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 与 不要告别
有那么几首歌，妥妥贴贴藏在心底，却不大舍得听，因为它们太完美。每一播放，便不免残酷地映照出世间的丑陋与无聊。灵魂不够强悍的时候，骤临那样磅礡淋漓的美，简直令人绝望。
李泰祥和唐晓诗合唱的〈告别〉（一九八四），就是这样的歌。然而，世间原本不会有这首歌，只有另一首叫做〈不要告别〉的歌。
一九八四年，李泰祥在「滚石」唱片为唐晓诗制作新专辑《黄山》。他特别重视其中重新诠释的旧作〈不要告别〉──十多年前，他把这首歌卖给了「歌林」唱片，历来许多人都唱过：李金玲、洪小乔、黄莺莺、萧孋珠、凤飞飞、刘文正、江玲……，刘文正甚至前后录过两种版本，〈不要告别〉简直成了歌林歌手「必考题」。然而，没有任何一个版本符合李泰祥心中这首歌「应然」的模样。足足等了十年，他才终于找到「对」的歌手，得以用「对」的方式整治〈不要告别〉。
李泰祥的音乐生涯，起初和「通俗歌曲」没太多瓜葛：他是阿美族原住民，十五岁便拿下全省小提琴大赛冠军，艺专音乐科毕业，当过台北市立交响乐团小提琴首席。整个六○年代，李泰祥的热情投注在巡回演奏和作曲。七○年代初，他一面为广告公司做配乐，偶尔写流行歌曲赚外快，一面投入「前卫音乐」与「实验音乐」，两脚各自踏在最世俗和最孤高的领域。当年唱片公司聘人写歌，词曲都是一次买断，并没有「版税」这回事。 「歌林」买下〈不要告别〉，付给李泰祥的作曲费是两千块钱新台币，衡诸当年行情，并不算差。但「银货两讫」之后，这首歌会变成什么样子，作者是无权过问的。
〈不要告别〉作词人Echo，本名陈平，另一个更响亮的笔名是三毛。和李泰祥「兼差谱曲」一样，她也在散文、小说之外，间或写写流行歌词。这是她为〈不要告别〉写的词：
我醉了，我的爱人
我的眼睛有两个你，三个你，十个你，万个你
不要抱歉，不要告别
在这灯火辉煌的夜里
没有人会流泪，泪流……我醉了，我的爱人
不要，不要说谎
你的目光拥抱了我
我们的一生已经满溢
不要抱歉，不要告别
在这灯火辉煌的夜里
没有人会流泪，泪流……
〈不要告别〉一九七三年录成唱片，三毛刚满三十岁，还不是家喻户晓的名作家，刚搬去西非沙漠定居，正要动笔写下轰传一代的《撒哈拉的故事》。三十二岁的李泰祥则应邀赴美，在圣地牙哥现代音乐中心深造，满心都是他的前卫音乐大业。对于〈不要告别〉的后续发展，他们恐怕是无暇分心关注的。李泰祥从唱片听到这首歌，得等到次年回国之后──据他回忆，听到歌星把〈不要告别〉唱成了「东洋调」，使他感到错愕，觉得那「完全不是他心目中的歌曲」。从此，用自己的方式重新演绎〈不要告别〉，成了他压在心底的一桩愿望。
一九七五年，歌手杨弦在台北中山堂举办歌曲发表会，出版《中国现代民歌集》，正式点燃青年创作歌谣的燎原大火。 「通俗歌曲」的世界，即将迎向一场翻天覆地的大革命。李泰祥则在这时放弃不满一年的大学教职和省立交响乐团的副指挥头衔，和学院系统一刀两断。他做广告配乐糊口，编写演唱的「野狼一二五」摩托车广告歌，成了好几代台湾人的共同记忆。他的前卫音乐实验，则只身突入陌生荒远的声音领地，义无反顾，简直近乎悲壮──旧杂志还能找到当年李泰祥音乐会的报导，据载：演出曲目包括许多无调性、无旋律的段落，还有五金工具之类的敲打乐，搭配预录声效、幻灯投影与电影短片，是极为先锋的「多媒体」展演实验。报导写道：许多观众挨到中场休息，纷纷逃离，下半场遂空出了一大半的座位。
