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乃迭:一个真人版的林黛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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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乃迭(Gladys Yang),1919-1999,英国女子,一个真人版的林黛玉。

一个女子,具有惊为天人的雅容,又兼具旷世罕见的才华,对爱的执着无怨,对情感的选择无悔,对爱人的付出永远多于索取,随爱而生,泪尽而死,青春尽付死难,品尝人间大苦,这样的女子,我们很熟悉,她不就是《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吗?天姿国色+旷世奇才+悲剧人生,这三重人生的浓彩合为一体,就是林黛玉的形象。

百年来,林黛玉只是作为中国男性的梦中情人,可望而不可即,可遇而不可求。我研究《红楼梦》的海外传播,始终对一位女子的身世遭遇,非常动心,感慨不已,她叫戴乃迭,英国原名Gladys B.Tayler, 婚后更名为Gladys Yang。如果林黛玉只是一个文学的虚拟形象的话,那么,这位英国的女子便是真人版的林黛玉,我们总以为林黛玉那样的女人是绛珠仙子,高高在上,虚无缥缈,美轮美奂,只是一个童话,可戴乃迭则用她的一生,仿佛是演绎了一个林黛玉如果降临人间,她会经历怎样的人生。

嫁给中国人会后悔吗?

1938年,英国。

如果你嫁给一个中国人,肯定会后悔的。要是你有了孩子,他会自杀的!”一位英国的妈妈痛心疾 首地劝导自己的对女儿,她的警告近乎诅咒,她为什么把这么残酷的诅咒,施加到亲生女儿的身上呢?

这位被母亲痛骂的英国女孩,就是戴乃迭,那一年,她20岁。20岁的戴乃迭爱上了一个中国的留学生 ,这个小伙子,叫杨宪益。

1919年,戴乃迭出生在北京,她的家庭是英国的传教士家庭,父母来到近代灾难深重的中国传教,她的母亲是传统的英国女士,到中国传教数十年,对中国的情况非常熟悉,作为”中国通”,戴乃迭的母亲明白,中国和西方国家的社会文化有着多么大的差异,两种文明在婚姻伦理、家庭关系、女性权利等等许多方面,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和英国几乎毫无相同之处。戴乃迭的母亲来到中国传教,可从未想过要把自己的小女儿嫁给中国人,更何况戴乃迭此时,正在英国牛津大学上学,品学兼优,又娇小美丽,女儿与英帝国的皇室贵族子弟同校学习,母亲给女儿安排的是一条英国中产阶级家庭女孩的生活道路,受教育,嫁到门当户对的中产阶级家庭,成为有知识和教养的英国年轻主妇。

所以,当戴乃迭爱上了中国留学生杨宪益之后,她的母亲真的无法理解女儿的这份情缘,一个英国女孩怎么会爱上一个相貌平平的中国留学生呢?

图02-02 戴乃迭和丈夫杨宪益,世人或许难以理解,一个牛津大学的美女高材生,何以在牛津校园里看中了相貌平 平的中国学生。她因为爱而远离了父母、祖国;因为爱而坐牢、丧子……

20岁的戴乃迭,1937年考入牛津大学,开始学习法语,后来转攻汉语,成为牛津大学历史上第一位中 文学士,在学习中,她爱上了一个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杨宪益。尽管遭到了母亲和家族的一直反对,戴乃迭 硬是不惜和母亲闹翻,别离了父母和故国。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战乱动荡,山河破碎,中国社会的生活水平根本无法与英国相提并论,那时候,英国有一首歌描写新婚少妇的生活,歌中唱到:坐在垫子上做针线,吃草莓,吃糖,喝牛奶。可是, 1940年的中国,根本保证不了英国少女最低的生活理想,就连她的男友杨宪益都心存顾忌,担心戴乃迭跟自己回中国定居是一时头脑发热,以后会后悔。

可是,戴乃迭爱了,就把自己一切给了爱,随爱而生,她用近乎童话一般纯洁的心,跟随着杨宪益,在1940年,回到了中国重庆。在重庆举办了婚礼,并从此定居在中国,直到1999年逝世。尽管戴乃迭有英国国籍,但是,她在自己的后半生,一直倔强地守在丈夫身边,倔强地守在中国的土地上。

1968年,中国。

在母亲发出警告的三十年后,1968年,戴乃迭被囚禁在北京的一所监狱里。

早在1966年,丈夫杨宪益就遭到错误批判,据戴乃迭事后的回忆,1968年4月30日,夜深了,戴乃迭为丈夫温热了白酒,两个人静静地对饮。一瓶酒喝了一小半,戴乃迭困了,自去休息。尚未睡稳,突然,有人敲门,丈夫杨宪益开门迅速被秘密逮捕,半个小时之后,从睡梦中惊醒的戴乃迭,也被秘密逮捕。

戴乃迭被怀疑是”帝国主义特务”,可是没有任何证据能够支持这个怀疑,最终也没有人给戴乃迭一个明确的说法。戴乃迭就糊里糊涂地蹲了四年大牢。她这样回忆自己的狱中生活: “头一年冬天十分寒冷。我没有暖气,我的窗户也全是破的。看上去,北京都用玻璃替换了破损的小格窗户。我的耳朵长了冻疮。我被换到另一个朝南的房间,那里暖和一些,窗户被糊住保温。日子还是烦闷。我开始自言自语…… ”

