。听到他的声音和话语，已经走过长长人生的作家回到小女孩的岁月，在电话的那头哭泣，哭了很久很久。
他们没有再见面。
又过了许多年，就在《情人》改编成电影将要开拍时，她听到他多年前的死讯。她放下手边的编剧工作，提笔重写《情人》，那就是一年后完成的《中国北方来的情人》。故事结尾跟《情人》一样，还是他的电话……还有，她的哭泣。她终于为这段爱情写下了最后一个句点。
杜拉斯在书里一再提到，她的情人来自中国北方——满洲，抚顺。我第一次读到就觉得奇怪，怀疑十九世纪的东北人会移民到中南半岛。我无从得知她是始终没有弄清楚她的情人的祖籍呢，还是有意地把她的情人放到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和氛围去。杜拉斯在一篇访谈里说过：《情人》里的人物和处境都是真实的，甚至“没有一个逗点是虚构的”。
但我发现了，而且非常肯定：情人的祖籍不是抚顺，而是福建。讲解员是这么说的，当地人也都知道的。
情人的父亲黄锦顺是第一代移民，在西贡做房地产生意致富，1895年建了这栋临风面水的房子。“锦顺”似乎是个闽粤惯用常见的名字。房宅大门匾额竟然就是“黄锦顺”三个字——以自己的姓名为门匾实在不多见。大厅上的一对楹联也嵌了他的名字：“锦心恢世业／顺意绍箕裘”，洋溢着自满自许之情。
厅堂上金碧辉煌的匾额是当地华侨赠送的，为庆贺黄锦顺被法国殖民政府赐封了一个类似“知县”的头衔。匾上大书“中西共仰”四字，上款“大法国钦赐 知县衔／沙沥福建会馆总理兼财政／黄府锦顺翁高升志庆”，下款是十五个人名或商号“同拜贺”。既是福建会馆总理兼财政，黄家是福建人更是殆无疑义的了。
还有一项旁证。附近一条街上有座“建安宫”，讲解员告诉我：当年华人修建这座庙时，一大部分是黄锦顺捐献的款项，至今看守庙宇的还是他们家族的人。我也去庙里看了，供奉的是保安大帝——那是福建人信仰的神仙。
很可能是当年那个小女孩听错了。对那个法国女孩，抚顺和福建会有多大的差别呢？
小女孩的家再穷、再破败也是法国殖民者，不会容许女儿嫁给一个中国人——或者越南人，总之不能是黄种人，无论对方多富有。而黄家少爷、元配的长子，当然不能娶一个破产的、负债累累的、声名狼藉的法国寡妇的女儿为妻。黄锦顺早已为他的儿子物色了一位门当户对的华裔富家女，长得非常漂亮，南方人，跟美丽的越南保大皇后是同乡。
儿子恳求父亲试着理解他对法国少女的这份感情，一种此生不会再有的强烈的爱情。父亲年轻的时候可能也经历过的，但现在已经无动于衷了。一个要“恢世业、绍箕裘”的第一代移民，当然也要自己的儿子承担同样的家业重任。他拗不过财大气粗的父亲——尤其父亲表示愿意替那家山穷水尽的法国人还债，让他们回国去。
就像大多数当时的中国儿子，他终于服从了他的父亲，娶了那个来自南方的漂亮富家女——新娘和小女孩同年。墙上的合影中，两人的头亲密地靠在一起。
小女孩启程回国，他在西贡码头目送她，坐在他的黑色轿车里，远远望着她，靠着船舷，就像第一次见到那样。
他和妻子生了五个儿女，两男三女。两个儿子都在法国做工程师，有一个女儿在美国旧金山行医。我记起十多年前在巴黎，晚宴上遇见一位来自旧金山的医生，我们谈起杜拉斯，医生说：他的儿媳妇的祖父，就是杜拉斯笔下那位“情人”。英文里没有祖父与外祖父之分，现在回想，这位医生的亲家母，想必就是在旧金山行医的黄家小姐了。
晚年的他在法国与越南家乡之间往返来回。1972年突然中风病逝，恰巧是为了参加一个朋友儿子的婚礼回到家乡的时候。他独自葬在离家宅不远的墓园里，虽然旁边留有给妻子合葬的墓穴，妻子却选择长眠在美国，让女儿和孙辈陪伴她。
在巴黎的蒙帕拿斯墓园里，杜拉斯也是独自长眠。很简单的墓，长长的棺椁的形状，没有立碑，只是朝外的那端刻了她的姓名缩写，MD两个字母。没有全名，也许她并不觉得名字有那么重要——Duras本来也不是她的原名。
在书里，他俩都没有名字。
来到他的家，我才知道了他的中国名字：黄水黎。越南名是Huynh Thuy Le。对她，这些一点也不重要吧。他就是情人，现在大家都这么称呼他了。他的故居，英文旅游介绍就称之为Lover's House：情人的家。广告各国国歌各国国歌各国国歌各国广告各国国歌各国国歌各国各国国歌各国国歌各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