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与ADO】台北演唱会后速记
好久没有看演唱会这么high，又跳又叫又唱的，可怜我这把老骨头啊。现在全身酸疼 ……
先说结论：看过三场老崔演出（前两场是1995/12/14香港依莉莎伯体育馆、2007/7/8贡寮海洋音乐祭），这场我最尽兴、最感动。
乐手名单（与2007来台阵容相同）：
- 崔健 主唱、电吉他、小号
- 刘元 萨克斯风、笛、箫、唢呐
- 艾迪 电吉他
- 张永光（鼓 仨儿） 打击乐
- 武勇恒（贝贝） 鼓、说唱
- 刘玥 贝斯
- 夏佳 键盘
散场后和音乐圈前辈闲聊，前辈从专业角度聆听，对于现场PA有些意见。听说老崔回到后台之后，也对他自己的舞台监听喇叭音频没调好而表示了不满意。这回的音控都是老崔从中国带来的，听说昨天花了七小时调校现场PA，非常敬业。我想现场还是有些环节是难以100%掌握的吧。倒是外场音量实在非常大，打击乐器和贝斯的若干细节被淹没了，有点可惜。
其实Legacy Taipei的建筑结构是很难创造良好音场的，这次看到墙面都挂了布幕吸音，天花板也吊上了许多吸音片，就是要克服长方形挑高空间的轰声问题，结果确实是有效的。今晚作为开幕演出，现场硬体都是第一次面临实战考验，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我是不忍苛责的。相信之后的表演，音场还会愈来愈好。
今天老崔嗓子特别哑，私以为倒也不大是问题。曲目排得非常漂亮，大致上，想听的都听到了，除了不敢奢望的“最后一枪”，喔对了，还有“时代的晚上”。
浮光掠影的片断印象，趁还没忘记，赶快写一写，随时增补：
- 刘元这回没戴他招牌的红星八角帽。他老人家气定神闲，出手却招招不含糊，笛、萧、唢呐、两把还是三把萨克斯，这次真是让他吹过瘾了。我也听得好过瘾！
- 老崔的号换成了很小支的那种，不知道正式名称叫什么。这回吹得比两年前贡寮那次稳得多啦，至少没有放炮。最喜欢“蓝色骨头”中间转折处那段壮盛的号音，听得我泪眼汪汪。还有“解决”和刘元萨克斯的合奏riff也很够味。“一块红布”的独奏反而没有那样撼动我，或许录音室版本在我心目中实在太经典，之后现场版的编曲，相较之下，便显得有点儿温吞了。当然这只是我的私心感觉。
- 艾迪是个“绝不浪费任何一个音”的吉他手，他的solo每个音符都很确实地切到重点，而且超有groove，看他慢吞吞地弹琴，实则老辣得很，玄铁重剑哪。
- 仨儿和贝贝是今晚最抢戏的乐手。老崔的音乐，尤其近年的发展，愈来愈倚重节奏乐器的丰沛细节，近距离大音量地听这两个鼓手现场拼战两个多小时，简直瞠目结舌，五体投地。老崔和贝贝在“混子”、“蓝色骨头”的说唱应和，现场重看，仍然酣畅过瘾，他们真的找到了汉语rapping的独特线条。
- 安可的“盒子”实在太厉害。一边听，一边想，要是能在现场把歌词打出来让大家对照看，那该多好。只是老崔的歌单总是到最后一刻才敲定，这招大概行不通。
- “快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野”既没了王勇的古筝前奏，改成艾迪的蓝调吉他Jamming开场，重新强调了这首歌浓重的蓝调血统，神来之笔。
- “蓝色骨头”、“红先生”、“迷失的季节”是大惊喜，没想到他会把三部曲连着一口气唱完。“红先生”上次在海洋音乐祭列进了setlist但来不及唱，这回可是听着了，麻辣烫的riff在现场发展得更放肆，超悍，比录音版还屌！中国笛子换成萨克斯，效果一样赞！
- 第一个“泪点”：“从头再来”，脑中自动调出《解决》的现场录音版对照，一瞬间近二十年份的青春扫过，眼睛就模糊了。