就在戴乃迭入狱之后,她在英国的姐姐希尔达·布朗夫人悲痛万分地说道”她选择了在中国生活,我 相信她从未做过危害那个国家的事情。”1972年,戴乃迭被无罪释放。

老年丧子,丈夫愧疚

1972年,戴乃迭被释放了,但是,一个让她悲痛万分的事情发生了,她唯一的儿子因为经受不住迫害 而发疯。戴乃迭把儿子送到英国的娘家去治疗,可是孩子已经病入膏肓,在英国,戴乃迭唯一的儿子在发 病后自杀身亡。

三十年前,戴乃迭妈妈警告说:”如果你嫁给一个中国人,肯定会后悔的。要是你有了孩子,他会自 杀的!”

三十年后,53岁的戴乃迭,想起了妈妈当年的警告,百感交集,欲哭无泪。

一个女人最渴望的美貌,她有了;最奢望的才华,她也有了;可一个女人能够经历的苦难,她也都一一忍受:为了爱,戴乃迭甘心受苦受累,甘心清贫的生活,她孤身一人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里;她一心扑在翻译事业上,勤奋地工作,还是遭到误解,身陷囹圄;她唯一的儿子被折磨发疯,自杀身亡。想起了《红楼梦》里的”葬花吟”,是在描写黛玉,又何尝不是戴乃迭的亲身写照:

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
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飘泊难寻觅。
花开易见落难寻,阶前闷杀葬花人;
独倚花锄泪暗洒,洒上空枝见血痕。
杜鹃无语正黄昏,荷锄归去掩重门;
青灯照壁人初睡,冷雨敲窗被未温。
为奴底事倍伤神,半为怜春半恼春:
怜春忽至恼忽去,至又无言去不闻。
昨宵庭外悲歌发,知是花魂与鸟魂?
花魂鸟魂总难留,鸟自无言花自羞;
愿奴胁下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

尽管四年入狱,戴乃迭依然陪伴在丈夫的左右,她对丈夫非常照顾,非常呵护,1999年年底,戴乃迭 病逝,丈夫杨宪益说他后悔对戴乃迭照顾得太少,他后悔自己带给戴乃迭那么多的苦难,白发苍苍的杨宪 益给亡妻写下悼亡诗一首:

早期比翼赴幽冥,
不料中途失健翎。
结发糟糠贫贱惯,
陷身囹圄死生轻。
青春作伴多成鬼,
白首同归我负卿。
天若有情天亦老,
从来银汉隔双星。

诗中”结发糟糠贫贱惯”写的是戴乃迭定居中国后,一直过着清贫拮据的生活;”陷身囹圄死生轻” ,杨宪益被捕,戴乃迭也被投入监狱,不明不白地关押了整整四年。老伴杨宪益一句”白首同归我负卿” ,道出内心对娇妻的无限愧疚、无限亏欠,自己一介书生,无权无势,无财无利,这位英国富家少女跟随着自己来到贫困的中国,因为自己的牵连被抓进监牢,最后,家破人亡,妻子一直有英国国籍,但是,在自己最绝望的时期,戴乃迭对丈夫不离不弃,没有舍他而去。在自己出狱后,身体状况不佳,又是戴乃迭细心照料,在儿子去世之后,还是妻子坚持留在中国,老夫老妻相依为命,晚年彼此支撑。

戴乃迭为什么对爱这么执着?为什么用情这么痴,这么傻?为什么能为了婚姻而抛弃世俗的一切物质标准?为什么遭受了一个女人所能遭到的大苦大难?如果说林黛玉背负了一个宿命,绛珠仙子要用泪来还偿,那么戴乃迭呢?母亲警告”她嫁到中国,就会儿子自杀”果然,这个警告应验了,戴乃迭似乎也冥冥中背负着一个悲剧性的宿命。

中国应该感谢戴乃迭

戴乃迭到底有怎样的才华呢?

她是英国牛津大学第一个中文学士,她对中国文化的英文翻译事业,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说起最 应该感谢戴乃迭译介的中国作家,是屈原、曹雪芹、鲁迅、郭沫若、王蒙、张洁等人。

戴乃迭和丈夫杨宪益一起,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中文翻译工作。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的英文翻译。最为著名的译作是他们夫妻俩在国际上第一次推出了屈原的《离骚》英文版,把屈原推向了世界。还有,这两位翻译家一起翻译了《红楼梦》全译本。目前世界上《红楼梦》全译本只有两种,一种是他们的,另一种是英国汉学家霍克斯版的《石头记》。戴乃迭杨宪益的英文版《红楼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最为准确,更加严谨,最大程度上保全了《红楼梦》的中国文化本质,在国内外都享有盛誉,戴杨版的《红楼梦》问世三十年了,国内至今还没有人能够推出更好的英文版《红 楼梦》。

第二,戴乃迭和丈夫对中国现代文学最大的贡献,就是在世界上推介了鲁迅作品,他们译作了鲁迅的 《阿Q正传》、《野草》、《朝花夕拾》、《呐喊》、《彷徨》等,鲁迅能够在世界上享有盛誉,离不开戴乃迭和丈夫的 成功翻译。

