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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句话说的好啊：珍爱生命，远离文艺青年。 还有一句话:很好，很强大。

沈从文, 张兆和, 高青子

• 刘洪涛

主要因《从文家书》的出版，沈从文与张兆和的关系引起读者的广泛兴趣，也有一些论家著文评说，但因取材有限，且多就事论事，因此意义不大。作家个人婚恋对创作有重大影响，这已经是不争的文学史事实。有鉴于此，笔者讨论二人关系，除考证若干史实外，更着重分析二人婚恋对沈从文创作产生的丰富复杂影响。把作品完全看成作家的“自叙传”不免过分，可忽略二者的联系同样非实事求是，折衷的办法，我把它当成理解创作的一个特别的角度。当然还有其他角度，只是这里不去涉及罢了。

在文人婚恋中，沈从文和张兆和是少有的白头偕老的典范。1929年8月，沈从文受聘到中国公学任教，认识当时在这所学校就读的张兆和，遂展开爱情攻势。开始时，这攻势因张兆和的羞涩和态度不明朗进展不大，后有胡适居中穿针引线，沈从文终于如愿以偿。1933年寒假，沈从文与张兆和订婚，1933年9月9日，二人在北京结婚。正如结婚所选日期的寓意一样，沈从文与张兆和的婚后生活虽起过一些涟漪，但始终相敬如宾，共同走完了漫长的岁月。喜欢咀嚼文人轶事的读者从这段婚恋中找不到很多的“故事”和“传奇”，不免会失望，但这段婚恋在沈从文内心掀起的风暴，以及它与沈从文创作的关系，却“好戏”连台，美不胜收。一句话，它对沈从文创作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一

沈从文在湘西曾钟情于一个马姓女子，结果被她的弟弟骗走一笔巨款。他刚从湘西来到北京时，在很短暂的时期对丁玲流露过爱慕，但不了了之。1928年在上海，小道消息盛传他和丁玲、胡也频“大被而眠”，那不过是把三人的友谊曲解罢了。一个身体健全的青年人，渴望性爱是极正常的事；沈从文初入都市，有强烈的挫折感，把性爱当成逃避所，因此就有更迫切的需求。沈从文写过像《旧梦》、《篁君日记》、《长夏》、《第一次作男人的那个人》等情色作品，表现青年男子的冶游和性经历。虽然沈从文把自己打扮得像个道中“老手”，但在见到张兆和时之前，在两性经验方面幻想多于亲历，是可以肯定的。况且，性与爱情并不是一回事。因此，与张兆和相识，沈从文才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初恋。

沈从文意识到，自己找的是一个陪伴终生的女子，而张兆和是理想的任选。他的激情被调动起来，全身心投入到恋爱中，而张兆和也与沈从文小说创作发生了密切联系。

张兆和相貌清秀，肤色微黑，在张家姊妹中排行第三。这种体貌特征和亲族关系被沈从文一再利用。他的小说《三三》（1931）写一个乡间小女子朦胧的初恋，小女子名叫三三。三三是否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三，小说未见交代，于是这个奇怪的名字就只能从张兆和的排行来解释。可以作为补充论据的是婚后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许多书信都称她为“三三”。《边城》中的翠翠，皮肤“黑黑”，《长河》中的夭夭是“黑而俏”，都取张兆和的肤色特点。沈从文还有给亲近之人写故事的习惯。《阿丽丝中国游记》第一卷后序中说，写这部作品是“给我的小妹看，让她看了好到在家病中的母亲面前去说说，使老人开开心。”沈从文在追忆《月下小景》故事集写作缘起时这样写道：“我有个亲戚张小五，……又喜欢给人说故事，又喜欢逼人说故事。我想让他明白一二千年以前的人，说故事的已知道怎样来说故事，就把这些佛经记载，为他选出若干篇，加以改造，如今这本书，便是这故事一小部分。”[1] 这些小说的篇末，大都附有“为张家小五辑自XX经”字样，可见所言不虚。给张兆和的五弟张寰和写故事可谓醉翁之意，全在取悦张兆和。沈从文另一篇小说《灯》（1930）中，叙述人给一个穿青衣的女子讲关于灯的故事，故事令青衣女子感动，遂成就了叙述人的爱情。虽然我们不能妄加测算，那女子的原型就是张兆和，但其格局与沈从文追求张兆和时的情形却是一致的。张兆和有时也以人物形象进入到沈从文的小说中。《贤贤》（1932）中的贤贤以九妹为原型，但故事的起因却是贤贤的哥哥（指沈从文）与张兆和的恋爱。作为知名作家，哥嫂的婚恋被无聊者议论，引起贤贤不快。《三个女性》（1933年8）是献给大海和美丽女子的抒情诗。其中三个女性，“高壮健全具男子型穿白色长袍的女子”蒲静隐射丁玲，“年约十六，身材秀雅，穿浅绿色教会中学制服的女子”仪青是九妹，“年约二十，黑脸长眉活泼快乐着紫色衣裙”的黑凤则指张兆和。三个女子在海滨玩耍，被美丽景色所感动，都想把这种对美的惊讶、颂扬和爱表达出来。黑凤觉得要认识美、接近美，就只有沉默一个办法，这与张兆和谦逊、娴静的性格是相合的。黑凤一边和另两个女子笑闹，另一方面她不忘作为主人的责任，天色已晚，她提醒大家回家。回到住处，黑凤收到未婚夫电报，说XX（指丁玲）已死。黑凤听了久久不能释怀，她在心中默默怀念XX，称赞她是“为理想而生，为理想而死”。

除了上述张兆和与沈从文小说联系的一些直观材料外，还有一些作品隐约透露了恋爱中的沈从文微妙的心曲。《燥》（1931）中的懋力是一个求婚者的形象，他深恋着那个有着“黑黑的脸”，“黑黑的眉毛，黑黑的眼睛”的女子，乘火车长途跋涉来求婚。但在上海的旅馆住下后，他因为女子略乏热情的信函而变得疑虑重重，他担心求婚被拒，在房间里焦躁不安，在街上也魂不守舍。从《沈从文全集》所收相关书信看，这正是沈从文当时内心的真实写照。

1932年，沈从文求婚成功。从此，焦躁被喜悦的心绪取代，沈从文在其后写的一系列作品，大唱爱情的赞歌。《春》（1932）写一个青年医科大学生和一个美丽女子的互诉衷肠的那个美妙时刻。男子为巨大的幸福所淹没，用诗、用沉默、用语无伦次的“疯话”赞美着女子，女子巧妙地鼓励并陶醉于男子的情话。一点小小误会，让男子担心唾手可及的幸福，他无端怀疑起女子的父亲可能横加干涉。女子笑男子太笨，对现实毫无察觉，她暗示他，父亲已经应许，这令男子重新找回了信心，“感到宇宙的完全”。这场爱情的飨宴安置在春天的花园里，蓝天白云，鲜花百灵将爱情装点得诗意盎然。《若墨医生》（1932）的故事发生在青岛海滨。若墨医生事业有成，政治信念坚定，喜欢辩论，另有烟斗不离嘴的嗜好，却对女人没有兴趣。叙述人“我”想到一个牧师的女儿将要到青岛来养病，起意成全他们的好事。虽然若墨医生认为女人“在你身边时折磨你的身体，离开你身边时又折磨你的灵魂”，没有一样好处，但异性天然的吸引力，加上这女子“温柔端静，秀外慧中”，以及青岛海云花草气候的相宜，没有多久就坠入情网。若墨医生的向爱情“投降”，隐含了即将成家的沈从文对自己处境甜蜜的“无奈感”和辩解：没有人能够抵挡世间最美好的爱情的力量。

