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拍城市生活 信息传递 一拍即合

日本杂议100条，希望大家能知道真正的日本。早就准备写，但一直懒得动手，除非是看到什么专家学者来日本走马观花了两天就洋洋洒洒，心里会有些不忿。

在日本生活十四年了，此间成为我迄今为止生命里定居最久的地方，日常生活中难免有些小感触。对哈日族来说，日本远不是那么美轮美奂；对民族主义分子而言，日本也并非如斯卑劣丑恶。和世界上任何国家，包括中国一样，美与丑、善与恶、理性与癫狂……都存在于此（当然，独特性是免不了的）。我只是尽可能叙述事实。

之一：自杀

加缪说：真正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但是，对绝大多数的自杀者来说，他们放弃生命的决定并不是为了思考或解答什么哲学问题。

今早的电车遇到了人身事故，我通常搭乘的京浜东北线和琦京线被耽搁了一个多小时。命案发生在大公司云集的田町站，那男子当场死亡，影响了包括我在内18万人的行程。报道没有没说死者的动机，不过，这一类的自杀，我已经司空见惯。

在日本生活的这些年里，差不多每个月乘车都会遭遇此类的“人身事故”。2009年以来，或许是经济不景气的缘故，自杀的频率有所增加。甚至有一日，在不同的线路上都有人跳下站台，造成了大面积的交通阻滞。

我没有亲眼见过赴死者纵身一跃的场景，但有几次算是擦肩而过。一次是在赤羽车站，对面站台有人自杀，遗体已经被清理完毕，站台上剩下他的几件遗物。一只黑色公文包静静地立在那儿，平淡无奇。另外两次也是在赤羽车站。我搭乘的电车只有一半驶入了站台，便紧急刹车，乘客被通知从几个车厢出口下车，车头方向已经有工作人员拉起了拦阻线。我坐在车尾，随人流前行，心想：我也是那撞死了一个生命的巨大质量的一部分。另一次，我在车站入口处看到了被担架抬出的自杀者，十几名高举布幔的警察将担架围在中间保持移动，从外面什么也看不到，地下亦无血迹。通过新闻得知，自杀者送到医院后抢救无效。

跳下铁道的人这么多，铁路和警察方面早就有了反应迅速的应对机制。以我的经历而言，似乎只要二十几分钟就能清理完毕。据说，他们有专用的尸袋，和遮挡并清洗现场的器具，以避免刺激别人的感官。所以，今早电车耽搁了一个多小时，让我竟有些不耐了。

日本连续十一年来年自杀人数超过30000人，去年的统计是32249人。依照今年前三个月的情况来看，恐怕要突破这个数字。在这些自杀者当中，方式多种多样，而跃轨的虽然是少数，却产生了实实在在的社会影响。特别是对车辆的驾驶员而言，眼睁睁看着一个活人迎面扑下，那份心理震撼可想而知。按理说，这类电车的驾驶员本不是一个和死亡距离如此之近的职业，但前仆后继的自杀者，令他们每天的当班都隐含着未知的风险。

日本社会里的一个人际交往准则，是不要让人“迷惑”，也就是不给他人添麻烦。某日在站台上，几名中学生大声喧哗忘乎所以，同伴中便有人出来劝说打住，别“迷惑”四周。为了不 “迷惑”别人，日本人在生活中会表现得比较自立，遇到问题不喜欢求助而独力硬撑；另一方面，在日常公德方面，这也造就了一种无形的约束。记得还有一次，四五个小学生，七八岁的小女孩儿在车厢里不小心弄洒了饮料，就用随身的纸巾蹲下去擦拭。旁边的一些成年人冷眼旁观，等到女孩儿们的纸巾用罄，有人不吭声地递过来几张。女孩儿们一边擦，一边向四周致歉。这是一次有关“迷惑”的很好的诠释，可能会有人感慨于日本人在恪守社会公德上的水准，但跃轨自杀者的激烈举动则展示了日本人内心世界的另一面。

自杀的手段很多，若但求一死，跳楼或许最为可行。其他如服毒、烧炭、割腕等等，都是真正的自行了断。但跃轨的做法，无疑就是要给别人带来“迷惑”，就是要让自己的死成为公众事件。之所以自杀事件在赤羽多发的原因，我想是因为此间为一交通枢纽，造成的影响也比较大吧。同样，首都圈地区的跃轨，多半是在上班高峰时期的繁忙线路，每一次都能令数万人被迫迟到。假如有人准备赶往机场，恐怕会因此错过航班。听说自杀者还会给家人添不小的麻烦，因为依照法规，铁路部门有向家属要求一笔高达数千万日元赔偿的权利，尽管考虑到其出境，多数时候并不付诸实施，可遗属还是要按惯例缴纳所谓“迷惑料”。所以，跃轨自杀者的想法，应该就是用自己的生命给生活的世界一次完全不负责任的“迷惑”，他/她的心里，除了对生存的绝望之外，也还有一种反社会的心态在啊。