- 之后好像没有要掉泪的感觉，但有好几处high到想飞：“红先生”、“混子”、“飞了”、“快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儿野”、“盒子”、“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解决”……
- 所以总地讲，今晚的抒情曲相对来说，比较没有那样电到我。但还是要说：今晚的“一无所有”，我觉得老崔是用了感情的，“宽容”更是拳拳到肉，耐人寻味。没有想到会有“假行僧”，新世纪版本，依旧洗炼动人。要说情感上最疏离的，可能是“一块红布”吧，总觉得老崔把某些字给吞掉了，唱得有点儿含糊。但就像前面说的，这些年我从未听过任一个现场版能超越唱片原作，这或许是我的偏见。
- 没有唱“滚动的蛋”、“光的背面”、“Outside Girl”这些不在专辑里的新歌。其实不觉得可惜。
- “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没有“小声唱、蹲下、感受一下中国摇滚的压抑”的老哏，很好。“超越那一天”招女孩儿上台跳舞的段子原在意料中，只是和两年前盛夏辣妹相比，今天太冷，大多裹得跟粽子一样，跳不大动的样子。
- 真想看一场老崔和ADO的不插电实况！
以上乱乱写一下。谢谢老崔和ADO，谢谢Legacy Taipei。今夜的一切，我会努力记得。
- 马世芳 - 12/4/09
Bookmark/Search this post with:
一个六年级生的青春歌史 注 六年级，即‘民口国六十年代生
一个六年级生的青春歌史
小时候的记忆，总是有歌的。1970年代，我的母亲陶晓清一面主持西洋热门音乐节目，一面推广台湾青年创作歌谣，家里到处堆著录音带、唱片和词谱。七十年代后半，“民歌运动”最热闹的那几年，母亲经常筹划主持演唱会，那些民歌手三不五时便到我们家里开会。那时我们家客厅铺满了褟褟米，很是宽敞，大夥便席地而坐，纵论畅谈。母亲心疼其中几个离家求学的孩子难得吃顿好饭，常常邀请他们早点儿过来一起晚餐。长大之后读到文坛前辈回忆林海音、刘慕沙昔时照顾年轻穷作家的故事，立刻想起母亲当年照顾那些民歌手，也是如此。
回想起来，那些歌手当时多半都是二十郎当的大孩子，母亲也才三十出头，大家有得是青春锐气，不知江湖险恶，个个天真热情，志比天高。原本说是开会谈正事，后来总得岔题，有人拿起吉他唱起刚写的新歌给大夥评判，有人说起自己坎坷的成长史，感动得女孩们拭起眼泪。当然，恋爱和失恋的故事总是少不了的。我那时还是满地乱跑的小娃娃，那些常到家里串门子的叔叔阿姨的歌，原是写给他们同龄人听的，也都一一化成了浸染我整个童年的背景色彩。
母亲从未主动“教”我听音乐，那些歌总是触手可及，我却从未想过要跨前一步，走进那片天地。直到上了中学，我才稍微认真听起西洋音乐，先是和同龄孩子一样，疯魔起排行榜上的偶像明星，继之偶然向母亲借来一卷Beatles卡带，这一听，当下流行的新歌尽皆失色，我一头栽进父母辈的老摇滚世界，万劫不复。
1987 年，台湾解严，我上了高中。课堂上，老师小心翼翼提起那些被封印了几十年的词组：白色恐怖、政治口犯、黑口名单、二二八……。课室外的社会动荡激腾，我则罩着耳机，饥渴若狂地听着二十年前嬉皮世代的摇滚，浑然不知台湾流行音乐也正迈向史无前例的高潮。然而，再愚钝的孩子也该感觉得到：我们正在经验一段不平常的历史。
高二那年，一个失眠的晚上，躺在床上，不知怎地想起罗大佑的《亚细亚的孤儿》（1983）：