站在「古典雅乐」、「市井俗曲」与「前卫实验」之间，李泰祥的耳朵并没有漏掉青年人揭竿而起的创作新谣，甚至有意借着青年知识分子为主的大批新兴听众，桥接「严肃音乐」与「通俗音乐」原本互不相容的世界。和校园歌手齐豫的合作，使他一夕之间变成名满天下的音乐大师。他以创作人、制作人兼编曲家的身分亲自指挥管弦乐团录制唱片，气势惊人，一下子把他口中的「大众歌曲」与「雅乐」连到了一块儿。许多「校园民歌」的「素人」歌手和作者，写歌唱歌全凭直觉，五线谱都未必读得懂，作品多半和弦简单，旋律平易。李泰祥则不然，他的歌往往曲式奇崛，极难驾驭，却又极易入耳。歌者每次开口，都是挑战身体与灵魂的大工程──看看历来和他合作的「女弟子」：齐豫、唐晓诗、钱怀琪、叶蒨文、许景淳……，每个名字，都足以在歌史熠熠生光。
李泰祥回顾当年野心，是这么说的：「我决心要从严肃的音乐工作岗位走入群众，写出有风格，能表现我们现在大众生活最动人、精致的感情，写出众人的欢喜悲乐，和对时代的感觉，并融和文学，透过大众歌曲的形式，带给群众，走进生活。」
一九八四年，李泰祥已是兼治古典、现代与流行的「跨界」泰斗，面对当年旧作，底气自然不同。他和唐晓诗重录〈不要告别〉，两人都很满意。憋了十年的遗憾，终于可以放下了。然而歌林在发片前夕知悉此事，去函警告滚石：〈不要告别〉版权属于歌林，若不抽掉这首，大家法院见──也就是说，李泰祥将会因为演唱自己的歌而触犯著作权法。
惊闻此事，李泰祥沮丧可知。为了拿回这首歌，他曾提议免费为歌林谱写新歌以为交换，亦被回绝。但就这么抽掉，也实在不甘心。于是滚石老板段钟潭（绰号也是「三毛」）心生一计：假如旋律不变，歌词重填，等于另作一首新歌。以当年法律条件，这样改编，歌林是难以提告的。这么一来，原本录好的音乐不需更动，只要请唐晓诗重新演唱新版歌词，还能兼顾李泰祥原本的编曲构想。
问题是，找谁填新词呢？时间紧迫，任务艰巨，老段灵机一动，想起一位写诗搞剧场的年轻女生，现代诗写得很有趣，却不知道写不写歌词。他联系上这位黄小姐，对方说自己从来没填过歌词，却很愿意试试看。
那位黄小姐时年二十八岁，刚刚自费印行她的第一部诗集《备忘录》，当时没人知道这本限量发行五百册的小书，将会彻底改写台湾现代诗史。她写诗的笔名叫「夏宇」，但为了填词的活儿，她取了另一个笔名「李格弟」。
李格弟只花了一个下午就把新词填好了。李泰祥拿到一看，马上说：这个词完全没办法唱──原来李格弟没经验，歌词句式和旋律兜不拢。但撇开这个不说，新词写得真好。李泰祥想了想，毅然决定与〈不要告别〉告别，索性为这「错填」的新词另谱新曲，做一首全新的歌。
一九八四年底，《黄山》专辑终于发行，我们有了一首叫做〈告别〉的新歌。你先听到一盏砸碎的酒杯，然后唐晓诗开口，衬着弦乐和钢琴，微醺而凄然：
我醉了，我的爱人
在你灯火辉煌的眼里
多想啊，就这样沉沉地睡去
泪流到梦里，醒了不再想起
在曾经同向的航行后
你的归你，我的归我……
李格弟保留了三毛的开场句，又留下了「灯火辉煌」这个她认为太美的词。 「在这灯火辉煌的夜里」改掉两个字，变成「在你灯火辉煌的眼里」──唉，这是何等的才气。
然后猝不及防，李泰祥吼起来，崎岖不驯的嗓子浸满野气。一句句慑人心魄的唱词翻飞而出：
请听我说，请靠着我
请不要畏惧此刻的沉默
再看一眼，一眼就要老了
再笑一笑，一笑就走了
在曾经同向的航行后，各自寂寞
原来的归原来，往后的归往后……
鼓声带入壮盛的间奏，电吉他与弦乐把歌层层托高，百转千回，再骤然荡开──这是雅乐，也是摇滚！重新进入歌词，唐晓诗领唱，李泰祥和声，相叠，交缠，愈来愈炽烈，愈来愈激昂，直到最后一句，唐晓诗倾尽所有，绝望，超然，美得难以逼视：
在曾经同向的航行后
各自曲折，各自寂寞
原来的归原来，往后的归往后……