之二：压抑

某夜大雨，我走向池袋车站途中，看到人行道的护栏上倚着一位胖硕的青年男子，全身西装革履，但一任雨水冲刷，而他的大量呕吐物遍布全身，顺水流下。他间或仰头向天，发出野兽般的嚎叫。是的，那是不折不扣的嚎叫。在繁华街道上的此情此景，简直带有强烈的超现实主义风格。

我不知道这位胖子遇到了什么烦恼，可那嚎叫无疑是深刻压抑之下的癫狂释放。事实上，类似的场景，十几年来我亦屡见不鲜，其背后映射出的是一种普遍性的压抑状态。这种压抑最主要的源泉，莫过于编织成一张大网般笼罩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ルール”（规矩）。

和朋友聊天说这个问题，我想到了日本人每年元旦寄贺卡的习俗，其实是一个体现压抑氛围的好例子。据前年的统计，日本人人均邮寄105张贺卡，以人口计算总数高达130余亿张，相当惊人，因为中国除夕当日，中移动和联通的手机拜年短信也不过77条。比起拜年短信，日本的贺卡更花费心思，然而，也更称得上是一种负担。一个家庭收到或寄出的贺卡可能多达数百张，绝大多数充斥泛泛的客套话与千篇一律的祝愿。很多人之间根本不像往来，却要出现在彼此一年一度的贺卡发送名单上。对一个率直（美其名曰，或称懒惰）的人来讲，这些贺卡也许真的会导致精神上的负累。他必须克制自己的随性念头，老老实实地加入到贺卡群体中去。凡此勉为其难之事，即为压抑。虽然以民俗、传统等面目修饰，实则累积于潜意识当中。

有时在餐馆，我会冷眼打量左近的日本人团伙，在其间常会发现一些纯属无奈参加的人，用捏造的表情作出敷衍性的言谈，眼神中却流露出不得不屈身于此的痛苦。这也是压抑。关于日本人的集团性特征，留后再议，此处只是强调，作为“社会人”，压抑是如影随形的生活的一部分。人类是社会性动物，任何文明都有约束制衡个体生命的道德伦理及法规典范，但在当下世界，日本的“ルール”之繁多琐细，确实堪称独步。

每个人承受压抑的能力自然有别，疏导排遣压抑的方式也各异。实在扛不住了，就要追求痛快淋漓的宣泄，前面说的“碍事型”自杀是激烈的做法，而那位雨中长号的胖子，也算比较鲜明。另外，压抑还催生了不少精神疾病的患者。我生活中遇到的、听说的所谓“变态”真是林林总总，五花八门。余虽不才，还被偷窥过洗澡呢。

在日本的社会组织中，压抑具有明显的等级性，越往下走压得越重。作为来自底层的反弹，就出现了一个现象：下克上。在日本的二战历史叙述中，此词语颇为常见。二二六兵变是下克上，侵华战争扩大化也是下克上。如今南京大屠杀是热门话题，日军的暴行某种程度上来自于战区指挥官们为避免一线官兵重压之下反噬自身而故意的纵容。大本营要求暂缓进攻作战的命令，被战区指挥官们漠视的原因，正是下面官兵发泄的亢奋已经按捺不住。从这个角度来说，不管日本的官方声明是否表示反省谢罪，只要其社会中的压抑现象仍旧如此，就继续存在着酝酿失控行为的土壤。

一位归国生活的朋友说，在中国混得久的日本人“最坏”。理由是他们失去了日本社会的“ルール”束缚，一下子随心所欲起来就很放纵，“发扬了日本人的缺点，汲取了中国人的毛病。”我对此没有深入观察，但听说过几个个例，如某某日本人对在中国可以随便闯红灯甚至吐痰颇感快慰。

从清末至今，对日本人的“有礼貌”描述不绝于书，这个礼貌和压抑之间有何关联？这就要说到咱们的一位先贤：荀子。

之三：礼貌

初到日本，日本人随时随地表现出的礼节，确实曾给我以不小震撼。在站台上，看到人们彼此鞠躬道别或挥手致意；在电车中，看到大家因肢体接触而相互点头抱歉；在商店里，看到服务员热切而谦卑的笑容……不论之前对日本的印象究竟如何，这种普遍的温文有礼在很大程度上令人生出对日本的尊重和羡慕。特别是在和中国生活经验对比之下，一种类似自卑的感觉甚至油然而生。