刹时彷佛一道闪电击中脑袋，我想通了：这首歌唱的从来不是那障眼的副标“致中南半岛难民”，而是我们自己的历史（彼时我并不知道，这早已是许多资深乐迷心领神会的祕密）。
这桩发现狠狠震撼了我。我觉得自己似乎错过了许多饶富深义的歌诗，它们埋藏着重重的线索，每一条都与我们的集体记忆血肉相连。
不久，“出走”去国三年的罗大佑终于返台，以《爱人同志》（1988）高调复出。那阵子来家里拜访母亲的音乐圈同行，提起这张专辑，都是一脸的凛然敬畏。我在信义路复兴南路口“水晶大厦”一楼的小唱片行拿零用钱买下这卷卡带，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自己掏钱买的国语专辑。之后，我又陆续补齐了罗大佑的旧作：《之乎者也》、《未来的主人翁》、《家》、《青春舞曲》。听完这几张专辑，益发饥渴，于是接着温习李寿全的《八又二分之一》（1986）、红蚂蚁的第一张专辑《红蚂蚁》（1985）、李宗盛的《生命中的精灵》（1986）、黄韵玲的《忧伤男孩》（1986）……。它们离当时的我不过两三年光景，却是我来不及在第一时间参与的青春期，那原只属于长我一两代的前辈。是沈郁的黑色罗大佑，开启了这趟回溯台湾歌史的旅程。
19-89年上大学之前的暑假，中广“青春网”开播，我应邀在蓝杰的“回到未来”节目担任固定来宾，逐周介绍Beatles，那是我DJ生涯之始。同时，台湾渐渐有了“地下音乐”和“地下乐团”的聚落，这两个名词，就跟彼时同被冠以“地下”两字的“地下电台”、“地下舞厅”一样，充满了八十年代末落草结党的边缘气味。同人厂牌“水晶唱片”开办“台北新音乐节”，史诗般地聚集了林暐哲、李欣芸、吴俊霖（伍佰）、叶树茵、史辰兰这些名字。王明辉领军的“黑名单工作室”《抓狂歌》（19-89）是台湾第一张福佬话发音、深具政治社会意识的摇滚专辑，他们巡回校园，在台大福利社前的小广口场开唱，同学们端着便当凝神倾听陈明章唱“庆端阳”，林暐哲唱“民口主阿草”（陈明章在中段客串上街抗口议的老兵，高声干谯，全场鼓掌）：
还有拄着一对拐杖、个头瘦小的叶树茵，她唱了“伤心无话”（陈主惠是不是在她旁边拉大提琴？），还有Suzanne Vega的Marlene on the Wall。歌声凝炼澄澈，足以镇住那个躁郁症的年代。
我这个“外省囝仔”是从《抓狂歌》才开始学福佬话的。《抓狂歌》适逢19-89年解严后首次大选，本想紧扣沸腾的社会气氛，卖他个一百万张，没想到全部歌曲被新闻局通令禁播，注定只能成为小众经典。所谓“台语摇滚”还是得等1990年林强推出《向前走》，才真正蔚为风潮。MV里的林强和一群青春男女在新落成的台北车站大厅群舞，高声唱着“啥咪拢不惊”，一无所惧，理直气壮，彷佛未来只能是一波持续涨潮的大浪，一条不断上升的长红曲线。
当时我并不知道：“新母语歌”的脉络早在那之前已有不少铺陈。听听潘越云1983年的《胭脂北投》，甘侬作曲、林边作词的“心情”，已为后来陈明瑜、路寒袖的“雅词”路线做了漂亮的示范：
还有1987年陈扬作曲的《桂花巷》，吴念真用七字句填的雅词：
阿潘这一路的探索与积累，到1988年《情字这条路》开花结果，用时新的国语唱片制作手法，做出了一张轰动市场的“新台语歌”专辑。这种兼容并蓄、融铸新旧的路线，大约在1992年江蕙《酒后的心声》臻于极致，终于打破了“台语歌”与“国语歌”之间族群、阶级的藩篱，从农镇渔村的家用伴唱机到都会上班族聚集的KTV，人人朗朗上口，歌之不辍。我自己是在多年后才回头补课，重新认识了那些我年少时视为理所当然而不免轻忽的歌，从而对彼时创作制作团队的才情与野心佩服不已。