歌声甫歇，尾奏扬起。扫过浸着苦酒的碾碎的心，穿越整座灯火辉煌的城，直抵狂悲与狂喜的交界。壮阔绝伦的四十五秒之后，整首歌在最高潮处收结。
李泰祥在〈告别〉保留了当初为新编版〈不要告别〉录制的背景音乐，沿用既有的和弦结构，甚至挪用〈不要告别〉的旋律作为〈告别〉的和声，让旧作融入新歌。当年《黄山》专辑提供媒体参考的新闻资料，交代了这首歌背后的曲折，最后一段是这么说的：
他（李泰祥）虽然是（不要告别）这首歌的原作者，但是他没有诠释这首歌曲的权利。在一切努力归于失败后，他决定向「不要告别」告别。李泰祥开始试图从原曲的精神上，重新创作一首歌；他成功了，这首新歌就是「告别」。 ……音乐家的创作力突破了一切障碍，他不但创作了新曲，也拥有了旧曲。
唐晓诗演唱的第一版〈不要告别〉，蒙尘的母带仍藏在滚石档案室，始终未曾发行。然而很少人知道，这个版本曾经公开播放过：广播人方笛提前拿到了刚录好的新歌，也不管唱片还没发行，便在她的节目先播了，这是这个录音唯一一次公开曝光。直到现在，除了当年几位工作人员，只有一小群在一九八四年某个冬夜准时扭开收音机的人，曾经意外窥得那首歌的模样──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有多幸运，我们也不知道自己到底错过了什么。
〈告别〉开启了李格弟辉煌的词人生涯，尔后她还会以「童大龙」、「李废」等笔名写下许多当代中文歌史最好的歌词──这样说起来，我们好像还该感谢歌林唱片的自私呢。李泰祥，则毕竟没有彻底告别〈不要告别〉。二○○二年，他发行新专辑《自彼次遇见你》，终于得以重新面对十八年前未了的功课，并且往前再跨一步：他把〈不要告别〉的词曲融入〈告别〉，由林文俊和徐芊君男女对唱，两首歌互为和声，奇绝，美绝，那流浪近三十年的旋律，终于找到了最好的归宿。
在那张回顾个人生命的专辑中，罹患帕金森氏症多年仍作曲不懈的李泰祥正式表示：〈橄榄树〉、〈你是我所有的回忆〉和〈告别〉是他个人创作生涯的三大代表作。对于〈告别〉这首歌，他只简单说了这样一段话：
遗憾，是最重的，比幸福还无法忘怀，与完美总差那么一点。
【书摘】就要回家 那天，我实在应该克服自己的怕羞，好好跟马
【书摘】就要回家
那天，我实在应该克服自己的怕羞，好好跟马兆骏说声谢谢。谢谢他用自己几番起落的生命史，萃取出那些歌，让我们青春记忆的画面更立体、情绪更生动，让我们在得意时可以高歌，失落时获得寄托。
没想到我们竟得在这样仓皇、悲伤、猝不及防的情绪里，回顾马兆骏的音乐生涯。
照理说，这应该是一件开心的事，应该是我在过完年这阵子，趁「马爷」还在新专辑的宣传期间，邀他来电台录音室做一回专访的内容。我们会一边播他的歌，一边听他聊聊年轻时的种种得意与失落，听他缕叙那些伤心情歌背后的陈年恋情，听他回忆三十年来躬逢其盛台湾流行音乐的黄金时代，因缘际会参与创造的辉煌历史。当他谈到这几年透过信仰寻回平安喜乐，重新找到写歌唱歌的动力，还有刚刚足月的女儿，马爷肯定会用洪亮的声喉，爽朗地大笑起来。
我想，我们会以郑怡唱的《微风往事》开场、以他自己唱的《微风早晨》收尾。当我们播到那些深深烙印在台湾人集体记忆中的歌曲，很多听众都会在收音机那头跟着轻轻唱起来，并且忆起一些青春时期的荒唐事。啊，那会是一集非常好听的节目。
现在，这一集没做成的节目，注定只能怔然想望了。
我跟马爷并不熟，只见过几次面。去年参加一场评审活动，马爷也在场。多少慑于他的传奇地位，我没敢贸然攀谈，倒是他主动问候起家母，打开了话匣子。马爷尽管随和，却也有股稳重而近乎威严的气质，说起话来底气很足，音质厚沉带点沙哑，每每开口发言，总有不同凡响的份量。但他声如洪钟的呵呵大笑，又令我想到「大肚能容，了却人间多少事」的弥勒佛。