由于爱情成功所催生出来的一组最优秀的作品是《月下小景》故事集。我曾在一篇文章中高度评价过这中国现代唯一的一部框架故事集。[2] 《月下小景》故事的本事绝大多数取自佛经，沈从文加以铺陈点化而成。沈从文在《湘行书简》（1934年1月16日）中不无得意地写道：“《月下小景》不坏”，用字顶得体，发展也好，铺叙也好。尤其是对话。人那么聪明！二十多岁写的。”他对张兆和承认：“这文章的写成，同《龙朱》一样，全因为有了你！写《龙朱》时因为要爱一个人，却无机会来爱，那作品中的女人便是我理想中的爱人。写《月下小景》时，你却在我身边了。前一篇男子聪明点，后一篇女子聪明点。我有了你，我相信这一生还会写得出许多更好的文章！有了爱，有了幸福，分给别人些爱与幸福，便自然而然会写得出好文章的。对于这些文章我不觉得骄傲，因为等于全是你的。没有你，也就没有这些文章了。”[3] 《龙朱》、《神巫之爱》等写于沈从文认识张兆和之前，是他渴望爱情而又无从恋爱的见证，侧重展示男子的高贵丰仪，《月下小景》故事集写于爱情成功之时，女性的魅力和男子的为爱而屈服成为一种普遍的情形。例如其中的《扇陀》叙述一得道仙人，因下雨摔跤，迁怒于波罗蒂长国，诅咒它三年不雨。干旱事关国计民生，国王大臣想出种种办法，皆不奏效。国中有一名叫扇陀的女子，“荣华惊人”，“巨富百万”，她献上了“美人计”。扇陀带五百华贵香车，携五百绝色美女，来到仙人所住森林，采花捉蝶，鼓乐沐浴。仙人初不以为意，但不足一月，就逐渐露出“呆相”。扇陀又进一步引诱，扇陀怡然就范。仙人因近色而法力智慧皆失，咒语终得解除。《爱欲》颂扬女子的美貌、聪明以及贞洁和痴情。《女人》中的男主人公感叹“女子不是上帝，就是魔鬼，若不是有一分特别长处，就肯定是有一种特别魔力”，否则，为什么她们令男人爱得如醉如痴？这些作品的基调是明朗、快乐的，只有一个陶醉于爱情幸福之中的男子才能写出这样灿烂的华章。

二

1933年9月，沈从文与张兆和携手踏进了婚姻的殿堂。这年深秋，沈从文开始写他的代表作《边城》，于1934年初春完成。

《边城》是沈从文新婚蜜月的产物，但这是一部相当客观化的作品，其中人事心曲，应该和沈从文婚姻生活扯不上具体联系。关于其中翠翠的原型，沈从文提到过三个，《水云》中写道：“一面从一年前在青岛崂山北九水旁见到一个乡村女子，取得生活的必然，一面用身边新妇作范本，取得性格上的素朴式样。”沈从文在《湘行散记》中还指出另一个翠翠的原型，即辰州河街绒线铺中那个白脸俊俏的女子。沈从文指认的三个人物原型中，张兆和除在肤色和性情上与翠翠相近外，身份、家世及命运等都相距甚远，她们的联系不是根本性的。其实张兆和的影响是在另外的方面：因为婚姻，沈从文在表现情爱上变得节制、温雅，翠翠的爱意萌动，二老的追求，都相当含蓄，一切发乎情止乎礼仪，它失去了《月下小景》等结婚之前的作品中那种张扬和肉感。

关于《边城》与沈从文婚姻的联系，值得重视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在新婚蜜月里，为什么《边城》是一部悲剧作品？沈从文曾经抱怨亲近的朋友和读者不大理解他“是在什么情绪下写成这个作品，也不大明白我写它的意义”。那么这部客观化的作品背后到底隐藏了沈从文什么样的秘密呢？他自己在《水云》中作了交代，说《边城》是他将自己“某种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什么又是沈从文“受压抑的梦”？沈从文说，它们是“情感上积压下来的一点东西，家庭生活并不能完全中和它消耗它，我需要一点传奇，一种出于不巧的痛苦经验，一分从我‘过去’负责所必然发生的悲剧。换言之，即完美爱情生活并不能调整我的生命，还要用一种温柔的笔调来写爱情，写那种和我目前生活完全相反，然而与我过去情感又十分相近的牧歌，方可望使生命得到平衡。”《水云》写于1942年，是对自己1933－1942年十年间情感和写作历程的辩护书，关于《边城》的解释带有浓重的弗洛伊德味道：幸福而平静的婚姻生活无法完全消耗心灵积淤的激情能量，通过《边城》将其宣泄出来，这符合厨川白村关于文学是“苦闷的象征”的说法。可是《月下小景》也是一种宣泄，为什么它是喜剧而《边城》是悲剧？沈从文进一步解释：“这是一个胆小而知足且善于逃避现实者最大的成就。将热情注入故事中，使人得到满足，而自己得到安全，并从一种友谊的回声中证实生命的意义。”[4] 话虽然含蓄，但意思是明白的：《边城》是他在现实中受到婚外感情引诱而又逃避的结果。《水云》中许多交代有事后追认的味道，有些话未必属实，关于沈从文写作《边城》时陷入婚外恋，就没有其他材料提供旁证；相反，其间写的《湘行书简》，浸透着对张兆和的关爱。但浪漫的爱情走向实际的婚姻，沈从文在精神上逐渐生出厌倦疲乏的心绪，是肯定的；同时，令沈从文动心的其他女子可能已经出现在他的生活中，《边城》中人事处处透着“不巧”和“偶然”，是不是对婚姻的追悔的反映？退一步看，《边城》是一个预言：沈从文心灵的风暴就要开始了。

三

沈从文婚外恋的对象是诗人高韵秀，笔名高青子。沈从文与高青子初次相见的具体时间难以确认，但应该在1933年8月以后，最迟不会晚于1935年8月。沈从文刚开始认识高青子时，她是沈从文的亲戚，民国第一任总理熊希龄的家庭教师。沈从文有事去熊希龄在西山的别墅，主人不在，迎客的是高青子，双方交谈，都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一月后，他们又一次相见，高青子身着“绿地小黄花绸子夹衫，衣角袖口缘了一点紫”，沈从文发现，这是她格外仿自己一篇小说中女主人公的装束。当他把这点秘密看破，而对方亦察觉了自己的秘密被看破时，双方有略微的尴尬和不安，随即有所会心，他们的交往开始了。高青子的装束是仿沈从文小说《第四》里的女主人公，那篇小说中，叙述人“我”在汽车站与一个“优美的在浅紫色绸衣面包裹下面画出的苗条柔软的曲线”的女子邂逅并相爱，演绎出一段悲剧故事。高青子的做法其实在沈从文的小说《灯》里已有先例。这篇小说中，叙述人“我”给一个青衣女子讲关于一盏灯的故事，故事中出现一个蓝衣女子。故事令青衣女子感动，她第二日“为凑成那故事”，改穿蓝衣来访叙述人，叙述人“我”梦想成真。在现实中，高青子也因此感动了沈从文。

能够佐证二人关系细节的还有高青子写的一篇小说《紫》。这篇小说发表于1935年末的《国闻周报》13卷4期。小说从八妹的角度，叙述哥哥与两个女子之间的感情纠葛。哥哥有未婚妻珊，但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遇到并爱上一个名字叫璇青，穿紫衣，有着“西班牙风”的美丽女子。男子在两个男子间徘徊，一个将订婚且相爱，另一个引为红颜知己。哥哥与璇青相互吸引，但又都知道他们无法逾越业已形成的局面，激情与克制，逃避与牵挂，种种矛盾情形营造出一幕幕异常美丽的心灵风景。小说中人物关系及其命运和沈从文当时的处境是相当吻合的。此外，小说中的许多细节也证明了与沈从文的联系：“璇青”这个名字，令人联想到是沈从文常用的笔名“璇若”与高青子的拼合；八妹与她的哥哥让人想到沈从文与九妹；故事在上海、青岛、北京、天津等地辗转，与沈从文的经历大体一致；小说中以紫色为媒，分明是针对如前所述的沈从文小说《第四》；人物提到某人一本以青岛为背景的小说，其中有一句“流星来去自有她的方向，不用人知道”，此语出自沈从文的《凤子》；哥哥解释自己为什么不能忘怀紫衣女子时，搬出了现代心理学家葛理斯的著作，以为这是“力比多”使然，这深合沈从文的见解。其他再如喜用的流星比喻，笑是“咕咕的笑”，都透着沈从文的影响。沈从文在《水云》中提到帮这个“偶然”修改文字，应该就是这一篇；而且小说是在沈从文主编的《国闻周报》发表的。