1991年，仍以本名吴俊霖行世的伍佰在罗斯福路和平东路口地下室的“息壤”驻唱，我和好友吴清圣常常攒了钱一块儿去看。为伍佰暖场的是一对来自淡水的“ 那卡西”盲歌手，他们好像每晚固定在“息壤”演唱，现场观众大多在他们唱的时候心不在焉吃喝聊笑，报以礼貌的掌声，谁都没想到金门王、李炳辉会在六年后以《流浪到淡水》红遍全国，成为家喻户晓的大明星。伍佰那时玩的是蓝调味儿极重的摇滚乐，新创曲之外，他改编了几首古老的台湾歌谣，赋旧曲以新生，尤其令我惊奇。周添旺词、杨三郎曲的“秋风夜雨”（1954）原是哀婉的慢歌，在伍佰手上变成了快板的重摇滚，电吉他riff密如骤雨，伍佰在炽烈的灯光中挥汗唱道：
唱到这儿，伍佰总会倏地抬起弹琴的右手，遮住双眼。那是一个不能更简单的动作，却辐射出极其迫人的气势，那是我第一次见识到伍佰万夫莫敌的舞台魔力。他把一首悲情苦闷的“老台语歌”化成了澎湃激狂集体宣泄的仪式，台湾人几代的压抑，彷佛都在他粗犷的歌声和暴烈的电吉他中一夕释放。许是初次的记忆太吓人，后来录成唱片的“秋风夜雨”，我总以为没有完全捕捉到当年我目睹的威力。
尽管首张专辑《爱上别人是快乐的事》（1992）销售惨澹，伍佰的现场煽动力很快在台北艺文圈传染开来，“息壤”烟雾缭绕的地下室挤满了看客，大家猛力敲着啤酒瓶，跟着他一起大吼“思念亲像一条河”、“爱你一万年”。后来他转战光复北路的“The Gate”，门票也跟着涨价，伍佰演出当天总有长长的人龙等着一睹传奇。1994年伍佰在“魔岩”推出《浪人情歌》，次年出版《枉费青春》实况专辑，靠着一场场演出累积的人气，专辑相继狂卖数十万张，把伍佰推上了巨星的舞台，成为台湾有史以来第一位占领娱乐版面的吉他英雄。伍佰后来在《树枝孤鸟》（1998）、《双面人》（2005）继续探索母语摇滚，成果斐然，有人认为他在离开“地下音乐圈”之后的作品不若“波丽佳音”时期的少作，我是始终不同意的。
1992年，还在“青春网”当实习DJ的袁永兴在录音室放了一首歌给我听：那是第九届“大学城”比赛的冠军作品“问卜歌”，来自文化大学，竟是一首客语歌！永兴说，比赛前夜，他看着他们在宿舍屋顶对着星空弹唱这首歌，感动得无话可说。衬着激切的刷弦和提琴，谢宇威高亢的嗓音扬起，这是我听到的第一首新生代创作的“新客语歌”：
这是一首划时代的杰作，那温度、那色彩，和“黑名单工作室”的“台语摇滚”截然不同，却都满溢着一股躁郁的时代气味。谢宇威能唱能画，为人慷慨善良，创作之路走得辛苦，多年来屡屡为生计奔波，却从未放弃音乐理想。他2003年独立制作的《一侪·花树下》细腻而大气，是值得被更多人铭记在心的杰作。
九十年代初，几个和我同龄的淡大学生组成“观子音乐坑”乐团，企图融合客家歌谣和摇滚，唱了不少带着草根实践意识的歌。后来“观子音乐坑”改组成“交工乐队”，我在多年后和“交工”的林生祥、陈冠宇结为好友，才认真回头补听他们“观子”时期的歌。也是透过他们的引介，我才知道早在1981年，搞乐团出身的吴盛智就已经做出了极为老辣的客语摇滚专辑《无缘》，实验的步伐踏得比罗大佑还远。可惜天不假年，吴盛智在1983年车祸骤逝，念兹在兹的原创客语专辑毕竟没能做完。这个任务得再搁上几年，让下一代的年轻人来完成了。我想吴盛智在天之灵若听到《我等就来唱山歌》（1999）、《菊花夜行军》（2001）和 “交工”解散后林生祥与“好客”乐队的作品，应该会很欣慰后继有人。