图02-05 戴乃迭夫妇合译的《阿Q正传》英文版

图02-06 戴乃迭夫妇合译的鲁迅的《野草》英文译本

第三,戴乃迭和丈夫对中国当代文学译介,起着最关键的作用,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三里湾》、《灵泉峪》,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冯雪峰的《雪峰寓言》,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宝葫芦的秘密》,李季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郭沫若的话剧《屈原》,大型歌剧《白毛女》,李广田整理的撒尼长诗《阿诗玛》等。进入60年代中期,还有梁斌的《红旗谱》、白危的《度荒》、现代歌剧《赤壁战鼓》、《刘三姐》等,《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海港》等样板戏,凡是有分量的当代作品,他们的英文版都是由戴乃迭和丈夫完成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两届茅盾文学奖得主张洁的作品《沉重的翅膀》,谌容的小说《人到中年》,戴 乃迭也推出了质量最好的英文译作。

80年代之后,戴乃迭陆续向世界全力推荐了中国当代女作家,她们分别是谌容、新凤霞、张洁、宗璞 、戴厚英、遇罗锦、张辛欣、王安忆等女作家,这其中,就有三位茅盾文学奖的女性得主。

戴乃迭在中国生活了59年,没有她,中国文学,特别是现当代文学就不可能及时地被世界了解,鲁迅、丁玲、张洁、王安忆的作品离不开戴乃迭和丈夫的经典翻译,如果没有戴乃迭,杨宪益的译作也不会这么经典,如果没有戴乃迭和丈夫的经典译介,鲁迅等人也不会在世界上享有这么高的名望。

戴乃迭不仅没有做过伤害中国的事情,恰恰相反,她推动了中国文化真正地走向世界,她和丈夫帮助西方读者消除或减少因中西方巨大的历史文化差异而造成的心理隔膜,帮助他们了解中国文明,帮助他们认识当代中国。戴乃迭来到中国,半个多世纪,她为中国文化立下了不世之功!

我写了很多,纪念这位真人版的林黛玉,很多人曾经把林徽因和林黛玉做比较,认为此林妹妹就是彼林妹妹,可是,我却认为,林徽因只能说类似,才华方面,和林黛玉的绝世才华颇为近似,而这位英国的戴乃迭,则活生生是林黛玉的真人版。我读了戴乃迭和杨宪益翻译的英文版《红楼梦》,虽然,我最后还是选用了霍克斯的英文版当作《莎士比亚眼里的林黛玉》一书的主要英文译本,可是,我对戴乃迭的一生 都充满了无上的赞叹!

  • 裴钰:“林黛玉”其实来过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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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宪益:“那时候飞机便宜呀” 11月23日,著名翻译家、《

杨宪益:“那时候飞机便宜呀”

11月23日,著名翻译家、《红楼梦》英译本作者、外国文学研究专家、诗人杨宪益在北京煤炭总医院逝世,享年95岁,可谓高寿了。这让我想起三年前与这位老人的一次见面。记得老人的家在后海银锭桥边一个连汽车也开不进去的小巷里,倒也是一处大隐于市、避嚣习静的好地方,善于“打油”的杨宪益有诗形容道: “青史青山可并抛,结庐人境暂逍遥。外宾争访金丝巷,游客群来银锭桥。路北故居今姓宋,街西王府改姓曹。自惭不是风筝匠,莫与天公试比高。”宋,指的是后海对过的宋庆龄故居;曹,指有人说西边恭王府是曹雪芹的故居大观园;风筝匠,意指曹雪芹晚年靠糊风筝为生,而老人自惭连这点糊口的本事也没有,真是涉趣成诗。

说心里话,多年来对杨老先生的倾慕,倒不是因为他与英籍夫人戴乃迭都是举世闻名的翻译大师———仅英译中国古典《老残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经典著作和现代文学作品就达数千万言,而是缘于10多年来,一直在拜读并钦佩着他的那些针砭时弊、诙谐机智的“打油诗”。杨宪益曾自谦“学成半瓶醋,诗打半缸油”,还出版过一本旧体诗《银翘集》。杨宪益的旧体诗,和聂绀弩走的是同一个路子,都是以大俗大雅、“化腐朽为神奇”的方式来直抒胸臆的。不过,聂诗以沉郁悲愤、冷峻风趣为主,而杨诗则以辛辣滑稽、风趣自嘲见长的。10年前,与自己相濡以沫将近60载的妻子戴乃迭辞世后,杨宪益亦不忘“打油”,床头边就挂有一首老伴去世时他写的一首悼亡诗:“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青春做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看似一首打油诗,内中则曲尽了对亡者的思念和对人生的感悟。

很多老一辈的中国老百姓,恐怕都知道在抗美援朝期间,著名的豫剧表演家常香玉义演捐献飞机一事。但少有人知晓,这期间,杨宪益也曾捐献过一架飞机,而且依照当年的捐款数目来看,他所捐献的这架飞机,应该比常香玉所捐献的那一架还要大还要好。现在看来,常香玉捐飞机,捐得轰轰烈烈、口碑流传,成为文艺界“艺德双馨”的好榜样;而杨宪益捐飞机,却捐得不事张扬、默默无闻,不但没有换来应有的政治荣誉,后来还屡遭坎坷,四下碰壁,动辄得咎,身系冤狱。说到这里,自称对往事都不记得的老人幽默劲儿又来了:“那时候飞机便宜呀,折合现在人民币的价位,才4万块钱。”4万元,在老人的话语中显得那样轻松,可对上世纪 50年代三四十块钱就能养活一大家子人的普通人来说,这4万元该是一个多么大的天文数字?同时期的刘青山、张子善之流,就是因为贪污二三万元而难保首领的。