在日语学校的初级教材中，前几课就教了“礼仪正しい”这个单词，不用说，是用来形容日本人举止言谈的。这也表明日本人对此极为自豪，乐于在外国人心中加强塑造此一形象。怀有华夷观念的东亚国家都愿意强调自己是礼仪之邦，以建立优越感，日本民众的礼貌表现则为之大大增添了说服力。

自清末以来，中国人对于日本人道德修养的赞誉之词不绝于耳，即便是在两国交恶，日本侵凌不休的时期。不过，这当中的心态倒很值得探究，我以为多数是因恨铁不成钢而痛发牢骚，极少有人深入分析中日两国文化内在的歧异。今日中国大陆的道德滑坡、民风沉沦有目共睹，所以拿日本来说事儿的亦大有人在。但我以为尤有必要澄清的是，中国之现状有特殊的成因和责任者，决不能据此便以为日本比中国更加“文明”。中日之间的现象差异，实际上源于 “心”和“礼”的道德观分歧。

中国人讲早期儒家，只说“二圣”孔孟，前者曰“仁”，后者曰“义”。此后的圣贤，要数朱熹（“理”）、王阳明（“心”）。一位先贤似乎很受冷落，他就是荀子，中国教科书中对荀子的论述着眼于其朴素唯物主义和性恶论，但荀子的思想核心是“礼”。对日本影响最著的也恰恰是荀子。

韩东育的《中日两国道德文化的形态比较》是对此问题论述得比较透彻的好文，值得有心人仔细研读。他在文中引用李泽厚的观点，即中国儒学仁重于礼，“对内在心性的主动塑造和追求远重于对外在规范的严格遵循和顺应。……日本则不然……所致力的是外在理性的建立、即对行为规范、姿态仪容等礼文细节的坚决确立和严厉执行，而并未去着重内在心性的塑造……”韩东育详细分析了荀子理论对日本著名思想家荻生徂徕的影响，即认为要靠外在的“礼”，而非内在的“心”。荻生徂徕“认为，仅凭口耳说教似的道德灌输和内在良知的自我制御，是不能发挥实际作用的，事实上也是靠不住的。他主张，社会公德的真正建立，需要的不是内在自觉，而是外在训练。”韩东育承认，荻生徂徕“以外化内”的主张通过长期实践确实能收到一定的效果，“这已为后来的历史所证明”，但“公德欲完全覆盖私德，亦难免天真。”

了解了这点之后，着实有茅塞顿开的感受。中国人强调私德，只要心是好的，外在言行可以不拘甚至放诞。许多人缺乏公德观念，却认为自己内心良善，“心”成了简捷的托词。日本人强调公德，在外在的言行举止上礼节繁多，哪怕流于虚伪做作，至于内心是否真诚并不注重，“礼”成了便利的装饰。在日本社会中生活久的中国人，常常对日本人的“礼”讥为“虚伪”，倒不仅是怨言而已。

事实上，前面提到的中学生对公共场所大声喧哗的态度也可看出端倪。对类似有违公德的事情，否定之的着眼点不是对行为本身发自内心的检讨，而是外在的“礼”的层面上给别人“迷惑”。由此我们也就明白，当身处可以不计较别人的社会环境（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战争中的敌国领土上）时，“礼”的约束自然崩解，心中之恶自可毫无顾忌的倾泻而出。

之四：文库本

社科院的郑也夫研究员访问过日本，在感想中提到对日本人于电车中所读书籍的疑问：他们在看哪一类的书呢？

坐了十几年电车，我也在路途中读过不少书刊，特别是较长途的行程之前，总要在书架前犹豫一番，琢磨带哪本书更好。如今的住所和公司不远，车行两段，各七八分钟，对读书而言并不合适-------刚刚翻了几页，就要下车。所以，甚至有点怀念以前要乘近一个小时上学的日子了。

作为电车中的老读客，当然知道日本人在读什么。一般来说，阅读报刊和书籍的各占一半。而在书籍里面，似乎有三大类：小说、漫画和学习材料。小说以小巧的文库本居多，漫画的开本也比较小，学习材料则往往是针对各种资格考试。

日本人的优点，我个人最推崇的一项是普遍性的喜爱读书。明治年间，俄国人梅契尼科夫在经过长年客居欧美的生活后，于1874年来日本教授外语，后来写有《回忆明治维新》一书。他在书中写到，日本的苦力、女佣、马夫等社会底层人民也常常拿着书看，尽管那些小册子多是通俗小说，但这样高的识字率还是令他吃惊。和西方国家的经验相比，他不吝称之为“异常”。