我读台大那几年，校门口常有学生拉起布条示口威，邀来刚出狱的党外前辈讲演。我的福佬话程度仍然太差，只能从声嘶力竭的长段演说勉强辨认若干单词。一位大气研究所的学长常在那些场合头绑布条背着吉他登台，弹唱火力旺盛的抗口议歌曲，一口地道弹牙的福佬话，行云流水，功力极是要得，连我这种听不懂歌词的都被打动了。他叫朱约信，后来在“水晶”出了DIY式的个人专辑，请来吴俊霖担任客席吉他手，专辑内页唯一的照片是位巧笑倩兮的校园美口女，和里面那些抗口议歌曲的主题毫无关系，据说那是朱约信的女友，后来两人果真终成眷属。当年我们常常借台大对面巷里的长老教会视听室看“艺术电影”，那部大电视旁边摆了满满一柜录音带，都是朱约信的田野录音纪录，记得其中有一整排陈明章的校园巡回实况。将近二十年了，我仍偶尔痴想那些录音不知有无机会重见天日。
1994年朱约信以“猪头皮”之名进军主流市场，出了极成功的“笑魁念歌”系列。“水晶”则在亏损多年之后黯然淡出，老板任将达时运不济，内外相煎，空有经世抱负，却总是功败垂成。在那个畅销唱片动辄几十万张的年代，“水晶”出版的专辑没有任何一张沾得上“畅销”两字的边，却着实深深启蒙了一代文艺青年。想来不少当年的热血知青，老家抽屉里还藏着一排“水晶”卡带舍不得扔呢。
19-89年，陈淑桦的“梦醒时分”大红特红，专辑狂卖八十万张，打破国语专辑销售纪录，叶启田的《爱拼才会赢》更是气势如虹，卖破一百万张。我忙着听老摇滚和台湾“地下音乐”，对它们反倒没太着意。股市、六合彩、房地产和街头运动一齐狂飙，“台湾钱淹脚目”再次成为流行语，许多暴发户开始牛饮XO、戴一只镶满钻石的“满天星”手表。辗转听说某某学长也在号子开了户，赚了大钱买了车，课都不大来上了（当年一个文学院学生竟能拥有自己的轿车，看在苦哈哈的同学眼里，简直就是‘阶级敌人’）。听说他走闯江湖，人面甚广，轿车后车厢经常藏着一支黑星手口枪。
回想起来，那恐怕是我这辈人经验中最接近“乱世”的时期了。19-89年底，滚石唱片邀集旗下最顶尖的创作歌手出版合辑《新乐园》，当时还是“小众歌手” 的陈升录了一首长达六分半钟的“细汉仔”，描写庄脚囝仔到台北闯荡江湖，在黑金横行的都市暗角出生入死，终于成为枪下亡魂：
1992年陈升和黄连煜合组“新宝岛康乐队”，在“一佰万”和“坏子”这些歌里，我又看到了“细汉仔”的悲剧，同一则故事，相异的叙事角度。每次听到这几首歌，我总会想起学长后车厢里那把不知最后是否派上用场的黑星手口枪。
大学四年，我投入最多心力的“事业”是一份发行量四千份，名唤《台大人文报》的校园刊物。高我两届的哲学系学长黄威融是它的创刊主编，也是我的哥们儿兼 mentor。我们在公馆彻夜营业的“人性空间”之类小茶馆浪掷无数吸菸长谈的夜晚，直到天色微明，店里只剩我们这桌赖着不走的客人。老板娘终于撑着惺忪睡眼来下逐客令，威融便骑机车载我去“校园书房”巷口小摊吃凌晨开卖的当归猪脚汤，两人一面啃着猪骨头，一面继续刚才未完的辩论。彼时我们的时间简直多得挥霍不完，却又焦虑得恨不能一夜学会所有武功秘笈，一口气解决所有国族社会文化的难搞问题。
威融毕业等着入伍的某一天，我们照例窝在哪里熬夜瞎聊。他用一贯的戏剧化的激动口吻，宣称高雄亚洲唱片出版的十大张《台湾歌谣传奇》是史上最他妈屌到令人无言以对的专辑。他用神迹再显的表情描述一个个我彷佛听过、却依旧全然陌生的名字：文夏、洪一峰、吴晋淮、陈芬兰、方瑞娥、纪露霞……。
“以后出国留学，这套CD一定是贴身必备，你看噢，在欧洲还是哪里对不对，冬天下大雪，一定他妈超想吃卤肉饭配鱿鱼羹，可是就他妈吃不到。那只好拿出这套CD，随便放哪一首文夏，干，立刻痛哭流涕……。”他当时大约是这样说的。
当年亚洲唱片耗时费力抢救许多1950到1960年代惨遭禁播的老台语歌母带，以彼时最高的技术规格做了数位化、重发CD，一反印象中充斥“炒豆声”的老录音，音质清晰生动直逼“发烧级”，更棒的是每张才卖一百多块，几乎比录音带还便宜。于是我第一次听到了原版的“黄昏的故乡”、“思慕的人”、“怀念的播音员”、“暗淡的月”、“孤女的愿望”……，那些歌里映照的老台湾，如此遥远，却又如此鲜活立体。我完全同意学长的评价，它们实在是屌到令人无言以对。