1950年10月25日,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国内也开展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群众运动。政府号召人民捐钱买飞机大炮,也动员到了当时正在南京工作的杨宪益头上。此时,投身革命的杨宪益是个大忙人,没黑没白地出席各式各样的活动和会议,还多次代表南京市政府到火车上去慰问光荣回国的志愿军伤病员。听到政府的义捐动员后,他积极响应,决定个人出资捐献一架飞机。由于他手头的钱不够,妻子戴乃迭就把丈夫当年在英国给她买的钻石订婚戒指和来到中国后婆婆给她的“见面礼”———金银首饰、翡翠玛瑙和各式各样的蓝宝石、绿宝石全部变卖,终于凑够了能认捐一架飞机的4万块钱。当年为了爱情,这两个异国青年结成特殊的跨国婚姻,抗日战争爆发后,戴乃迭又义无反顾地来到战火纷飞的中国,充分显示出她对这片土地和中国人民的一片赤诚之心。

杨宪益伉俪捐飞机之际,正是在戴乃迭遭人误解和白眼冷遇的时候。戴乃迭当时在南京大学外文系教书,作为少数滞留在红色中国的英籍人,也备尝了社会上对“来自敌国的异乡人”的冷落,金发碧眼的她,一下子成了英美帝国主义魔鬼的化身,周围的人都像对待瘟神一样地回避着她,甚或会当着她的面高喊“打倒美帝国主义”。然而,女主人就是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下而倾其所有,来帮助丈夫实践中国人民的国际主义义务的。戴乃迭辞世后,她女儿在清理母亲的遗物时,才发现母亲身后竟空空如也,不但没有一件祖传的饰物,甚至连一枚小小的戒指都没有,于是,一个50年前无私奉献的史实,这才浮出水面。由此可见,毁家纾难是中外知识分子共有的传统美德,不仅杨宪益能为信仰与理想付出自己的一切,作为妻子的戴乃迭也同样能为她所深爱的男人付出自己的一切。

据报载,广东省档案馆前些年曾正式开放了12万余件档案,证实广东在抗美援朝期间认捐的战斗机就多达66架。而全国各地总共认捐了多少架飞机,就不得而知了。当年常香玉捐献的那架“香玉号”米格15型飞机,今天就陈列在北京小汤山的航空博物馆里供人瞻仰;那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当年捐献的那架飞机是什么型号,现在又在哪里?

  • ◎ 韩三洲 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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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中杨先生是世家子弟,从小的古文和英文基础非常好 回国以

印象中杨先生是世家子弟,从小的古文和英文基础非常好

回国以后也是一种世外生活的心态,神仙眷侣。

1840 ~ 1950年间,那种产生神仙、逸士的中华大地,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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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宪益打油诗摘句   ◎

杨宪益打油诗摘句  

◎ 百年恩怨须臾尽,做个堂堂正正人。
◎ 不用听书排寂寞,舍间常备酒如泉。
◎ 官蝗吃尽民膏血,反道人民素质孬。
◎ 国家如此何称庆,社会而今只要钱。
◎ 好汉最长窝里斗,老夫怕吃眼前亏。
◎ 何必出门去拜年,天黑路滑不安全。
◎ 何须一醉解千愁,东方不亮西方亮。
◎ 江山今日归屠狗,冠带当朝笑沐猴。
◎ 久无金屋藏娇志,幸有银翘解毒丸。
◎ 旧鬼消亡新鬼大,老夫团拜不参加。
◎ 举世尽从愁里老,此生合在醉中休。
◎ 老而无齿早该死,看病求医白费事。
◎ 老夫不怕重回狱,诸子何忧再变天。
◎ 老夫若会观风向,四十年前早跳槽。
◎ 莫怪人人迎亚运,西游演罢是封神。
◎ 莫怪胸中多块垒,只因世界不平安。
◎ 凄凉老树无生意,折戟沉沙恨未消。
◎ 千年古国贫愚弱,一代新邦假大空。
◎ 卅载辛勤真译匠,半生漂泊假洋人。
◎ 生日九三今已过,预期百岁见阎王。
◎ 书生临别无他祝,但愿明朝大有钱。
◎ 岁暮无聊常醉酒,风寒不耐久蹲坑。
◎ 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
◎ 无钱难买升天路,以故中途跌下来。
◎ 羞随朝服吹竽客,不信花衣弄笛人。
◎ 休言舍命陪君子,莫道轻生亦丈夫。
◎ 有烟有酒吾愿足,无党无官一身轻。
◎ 值此良宵虽尽兴,从来大事不糊涂。
◎ 主人盛意情难却,忽忆江南有饿殍。
◎ 自惭不是风筝匠,莫与天公试比高。
◎ 自古有权方有势,从来擒贼不擒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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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是知识分子版的《活着》么? 一个人万里飘萍回到故乡,就是

算是知识分子版的《活着》么?