沈从文与高青子的关系在家庭中掀起了波澜。张兆和当时刚生了长子龙朱，正在医院里，这一消息给她以很大打击。1997年笔者访问张兆和先生时，她对此事仍耿耿于怀。她承认高青子长得很美，当时与沈从文关系密切。亲友们曾居中劝解，而且有人给高青子介绍对象，希望他们的关系就此了结。张兆和说，翻译家罗念生就是一个“对象”的人选。沈从文性格不是刚烈、果断的那一种，并且他深爱张兆和。他情感上受高青子吸引，但理智把他坚定地留在张兆和身边。这种“灵魂的出轨”没有导致家庭破裂，但给沈从文这一时期的创作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沈从文的著名小说《八骏图》就是这场婚姻危机的第一个明显反映。小说的主人公达士先生（沈从文自己）到青岛大学任教，结识教授甲乙丙丁等，他发现这些教授性情嗜好各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有病，这病症是性压抑。达士有未婚妻，他以唯一一个精神健康者自居，热心为同事诊治病症，排遣郁结。一个学期结束，达士即将南下与未婚妻团聚，不料一个漂亮女人的一封短简，一行写在沙滩上的字迹，竟把达士留了下来。小说结尾讽刺道：“这个自命为医治人类灵魂的医生，的确已害了一点儿很蹊跷的病。这病离开海，不易痊愈的，应当用海来治疗。”

有意思的是，在《水云》中，沈从文把这篇作品的写作时间提前到青岛时期（1931－1933），说由于这部作品以在青岛大学任教的一些教授为原型，引起不满，他因此离开了那里：“《八骏图》和《月下小景》结束了我的教学生活，也结束了我海边孤寂中的那种情绪生活。两年前偶然写成的一个小说，损害了他人的尊严，使我无从和甲乙丙丁专家同在一处继续共事下去。……我到了北平。”[5]实际上，这篇作品写于1935年7、8月间，发表于当年的《文学》5卷2期上，1935年12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因为时间距写《水云》并不远，“误记”不大可能。沈从文在这里卖的是什么“关子”，只要认真读一读作品就知道了。

《八骏图》中引诱达士先生的那个女子，其原型是赵太侔的夫人，南社成员，青岛大学校花的俞姗。《水云》中她也作为一个“偶然”出现。沈从文可能被俞姗的美貌短暂吸引过，但没有证据显示二人之间有特别的关系，相反，沈从文称这女子是“受过北平高等学校教育上海高等时髦教育的女人”，“大观园里拿花荷包的人物”，不屑之情溢于言表。因此，沈从文让已有未婚妻的达士先生在青岛受到这女子的引诱，反映的却是自己在北京时的处境，金介甫说：“沈让达士先生来做一件他自己做不了的事”，就是这个意思。沈从文把已经有未婚妻的达士先生受其他女人引诱写成理性无法控制的无奈之举，是性本能使然，又把与高青子的关系错接在俞姗头上，以此来为自己辩解和掩护。

与高青子的接近导致沈从文家庭出现裂痕，并促使他思考婚姻本身对创作的影响。《自杀》（1935）写心理学教授刘习舜和太太之间几乎无事的烦恼。教授刚为学生讲过“爱和惊讶”的心理学问题，加之遇到数年前一对出名夫妇自杀后所留遗孤，触景生情，情绪低落。妻子追问根由，教授无言以对。小说极含蓄地暗示，日常凡俗琐事将激情消磨殆尽，失去了“惊讶”，夫妻恩爱的质量降低了。写于1936年的《主妇》写一对夫妇在结婚三周年时各自的意识流，对激情让位给常识，理想在日常生活面前黯淡后婚姻应该如何维持进行了反思。妻子回忆婚恋经过和婚后生活，感到一切都安稳幸福，然而幸福对男子并不是一切，男主人公洞察到潜藏着的婚姻危机：随着疲乏的产生，“惊讶”和“美”消失了；对婚姻的忠诚束缚了想象和激情。他爱妻子，但这爱不能容纳他全部的精神。他承认自己是一个“血液中铁质成分太多，精神里幻想成分太多”的男子，但又认为“既不能超凡入圣，成一以自己为中心的人，就得克制自己，尊重一个事实。既无意高飞，就必须剪除翅翼。”可是，这克制却不得不以牺牲创作为代价，他不由得去思考这样的问题：“人生的理想，是感情的节制恰到好处，还是情感的放肆无边无涯？”

沈从文自己就被这矛盾折磨着，走完了三十年代最后几年的创作历程。

四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沈从文在同年8月，离开北平，南下武汉、长沙，1938年4月，经贵阳到达昆明。张兆和产后不久，身体虚弱，没有与沈从文同行，直到1938年11月，张兆和才携二子辗转与沈从文在昆明团聚。1939年5月，由于敌机空袭，沈从文一家搬到呈贡乡下。高青子这时也到了昆明，在西南联大图书馆任职。

到昆明后，沈从文和高青子的交往更加密切。在情感（偶然）和理智的矛盾中，情感占了上风，他的倍受争议的作品《看虹录》就是放纵情感的产物。小说叙述人是一个作家身份的男子，他在深夜去探访自己的情人。窗外雪意盎然，室内炉火温馨，心灵间早有的默契使他们愿意在这美妙气氛中放纵自己，在一种含蓄的引诱和趋就中，二人向对方献出自己的身体。小说中有性描写，有对女性身体的细致刻划，但都十分含蓄隐晦，一切使用意象。这篇小说发表后并不见看好，朋友不理解这种神秘高深的东西，左翼批评家则指责他写色情，但近几年，它却引起学者的浓厚兴趣，被看成沈从文在40年代小说艺术试验的代表作。翻译家金提证实，小说中写到的房间，就是沈从文在昆明的家，[6] 其中的女子，在性情、服饰、举止等方面都取自高青子，读者只要对比一下沈从文在《水云》中对那个“偶然”的描写，相信能得出相同的结论。当然，更权威的说明还是来自沈从文自己，他提到了自己在《看虹录》中的“屈服”：“火炉边柔和灯光中，是能生长一切的，尤其是那个名为‘感情’或‘爱情’的东西。……一年余以来努力的退避，在十分钟内即证明等于精力白费。”“我真业已放弃了一切可由常识来应付的种种，一任自己沉陷到一种感情漩涡里去。”[7]

沈从文和高青子的关系没有一直维持下去。与长久的婚姻比起来，这短暂的婚外恋要脆弱的多。当情感退潮，理性又回到了沈从文身上，高青子也选择了退出沈从文的生活，这时间大约在1942年。沈从文写道：“因为明白这事得有个终结，就装作为了友谊的完美，……带有一点悲伤，一种出于勉强的充满痛苦的笑，……就到别一地方去了。走时的神气，和事前心情的烦乱，竟与她在某一时写的一个故事完全相同。”[8] 这里沈从文提到的高青子写的故事就是《紫》。那篇小说的结尾，璇青像流星匆匆划过天空，不知所终，现在，高青子也永远离开了。

同名小说《主妇》（1946）是沈从文为纪念结婚十三年而作，也是对自己十余年来情感历程的总结。小说的男主人公是一个作家，他希望写一篇作品，以作为纪念。夜色已很深，妻子心疼他的身体，不断来催促休息。他在感动中枯坐了一夜，终于一无所获。这时他不由幻想：“可有一种奇迹，我能不必熬夜，从从容容完成五本十本书，而这些书既能平衡我对于生命所抱的幻念，不至于相反带我到疯狂中？对于主妇，又能从书中得到一种满足，以为系由她的鼓励督促下产生？”他为这平衡理性与情感矛盾的念头发狂，在天明时一人向滇池走去。他想到了自杀以挣脱矛盾，但理智告诉他：“我得回家”，于是他回到了家里；当他在妻子素朴美丽的微笑中，他的心却仿佛仍听到远方有“呼唤招邀声”。他意识到，自己的矛盾并未解决，新的诱惑一旦出现，他又会振翅而飞。