几年之后，亚洲唱片再接再厉，一口气出版了全套六十张CD、九百多首歌的《台湾歌谣传奇》（现在改名《咱的心情·咱的歌》），我把那一大箱CD请回家，一张一张听，愈听愈惊奇，原来当年的老台语歌不只从东洋借来许多灵感，也狠狠地玩过黄梅调、古巴爵士、爱尔兰民谣、上海时代曲、西部乡村、草根摇滚……，从那些简直光怪陆离的歌里，我发现了一个被后来的时代叙述彻底掩埋的音乐场景。
1993年我升大四，《台大人文报》出版“台湾流行音乐专号”：我们遍访业界人士，写了几万字的专文，算是那几年认真听音乐的心得报告。我也说服大家一起邀约百余位乐坛前辈评选《1975-1993台湾流行音乐百张最佳专辑》，由同学们逐张撰写评介、出版成书。多亏母亲帮忙，几乎每位应邀参与的音乐圈前辈都热切投入了颇有些费事的评选工作。我自己才刚起了个头便毕业入伍，清圣和学弟妹接掌编务，那是一桩远比想像中艰难的大工程，累坏了所有参与的同学。当然，我们做梦也不会想到这本学生社团的出版物竟在后来被尊为“经典”，影响远播大陆与海外，更不会想到十几年后，当初一起编书的几位老同学竟还有机会再续前缘，编出《1975-2005台湾流行音乐200最佳专辑》（2009）。
我退伍打的第一份工，是替1995年九月国父纪念馆的“民歌20年”演唱会搜集历史资料、编辑节目手册，并邀几位学弟妹一块儿编了《永远的未央歌：现代民歌 / 校园歌曲20年纪念册》，第二份工作则是和清圣一起为年底发行的《罗大佑自选辑》写文案。这两份工作，让我的脑袋有好几个月都塞满了二十年份的历史大事，配着几百首歌的背景音乐转来转去。当时我仍以为自己终会找到一份出版社编辑的差事，在校样和文稿堆里讨生活，浑然不知那两份工作，其实已经悄悄为我“出社会”的主要任务定了调：我注定要当一个“认真乐迷”，并且以此维生。
这些年，我的工作曲曲折折，做广播、写文章、办活动、搞发行，骨子里其实都是同一回事──把（我心目中的）好音乐引介给更多人。而我心里也始终没有忘记罗大佑1983年在《未来的主人翁》里写下的那段话：
烟花与火焰的种子 我不知道香港的朋友是在哪个时刻倏然惊觉：
烟花与火焰的种子
我不知道香港的朋友是在哪个时刻倏然惊觉：中文流行歌曲竟已变成一门足以承载时代、反映思潮的艺术形式。在台湾，这个“启蒙时刻”很容易辨认：1982年4月，罗大佑的第一张专辑《之乎者也》问世，从此改变了我们聆听中文歌曲的方式。
诚然，“歌以载道”并不是什么创举。七十年代中叶，台湾掀起“校园民歌”风潮，青年知识份子纷纷投身歌曲创作、蔚为大观，“原创精神”、“时代意识”与“ 世代自觉”原本便是彼时青年念兹在兹的创作原则。在精神上，罗大佑并未与七十年代的台湾青年创作歌谣“一刀两断”，而是延展、拓宽了这些面向。罗大佑并不是台湾第一个尝试摇滚编制的歌手，更不是第一个在歌曲中反思国族情结、展示现实意识的创作人（李双泽、侯德健都是可敬的先驱），然而他却是第一个把摇滚的形式实践得如此彻底、把歌曲的煽动力展示得如此激切的音乐人，这使他真正成为横扫世代的标记。
1982到1985是罗大佑的“黑潮时期”，那个一头卷发、黑衣墨镜的孤傲身影，以一人之力，把台湾流行音乐从“天真”带向“世故”。他的歌展示着一个深沈、抑郁的“大人世界”，从青春情爱到历史国族，勾引了所有自命早熟的青年。一如他在“光阴的故事”唱道：“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回忆的青春”，大佑的歌，是一整代人的青春启蒙。