一个人万里飘萍回到故乡,就是眷恋水土一方,知交故友,骤遇如此疾风暴雨的变局,纵是神仙又能如何?再千山万水地走出去么?

在那样的时代,才子佳人早成牛鬼蛇神,神仙逸士能觅得残喘偷生即为万幸,茫茫众生也就蝼蚁成群,世界就是魔王当道,哪还有什么风流人物。永远不想步回那些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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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老人家的回忆是这么说的: (关于89,6四) I was

杨老人家的回忆是这么说的: (关于89,6四)

I was full of helpless rage and grief. At midday the BBC office rang me up from London and asked me what I thought of the massacre. I was still in a towering rage and through the phone I denounced the people responsible for the crime, calling them fascists. I said that there were a few die-hards in the top échelon of the Party who could not represent the whole Party. I repeated what I had just heard in the morning and I said that these people were worse than the northern warlords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Republic, and worse than the Japanese invaders. Even those earlier fascists had not committed such a heinous crime like this, though this group called themselves Communists. Some days later I heard from friends that they had heard my denunciations through the BBC loud and clear. Many people even made copies of my outbursts. It had made quite a strong impact abroad and I was gl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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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才是真正的来自心底的声音 只是必须用英文说出来,中文的

这个才是真正的来自心底的声音

只是必须用英文说出来,中文的话,一个派出所的小警察就能听出杨先生的反动来。

也佩服吴祖光老先生,他在文革后的岁月里,在公开场合都直述“毛贼”该诛,掘墓鞭尸。

说这样的话需要勇气,也需要掠过苍茫历史的锐利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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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因为天姿国色+旷世奇才+悲剧人生,或者因为杨戴合译红楼

只是因为天姿国色+旷世奇才+悲剧人生,或者因为杨戴合译红楼,就将林黛玉去和戴先生比,总还是觉得不合适。不管时世如何苦难艰辛,能和志趣相投的爱人相守到老,这一点已经值得,不知要好过林黛玉多少。

海军's picture

时事坎坷

时事坎坷 人生多难 须得及时行乐

杨老先生确实有游戏人间的性怀,真是人世难料,尤其是在中国这篇这片屡被践踏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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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宪益:最后的士大夫、洋博士兼革命者 “杨宪益思索片刻,

杨宪益:最后的士大夫、洋博士兼革命者

“杨宪益思索片刻,拿起自己的“红宝书”,把第一页林彪写的前言撕掉了”

北京的后海这个季节游人如织。人称“胡同串子”的人力黄包车迎来了他们的丰收年,他们在错综复杂的小巷来去自如,谙熟每一个旮旯的看点,更了然高鼻梁绿眼睛们的心思。他们一边用流利的英文讲价,一边用饶舌的京腔向老外们搬弄京城名吃:爆肚、豆汁儿、疙瘩、芥末堆儿……这些发音在老外听来几乎没有区别的名目,让他们眼睛瞪得溜圆,彻底“晕菜”了。

昔日整肃庄严的王府繁华已经改换门庭,投其所好地散发出暧昧的小资气息。几乎所有沿街的房子都被割据,经过装修,变成了商店、酒吧、咖啡馆,侵略, 还在向胡同深处蔓延。胡同深处,还有人家,他们的大门常关,回避着游客们好奇的眼光。沿街那些都是秀,是戏说,是眼球经济;只有他们才是皇城根下的主人,是正传,是家常日子。老宅子的木门朱漆斑驳,但门口的石狮子告诉你,连低调都是有来历的。

后海的小金丝胡同里,藏着杨宪益的家。“小金丝胡同儿”用京腔念出来,流露出一种对富贵的轻狎,在此之前,他的上一处居所名字更唬人,叫“百万庄”。对杨宪益来说,富贵只是个虚名罢了,推开门,是极素朴的——虽然他也曾出身王侯之家。

杨宪益的一天简单到几乎没有变化,他常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就是这么坐着,打发一个下午。他抽最便宜的烟卷,钟爱的酒已经被医生禁止,他鄙夷电视节目的无聊,而他的眼睛,也渐渐不能读书了。这个94岁的老人思路依然清晰,记忆力一流,智慧的头颅似乎将是他最后一个衰老的器官,但其他器官已力不从心,很难再给这个全身最卓越的器官提供乐趣。

  • 1941年,新婚燕尔的杨宪益和戴乃迭
  • 拍摄于北京后海杨宪益小女儿家中。94岁的杨宪益行动有些不便,但耳聪目明思路敏捷
  • 晚年的杨宪益和戴乃迭

白虎星照命

富贵与杨宪益总有着擦身而过的缘分,作为天津中国银行行长惟一的公子,杨宪益从小就穿着袁世凯赠送的、象征王公身份的清廷黄马褂。父亲去世以后,只有七八岁的他就须穿戴整齐,以父亲的名义出席董事会。但这一份丰厚的家产很快被两个叔叔的投机生意亏空,加上货币贬值和仆人的偷盗,到了1949年解放时,杨家的房产田地已经卖得罄尽,银行存款实际也化为乌有。