回想起来，那时马嫂正怀着三女儿，新专辑应该也快做完了，马爷对未来想必是摩拳擦掌、充满期待的吧。那时候，我对他这些年的起起伏伏，乃至于他的婚姻、信仰与生活种种，完全一无所知。我只知道他这些年参与创作了一千多首歌，制作过数以百计的唱片，当然也记得八、九○年代之交那几张极是耐听的个人专辑──光凭这些，我相信他随手就能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比一个精彩的故事。那时我正想做一些前辈音乐人的深度专访，很想请他来上节目，然而没来得及开口邀约。当下也不甚挂心，以为总有机会，然而谁知道呢。
说来惭愧，在马爷的众多乐迷之中，我是个迟到太久的留级生。他在校园民歌时代写的那些名曲红遍大街小巷的时候，我才十来岁，糊里糊涂，只懂得跟着乱唱一气。他发表第一张个人专辑【我要的不多】那年，我刚上高二，疯狂地迷老摇滚，满脑子都是披头、平客弗洛伊和齐柏林飞船，不大理会台湾歌坛，遂错过了在「第一时间」认识「歌手马兆骏」的机会。
彼时正值解严前后，台湾社会洋溢着放肆的创作力量，热钱滚滚，百无禁忌，什么样的点子都可以拿来试一试。回想起来，那简直是台湾流行音乐最巅峰的黄金岁月。那些才华横溢的音乐人，就像小说里的江湖侠客，个个形象鲜明、各拥绝技。乐迷的耳朵似乎也荤腥不忌，乐于尝鲜，捧红了好些特立独行的「怪脚」：唱歌像念歌的李宗盛、老是走音的陈升、歌词落落长的张洪量和黄舒骏、鬼灵精怪搞电子摇滚的黄韵玲……当然还有自谓「长得像奸商」，歌声却清澈透亮、让人柔肠寸断的马兆骏。当他唱出那一首首平凡男子的生活和梦想之歌，动人的声嗓和他圆墩墩的身材形成巨大对比，却仿佛也让那些作品更有说服力，让那些故事映射在千千万万平凡人的平凡生命里，也让他变成了「不一样的偶像」。
好几年之后，我才从老摇滚唱片的霉味里抬起头来，回头爬梳自己错过了的另一个青春期，重新聆听那些似曾相识的名字。那时马爷已经淡出江湖，我却被《那年我们十九岁》、《会有那么一天》、《就要回家》感动得一塌糊涂，相见恨晚。
那天，我实在应该克服自己的怕羞，好好跟马爷说声谢谢。谢谢他用自己几番起落的生命史，萃取出那些歌，让我们青春记忆的画面更立体、情绪更生动，让我们在得意时可以高歌，失落时获得寄托。
马爷走了，回到他的「天家」去了。那里有他的老朋友薛岳、梁弘志，还有一柄老友洪光达烧给他的木吉他。当年，他们一起用它写下数不清的好歌。马爷的告别式上，当朋友和家人聚在一起，静心俯首，或许我们会听见，云端传来三两声清脆的拨弦，还有那首我们都唱熟了的歌：
【书摘】一个六年级生的青春歌史 课室外的社会动荡激腾，我则
【书摘】一个六年级生的青春歌史
课室外的社会动荡激腾，我则罩着耳机，饥渴若狂地听着二十年前嬉皮世代的摇滚，浑然不知台湾流行音乐也正迈向史无前例的高潮。
小时候的记忆，总是有歌的。一九七○年代，我的母亲陶晓清一面主持西洋热门音乐节目，一面推广台湾青年创作歌谣，家里到处堆著录音带、唱片和词谱。 「民歌运动」最热闹的那几年，母亲经常筹划主持演唱会，那些民歌手三不五时便到我们家里开会。客厅铺满褟褟米，很是宽敞，大伙便席地而坐，纵论畅谈。母亲心疼其中几个离家求学的孩子难得吃顿好饭，常常邀请他们早点儿过来一起晚餐。长大之后读到文坛前辈回忆林海音、刘慕沙昔时照顾年轻穷作家的故事，立刻想起母亲当年照顾那些民歌手，也是如此。
