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妻诀别书百年祭
如果暂把感人肺腑的爱情搁在一旁，重新细读这段文句，似乎可以感觉出一些隐藏的讯息──为什么会用「遍地腥膻，满街狼犬」形容当时的世局呢？……
作者：衷晓炜
1911年3月26日，正是辛亥「黄花岗之役」前夕，曾在日本庆应义塾攻读哲学的林觉民，写了一封〈与妻诀别书〉给夫人陈意映，情致殷殷，缠绵悱恻，不知使多少青年男女同声一哭。
在这封脍炙人口的绝笔情书中，林觉民列叙了他的不舍、不甘，与不能不舍生取义的无奈。谈到二人的恩爱，追忆花前月下，甜蜜的景翳彷佛如在眼前：「初婚三、四个月，适冬之望日前后，窗外疏梅筛月影，依稀掩映。吾与汝并肩携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及今思之，空余泪痕！」谈到孩子，他期待妻子「汝其善抚之，使之肖我」，且「教其以父志为志」。整篇文章中，尤其「……然遍地腥膻，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吾充吾爱汝之心，祝天下人爱其所爱」这一段，更是当代公认的，化小爱而为大爱，灭小我以成大我的经典。
腥膻狼犬
但是，如果暂把感人肺腑的爱情搁在一旁，重新细读这段文句，似乎可以感觉出一些隐藏的讯息──为什么会用「遍地腥膻，满街狼犬」形容当时的世局呢？
一种说法是：这是指斥时政腐败，官贪吏墨的意思。国势日非，而肉食者愈鄙，志士仁人，旦旦惕忧国亡无日，就像另一句信里的话描写的：处当时之中国，「天灾可以死，盗贼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
另一种说法就更有争议性得多：那些高高在上，身为统治者的满洲人、蒙古人，犬羊之性，非我族类，食肉饮酪，腥膻满身；即使孟子说过：「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在汉人眼中，他们还是不能与汉族等量齐观。尤其经过二百多年歧视性的高压统治之后，许多人根本把这些原本不属于中国内地的民族看成异族，当作外国人。
革命，其实是从狭义的民族主义口号「兴汉排满」开始的。我们要庆祝「民国百年」，重读一个多世纪以前的旧事，可不能想当然耳地假设：今时今我皆是，将一切昔人旧事都以现在的眼光来评判臧否。
1894年10月25日，一支军队以解放者的姿态，兵不血刃进入满洲「龙兴之地」，奉天重镇九连城，人民夹道欢迎，气氛热烈。根据随军记者报导，「当地居民箪食壶浆迎我王师，携来鸡和猪迎接我军」；随后该军司令贴出安民布告，免除当地百姓当年度税款，「告示贴出之后，效果颇佳，逃避战乱的人陆续回家，其中甚至有些人主动请求为我军效力」。
这支「顺天应人、旌旗猎猎」的「王师」，他们手里擎拿的旌旗，不是清朝的「黄龙旗」，不是革命军的青天白日旗，而是「日章旗」──也就是那一面惨白的素底映着一轮血色太阳的「膏药旗」，那一面日后让四五代中国人咬牙切齿的，「日寇」、「日本军阀」、「日本鬼子」的国旗。
汉人的解放者
中国人怎么会不抗日？那些白山黑水的好儿郎，大刀长枪的义勇军呢？
上面这段记载出自《日清战争实纪》。我们今天重读「甲午战争」或是「日清战争」的史料，会惊异地发现许多在今天的中国人看来匪夷所思，却刻意为人淡忘或窜改的史实。
比如说，日本人将自己定位成：解救汉人的解放者──要将汉人从满人的压迫专制之下解放出来。战前日本设在中国的间谍机关：药店「乐善堂」，首席间谍宗方小太郎甚至为进攻东北的日军起草了一封檄书──「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在这篇和汉混杂，文理欠通的布告里，宗方提到「满清……原塞外之一蛮族，既非受命之德，又无功于中国」；进一步提醒读者满人乃「窃据」中华之外族：「（满清）乘朱明之衰运，暴力劫夺……当时豪杰武力不敌，吞恨抱愤以至今日！」接着谈到日本陆海军屡战屡胜，「应天从人」，但强调「我国之所惩戒在满清朝廷，不在贵国人民也」。
更厉害的说理在后头，完全是解民倒悬的义师姿态：「夫贵国民族之与我日本民族同种、同文、同伦理，有偕荣之谊，不有与仇之情也。」文末再次鼓吹各方义士揭竿而起，「逐满清氏于域外，起真豪杰于草莽」，之后再改良政治，为民除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最后还强调时机的重要：「时不可失，机不复来。古人不言耶：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卿等速起，勿为明祖所笑！」
我读到这儿，不禁哑然失笑：怎么竟有一种唐初大文豪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曌檄〉──「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的味道？日本人怎么越俎代庖，鼓励起中国人革命来？还有，原来兴中会的誓词里「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是日本人的首创，而不是孙中山发明的，啊？
不要以为这是日本人的一厢情愿。甲午战争的时候，西方外交官注意到：在一些通商口岸，汉人的抗日情绪远低于满人。英国驻天津总领事甚至向伦敦报告：「某些天津水师学堂的汉人学生认为，日本若能战胜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可以藉此推翻朝廷。」
这正是「民国百年」前的情况──中华民族尚未成型，中华帝国一盘散沙。
遍地汉奸的原因