出生在民国4年(1915年)的杨宪益生肖属虎,母亲在生他之前得了一梦:梦见一只白虎跃入怀中。白虎星是凶星,但算命先生说,这个梦既是凶兆又是吉兆:这个男孩将是家中惟一的男丁,克父伤子,而他在经历重重磨难后,将会成就辉煌的事业。“我不知道自己一生的事业是否算得上辉煌,但是我确实是母亲惟一的男孩,而且我5岁时父亲就病逝了。在过去的70余年生涯中,我确实经历了重重磨难。所以,那位算命先生尽可以说他的推算大致不差。”

杨宪益的自传在意大利出版的时候,书名是《从富家少爷到党员同志》,题目里透露出的是基于财富与政治的个人命运;在大陆出版的中文版本是《漏船载酒忆当年》,是知识分子那种顾左右而言他的隐晦;到了笃信风水命理的香港人那里,书名就变成了直戳戳的《白虎星照命》。

杨宪益常说自己是不迷信白虎说的,但他并不忌讳谈这些,他在自传开头便把自己的出生与父亲的去世联系起来,认为这就是他的命运。这种矛盾的态度,揭示出他内心的隐痛。 他惟一的儿子,因在“文革”中受牵连而精神分裂,最后用汽油自焚身亡,成为算命先生“白虎说”的又一佐证,这也成为后来他与戴乃迭之间最大的分歧。

《离骚》可以翻译吗?

中学毕业以后的杨宪益随师长和朋友一起前往英国牛津求学,彼时的牛津每年只接受一位亚裔学生,在得知杨宪益只用了5个月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就通过入学考试时,学校的官员认为他一定是侥幸过关,并坚持让他推迟一年入学。这位出手阔绰的中国少爷正好利用这一年时间游历了欧洲大陆,见识了赌场、妓院、夜总会、沙漠……喝遍了各种各样的小酒馆,阅读了大量的书籍。他生性不羁,以违规为荣,在学校里干尽调皮捣蛋的事情。

从幼年起杨宪益就不是一个用功读书的人,在牛津他的学习成绩并不出色,他把精力全部投入到自己感兴趣的书籍和社会活动之中,但他的文采和聪慧在牛津却有口皆碑。“因为我知道,即使考头等对于我也毫无意义,我是要回中国的。”出于好玩,他在牛津一口气把《离骚》按照英国18世纪的英雄双行体的格式翻译了出来。这一年,他24岁,这是他第一次接触翻译,他在翻译中显示出来的磅礴才华和独立性,让英国人大吃一惊。现在,这首译诗还作为经典,屹立在欧洲各大学的图书馆书架上。

杨宪益的《离骚》译作充满了嘲讽与夸张,他对《离骚》原作也并无尊敬之意。

“我始终认为《离骚》是一首伪作,它的真正作者不是屈原,而是比他晚几个世纪的汉代淮南王刘安。”

既然原作都是赝品,译作就更可以天马行空了。著名的英国汉学家大卫·霍克斯对杨宪益这首译作的评价是:

“这部《离骚》的诗体译文,在精神上与原作的相似程度,正如一只巧克力制成的复活节彩蛋和一只鸡蛋卷之间的相似程度一样。”

“大卫是我和乃迭的好朋友,我们都觉得他说得很好玩。”1953年,杨宪益作为政协特邀委员,跟一群科学家、艺术家一起接受毛主席接见。“他(毛主席)身体已经发福,但看上去非常健康,他走过来,挨个和我们握手。周恩来跟在他身边,依次把我们向他介绍。”周恩来当时特别对毛主席说:这是一位翻译家,已经把《离骚》译成了英文。

“毛主席热爱中国古典诗歌,《离骚》正是毛主席最喜爱的作品之一。他伸出汗津津的手掌和我热烈地握了握说:‘你觉得《离骚》能够翻译吗,嗯?’‘主席,谅必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可以翻译的吧?’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主席的反应是微微一笑,欲言又止,颇有几分不以为然。“后来我想,毛主席显然不相信《离骚》这样的伟大诗篇能够翻译成其他语言,当然,他怀疑得有理……毛主席本人就写诗,他又不是不懂。” 可惜再没有机会跟毛主席讨论这个问题。

煤油与壮阳药

在牛津毕业并取得荣誉学位以后,杨宪益迫不及待地回国了,留学7年,很多事情变了。去的时候,他是坐一等舱挥金如土的翩翩公子,回来时,他连路费都是靠变卖书籍和跟人借贷——他在天津的大家庭已经坐吃山空,沦为贫困了。不过,去的时候,他是单身,回来赚得美人归——戴乃迭陪在他的身边。

戴乃迭(Gladys Margaret Tayler)是杨宪益法国文学课上的同学,她出生在中国,父亲是一位传教士,曾经在燕京大学教书,并为中国的地方工会工作过。乃迭从小对中国怀着别样的情感, 在她的印象中,伦敦是“灰蒙蒙”的,而北京是“五颜六色”的,有各种好吃的和好玩的东西。

可当她再次回到中国,这个家园已经充满了战乱和贫穷,物资匮乏,人民流离失所,许多知识分子跟他们一样,怀揣一张任教的聘书,身无长物,颠簸在深入内地的旅途上。

杨宪益在后方任教期间,结交到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如当时在复旦大学(校址重庆)任教的梁宗岱。两人诗酒逍遥,用法国诗歌和文学佐下大量的烈性酒。