回想起来，那些歌手当时都是二十郎当的大孩子，母亲也才三十出头，大家有得是青春锐气，不知江湖险恶，个个天真热情，志比天高。原本说是开会谈正事，后来总得岔题，有人拿起吉他唱起刚写的新歌给大伙评判，有人说起自己坎坷的成长史，感动得女孩们拭起眼泪。当然，恋爱和失恋的故事总是少不了的。那时我还是满地乱跑的小娃娃，那些常来串门子的叔叔阿姨的歌，原是写给他们同龄人听的，也都一一化成了浸染我整个童年的背景色彩。
母亲从未主动「教」我听音乐。那些歌总是触手可及，我却从未想过要跨前一步，走进那片天地。直到上了中学，才稍微认真听起西洋音乐，先是和同龄孩子一样，疯魔起排行榜的偶像明星，继之偶然向母亲借来一卷Beatles卡带，这一听，当下流行的新歌尽皆失色，我一头栽进父母辈的摇滚世界，万劫不复。
一九八七年台湾解严，我上了高中。课堂上，老师小心翼翼提起那些封印了几十年的词组：白色恐怖、政治犯、黑名单、二二八……。课室外的社会激腾动荡，我则罩着耳机，饥渴若狂地听着二十年前嬉皮世代的摇滚，浑然不知台湾流行音乐也正迈向史无前例的高潮。然而，再愚钝的孩子也该感觉得到：我们正在经验一段不平常的历史。
高二那年一个失眠的晚上，躺在床上，蓦然想起罗大佑《亚细亚的孤儿》(一九八三)：
刹时一道闪电击中脑袋，我想通了：这首歌唱的从来不是那障眼的副标「致中南半岛难民」，而是我们自己的历史（彼时我并不知道，这早已是许多资深乐迷心领神会的秘密）。
这桩发现狠狠震撼了我。自己似乎错过了许多饶富深义的歌诗，它们埋藏着重重的线索，每一条都与我们的集体记忆血肉相连。
不久，「出走」去国三年的罗大佑终于返台，以【爱人同志】(一九八八)高调复出。那阵子来家里拜访母亲的音乐圈同行，提起这张专辑，都是一脸的凛然敬畏。我在信义路复兴南路口「水晶大厦」一楼的小唱片行拿零用钱买下这卷卡带，成了生平第一次自己掏钱买的国语专辑。之后，又陆续补齐了罗大佑的旧作：【之乎者也】(一九八二)、【未来的主人翁】(一九八三)、【家】(一九八四)、【青春舞曲】(一九八五)。听完这几张专辑，益发饥渴，于是接着温习李寿全的【八又二分之一】(一九八六)、红蚂蚁第一张专辑【红蚂蚁】(一九八五)、李宗盛【生命中的精灵】(一九八六)、黄韵玲【忧伤男孩】(一九八六)……。它们离当时的我不过两三年光景，却是我来不及在第一时间参与的青春期，那原只属于长我一两代的前辈。是沉郁的黑色罗大佑，开启了这趟回溯台湾歌史的旅程。
一九八九年上大学之前的暑假，中广「青春网」开播，我应邀在蓝杰的『回到未来』节目担任固定来宾，逐周介绍Beatles，是我DJ生涯之始。同时，台湾渐渐有了「地下音乐」和「地下乐团」的聚落，这两个名词，就跟彼时同冠以「地下」两字的「地下电台」、「地下舞厅」一样，充满了八○年代末落草结党的边缘气味。同人厂牌「水晶唱片」办的「台北新音乐节」史诗般聚集了林暐哲、李欣芸、吴俊霖（伍佰）、叶树茵、史辰兰这些名字。王明辉领军的「黑名单工作室」出版了【抓狂歌】(一九八九)，是台湾第一张福佬话发音、深具政治社会意识的摇滚专辑，他们巡回校园，在台大福利社前的院子开唱，同学们端着便当凝神倾听陈明章唱《庆端阳》，林暐哲唱〈民主阿草〉，陈明章在中段客串上街抗议的老兵，高声干谯，全场鼓掌：
还有拄着一付拐杖、个头瘦小的叶树茵，她唱了《伤心无话》（陈主惠是不是在她旁边拉大提琴？），还有Suzanne Vega的Marlene on the Wall。歌声凝链澄澈，足以镇住那个躁郁症的年代。
我这个「外省囝仔」是从《抓狂歌》才开始学福佬话的。专辑问世适逢解严后首次大选，本想紧扣沸腾的社会气氛，卖他个一百万张，没想到全部歌曲被新闻局通令禁播，注定只能成为小众经典。所谓「台语摇滚」，还是得等一九九○年林强推出《向前走》才真正蔚为风潮。 MV里的林强和一群青春男女在新落成的台北车站大厅群舞，高声唱着「啥咪拢无惊」，一无所惧，理直气壮，仿佛未来只能是一波持续涨潮的大浪，一条不断上升的长红曲线。