之后，罗大佑赴美沉潜，1987年，蒋经国下令解除长达三十八年的戒严令，台湾民间社会压抑多年的力量倾巢而出。次年，罗大佑推出《爱人同志》，圆熟细腻、大气磅礡，站上了乐坛的制高点，为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谱下了至为完美的主题曲。之后，他在香港成立“音乐工厂”，广邀顶尖好手，1991年的《皇后大道东》大胆探讨香港前途问题，反应极为热烈，“东方之珠”亦成为传唱不辍的“城歌”。对一个来自异地台湾的创作人，这是香港乐迷给予的最高肯定了。
如今回望，罗大佑带来最重要的启发，或许是他新鲜的歌词语言：沈郁、沧桑，充满时代感，一洗“校园民歌”的学生腔、文艺腔，在那个正值“经济起飞”、政治气氛逐渐松绑的台湾，“都市化”、“现代化”巨轮轰然碾来，罗大佑的语言，便成了“时代精神”最生动的载体。
罗大佑对歌词与旋律的“咬合”极为在意，他始终认为自己首先是“作曲家”。他常说“歌是语言的花朵”，文字化为唱词，在唇齿舌腔间吞吐滚动，必须与旋律的收放起伏密密吻合，一如先人世代传唱、浑然天成的古谣。“童年”的歌词花了三年才完工，便是因为这样的讲究。且看他在“未来的主人翁”打造的长句，情景交融，笔力万钧：
又如彷佛预言了未来的“京城夜”：
就在罗大佑掀起“黑色旋风”的时刻，另一位“校园民歌”背景出身的音乐人也在台湾崭露头角。他写的情歌，即将改写中文流行歌曲的历史──李宗盛原是民谣合唱团“木吉他”的成员，1983年，他初试啼声，为郑怡制作《小雨来得正是时候》，一炮而红，成功让郑怡从“校园民歌手”转型跨入“大人世界”，这是李宗盛展现他拿手的女歌手“形象工程”之始。后来的张艾嘉、陈淑桦、潘越云、娃娃、林忆莲、辛晓琪、莫文蔚，都因李宗盛的“精心调教”而登上歌坛顶峰，开展了艺术生命的新阶段。
李宗盛对歌词意象结构之锐意经营、对“词曲咬合”之殚精竭虑，简直有“钟表师傅”一样的耐心。他自有独特的语言质地，直白而不失诗意，“语感”鲜活，乍看像散文，唱起来却句句都会发光。情歌向来是歌坛主流，一不小心，便会跌入陈腔滥调、无病呻吟的酱缸。李宗盛擅以作论方式写歌，别具只眼，总能找到独特的切入角度，短短篇幅便唱尽了你堵在心头的感叹。且看他的少作“你像个孩子”，当年被多少乐迷抄进了日记和情书：
李宗盛1986年的专辑《生命中的精灵》，是中文乐坛少见的“内省”之作，深深挖掘个人生命史的惶惑与悲欢，坦诚真挚，是后人所谓“城市民谣”一脉难以超越的经典。台湾文化人詹伟雄曾说：“李宗盛把个人的迷惘、失落、爱情都看成是天大的事，既是天大的事，就要用很多创造性的面向去看待……罗大佑让你知道自由的存在，李宗盛则让你有获得自由的可能。”罗大佑始终是沈郁而孤傲的，时时把整个时代挑在肩上，连情歌都满是沧桑的伤痕。李宗盛则擅长从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提炼诗意，煽情却不滥情，轻盈却不轻佻。当你情伤难抑，罗大佑将让你感觉凄清悲壮，李宗盛则让你认清自己不是世间唯一懂得寂寞的人。
七十年代，从退出联合国、保钓失败到台美断交，稍有自觉的台湾青年都无所遁逃于“大时代”的集体意识。校园民歌固然标举了“原创至上”的态度、解放了歌曲题材的限制，在那样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民歌手”的语言多半仍是“集体主义”式的状态。八十年代以降，城市人口持续增加，阶级的流动、人际关系（尤其是两性关系）的转变、服务业主导的都市文化渐成主流，加上政治气氛的松动，流行歌曲作为社会的镜子，需要新的语言来反映这一切。罗大佑和李宗盛的歌，多少也在这样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影响了许多台湾人“自我意识”的转变。