“有一天晚上他上我家来,我有一整坛白酒,里面还浸泡着龙眼,这坛酒平时藏在我的床底下。凑巧的是,床底下还放着同样大小的一个坛子,里面盛满煤油……煤油颜色浅黄,和龙眼酒颜色相同。”当时电力供应不正常,常常停电,一次梁宗岱来访,杨宪益摸黑端起煤油坛子,给他倒上了满满一碗。

“他尝了尝说,我的酒似乎很有劲头,有一种特殊的味道,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把碗里的酒喝干了。”幸好梁宗岱没被毒死,第二天照样上杨家,照样健康而好色,爱追求年轻漂亮的女士,还因为绯闻,跟有漂亮太太的教务长大打出手,从桌子上打到桌子底下,就此丢了工作饭碗。

杨宪益欣赏的人,往往符合两个条件:爱酒,爱女人。他因此喜欢曹操。如果杨老先生说一个人“好玩”,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梁宗岱显然是一个好玩的性情中人,1970年代末,杨宪益跟同样经历过牢狱之灾的梁宗岱再次相见了,当时的梁宗岱已经完成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翻译,还从德文翻译了《浮士德》,正在对祖国的中医药发生浓厚的兴趣,他专门赠送给杨宪益一瓶自己特制的壮阳药水!

“一年以后,我听说他死了,不知道他是不是被自己配制的药水害死的。他和我一样都是性情中人,可惜的是,如今像他那样的学者和诗人已是凤毛麟角。”

酒气最香的囚犯

早在入狱之前,杨宪益和戴乃迭已经遭受了很长时间的政治敌意。杨宪益翻译的一本中国古代文学简史是山东一位教授写的,这位教授效法苏联的《联共党史》,在文学史每一章结尾都整篇整段地引用毛主席的话。“我认为这种写法荒唐可笑,完全不符合国外读者的需要,于是我征得编辑同意,把语录统统删掉。结果这本书的篇幅还不到原来长度的一半。在审查时,他们发现了这一件事:居然敢删除毛主席语录!都震惊得目瞪口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瞬间席卷全国,北京首当其冲,“大字报铺天盖地,所有的墙上都涂满红漆。短短几天时间,整座城市就变成一片‘红海洋’”。

杨宪益回忆中的“文革”,有着黑色幽默式的荒诞。他所在的外文局,造反派们批斗两名领导,除了敲锣打鼓和转圈游斗,还随处张贴大字报。“很显然,这两名领导人的主要罪状就是他们爱吃好东西。大字报上满载着他们早先吃过的美味佳肴的详细记录。这就好像外文局突然变成了一家大饭店,到处都张贴起用斗大的字书写的菜单。”

批斗的矛头很快从领导普及到了杨宪益这样的“专家”和“坏分子”。

  • “三张饭桌摞在一起,一张上架着一张。他们颇为客气地帮我爬到最高处的那张桌子上,这时群众聚合在桌子周围,开始对我进行声讨,质问我为什么要反对毛主席,为什么要为赫鲁晓夫辩护……”
  • “他们让我们低着头在台上站成一列,接着又让我们把胳膊往后伸,高高地举过我们低垂的头颅。……我胳膊的肌肉很灵活,有弹性,所以我能轻而易举地做出这种姿态。”
  • “有一段时间,我被勒令打扫厕所……而我干得很好,把便盆上残存的陈年污垢统统刮掉,用清水冲干净。不久,我就因为工作勤勤恳恳、一丝不苟而受到人们夸奖。《中国文学》编辑部的厕所成了全外文局最清洁的厕所。”

杨宪益开始出现轻微的神经分裂征兆,他常有幻听,并产生迫害妄想。而戴乃迭所面临的是孤独与不信任,所有的同事都不再与这个金色头发的外国人说话,她走到哪里都碰到敌意的眼神,人们像躲避瘟疫一样地躲着她,有些激进的学生甚至当着她的面高呼“打倒美帝国主义”!

戴乃迭所在单位的领导质问过她:你为什么不加入中国国籍?乃迭回应:“只有加入中国籍才叫爱中国吗?你是什么共产党员?一点国际主义都没有!”

1968年4月,美籍犹太人爱泼斯坦和他的英国籍妻子被捕入狱。不到一个月,就轮到了杨宪益和他的英国妻子。杨被捕那天,夫妻俩正在家中相对无言,沉默地喝着白酒消愁。

杨宪益入狱时满身酒气,同狱的犯人以为他是因为喝酒闹事才被抓的,他吸着鼻子说:“你的酒气好闻极了,一定是高档货,多少钱一两的?”