当时我并不知道：「新母语歌」的脉络早在那之前已有不少铺陈。听听潘越云一九八三年的【胭脂北投】，甘侬作曲、林边作词的《心情》，已为后来陈明瑜、路寒袖的「雅词」路线做了漂亮的示范：
还有一九八七年陈扬作曲的《桂花巷》，吴念真用七字句填的雅词：
阿潘这一路的探索与积累，到一九八八年【情字这条路】开花结果，用时新的国语唱片制作手法，做出了轰动市场的「新台语歌」专辑。这种兼容并蓄、融铸新旧的路线，大约在一九九二年江蕙《酒后的心声》臻于极致，终于打破了「台语歌」与「国语歌」之间族群、阶级的藩篱，从农镇渔村的家用伴唱机到都会上班族聚集的KTV，人人歌之不辍。我自己是在多年后才回头补课，重新认识那些年少时视为理所当然而不免轻忽的歌，从而对彼时创作制作团队的才情与野心佩服不已。
一九九一年，仍以本名吴俊霖行世的伍佰在罗斯福路和平东路口地下室的「息壤」驻唱，我和好友吴清圣常常攒了钱一块儿去看。为伍佰暖场的是一对来自淡水的「那卡西」盲歌手，他们每周固定在「息壤」演唱，现场观众大多心不在焉吃喝聊笑，报以礼貌的掌声，谁都没想到金门王、李炳辉会在六年后以《流浪到淡水》红遍全国，成为家喻户晓的大明星。伍佰那时玩的是蓝调味儿极重的摇滚乐，新创曲之外，他改编了几首古老的台湾歌谣，赋旧曲以新生，尤其令我惊奇。周添旺词、杨三郎曲的《秋风夜雨》(一九五四)原是哀婉的慢歌，在伍佰手上变成了快板的重摇滚，电吉他riff密如骤雨，伍佰在炽烈的灯光中挥汗唱道：
唱到这儿，伍佰总会倏地抬起弹琴的右手，遮住双眼。一个不能更简单的动作，却辐射出极其迫人的气势，那是我第一次见识到伍佰万夫莫敌的舞台魔力。他把一首悲情苦闷的「老台语歌」化成了澎湃激狂集体宣泄的仪式，台湾人几代的压抑，仿佛都在他粗犷的歌声和暴烈的电吉他中一夕释放。
尽管首张专辑【爱上别人是快乐的事】(一九九二)销售惨澹，伍佰的现场煽动力很快在台北艺文圈传染开来，「息壤」烟雾缭绕的地下室挤满了看客，大家猛力敲着啤酒瓶，跟着他一起大吼「思念亲像一条河」、「爱你一万年」。后来他转战光复北路的「The Gate」，门票也跟着涨价，伍佰演出当天总有长长的人龙，成为街头一景。一九九四年伍佰在「魔岩」推出【浪人情歌】，次年出版【枉费青春】实况专辑，靠着一场场演出累积的人气，专辑相继狂卖数十万张，把伍佰推上了巨星的舞台，成为台湾有史以来第一位占领娱乐版面的吉他英雄。伍佰后来在【树枝孤鸟】(一九九八)、【双面人】(二○○五)继续探索母语摇滚，成果斐然，有人认为他在离开「地下音乐圈」之后的作品不若「波丽佳音」时期的少作，我是始终不同意的。
一九九二年，还在「青春网」当实习DJ的袁永兴在录音室放了一首歌给我听：第九届「大学城」比赛的冠军作品《问卜歌》，来自文化大学，竟是用客家话唱的！永兴说，比赛前夜，他看着他们在宿舍屋顶对着星空弹唱，感动得无话可说。衬着激切的刷弦和提琴，谢宇威高亢的嗓音扬起，这是我听到的第一首新生代创作的「新客语歌」：
这是一首划时代的杰作，那温度、那色彩，和「黑名单工作室」的「台语摇滚」截然不同，却都满溢着一股躁郁的时代气味。谢宇威能唱能画，为人慷慨善良，创作之路走得辛苦，多年来屡为生计奔波，却从未放弃音乐理想。二○○三年独立制作的【一侪．花树下】细腻而大气，是值得被更多人铭记在心的杰作。