为什么这么多人抢着做「汉奸」？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得先搞清楚汉奸的定义──汉奸者，通敌卖国者也，也就是背叛了他应该效忠，他应该热爱的国家的人。狭义地说，「汉奸」专指背叛汉族，特别是那些不服从「中央」政府号令的「民族罪人」。
但是，如果这个国家根本不可爱呢？中共创党元老，著名学者陈独秀曾经主张：爱国的前提是，「国家要先可爱」；他认为当时的中国「外无以御侮，内无以保民，不独无以保民，且适以残民，朝野同科，人民绝望」，这样的国家，如何教被压迫的人民爱它？
而从中国老百姓的角度，历朝历代的可爱政府还真是不多！从二晋之交四川人民「李特尚可，罗尚杀我」的悲叹（李特是「流人」的首领，罗尚是来进剿他们的官军）；唐朝诗圣杜甫「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的控诉；到计六奇《明季北略》里，对贪官暴兵穷凶极恶的讽刺：「贼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在在都是应该爱民如子的政府，却残民以逞、官逼民反的实例。甚至到了二十世纪的40年代，汤恩伯所部「中央军」在河南驻地军纪败坏，当地人民深恶痛绝，导致他们在后来日军的「一号作战」中，主动助战并引导日军行动。当地流传下来的民谚：「宁愿敌军来烧杀，不愿汤军来驻扎。」就是对这种「官不如匪」的迫害最凄凉的抗议呼喊。
「民族」概念的演化
我们再讲回来篇首谈到的，林觉民〈与妻诀别书〉的年代的「民族」概念。
辛亥革命的伟业不单是由孙中山这一支革命者完成的，虽然官方史观如此。基本上这样翻天覆地的变革，不可能仅是一党之功一人之力，它一定源自于广泛的响应与多重势力的汇流。
像武昌起义的力量主要来自于湖北、湖南的革命组织「共进会」。他们设计了一面「十八星旗」当作革命军旗，代表中国内地，属于汉人的十八行省──选举第一任临时大总统的票数就是这么来的：甘肃省没有代表，而三个候选人里，孙中山得十六票，黎元洪一票，黄兴没有。十八省里不包括东北、蒙古、新疆和西藏。这面旗帜泄漏了这批革命党的民族观。
而以江浙人为主，包括国学大师章太炎在内的「光复会」就说得更露骨些：「改制同族，谓之革命；驱逐异族，谓之光复。」
还有更极端的言论。英年早逝的邹容在风行一时的小册子《革命军》里说：「……诛绝五百万有奇披毛带角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这已经是在主张种族灭绝了！
幸好，当革命军攻占南京之后，起来响应革命的立宪派们，与革命党达成妥协，设计出意涵「五族共和」的五色旗，这是革命派的一大观念突破，也是清室退位诏书中「合汉满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的基础。（李守中《中国二百年》）
这个新生的「中华民族」概念，在1920、30年代的民族自决、「德先生与赛先生」、「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科学的、唯物的马列主义」等思潮中蹒跚颠踬，崎岖前行。而日本人的侵略恰似特级酵母，加速催化了中华民族主义的早熟。
与妻诀别书
民国初期的内战，一开始都绕着派系地域的纠结打转：直皖战争、第一次直奉战争、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原大战……这段亲痛仇快的历史，是我们最想忘记但抹煞不掉的记忆。30年代之后中共正式出台，反帝反共的斗争纠结在「五次围剿」、「万里长征」里，都是一页页同族相残的痛史。
而抗日的大旗神奇地弥缝了不同党派、地域、主义、信仰的差距──虽然只是暂时的缝合。1937年的清明节，四个月前还在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国共二党，分别派了代表：国民党的张继与共产党的林伯渠，二人合祭了陜西的「黄陵」。这个仪式性的作为铺平了三个月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
卢沟桥的烽火引爆了民族主义的压力锅。抗战初期的齐心合力，不仅是民国时期，且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景象。西方驻华武官大呼不可思议：「突然之间，全国军队都在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下，整然调动。」八路军接受了山西王阎锡山的指挥，广西军为了中央系的上海地盘浴血奋战；戴着德式钢盔，穿着英制短裤，扛着捷克机枪，驾着法国飞机的各地好汉，聚集在一面旗帜之下作战。蒋梦麟的《西潮》也有类似的记载。他碰见顺流而下，出川抗战的川军：「……士兵们的斗志非常激昂。问他们去干什么，他们的回答都是：打日本鬼！」一向内战内行的川军果然一诺千金，为保卫千里之外的河北山东流尽最后一滴血──1938年的台儿庄会战，死守山东滕县的川军第二十二师，与优势日军激战三天，师长王铭章中将以下全师殉城，谱成抗战初期最悲壮的篇章。
对日战争，争取国家独立的代价是极其惨重的，粗略估计：军民死伤三千五百万人，流离失所将近一亿，直接损失一千亿美元，间接损失五千亿美元，国土精华地区多数成为焦土。中华民族抵御外侮，代价从未如此之高，牺牲从未有如此惨烈者。
而这些牺牲正像炼钢的焦煤──经过铁与血的熔铸，以前的那个「夷夏一家」、「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旧中国灰飞烟灭，新生的中华民族主义旭日东升──火红的东方照亮帝国主义的末路，但也注定会灼伤它自己的子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