这篇小说中，沈从文对给妻子造成的伤害表示了极大的歉意，是写给妻子的忏悔书。他的态度十分诚恳：“和自己的弱点而战，我战争了十年。”他甚至将家庭责任上升到“公民意识”的高度：“我得从作公民意识上，凡事与主妇合作，来应付那个真正战争所加给一家人的危险、困难，以及长久持家生活折磨所引起的疲乏。”尽管在小说中，人物情感与理性的矛盾仍没有彻底解决，但在现实生活中，出于对主妇和全家的责任，他选择了一种庸常的生活，并且从这种庸常的生活中有了新的收获：他“发现了节制的美丽”，“忠诚的美丽”，“勇气与明智的美丽”，重新找回了“尊严和骄傲”，“平衡感和安全感”。

沈从文熟悉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并深深折服，他与张兆和的关系对其创作的影响，也可以用弗洛伊德理论加以理解：文学是作家的白日梦，是“苦闷的象征”。应该看到，沈从文与张兆和的婚恋，无论春和景明，还是狂风骤雨，对他的创作影响都是巨大的，并且这种影响总是正面的。逃离也吧，归依也罢，沈从文总能将这种内在的生命能量化作一篇篇精美的作品。沈从文从张兆和受惠之大，无论怎样评价都不过分的。

注释：

1. 《〈月下小景〉题记》，见《沈从文文集》5卷，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43页。
2. 参阅拙作《沈从文与现代小说文体变革》，《文学评论》1995年2期。
3. 《沈从文别集·湘行集》，岳麓书社1992年版43页。
4. 沈从文《水云――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见《沈从文文集》10卷281，279，282页。
5. 同[4]275页。
6. 参阅金介甫著，符家钦译《沈从文史诗》，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95年版442页。
7. 同[4]283，284页。
8. 同[4]284页　
   　

八角恋：徐悲鸿与蒋碧微

1917年，年轻画家徐悲鸿（1895-1953）与宜兴望族小姐蒋碧微（1898-1978）相识时，乡间老家的妻子幼儿刚刚先后亡故，而蒋碧微已有婚约在身。可是一对年青男女相互倾心，不惜私奔追求幸福。在日本小住一年后，1919年至1925年，徐悲鸿获官费留法学画，蒋碧微一同前往。年轻夫妇所有的幸福和矛盾，他们全都经历，并在异国他乡一同结识了一群终生的好朋友。

1927年年底，徐悲鸿与蒋碧微归国。先后生子伯阳，女丽丽。1929年起，徐悲鸿在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任主任。可是随着徐悲鸿的地位提高，他们的生活逐渐安稳富足，夫妻俩的性格乃至世界观的差异却渐渐表露了出来。徐悲鸿视艺术如生命，无视任何与艺术无关的人、事或物。蒋碧微则比较看重生活质量，在艺术事业上与丈夫缺乏共鸣。

孙多慈　

1930年，徐悲鸿和学生孙多慈相遇，发生了情感波动。孙多慈不到二十岁，考入中央大学文学院后，因慕徐悲鸿的盛名，到艺术系旁听，投师徐悲鸿门下,在绘画上具有相当的天赋。徐悲鸿与蒋碧微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摩擦，为亲近朋友所关注。在友人撮合下，1932年到1934年夏，徐悲鸿去欧洲办画展，蒋碧微陪同前往，试图借旅行斩断徐的情丝。可是这对苦尽甘来的中年夫妇却一路摩擦不断，修复感情的初衷更是没能实现。（插一句：他们在欧洲时，同住的朋友有画家黄女士---张爱玲的母亲。算算时间，应该是黄女士第二次出国，已离婚。张爱玲此时在父亲和后母的家中生活。）

回国后，1936年，徐悲鸿通过关系举荐孙多慈出国留学，遭蒋碧微从中做梗，未有结果。夫妻彻底失和。孙多慈悄然离开南京。而徐悲鸿适逢广西新桂系集团三巨头与蒋介石抗衡，正搜罗天下英才，恰被邀请，遂欣然前往。至此，徐悲鸿与蒋碧微之间的关系，已经破裂，但是并没有正式分手。而这时候，蒋碧微也已感情另有所属，外出工作，力图自立支撑家庭，加速了夫妇的离心离德。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蒋碧微带着两个孩子撤退到重庆，以教书为生。1938年，随着战局的变化，高等院校也纷纷迁入四川。孙多慈一家辗转到了长沙。徐悲鸿赶去长沙与孙见面，并将孙的全家接到桂林，而且为孙在广西省政府谋到一职。这段时间大概是他们在一起最愉快的日子，他们常常一起去漓江写生，两人均创作了不少作品。几个月后，徐悲鸿在《广西日报》上刊出了一则与蒋碧微脱离同居关系的启事---徐悲鸿与蒋碧微当年没有在父母亲友面前正式举行婚礼，但是此时早已生儿育女，忽然被形容成“同居”关系，蒋碧微的愤怒可想而知。徐悲鸿的朋友拿着这张报纸去见孙的父亲，想极力促成徐、孙的婚事。谁知孙老先生竟坚决反对，而且带着全家离开了桂林，转往浙江丽水。孙多慈在此关键时刻终于屈从父亲，在丽水的一所中学任教。1939年，徐悲鸿再度旅行，应邀去新加坡印度讲学，一去三年。徐悲鸿与蒋碧微形同路人。

廖静文　

1942年，徐悲鸿抵重庆，有意挽回和蒋碧微的婚姻。蒋碧微决不愿“再和一个要恶意遗弃我的人共同生活”，她希望徐“另找女人”。而这时的孙多慈，已迫于父命嫁人。1943年，徐悲鸿为中国美术学院招考女资料员，他亲自选中十九岁的廖静文。1944年，徐悲鸿再次登报宣布与蒋分居，接着又登报宣布与廖静文订婚。

1945年，抗战胜利。年底，徐悲鸿和蒋碧微在重庆正式离婚，徐悲鸿同意为前妻和一双儿女支付一百万赡养费和一百幅国画。这场拖了二十八年之久的婚姻终告结束。1946年1月，五十二岁的徐悲鸿与二十四岁的廖静文喜结良缘。不久从四川转道上海,北上出任北平艺术学院院长。1954年，徐悲鸿病逝在北京。

张道藩和苏珊

张道藩就是蒋碧微后来心有所属的那个人。张道藩原来是徐悲鸿留法学画的同学加朋友，1922年与徐悲鸿蒋碧微夫妇相识于巴黎。1926年2月，张道藩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给蒋碧微写了生平第一封隐示爱意的信。蒋碧微当时虽然因丈夫重艺术而淡妻子心有委屈，但对张道藩的求爱并不为所动。蒋碧微以“此爱唯有痛苦，永无结果”而婉拒。张道藩把这份爱意深埋于心中，与法国少女素珊订婚。

张道藩在1928年接素珊到中国来结婚，徐蒋夫妇帮忙筹措旅行费用。之后，张道藩弃画从政，在陈立夫手下作了国民党文化宣传方面的官。1936年冬天，徐悲鸿和蒋碧微发生家庭矛盾，已位居国民党政府高官的张道藩作为双方共同的朋友，从中劝解。他对蒋碧微的遭遇非常同情，深谈之后，却终于情不自禁，再次向蒋碧微坦承了十多年来自己隐秘的爱恋之情。

从1937年起，张道藩和蒋碧微之间通信往来频繁，感情发展很快。蒋碧微谋求工作，带着儿女内迁四川，再次就业，方方面面都受到张道藩的关照。徐悲鸿后来几次有意挽回和蒋碧微的婚姻，此时其实已经变成蒋碧微不愿意回头了。张道藩的法国夫人素珊，慢慢也体会到婚姻有人介入，可是欧洲战事激烈，回法国也不现实，她又没有职业，只有带着独生女儿，听由张道藩的安排。张道藩和蒋碧微的婚外恋情，造成三个人为情所苦，殊不可怜。