日本民众爱看小说这一幕，相信也给彼时来日的中国人以相当的刺激。于是，梁启超提出：“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倘若全中国人都爱看所谓新小说，中国庶几可救。梁任公拳拳之心历历可鉴。我没搭乘过中国的地铁或轻轨，不知道人们在车厢内做什么，也就揣测郑也夫先生对日本人读书现象的特别在意，是否亦有感而发。

我乘车时多数时候读的是中文书籍，和日本人相比，直观上的显著差别就是开本。近年来，中国出版的书籍开本，似乎也像GDP，不高速增长不足以告慰国人。所谓国际大开本很是流行，一本书大咧咧摆在那里，仿佛在正告自己与世界接了轨。最离谱的是，翻开不少开本颇大的书籍，会被几百个文字周边的广大空白晃了眼睛。我不知道那些“留白”是做何用处的，但我肯定没那么多圈点题评。这就是毫无意义的浪费。

欧阳修说适于读书的“马上、枕上、厕上”，“马上”今天换作了“车上”。其实不仅在车上，捧着一册大开本在哪里阅读都不方便，日本式的文库本则称手得多。当然，文库本的特点决定了内文字迹较小，但这对爱书人而言算不上大碍。文库本便于携带，价格便宜，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说远比大开本更好。

去书店闲逛时，我最爱流连的就是文库本专柜。那一排排小书的整齐阵容，却有小蚁雄兵的气势。在家具店里买的书架，也设计有文库本的隔层。不过因我没那么多收藏，就腾出来给了中文书。结果，那些大开本就很滑稽地卧也不是站也不是，让我想起有一年去采访来日比赛的NBA球队，酒店在床头加了张椅子，给大个子们垫脚。

之五：大腿

初来日本的第一个冬天，见到中小学生们的短裤短裙，心里是免不了有点惊奇的。虽说自己高中时代也不惜落下风湿的毛病，在东北的寒风中扮酷穿单裤，但眼见那些年纪更小的童男童女光着两腿，不禁心生同情。问其缘由，有人说是为了从小磨其筋骨，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并慨叹吾国之小皇帝们过于优乐。不过，若把目光投向稍大些的女中学生们，似乎又不仅是这个高尚的原因，因为那短裙的边际实在有点太高，有时简直到了大腿与臀部的交界。这不能说是一个为了砺炼意志的必要手段。

我们这一代人对日本女中学生制服的印象，大约始自电视剧《血疑》中山口百惠扮演的幸子。来到日本之后，才了解了它现在所蕴含的丰富意义，以及寄托了多少男性的粉色遐想。

在新宿、涉谷等繁华地带，时常能看到三两身穿校服的女中学生无所事事地伫立，而身边逛荡着个别上班族打扮的中年男子。有时，那男子会趋前搭讪，女孩们偶尔会发出肆无忌惮的大笑。女孩们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超短的裙子，不管是穿着中文称之为“泡泡袜”的白色长袜（一般是将它叠在小腿部分，仿佛绑腿），还是黑色或蓝色半长袜，总之两截大腿是一定要露出来的，宛如刻意招展的旗帜。

起初，我对这些叽叽喳喳的女中学生和色眼迷离的男人们绝无好感，把她们看作社会公害。但随着年纪增长，我渐渐学会用一点理解的态度去看待。川端康成在《睡美人》中用细腻的笔触描述了一位老男人对年轻女性肉体的畸恋，在那些中年男人脸上，我似乎看到了同样的对衰老和死亡的由衷恐慌。而反过来打量女中学生们，我看到的是一种不知所措，混杂着对青春仿佛陡然暴富之后的挥霍欲和困惑感。

事实上，九十年代后期以来，日本女中学生的裙子的底边开始从及膝不断向上提高，算下来差不多每年一厘米。不知道这与泡沫经济的破灭有无联系，但肯定昭示了世风的潜在变化。许多外国游客都注意到了日本女中学生们展露出的大腿，而日本舆论也表达了对其所暗示的“援助交际”现象的忧虑。于是，如何让女中学生们把不断缩短的裙子长度放下来，俨然成了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

学校是超短裙之争的第一线战场。不过，另一个有趣的数据是日本中小学教师猥亵学生案件的增长，2004年达到历史纪录的190余人，去年公布的资料则是下降到通常水准的160余人。这或许充分体现出了此一斗争的严酷性与复杂性。不久前的一个话题是新潟县的高中制作了劝说女生们把裙摆放长的海报，可见校方的用心良苦，然而据说女生们反应冷淡，认为 “此举毫无意义”。

女中学生的大腿，俨然成了少女们的亚文化象征。但来日的中国人看来，自有不理解之处。我曾多次听到陪同的访客表示诧异，有男有女，他们不是诧异于日本女生的裙子之短，而是那双腿的“难看”：“她怎么敢穿这样的超短裙？”确实，大腿现象若有有一点值得称道的，便是众腿平等。姑娘们不管自己的腿多“难看”，也照样坦率露之。有的女生大腿粗如水桶，小腿孔武有力，据说在中国若敢穿超短裙恐怕要被人公然耻笑，在日本却可以安之若素。