杨宪益告诉他,他买的酒不是散称的,是论瓶的。离家的时候,他跟太太刚喝了一瓶的三分之二,酒瓶里还留着三分之一。这让同监的狱友垂涎不已。

杨宪益在狱友中很快赢得尊敬,与此同时,戴乃迭被关在另一所女子监狱里。他们最放心不下的是3个孩子,但监狱的同志告诉他们,孩子有人照顾。戴乃迭出狱后才知道:她的3个孩子,几年内没有一分钱生活来源,衣食无着,流落在农村。

郁达夫的侄女郁风跟戴乃迭同在半步桥监狱。郁风说,在狱中,这位可敬的英国女子也依然保持着文明和风度,她爱清洁,用牙刷把监狱的墙刷得干干净净,每天送牢饭的过来时,隔着一条走廊的郁风听见戴乃迭从来不忘记对狱卒说:谢谢。

红宝书撕掉了一页

在狱中杨宪益依然保持着对政治的敏感,1971年9月,林彪事件突然发生,但是监狱里的犯人们对外面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按照惯例,每年国庆节的那一天,准许犯人从收音机里收听天安门广场的庆祝广播,这一年,杨宪益注意到,林彪没有照常出来,以嘶哑的声音发表演说,甚至连名字都没有被提及。

他很快捕捉到了这一信号,并寻找到了佐证:党报《人民日报》上刊登的外国贺电,西哈努克亲王的贺电只发给毛主席和周总理两人,这是极不寻常的。“当时西哈努克亲王被认为是中国最亲近的朋友,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北京度过,如果林彪继续得宠,西哈努克绝不会犯一个如此严重的错误。”

杨宪益思索片刻,就拿起自己的“红宝书”,把第一页林彪写的前言撕掉了。

一周以后,看守走进牢房,要求大家把自己的“红宝书”统统交上来,当他拿到杨宪益的那本时,发现林彪的前言已经不见了。看守大惑不解,又翻看了一遍,还是找不到那篇前言。“他什么话都没有说,就把那本小红书扔还给我,而把其他所有犯人的书都带走了。”

这一举动使全体犯人都觉得很奇怪,杨宪益暗自得意,他告诉狱友,外面可能快要变天了。

1972年春天,看守突然带杨宪益到一个很大的房间,往他的脖子上挂了一块写有名字的纸板,他打开所有的灯,叫一名摄影师进来给杨拍照,照完相又把他送回牢房。

所有的犯人都一脸忧伤:看来杨宪益要被枪毙了。

但第二天,杨被带了出去,一位监狱的官员对他发表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谈话,大意是:你干过好事,也干过坏事;当初抓你是对的,现在放你也是对的;你在监狱住了4年,伙食费要从你的工资里扣取。说完这一切,他们宣布,杨宪益出狱了。

最后的士大夫

杨宪益出狱后不久,戴乃迭也被无罪释放了,在政治高压的年代里,这对异国夫妻的代价无疑是巨大的。

早在杨戴两人结婚之前,双方的母亲就对这门婚事十分担忧,乃迭的母亲塞琳娜更是激烈反对,她甚至对女儿说:如果你们结婚,你们的婚姻持续不了4年,而你们将来的孩子会自杀而死。

是诅咒还是谶语?杨宪益最疼爱的儿子杨烨,因为“文革”中受到父亲的牵连,逐渐神经分裂,在姨妈家中用汽油点火自焚。这成为一生恩爱的杨戴二人之间永恒的隔阂,戴乃迭始终认为杨宪益在儿子的叛逆期忙于政治,疏忽了孩子。乃迭忠于自己的选择:杨宪益和中国,从未后悔和动摇,无论战乱、流亡、贫困 …… 直到儿子的死亡,她开始怀疑自己所付出的一切,内心深处,她更因为母亲当年的预言应验而深感挫败。

“文革”结束以后,杨宪益的政治生涯得到了延续,他的学术抱负也得以施展,在这段时间里,他除了跟乃迭继续翻译作品,还常有机会与友人聚会和旅行,写下了不少痛快淋漓的诗作。杨宪益自嘲是:“学成半瓶醋,诗打一缸油。”虽然不少诗歌是含讽的打油诗,但整体看来,这一段时间中,杨老先生的精神是愉快的:他在“百万庄”的寓所里,往来无白丁,经常来往的好朋友有廖冰兄、黄苗子、黄永玉、丁聪、新凤霞、郁风……除了相伴出游,他们在诗文书画上也互有酬答。

晚年的戴乃迭受困于老年痴呆症,杨宪益与她寸步不离,朋友们去看望她,她有时已认不出他们,但她一直微笑着,白色卷发松软地围着老太太泛红的脸。郁风就这样为她画了一幅肖像,他在画上题了两行字:金头发变银白了,可金子的心是不会变的。

乃迭去世以后,这幅画就长伴杨宪益的案头。他作了一首诗悼念亡妻:

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
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
青春作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
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

青春作伴多成鬼,朋友们一个接一个地逝去了,陪他喝酒联诗的人越来越少了。有人说,杨宪益也许是中国最后一个集“士大夫”、“洋博士”和“革命者” 于一身的知识分子了。他穿着已经洗出毛边的蓝灰色线衣,坐在沙发上,瘦骨嶙峋,寂静无声,看着窗外。这是小金丝胡同的下午,北京难得一见的晴朗阳光,从窗棂的东边移到了西边,杨宪益的一天,又要过去了。

  • 《南方人物周刊》 蒯乐昊 北京 2009-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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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问的,三顺小姐转载的这篇文章真是写得好,淡淡逸逸。 人

无疑问的,三顺小姐转载的这篇文章真是写得好,淡淡逸逸。

人物的风致和品性跃然纸上,我说杨先生就是纨绔的有才之人,活在此间,谈不上士大夫【有官相的除外】,但是这世间最活泼有灵性的存在,让我们感到这世界的大千多彩和有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