1945年，抗战胜利后，张道藩一家和蒋碧微相继回到南京。蒋碧微的一双儿女先后离家出走，追求进步。此时，茫茫人海，蒋碧微真的除了张道藩，一无所有了。

1949年1月，蒋介石在南京宣布“下野”，退至浙江奉化老家。南京危在旦夕。张道藩在此之前，先行将素珊及其母亲女儿送到台湾高雄，与在港务局任职的姐姐姐夫同住。初春，张道藩与蒋碧微由南京去杭州，度过两个半月的“神仙生活”。3月，国共“和谈”破裂，国民党中央政府迁往广州。4月，张道藩安排蒋碧微先到台北，5月底自己和国民党政府由广东撤退台湾。1949年到1950年之交，素珊的姐夫调到大洋洲的法属新克里多里亚岛上去工作，素珊见张道藩毫无回头之意，索性和母亲女儿及张道藩六妹舜琴一起也去了新克里多里亚岛居住，谁知在此一住就是漫长而痛苦的十年。这十年，张道藩历任交通、内政、教育各部次长部长，1954年官至立法院院长，又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张道藩与蒋碧微在这个时期，在台北朝夕相守，俨然夫妻。不过，蒋碧微心中未尝不明白，自己的幸福毕竟是建筑在素珊痛苦的基础之上的，一份愧疚不安难于解脱。

素珊为了挽救自己合法的婚姻，也曾向蒋介石状告丈夫的婚外恋，曾经劝解过徐悲鸿和蒋碧微的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奉命对张道藩劝说，又找蒋碧微谈心。1958年底，张道藩表示要去澳洲看望素珊。蒋碧微借故先行一步，1959年1月去南洋探亲。临行前，她给张道藩写了一封信，表示使张道藩家庭恢复完整是她十年来一成不变的心愿，她希望待她从南洋回来后，二人便分手。1959年3月间，张道藩从澳洲回到台北。晚于丈夫一年余，1960年4月，素珊和女儿及张道藩六妹也回到台北，张道藩与妻子女儿入住立法院公宅新居。这一年，张道藩六十四岁。

而蒋碧微六十有二，在台湾岛开始了孤身一人的生活。蒋碧微撰写自传，1966年出版了回忆录，全书五十余万字，上篇为《我与悲鸿》，下篇为《我与道藩》。在下篇中展示了她与张道藩的长达十五、六万字的情书。有人说，情书的公开，成了张道藩的催命符。我倒不这么看。也许由于从小受到的教育，我一直对政客张道藩毫无好感，再加上他介入大师的家庭，其嘴脸简直非青面獠牙不足以形容。可是读了他们的书信，倒觉得抛开政治理念，这是一位性情中人。虽然陷入一场违反道德的感情，但是到底是真情一片，也没有什么可羞耻的。

1968年6月12日，张道藩在台北告别人间，享年七十二岁。蒋碧微孤独地又活了十年，1978年12月2日去世---晚于张道藩十年（1968年）、迟于前夫徐悲鸿二十五年（1953年）。而张道藩的法国太太素珊，下落如何，竟没有确切消息。整场感情悲剧里，最可怜的就是她。

最后两角

读到这里，细心的人会说：题目是八角关系，尚缺两角。其实，这最后两角已经现过身了。徐悲鸿的婚外情对象孙多慈，后来另外结婚，丈夫不是别人，正是王映霞的婚外情对象许绍棣。---张道藩给蒋碧微写信，谈及王映霞郁达夫的婚变，恐怕不会想到这其中会有如此曲折的联系吧。

解放前夕，孙多慈和许绍棣去了台湾。许绍棣曾任立法委员。孙多慈任台湾师范大学艺术系主任，５０年代赴美国和法国进修，在台湾又举办过个人画展。琼瑶女士曾经在回忆录中提到，她的小弟善画，父亲就延请师范大学艺术系教授孙多慈加以指教。

蒋碧微在自传中写道，1953年，徐悲鸿在北京病逝。消息传到台湾，她心中一片“惘然”。有未知真伪的传闻说，那年，蒋碧微去台北中山堂看画展，在展厅门口刚签好名字，一抬头，正好孙多慈站在了她面前。这对几十年前的情敌相见，一时双方都愣住了。后来是蒋碧微先开了口，略事寒暄后就把徐悲鸿逝世的消息告诉了孙多慈。孙多慈闻之即刻脸色大变，眼泪夺眶而出。她怎么没有料到，事过多年以后，蒋碧微唯一的一次与她对话，竟是告诉她徐悲鸿的死讯！

1970年代初，孙多慈不幸身患乳腺癌，曾三次飞往美国做手术，最终医治无效，于1975年病逝于她中央大学时代的同窗好友，物理学家吴健雄教授的家中，享年六十三岁。1988年，吴健雄到南京参加东南大学（原中央大学）校庆时，站在那株“六朝松”下，亲口对徐静斐(徐悲鸿与蒋碧微的女儿丽丽)说，孙多慈生前为徐悲鸿先生带过三年重孝。

郁达夫和王映霞

郁达夫（1896-1945）出生在浙江省富春江畔的一个旧式文人家庭里。1917年暑假，郁达夫奉母命从日本回家与孙荃（1897-1978）订婚，郁达夫对孙荃的印象是“其貌不扬。谈吐风流，也有可取之处”。郁达夫返回日本后，二人常有魚雁往返感情日增。1920年暑假，二人完婚。

郁达夫去北京无路费，孙荃拿出仅有的衣服首饰，质入当铺，筹足路费，挥泪送郁达夫远行。至1928年，郁达夫与王映霞相爱结婚。原配妻子孙荃如遭晴天霹雳，痛不欲生，但她有子女，必须活下去。她提出，离异不离婚，开始了她五十年凄苦悲凉的孤独生活，吃长素，念佛诵经，没有再嫁，只身把三个孩子拉扯成人。1978年孙荃逝世，享年82岁。

1927年初，在一个朋友家里，郁达夫第一次见到了那个对他后半生发生了重要影响的女人——王映霞。王映霞当时做小学教师，是一个新式的女性，受过新式教育，思想比较开放，加之她漂亮的外形，郁达夫对她一见钟情，将她视为自己灵与肉“全都救度”的女神。

在郁达夫的猛烈追求下，二人相爱。1927年9月，郁达夫将他和王的恋爱过程，点点滴滴记载下来，编成“日记九种”，由北新书局出版发行。内容新奇大胆，造成一时轰动。

1928年春天，郁达夫与王映霞在杭州举行了简朴的婚礼。郁达夫于1936年正月离开杭州，去福州漫游。此间的一年左右，夫妇两人一直处于两地分居的状态。郁达夫在福州，逐渐听到王映霞交友广泛的流言，遂催促她去福州团聚。王映霞遵嘱南去，但只住了三个月便以水土不服为由返回杭州。

1937年8月，郁达夫意识到他和王映霞之间有人插足，此人时任浙江教育厅厅长，名叫许绍棣，本是郁达夫的朋友，原配夫人去世了。1938年，郁达夫截获了王映霞的几封情书，一怒之下，把这三封情书照相制版，在朋友中广为散发。

1938年7月，王映霞不辞而别。郁达夫在汉口《大公报》上，接连两天登出同一则寻人启事：“王映霞女士鉴：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搬去细软衣饰、现银款项、契据等，都不成问题，惟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一地址。郁达夫启。”这无疑致使夫妇间的矛盾急剧激化。在郭沫若、田汉等朋友的劝说下，郁达夫登出“道歉启事”，声明这次事件是自己“精神失常”所致的误会。双方暂时言归于好。

1939年，郁达夫的《毁家诗记》毫无保留地暴露他和王映霞感情破裂以及王映霞与许绍棣感情发展的过程，包括不少难以启齿的家事。事情发展成互揭疮疤，冷战分居，最后王映霞远走廖内小岛，第二次离家。《毁家诗纪》发表一年后，双方协议离婚。王映霞走后，郁达夫冷静下来，对她仍有思念，不免懊悔，有诗为证。可是，王映霞是再不会回头了。