进一步说来，日本女生公开袒露大腿可以说是为了迎合男性的意淫，将女性置于被亵玩的角色；可中国人对女性“腿型”（外貌）的苛求，实在是异曲同工甚至犹有过之。况且，穿着超短裙也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性的暗示，一位新潟女高中生说：“我把裙子卷短并不是为了显得可爱，而是因为大家都这么做。”

大家都这么做。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即日本人强烈的群体性意识。接下来，我们就说说日本人的“跟风”嗜好。

之六：跟风

2008年秋天，一场“香蕉荒”突然席卷了超市。起因是一位女星在某电视台节目中谈到她吃香蕉减肥的经验，没想到，随即掀起了民众轰轰烈烈购买香蕉的热潮。

香蕉在日本超市中属于一年四季都大批量贩卖的普通水果，价格也很便宜，一束（四到五只）通常不过一百多日元。然而，面对突如其来的抢购潮，住所附近的几家超市都出现了有价无货的状况。店方在告示牌上写着道歉之词，表示一定尽快从海外大量进口，确保供货。接下来的数日内，往日供应充足的香蕉，始终处于紧俏难得的境地，偶尔见到剩下姿色不佳的几束，价格反比过去涨了不少。这种怪象大约维持了半个来月，香蕉们才恢复了清静。

短暂而疯狂的香蕉抢购热，一度成了日本媒体的话题，但集中于香蕉本身究竟能不能减肥的讨论，很少有人批判其背后折射出的非理性。当然，日本人自身对此习以为常，可能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喜欢跟风盲从赶潮流，动不动就要闹上一下子，这就是他们的民族性格特点。日语称之为“ブーム”，每年若没有那么几次，还真是怪寂寞的。

按道理说，日本民众的教育水准普遍较高，作为个人，似乎应该有比较强的主见。事实却是，大多数日本人面对“ブーム”首先的选择就是跟风，而且争先恐后，劲头狂热，唯恐被落于“ブーム”之外。这体现出的是日本人深刻而独特的群体意识。有人提到了日本人的排队现象，确实，一家拉面店的门口若有两三人排队等候，就不愁会扩大到五六七八人，因此有店家特意雇人排队来充门面。我见过更滑稽的一幕。某年东京电影节期间，在涉谷车站前，几十个男青年脱得只剩短裤，在广场上高喊励志口号。路过的陌生男青年陆续有脱衣加入者，那兴奋劲儿如同“找到了组织”。此类胡闹不雅的举动，一个人做会被当作疯子，但数十人一起做，就俨然成了一场狂欢式的“祭り”。

加缪曾说过，马克思主义认为个人有罪而历史无罪。这是个人和历史的对应，谈到日本人，我们或许可以把个人与群体联系起来，就会发现一个古怪的结论：群体有罪则个人无罪。日本人期待加入群体的一个原因，是在集体的名义笼罩之下，个人行为的动机与后果受到了洗净与庇护。前述的街头闹剧，堪称精到的展示。当然，战争罪行和责任问题亦完全符合此一特点。日本官方可以一再承认日本“给亚洲等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但并不肯追究特定个体的罪愆。

说日本人的群体意识独特，也不妨拿来和中国人做一比较。日本人有没有个人意识？有。在个人生活层面，他/她的个体感很突出，比如和家庭成员的疏离态度，比如另类小众的私人喜好，都显得相当“个”；然而在社会生活层面，他们又追求“群”，比如积极参加各种团体活动，比如热衷于追逐社会潮流。中国人呢？似乎正好和日本人相反。在社会生活层面，中国人常常要显示自己的个性，特立独行，别树一帜，甚至成为不惜违背公德的个人主义者；在个人生活层面，中国人更重视并依赖家庭、亲友等关系，并愿意为此做出哪怕是违心的让步牺牲。

在群体里，日本人仿佛以一种消泯自我的方式，更确定地找到了自我。如果不允许被加入群体，或因某些原因难以融入群体，那么将意味着生活上的困境。2006年，嫁到日本的中国籍女子郑永善杀死两名幼儿的案件轰动一时，报道中就提到她在人际关系上遇到的严重隔阂。子女在同一幼儿园或学校的日本妇女们一定要组成所谓“妈妈会”，经常举行聚会活动，虽无强制性，但若不参加就会被排斥，并殃及孩子。来自异文化的郑永善，其精神压力可想而知。