九○年代初，几个和我同龄的淡大学生组成「观子音乐坑」乐团，企图融合客家歌谣和摇滚，唱了不少带着草根实践意识的歌。后来「观子音乐坑」改组成「交工乐队」，我在多年后和「交工」的林生祥、陈冠宇结为好友，才认真回头补听他们「观子」时期的歌。也是透过他们的引介，我才知道早在一九八一年，搞乐团出身的吴盛智就已经做出了极为老辣的客语摇滚专辑【无缘】，实验的步伐踏得比罗大佑还远。可惜天不假年，一九八三年吴盛智车祸骤逝，念兹在兹的原创客语专辑毕竟没能做完。这个任务得再搁上几年，让下一代的年轻人来完成了。我想吴盛智在天之灵，若听到【我等就来唱山歌】(一九九九)、【菊花夜行军】(二○○一)和「交工」解散后林生祥与「好客」乐队的作品，应该会很欣慰后继有人。
读台大那几年，校门口常有学生拉起布条示威，邀来刚出狱的党外前辈讲演。我的福佬话程度仍然太差，只能从声嘶力竭的长段演说勉强辨认若干单词。一位大气科学研究所的学长常在那些场合头绑布条背着吉他登台，弹唱火力旺盛的抗议歌曲，一口福佬话道地弹牙，行云流水，功力极是要得，连我这种听不懂歌词的都被打动了。他叫朱约信，后来在「水晶」出了DIY式的个人专辑，请来吴俊霖担任客席吉他手。专辑内页唯一的照片是位巧笑倩兮的校园美女，和里面那些抗议歌曲的主题毫无关系，据说那是朱约信的女友，后来两人果真终成眷属。当年我们常常借台大对面巷里的长老教会视听室看「艺术电影」，那部大电视旁边摆了满满一柜录音带，都是朱约信的田野录音纪录，记得其中有一整排陈明章的校园巡回实况。这么多年了，我仍偶尔痴想那些录音不知有无机会重见天日。
一九九四年朱约信以「猪头皮」之名进军主流市场，出了极成功的「笑魁念歌」系列。 「水晶」则在亏损多年之后黯然淡出，老板任将达时运不济，内外相煎，空有经世抱负，却总是功败垂成。在那个畅销唱片动辄几十万张的年代，「水晶」出版的专辑没有任何一张沾得上「畅销」两字的边，却着实启蒙了一代文艺青年。想来不少当年的热血知青，老家抽屉里还藏着一排「水晶」卡带舍不得扔呢。
一九八九年，陈淑桦的《梦醒时分》大红特红，专辑狂卖八十万张，打破国语专辑销售纪录，叶启田的【爱拼才会赢】更是气势如虹，卖破一百万张。我忙着听老摇滚和台湾「地下音乐」，对它们反倒没太着意。股市、六合彩、房地产和街头运动一齐狂飙，「台湾钱淹脚目」再次成为流行语，许多暴发户开始牛饮XO、戴一只镶满钻石的「满天星」手表。系上一位学长也在号子开了户，赚了大钱买了车，课都不大来上了──当年一个文学院学生竟拥有自己的四轮轿车，看在苦哈哈的同学眼里，简直近乎「阶级敌人」。学长走闯江湖，人面甚广。一次他亲口跟我说：他的后车厢里，藏着一支黑星手枪。
回想起来，那恐怕是我这辈人经验中最接近「乱世」的时期了。一九八九年底，滚石唱片邀集旗下几位顶尖创作歌手出版合辑【新乐园】，当时还是「小众歌手」的陈升录了一首长达六分半钟的《细汉仔》，描写庄脚囝仔到台北闯荡江湖，在黑金横行的都市暗角出生入死，终于成为枪下亡魂：
一九九二年陈升和黄连煜合组「新宝岛康乐队」，在《一佰万》和《坏子》这些歌里，我又看到了《细汉仔》的悲剧，以不同的叙事角度上演。每次听到这几首歌，我总会想起学长后车厢里那把不知最后是否派上用场的黑星手枪。
大学四年，我投入最多心力的「事业」是一份发行量四千份，名唤『台大人文报』的校园刊物。高我两届的哲学系学长黄威融是它的创刊主编，也是我的哥们儿兼精神导师。我们在公馆彻夜营业的「人性空间」之类小茶馆浪掷无数吸烟长谈的夜晚，直到天色微明，店里只剩我们这桌赖着不走的客人。等老板娘终于撑着惺忪睡眼来下逐客令，威融便骑机车载我去「校园书房」巷口小摊吃凌晨开卖的当归猪脚汤，两人一面啃着猪骨头，一面继续刚才未完的辩论。彼时我们的时间简直多得挥霍不完，却又焦虑得恨不能一夜学会所有武功秘笈，一口气解决所有国族社会文化的难搞问题。