1941年，郁达夫在新加坡与广播电台工作的李筱英同居。1943年，郁达夫辗转逃到印尼，化名赵廉，开赵豫记酒厂。9月，经朋友介绍，和华侨姑娘何丽有结姻。

1942年，王映霞与钟贤道在重庆百龄餐厅举行盛大的结婚典礼。

林彪曾要政治局证明叶群是处女

在1966年5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发生过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林彪提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说明叶群在同林彪结婚前是处女。林彪这一要求虽很荒唐，却也事出有因。

林彪要证实叶群婚前是处女 周恩来：荒唐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著名的《中国*中央委员会的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这是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纲领性文件。

在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还有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林彪提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说明叶群在同林彪结婚前是处女。在会场主席台前的桌子上放着林彪手书的一张纸，大意是说，他证明：(一)叶群和我结婚时是纯洁的处女。婚后一贯正派。(二）叶群与王实味、×××根本没有恋爱过。(三）老虎、豆豆(指林立果、林立衡)是我与叶群亲生的子女。(四)严慰冰的反革命信所谈的一切全系造谣。

聂荣臻看到后，拿着林彪的这个手书，气愤地说：“发这个做啥？收回!”随即主席台上的人就让把林彪的这个手书收回了。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常委刘西尧听周恩来说起过这件事。他在《“文革”中我给周恩来当联络员》的回忆文章中写道：“‘九一三事件’后，我听周总理说，在1966年通过《五·一六通知》的政治局会议上，针对陆定一的妻子严慰冰对叶群的指责，林彪竟提出要政治局通过决议，说叶群在和林彪结婚前是处女，被政治局多数成员否决。林彪叛逃后，周总理提起此事讲，一个*员提出这样的问题，简直是荒唐。当时他感到很惊讶！”

“匿名信”事件惊动中央常委

林彪提出这个要求是因为严慰冰的匿名信，那严慰冰又是什么人？她是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夫人。

从1950年代末开始，林家就不断收到匿名信，内容主要是辱骂叶群，揭其到延安前后生活糜烂，还给林的女儿豆豆写信，称其不是林彪亲生。不仅如此，写信者的恶劣之处还在于在署名和寄信时，有意把视线往刘少奇夫人王光美身上引。直到今日，王光美谈起此事，还颇有怨言。

据《陆定一传奇人生》记载，1966年2月初，有一天，彭真约陆定一到他家里去一趟。上午10时左右，陆定一来到彭真家里。彭真拿出一叠材料交给陆定一，对他说：这是公安部转来的一批匿名信的照片。他们经过长期调查，认为这些匿名信是严慰冰所写。这些信绝大部分是写给叶群一家的。

陆定一不禁大吃一惊，他翻了翻这几十封信，又仔细端详笔迹，和严慰冰的笔迹相似。

彭真接着说：林彪是党的副主席，写他的匿名信，这个问题就被认为是政治问题。许多信署名王光X，发信地址是用王光美母亲托儿所的地方，自然会被看做是挑拨中央常委之间的关系。而且，不少信是用明信片写的，等于公开的传单。

陆定一说：“严慰冰写匿名信，我根本不知道。林彪有几个孩子，叫什么名字，今天看了匿名信才知道，以前不知道。她怎么会写这些匿名信，真是不可想象。有些字迹显然是严慰冰写的，有些字看不出来。为了确证，我可以去把严慰冰的笔迹取来，请您给公安部核对。”

严慰冰写匿名信的事，牵动了中央常委，因为她是陆定一的夫人。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在京主持工作的常委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他们相信陆定一不会参与此事，因此委托彭真把详情告诉他，让他知道发生了这样的事，以便心中有数。

第二天，陆定一把这些字迹送到彭真家里。过了四五天，陆定一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完会后，彭真拿了公安部退回的字迹给了陆定一，说：公安部已查对，匿名信确是严慰冰写的。中央常委讨论过，认为严慰冰是危险分子，但决定保护你，要你离开严慰冰，住到医院去。

陆定一住进了北京医院。他本来就有消化系统不好的毛病，因此严慰冰没有怀疑，还常常到医院来探望。2月8日，陆定一曾同彭真、康生等人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和请示《汇报提纲》的事情，严慰冰都到机场送迎。回北京后陆定一直接住到医院去了，未回家中。

萧乾的风流韵事

1938年在香港，萧乾遇上了命中的克星‘雪妮’。这位聪明漂亮、会弹钢琴、精通法语的四川小姐姓卢，瑞士干爹福莱教授和她一道住在九龙，萧乾跟福莱互教北京话与法语，法语没学好，却坠入爱河。……萧乾……已经有了妻子小叶子。……雪妮得意地告诉萧乾，自己不乏追求者。金克木和她的一个表哥同时在追她。她豆蔻年华，在北平东单三条的圣心学校读书期间，有个英姿潇洒、西服革履的青年，每天早晨捧着一束玫瑰花，在校门外伫候着她。瞥见她骑自行车过来，就把鲜花铺在地上，让她的车轮从花儿上面轧过去。……雪妮借着重述这件往事来炫耀自己何等富有魅力！”

当初金克木已跟雪妮交了几年朋友，架不住萧乾这个有妇之夫闹了一场婚外恋，把他们拆散了。从小叶子看来，雪妮是插足于小两口子的美满婚姻之间的第三者。从金克木看来，萧乾明明有妻子，竟把他的女友抢走了。

为了这档子恋爱风波，萧乾去了一趟昆明，随后小叶子专程来港。小叶子一度已同意离婚，并建议在港办好手续，她再只身返滇。然而萧乾良心未泯，不肯乘势利用妻子的善良，就说：‘你回去后，好好考虑一下再作决定，不要操之过急。’小叶子回去后，打来的电报上写的是：‘坚决不离。’萧乾看罢，傻了眼。这场婚外恋弄得萧乾焦头烂额，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漂洋过海到英国去了，听任时间去解决矛盾。939年9月1日，萧乾斩不断理还乱地登上开往马赛的阿拉米斯号轮船。他是经于道泉推荐，到英国伦敦东方学院去教中文的。……萧乾旅英7年，护照上始终写的是已婚身份。

后来，小叶子即王树藏和联大同学马西林结婚。雪妮也结了婚，离婚后又再婚，她养尊处优，定居于瑞士，晚年在美国一家大学当客座教授，教法文。萧乾逃走，金克木被封杀，追求雪妮“十余载”的表兄另外结婚，公案结束了。金克木给连同自己在内的三个男主角，贴上“聪明的傻瓜”这自嘲的标签。

向警予、蔡和森、彭述之

1918年，“湘江三友”一起来到岳麓山爱晚亭谈古论今。当谈到个人婚姻问题时，毛泽东首先提议为寻求救国真理，甘愿终生不娶。对此倡议，蔡和森、萧子升深以为然。岂料时间才过去一年，蔡和森便率先食言。

1919年底，蔡和森、向警予、蔡畅等五十多人乘坐“盎特莱蓬”号法国邮轮从上海启航前往法国。在35天的航程中，“向蔡同盟”的爱情之舟扬帆启航了。

1920年5月，他们在蒙达尼结婚。同年毛泽东和杨开慧也走向了婚姻。

1921年底，蔡和森被强行遣送回国。稍后，向警予也回到了中国。蔡和森是陈独秀的左膀右臂。向警予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性中央委员。

1925年初，因为一位名叫彭述之的留苏学生的介入，“向蔡同盟”遇到了挑战。

彭述之在苏联学习期间比较活跃，以党的四大中央委员的身份接替多病的蔡和森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为方便工作，中央决定蔡和森夫妇、彭述之夫妇和秘书郑超麟一起住在宣传部的寓所。这使得彭述之和向警予有更多地接触机会。