跟风，说白了就是要紧随群体。抢购香蕉是小事儿，追捧韩流也不算啥，最危险的是杀人、自杀之类的也会有跟风现象。某人在车站站台上企图把无辜者推落铁轨未遂，几天内就一定会出现追仿的案件。秋叶原街道上的加藤智大血案发生后，效仿他在网站上宣称要大开杀戒的人纷纷冒头。所以，每当看到媒体爆出什么大案，我就想到不知又会有多少“模仿犯”？

之七：排榜

已故历史学者黄仁宇有个著名的论述，即中国过去之所以落后僵化，在于缺乏“数目字管理”。这是个新颖但含混的观点，甚至黄仁宇本人也没能阐释清楚“数目字管理”的含义到底为何。而且，他最大的理论缺陷是以前现代中国的客观条件，根本无法做到他所孜孜以求的“数目字管理”。首要的技术限制就在于资讯收集与传递的方式，对中国这样庞大的帝国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然而，或许因传统影响，中国人在数据资料上面的重视程度确实有所不足，特别是和日本人相比较。比如涉及历史争议问题时，日本人往往会质疑中方的数据，并拿出己方详尽的资料作为对照。这可以说是一种偷换概念、浑水摸鱼的狡猾做法，可中方在辩驳时会颇感费力。毕竟，数据有其直截简明的说服力，胜过长篇累牍的说理。

说起日本人对数据的热爱，可能比生鱼片还来得自然深厚。无论是论著、教材，还是报道、宣传品，随处可见数据的统计。市面上有不少专门罗列数据的书籍，内容五花八门，并且每年更新。表弟就读中学时，学校发了一本就叫《数据书》的书，我看了很喜欢。该书全由世界各国数据组成，在中国的那一节，我竟然看到了“马1019万匹，猪46806万头，鸡30亿只……” 给初中生发放这玩意儿（表弟慷慨将书赠我，说“没意思”），却可见日本人对情报资讯的重视做到了从小抓起。

有了数据，自然就能排榜。而且，数据排了榜，也就更富参考意义。所以，日本人喜欢排榜，事无巨细地排榜。www.goo.ne.jp是日本比较流行的门户网站，其中专设了一个排行榜栏目，现在有6000多个排行榜，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的看起来很好玩儿。比如竟然有女性心目中男性“脚踩两（多）只船”迹象的排行榜。前十项中，隐藏或不让看手机高居榜首，经常和某人发短信排第三，手机短信量增多排第五，曾删除通话通信纪录排第六。和手机相关的独占四项，凸显了手机在当代人感情生活中的重要位置。这个榜看似无聊，倒还值得琢磨。而《日本经济新闻》的副刊则有个栏目，叫做“何でもランキング”，即“什么都能排个榜”。大概这一天一榜委实有点太频，于是我看到“最适合家长与子女一起搭乘的索道排行榜”，真难为了责任编辑那为赋新词的用心良苦。

“何でもランキング”的精神确实在日本人身上得到了极致的展现。日本内阁府和总务省年年公布一个排行榜，即全国各个都市车站附近停放的自行车数量，并且分正当和违章两类。内阁部门组织调查这个排行榜，中国人是不是会觉得有些难以理喻？

排行榜之所以流行，其实还是国民性使然。榜单的最大功用，可能提供了一种指示，令观者不用调查不用思考，一下子直奔结论。你知道什么最人气最便宜最方便最舒适……？统统有排行榜为证。前面说过日本人喜欢跟风，排行榜无疑是一个有助于掌握风向随大流的得力工具。不过，若你信了这个排行榜但亲身体验之后心有不甘乃至大呼上当，也千万别怪人家，只能说你自己大概品位独特吧。就像常见的各种期刊上的美食排行榜，连拉面店也排出几十名的高下先后，详细到了面的分量、汤的浓度、肉的可口等细节，可倘若你按照榜单的指引去亲尝，没准儿会感到大失所望。

但是，排行榜这玩意儿还是有其妙处的。假如把几十年来一直持续的某些排行榜拿出来纵观，会从中品味到世相的起伏，人心的嬗变，环境的迁移。简单的例子，就拿日本政府与民间机构每年都作的外国好感度排行榜来说，几十年来中国的排序上下，充分验证了国际政经格局与中日关系的风雨历程。不管是探究国家战略发展，还是研讨社会文化变革，排行榜都是一个有益的参考。

之八：浪费

日本商家贩卖的成品食品，一定带有“赏味期限”的标签，如果临近就只好降价，过期则只能扔掉，否则便会惹来麻烦。近年来，有几家企业曾经篡改期限被曝光，遭到了舆论的口诛笔伐。比如著名的糕点制造商不二家，因为使用了超出“赏味期限”的原材料，信誉和业绩都备受打击。