罗大佑和李宗盛解放了中文歌曲的语言套式，有态度、有思想，示范了创作、制作的精湛手艺。罗大佑的歌依然承载着“大时代”的悲壮情绪，和那个集体主义、理想主义的时代有着千丝万缕的纠缠，李宗盛的歌则几乎都是“个人主义”式的内省，那些百转千回的辩证，同样只能属于“大人世界”，你得见识过若干江湖风雨，才能体会他那些“世故的情歌”。罗大佑的沧桑尚属于一个犹然年轻的时代，李宗盛的世故，则是一代人“集体告别青春期”的仪式。
附笔：关于“纵贯线”
2008 年，在滚石老板段钟潭的敦促下，罗大佑、李宗盛、周华健、张震岳合组“纵贯线”乐团，发行了单曲“亡命之徒”，并且准备在2009年展开巡回演唱。他们都是“滚石”黄金时代的旗手，各自代表了不同时期台湾流行音乐最辉煌的成就。周华健和李宗盛夙有渊源，当初若非李宗盛引荐他到滚石当制作助理，又在两年后说服公司为他发片，这个满脑子音乐梦想的香港侨生，或许就这么被埋没了。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末，是台湾流行音乐景气最好、能量最强大的时期，周华健以“国民天王”的形象睥睨乐坛，兼有偶像歌手的光芒与创作歌手的才气，他的专辑，也屡屡为唱片圈的企划、制作概念立下难以跨越的高标。周华健独一无二的唱腔，情意真挚，总能在细微处打动人心──李宗盛曾形容周华健的唱腔是“工笔型”，和罗大佑、陈升的“泼墨山水型”完全不同：“他十分注意咬字、转音、呼吸，专心一致地唱，让人觉得诚意十足。”。
“纵贯线”最年轻的成员张震岳，和另三位“大哥”的历史交集较少，但他的加入，确是神来之笔。张震岳在九十年代末崛起，罗大佑、李宗盛的“大时代”早已成为历史陈迹，“后解严”的能量也挥发得差不多了。张震岳的摇滚和前辈截然不同：他的歌毫无前世代的种种焦虑与自苦，反倒充满泼痞无赖气，口没遮拦，一副混混模样。他的旋律一点都不复杂，却保证过耳难忘，快歌泼辣过瘾、慢歌柔情万种，十年来始终在卡拉OK大受欢迎。资深创作人陈乐融形容张震岳的音乐，说他“ 没有上一代罗大佑‘愤怒青年’的民族主题，描绘出一群有点懒、有点跩、但也容易空虚、心虚的青少年，致力呈现台湾当代主流青少年的无赖与帅气。”
近几年，张震岳密集在香港、大陆演出，当年那个小痞子，竟磨练出极为洗炼迫人的舞台实力，任一首歌都能手到擒来，玩它个滴水不透。他的录音作品也愈来愈圆熟，渐渐透出了举重若轻的老辣气味。衡诸阿岳近来饱满自信的状态，他在“纵贯线”一点都不需要怯场，反倒是几位大哥或许要从他身上借用一些青春锐气亦未可知。他们的第一首歌“亡命之徒”便是从阿岳的旋律发展出来，李宗盛回忆他初次听到阿岳为此曲做的demo，便知道这是一个“million dollar intro”！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回头听听他们当年的作品，那些光芒万丈的歌，曾经是过去三十年来台湾最重要的“文化输出品”，影响之深之广，难以估量。彼时大家还相信音乐创作不只是“娱乐事业”，更是“文化事业”，歌曲可以是启蒙的精神食粮，而非嚼一嚼就吐掉的香口胶。如今已是2009，创作歌手仍有以“文化人”自许，企图影响时代、创造集体记忆的“正当性”么？
我仍愿肯定地说：有的。任何时代，都不该妄自菲薄。据说“纵贯线”正在进行专辑录制的计划，依他们向来严苛的自我要求，这张唱片非好不可。况且，我们得之于他们的已经太多，他们却从不欠我们什么，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