彭述之彭述之向警予很快坠入情网。

回忆录版本

向警予，矮小，始终作内地女学生装束，毫不沾染上海的浮华习气，她和杨之华成了对照。那时，她很活跃，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国民党运动，这一切方面，她都有份。《向导》上又常有她写的小文章，她恨死党内浪漫的男女同志。开会或闲谈时，独秀常爱拿男女关系事情当作笑料，但向警予如果在场，她就会提出抗议或者说几句话，使得独秀不能下台。别的同志更加不敢在她面前放肆了。我们的女同志都害怕她，杨之华尤其害怕她。由于她要规劝人或教训人，大家都称她“祖母”，或“革命祖母”。瞿秋白说：“我们党内有马克思主义的汉学家，就是李季，也有马克思主义的宋学家，就是向警予。”

我一回国，就同这对“模范夫妻”住在一起。起初在慕尔鸣路，后来在民厚里，后来在福生路。在民厚里末期，和森去北京养病了，警予留在上海，积极参加五卅运动工作。中秋节前不久，我们没有等待和森回来，就迁居福生路。此时，彭述之也从医院出来。他二月间就生病，住进宝隆医院，五卅前的罢工运动，五卅时的轰轰烈烈群众运动，他都没有参加，此时运动已经退潮，他才病愈，从医院出来。中秋晚上，为了庆贺佳节，迁居加述之病愈，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饭，晚饭后进行“晚会”。这是我们从俄国学来的办法：每个人做一种游戏。三个主人之外，还有张伯简、沈泽民和泽民夫人张琴秋。彭述之跳了高加索舞，张琴秋唱了《可怜的秋香》，别的人也做了游戏，向警予不肯唱歌，也不肯做别的游戏。大家都不依。最后，她念了一首李后主词“无言独上西楼……”。客人散了，我回到亭子间睡觉，警予还在述之房里不走。天气热，亭子间房门和前楼房门都开着。我一觉醒来，听到警予还在说话，而且说了出人意外的话，即表示她爱述之。不久，她就上三楼去了。述之到我房里来，说“怪事！怪事！”他告诉我刚才警予说的话。他说：“我做梦也未曾想到。”我警告他，说：“这件事做不得，做出会影响团体工作的。”他说：“当然，我自己毫无意思，她也明白这件事情做不得。她说，不过把心里的话告诉我罢了。”述之说这是实在话。

从这日起，向警予常常从三楼下来去述之房间谈话，一谈就是几个钟头。起初几日，述之还把谈话经过告诉我，同我商量“怎么办”？我看见他渐渐动摇了，便加紧警告他。以后，述之就不同我商量，他接受了向警予的爱。

蔡和森要从北京回来了。向警予先接到信或电报，说他将于某日某时左右到上海北站。这日，我问述之：“你们的事情，要不要告诉和森？”述之说“警予同志以为不必告诉他。”到了时间，有人敲门，我从亭子间下去开门，一看是和森，黄包车上还有行李和一篮天津雅梨。他急忙问我：“警予哪里去了？”我说：“在楼上。”他颇惊讶，因为到车站没有看见向警予来迎接，以为出了甚么事情？第二日或第三日，事情揭穿了。向警予“宋学家”做不来瞒骗的事情。和森问她有甚么心事？起初她还回答：“正在构思一篇文章。”以后就原原本本把事情说出来了。

当日或次日，中央主席团在楼下客堂间开会，独秀、和森、国焘、秋白、述之都到会，还有ＣＹ和上海区的人列席，我不记得他们是谁，也不记得讨论什么问题。我旁听，向警予也参加会议。讨论完毕，独秀刚宣布散会时，和森忽然站起来，说他还有一个问题请大家讨论。他说：“警予同志和述之同志发生了恋爱……”当时，独秀、秋白、国焘，以及列席的人，他们的神气好像戈果理的《钦差大臣》剧中最后一幕的场面。他们好久说不出话来，因为这是如此出于他们意料之外的。最后，独秀说：“这要看警予同志自己决定。”警予伏案大哭，一句话不肯说。独秀问警予：“你究竟是爱述之呢，还是爱和森呢？”警予总是不响。独秀又问：“你不爱和森了么？”警予又不响。在此种情形之下，中央主席团只好负起解决的责任了。中央，即独秀、秋白、国焘三人，只好决定派向警予同蔡和森一道到莫斯科去。蔡和森从北京南下，正是为了接受使命，去莫斯科担任中国***常驻代表的。向警予并不提出抗议，事情就是这样解决了。独秀嘱在场的人对于这件恋爱事情严守秘密，尤其嘱秋白切勿告诉杨之华，大家都允诺了。但没有用。不久，就有好多人知道这件事。我相信，杨之华决不会是最后一个知道这件事的。

这件事情，中央处理得对不对，我很怀疑。向警予自己当然不肯决定。但她宁愿舍和森而就述之，是可以想得到的。即使当时是双方均等的，但发展下去，旧爱一定会渐渐减少，新爱一定会渐渐增多，倘若中央决定警予同述之结合，或任其自然发展，不加干涉，则往后可以减少许多纠纷，因为这件事情的后果是很严重的。

散会后，向警予斥责和森“自私自利，分明晓得中央会站在你方面，你才提出问题来讨论。”和森无法自辩。晚饭后，他不上三楼去，在客堂间踱方步。我也在客堂间。他说：“超麟，我的心同刀割了一般。”我提议同他看电影去，他答应了。这是新奇的事情，因为他是从来不看电影或京戏的。我们到新开张不久的奥迪安电影院去，那天放映的是一部历史片，场面很华丽而热闹，但他视而不见。幕间休息时，我请他在酒吧间喝咖啡。电影再映，他不想去看了，我只好牺牲这部片子，陪他回家去。

以后几天，三楼床上躺着一个人，长吁短叹；二楼床上也躺着一个人，长吁短叹。向警予在两楼中间奔走不停。我看见这个生活过不下去了，于是去找陈独秀，请他设法解决。他想了一下，提起笔来写了一个字条，要和森和向警予立即搬到旅馆去，等待去海参崴的轮船。这字条，我带回来，和森接受了，警予和述之则恨我入骨。彭述之还同我闹了一场。

我说这个恋爱事件有重大后果，是指它牵连得多，而又影响于后来的党内斗争，和森和述之从此结下了冤仇。在第五次大会上，和森拼命打击述之。一九二七年秋天，和森主持北方局，位居顺直省委书记述之之上，报告中央，说王荷波一案是彭述之告密的，或述之指使他的小同乡段海去告密的，这话连当时主持中央而在政治上反对彭述之的瞿秋白也不相信。

这对有名的“模范夫妻”来到莫斯科后终于拆散了。李立三和李一纯夫妇是同这对“模范夫妻”一路去莫斯科的。立三为了减轻和森的痛苦，叫一纯一路上去安慰和森。在这安慰的过程中，和森和一纯恋爱了。有人说：立三是有意把一纯送走，为的便于同一纯的妹妹恋爱。但立三和和森仍从此结下了仇恨。一九二八年第六次大会选出的新中央回国工作不久，就爆发了内部斗争，主要领导人蔡和森就被李立三轰下台去，由李立三取代他的位置，此事同我的工作有关，后面还会说它。向警予在莫斯科爱了一个蒙古人，一九二七年她孤身回国工作，在武汉曾同和森扭打，并骂李一纯对不起她。她在武汉做工作很努力，武汉反动后仍坚持工作，直到牺牲，没有再闹恋爱问题。

关于丁玲的剽悍八卦

丁玲大姐是民国文艺女性中的奇葩，惊世骇俗这种形容词简直为她量身定做，她家里非常有钱，母亲是知府的女儿，父系的官职更高，家族庞大，而光是她一家就有200多间房子，货真价实的是含金钥匙出生。