然而，“赏味期限”的约束之下，大量食品被丢弃，无疑是一个更加严肃的社会问题。媒体的统计表明，日本每年已经加工好的食品因此被扔掉的，多达2000 万吨。食品学家说，一个若活到80岁，一生消耗的食品（不包括饮水）大约20余吨。也就是说，日本一年的报废食品，或可以养活100万人。全世界有数亿人挨饿，每年几百万儿童饿死，那些食品的结局真是可惜。

上学时隔壁的天津男孩小张在便利店打工，时常拿回过了“赏味期限”的盒饭、面包等食物，据说是店长免费赠送的。我也跟着蹭过一些，味道什么的根本没太在意，甚至还吃得满香。有研修生也讲过她们如何在晚上前往超市的废品存放处，拿被摆放在那儿的过期盒饭，有时还会遇到同样去觅食的流浪汉。所以，有人提出在“赏味期限”之外，再加上“可食期限”的想法，所谓“赏味”是指食品的原味得到保证，而“可食”意味着虽然味道不那么新鲜，但还能被人食用。我和研修生们吃的就属于“可食”。这个建议理论上讲不错，但对商家而言，会导致成本的增加。况且，“可食”的界定比较微妙，万一出了纰漏，商家必定不愿承担责任。

于是，“赏味期限”标签下的浪费似乎只能继续。

一位日本女士在七十年代末曾随代表团访问中国，下榻北京某饭店。不久，代表团要求女士们在扔掉自己穿过的长筒袜时，必须附一张纸条写着“不要了”。原来，有的女团员把袜子扔掉后，竟然被饭店的服务人员洗熨干净，平平整整地送了回来。这位女士说，这个经历给她的心灵带来了很大的震撼，“毕竟是了不起的中国啊”，她为“日本人太不节俭”感到惭愧。但到了八十年代，一位在日中国留学生到快餐店打工，对制作三明治时把面包的周边全部切掉扔进垃圾箱极为看不过眼，可他的惋惜被日本同事嘲笑为“因为你们中国贫穷”。

日本历史上，节俭也是被称道的传统美德。但是，身处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现代商品社会，节俭意识无可避免地受到了侵蚀。长筒袜的那个故事，今天听起来，不管是在中国或日本，都只剩下白头宫女说玄宗的味道。

在日本的日常生活里，环保、节能、回收再利用等等口号比比皆是。客观地说，日本这方面有不少值得学习借鉴的经验，最简单的莫过于垃圾分类。但是，所见所感又让人对这一切不得不心生疑窦：与其作秀般的鼓吹环保，何不减少些实实在在的浪费呢？在绝大多数车站，自动扶梯时刻空转着；在团地的公寓里，成百上千的灯火彻夜通明；在超市或百货商场内，冷气足以让人打个哆嗦；在商品货架上，一次性的各类生活用品琳琅满目……

地球的资源有限，有人占有得多，有人就得减少。要想多占的办法，可以依靠暴力征服掠夺，也可以凭借“商业”交易换取。日本人所维持的衣食富足的生活，实际上同样是以贫困地区人们的艰辛饥饿作为代价。对他们的最大援助不是贷款或赠物，可能只要多一点节俭，少一点对物质生活的狂热追逐，效果说不定更好。不过，人类世界是残酷的，因为人难免自私，谁也不愿主动降低自己的物质享受水平。就像捕鲸，无论如何，日本人会坚持到底，并振振有词：凭什么要我放弃我的文化？

之九：弃老

导演今村昌平有一部获得1983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的名作《梄山节考》，说的是日本过去农村存在的弃老习俗，也就是把年老体衰的老人遗弃到深山等地令其自生自灭，有的甚至是由子女亲手杀害。《梄山节考》背景所在的长野县，今日仍是日本的农业大县，所不同者，近年因青壮劳动力不足，从中国引进了不少所谓研修生从事繁重劳动。

弃老是人群在生活条件恶劣、物质严重匮乏之下的一种迫不得已之策，就如同部分地区流行的溺婴习俗一样。弃老也好，溺婴也罢，最直接的动机是来自经济压力。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力有限，人口过剩的情况下用残忍的手段进行强制淘汰，现在听起来会觉得毛骨悚然，可当时或许浸透了无奈。值得研究的是，不同的人群在物资困境面前的选择迥异，有的弃老，有的溺婴。

有学者考证，中国在中古时期以前也曾有弃老的现象，但相对而言，溺婴行为无疑更为显著。特别是南方的福建、江西等地，自唐宋迄明清，虽官府着力疏导禁绝亦无多大效力。日本也曾广泛存在溺婴现象，坂本太郎的《日本史概况》说，十八世纪，溺婴在日本全国几乎成了惯习。可弃老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着实有点难以想象，历朝历代无不鼓吹孝道，遗弃虐待老人要受到法律严惩。《唐律》中对背地里诅咒父母的都以谋杀罪论处斩刑，《梄山节考》的那种做法一定是难逃活剐了。