威融毕业等着入伍的某一天，我们照例窝在哪里熬夜瞎聊。他用一贯戏剧化的激动口吻，宣称高雄「亚洲唱片」出版的十大张【台湾歌谣传奇】是史上最他妈屌到令人无言以对的专辑。他用神迹再显的表情描述一个个我仿佛听过、却依旧全然陌生的名字：文夏、洪一峰、吴晋淮、陈芬兰、方瑞娥、纪露霞……。
「以后出国留学，这套CD一定是贴身必备，你看噢，在纽约还是水牛城对不对，反正冬天下大雪，一定他妈超想吃卤肉饭配鱿鱼羹，可是就他妈吃不到。那只好拿出这套CD，随便放哪一首文夏，干，立刻痛哭流涕……。」他当时大约是这样说的。
当年亚洲唱片耗时费力抢救许多五、六○年代惨遭禁播的老台语歌母带，以彼时最高的技术规格重新数位化、发行CD，一反印象中充斥「炒豆声」的老录音，音质清晰生动直逼「发烧级」。更棒的是每张才卖一百多块，几乎比录音带还便宜。于是我第一次听到了原版《黄昏的故乡》、《思慕的人》、《怀念的播音员》、《暗淡的月》、《孤女的愿望》……，那些歌里映照的老台湾，如此遥远，却又如此鲜活立体。我完全同意学长的评价，它们实在是屌到令人无言以对。
几年之后，亚洲唱片再接再厉，一口气出版了全套六十张CD、九百多首歌的【台湾歌谣传奇】（现在改名【咱的心情．咱的歌】），我把那一大箱CD请回家，一张一张听，愈听愈惊奇，原来当年的老台语歌不只从东洋借来许多灵感，也狠狠地玩过黄梅调、古巴爵士、爱尔兰民谣、上海时代曲、西部乡村、草根摇滚……，从那些简直光怪陆离的歌里，我发现了一个被后来的时代叙述彻底掩埋的音乐场景。
一九九三年我升大四，『台大人文报』出版「台湾流行音乐专号」：我们遍访业界人士，写了几万字的专文，算是那几年认真听音乐的心得报告。我也说服大家一起邀约百余位乐坛前辈评选「一九七五─一九九三台湾流行音乐百张最佳专辑」，由同学们逐张撰写评介、出版成书。多亏母亲帮忙，几乎每位应邀参与的音乐圈前辈都热切投入了颇有些费事的评选工作。我自己才刚起了个头便毕业入伍，清圣和学弟妹接掌编务，那是一桩远比想像中艰难的大工程，累坏了所有参与的同学。当然，我们做梦也不会想到这本学生社团出版物竟在后来被尊为「经典」，影响远播大陆与海外，更不会想到十几年后，当初一起编书的几位老同学竟还有机会再续前缘，编出「一九七五─二○○五台湾流行音乐二○○最佳专辑」(二○○九)。
退伍之后打的第一份工，是替一九九五年九月国父纪念馆的「民歌二十年」演唱会搜集历史资料、编辑节目手册，并邀几位学弟妹一块儿编了「永远的未央歌：现代民歌/ 校园歌曲二十年纪念册」。第二份工作，则是和清圣一起为年底发行的【罗大佑自选辑﹝写文案。这两件差事，让我的脑袋有好几个月都塞满了几十年的历史大事，配着几百首歌的背景音乐转来转去。当时以为自己终会找到一份出版社编辑的差事，在校样和文稿堆里讨生活，浑然不知那两份工作，其实已经悄悄为我「出社会」的主要任务定了调：我注定要当一个「认真乐迷」，并且以此维生。
这些年，工作内容曲曲折折，做广播、写文章、办活动、搞发行，骨子里其实都是同一回事──把（我心目中的）好音乐引介给更多人。而我心里也始终没有忘记罗大佑一九八三年在【未来的主人翁】专辑内页写下的那段话：
虽然我知道自己做的不够好，但起码我知道我进步在那里。因为我清楚我有没有尽力去做，所以我依然不会塞一首不痛不痒的歌在你手里，你会了解的……开阔我们的心胸视野吧！让我们一起努力，让后来的人更好走。否则，三十年风水再转以后，我们可别再听到我们曾经抬头问的那一句话：「这一大段时间，你们到底在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