值得一提的是她彪悍的母亲，平常掌管家里财政，丈夫去世后她新潮地注册进女子师范学校读书，还十分钦佩武则天，我们有理由相信，丁玲同志强大的性格受到了她母亲的影响。

丁玲在女校交了很多好友，这些同学中有我党高级干部瞿秋白的妻子王剑虹，张太雷的妻子王一知，她跟王剑虹的关系非常密切，甚至有点可疑的百合倾向，但是进步女性都是生冷不忌男女通吃的，这个时期，丁玲对南开大学的一位表兄开始了热烈追求，那位表兄是个胆小鬼，循规蹈矩，面对她如潮水般的爱意竟然逃之夭夭，因为同时她又跟另外一位表兄订了婚，虽然她不反感这位漂亮的未婚夫，但是作为新时代女性，怎么可以毫无芥蒂接受家族包办婚姻？于是16岁的强大女性丁玲与百合女伴王剑虹毅然逃到了上海，在那里，王剑虹马上被瞿秋白搞定做太太，同时丁玲也为瞿秋白的才能而着迷，但非常奇怪，直到瞿秋白告诉丁玲他们要结婚了，丁玲才知道自己的亲密女伴和自己的仰慕对象在谈恋爱，于是丁玲一个人凄凄惨惨戚戚的回家乡疗伤，但是没多久，瞿秋白的病染给了王剑虹，这个新任太太不久去世，她在死前半个月给丁玲写信暗示求救，但被抛弃的丁玲沉浸在自怜中，毫无所觉，瞿秋白当时可能另有新欢，因为四个月后他就挖了沈玄庐儿子的墙脚，快乐的结婚了，他甚至没有参加妻子的葬礼，只剩下丁玲扶棺大恸，终身痛恨瞿秋白。

丁玲到北京遇到了胡也频，浪漫的女青年就跟诗人同居了，而她居然对他一无所知，直到两年后胡也频自己说起过去为止，天哪，果然是特立独行的新女性，但是未免也太神经大条了吧，我们是否应该庆幸当时民风淳朴，没有那么多人贩子，不然我们就无法膜拜这伟大的女作家多姿多彩的一生了。

胡也频的往事也很强大，他祖父是太平军石达开的部下，所以他家就很穷，只好送他去珠宝店做学徒，在店里，惨绝人寰的事情发生了，一名断背山爱好者意图强奸胡也频，在胡也频的奋勇抗争下，终于强奸未遂，但是胡同学满头是血，还被颜she了，这件事使他的心灵蒙上阴影，从此开始仇恨珠宝店，并顺手牵羊了店里的超大金镯子人间蒸发。

到北京后，青年诗人胡也频与进步女学生丁玲刚认识，就带着她去看望以后的绯闻男主角之一沈从文，丁玲和沈是老乡，两个人立即热络起来，把胡也频甩在一边，胡也频意识到了危机，马上重拳出击，在丁玲回乡的时候追到了湖南。丁玲不为所动，两个人一起回北京的时候，她本来打算立即和胡分手，但是桃色新闻传得飞快，丁玲非常愤怒，说：“好吧，我们就同居！”，于是两人同居了，根据丁玲的说法，他们是纯洁的柏拉图式同居，毫无肉体关系。

这段时期丁玲看了一部电影，她立即决定，自己要到上海去做电影明星，洪深牵线搭桥做了引路人，两位男士顺势也跟着南下了。可惜上海电影界太肤浅了，不能了解伟大女性丁玲的内在美，她的明星梦就此夭折。于是她含愤写出了处女作《梦珂》，“这是关于一个敏感和幼稚的年轻女孩成为一名电影明星受腐败的社会欺骗的故事”。这部作品一炮打响，她成了新锐女作家丁玲，名气大过胡也频和沈从文。

丁玲开始专心走文学青年路线，与胡也频、沈从文一起三个人到杭州，进行了华丽的3p生活。可怜的胡也频思想不够先进，忍无可忍回到了上海，丁玲也回去了，两人开始过正经的夫妻生活，可惜好景不长，1931年，左联五烈士事件发生，胡也频英年早逝。

丁玲生下一个男孩，她生活在痛苦之中，此时，冯雪峰作为中共在上海的负责人，对她进行安慰引导，冯是党内有名的白面书生，他身材修长，玉树临风，丁玲对他发生了炽热的感情，虽然冯已经结婚，丁玲还是写了无数滚烫的情书表白，但是理智的冯雪峰同志坚定婉转的拒绝了她。这是丁玲人生中的一大遗憾，所以她终身对冯雪峰怀着特殊的感情。

丁玲女士孤身一人生活在寂寞和恐惧中，幸好1932年夏天她遇到了生命中的又一个男人冯达，冯达在30年代初负责中共和共产国际电讯联络，他的一生过得很舒服，不知道为什么，戴笠的军统很喜欢用中共的变节人员做事。冯达背叛中共后就到戴老板手下做事，民国三十八年“大陆沦陷”，冯达就到台湾，供职“国防部情报局”，相比大多数一会上天一会入地的老革命，他的命运实在好太多了，几乎没吃过什么苦。

冯达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注意着装，大概看上去风度翩翩，丁玲冰封的心再次遇到了春天，于是在秋天他们就同居了。同样，丁玲还是对同居伴侣一无所知，只知道他是一个从未谈过恋爱的单身汉。我们需要再一次为丁玲的rp称幸吗？丁玲马上自食其果了，过了几个月她被国民党软禁到南京，出卖者正是冯达。奇怪的是，国民党帮她提供的住所颇为不错，而丁玲，虽然她说自己恨不得去揍冯达，但是在南京软禁三年期间，他们一直同床，丁玲还帮他生了个女儿，后来成为国内知名的舞蹈家。

1936年，按照正统的说法，丁玲逃出了魔爪，回到上海见到了亲爱的雪峰。此后她就奔赴延安，嫁给了比她小十多岁的陈明，她的情史正式结束。

根据坊间资料，在左联期间，丁玲是一台不知疲倦的发电机，跟楼适夷、钱君匋等相继有过露水姻缘，不过这些都是边角碎料，相比于她人生中轰轰烈烈的感情旅程，这些不值一提。当然，热心人士也可以对详细情况进行仔细考察。

丁玲1936年奔赴革命青年的圣地延安，她当时名气很大，中共中央十分重视，我们的主席一改他邋遢的作风，专门刮了胡子去迎接她，因为实在太隆重了连周恩来都非常吃惊（主席同志平时卫生习惯的恐怖可见一斑），中共中央外交部专门做了大餐宴请丁玲，在当时生活条件下，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满汉全席，中共中央宣传部专门开欢迎会，主席也亲自到场欢迎气氛，这么多噱头花下来，风头超过迎接美国总统。

但是，知名女作家丁玲的内心世界是十分神秘的，我们不知道从上海到延安发生了什么事，使她的审美观为之改变。在上海，丁玲女士是一位摩登的太太，从前面贴的照片我们也可以看到，时髦的长裙和精致的首饰，虽然沈从文后来说她“丑似无盐，而乱若武曌”，但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种得不到而欲毁之而后快的嫉妒心理，不必理会，毕竟，大导演洪深也认可了丁玲成为电影明星的潜质嘛。
　
到了延安后，丁玲剪去头发，身穿肥大的军装，十分男性化。而且，她对主席总是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主席因为仰慕这位文艺女青年，在丁玲刚到陕北的一段时间内，经常找她散步、聊天。有一天，丁玲很小白地对主席说，她非常钦佩史末特莱热情忘我的工作作风，惭愧自己常把时间浪费在闲谈上了，显得散漫，缺少现代人应有的紧张。这使得主席十分尴尬，只好深沉地说：“要向她学习啊！”又有一次，丁玲负责一个文艺演出，大概是突然心血来潮，要表明革命纪律性，下令不许任何人在节目正在演出时从台口上下，恰恰主席因为日理万机，到演出进行中才来，丁玲一女当关，坚决不让主席入内，搞得主席面子扫地。最不可饶恕的是，主席和江青同志结婚，赏脸请丁玲喝喜酒，帖子发过去了，丁玲的女儿正好在生病，她就没有空，而且认为这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耍大牌不去，事后连解释也懒得奉上，于是主席心中大怒，对丁玲的幻想一扫而空，一到1955年批判胡风时，轻轻一下马上就把她拉进去狂批了。

但是丁玲实在太强大了，几十年后她依然彪悍如故，有人问她：你恨主席吗？她老人家非常酷地回答说：我当然不恨。他当年爱我却得不到我，只好叫人折辱我罢了，我有什么好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