从浅显的意义去理解，溺婴扼杀的是将来，而弃老抛弃的是过去。两种行为的背后，是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我学养不足，未敢妄议。

不知道是不是弃老的习俗影响，日本老人普遍表现出了旺盛的生命活力。他们不甘于老，甚至忌老。我有过几次在电车上试图让座给老人却遭到白眼和拒绝的经历，虽然他/她脸上手上的老年斑历历在目。给年长者让座的行为，在日本并不多见，多数年轻人对站在面前的老人视而不见，或许也有免得自讨没趣的打算。同时，大量的老人们依旧活跃在社会的各种岗位上，哪怕是体力劳动。刚来日本那年帮同学搬家，约了一辆我们称之为“小红帽”的运货车，司机是位看上去六十多岁的老头儿。我心里很惊讶，在中国，这是退休在家颐养天年的年纪啊。老头儿穿者制服，和我们一起搬上搬下，身手很是利落矫健。当时我的日语不过初级，也按耐不住问他为何还干这份工作，让老头好像觉得我这个外国青年有点好笑。

在日本生活久了，这种老年劳动者随处可见。白发苍苍的出租车司机，骑着自行车送货的老妇，两鬓风霜的警备员……见得久就习惯了之余，也有一些感想。对照起来，相当的中国人在心理上过早地自认衰老，并且急于进入休闲养老的阶段，除了照顾孙辈，恐怕没什么劳动的意愿。而日本老人却不愿承认自己的老去，更积极地工作并参与社会生活。世人皆知日本老人的长寿，心理层面的“拒老”和频繁的活动，应该是两个重要原因。

不过，日本老人的这种“元气”（健康），某种程度上也源于当代日本社会仍盛行的弃老之风。老人缺乏来自子女的赡养，自然要继续打拼或自我照顾。日本有大量的老人院，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养老看护产业。入住的老人多数并非没有子女，但子女一般都过着独立的家庭生活，来往有限。在经济上，老人如果没有资产收益，就主要依靠年金和积蓄，所以不少老人仍需要就业。

有一次电视台采访一位刚满百岁的老妇，她还守着自己开的一件杂货店，每天上货记账。百岁生日这天，子女们没有人来看望，只有远在外地的孙子打了个电话：“要努力啊！”

“对。要努力。”颤颤巍巍的人瑞回答。

从中国人的角度看，这一场景怕是不可思议吧。

之十：杀亲

根据日本警察部门发行的2008年白皮书记载，该年度日本共发生了1297件杀人案。四五年来，此一数字基本上在1000-1300件上下浮动，但其中引起社会广泛注意的，每年只有几件。乔治•奥威尔在1946年写过一篇《英国式谋杀的衰落》，提到那种能够给人以深刻印象和记忆（说回味太不厚道）的谋杀案之要件，首要一项是杀害对象以家庭成员为主。若以日本的情况来看，奥威尔似乎不必大发感慨，因为日本的谋杀案当中，杀亲的比例真是高得可以。

手头一份2007年日本警方的数据显示，杀人、杀人未遂案件共有1052起，其中家族内部的死活之争为503件，几乎占到了一半。日本人如此多的家族相残，原因何在？佐藤弘弥写有《家族内杀人事件：社会心理学的考察》，提出了几个社会背景，简略而言分别是：日本独特的“核（心）家庭”为主的模式不利于亲人之间的沟通，贫富差距的扩大，教育中人性内容的欠缺和世界性暴力泛滥的影响。“核家庭”问题，正好涉及前面说的“弃老”现象。佐藤弘弥认为在相当多的 “核家庭”父母子女互杀案中，如果有祖父母的存在，或许会起到减轻摩擦的作用。至于贫富差距，他也自相矛盾地承认，杀亲案在富裕和贫困家庭中都有发生；而世界性暴力泛滥，什么911图像冲击之类的就有点胡扯，倒不如把责任推给日本国产的肆无忌惮的暴力漫画与电玩。

我对日本人杀亲现象的关注，来自2007年伊始的半个月，媒体每天都有新的家族内杀人事件报道，特别是两件所谓上流社会的碎尸案（正符合奥威尔的标准）轰动一时。一件是某漂亮少妇将在摩根斯坦利日本公司工作的丈夫用酒瓶打死后碎尸遗弃，此案发生于2006年底，告破于2007年初。少妇遗弃尸体时，曾将一部分尸块扔在了新宿某日本语学校旁边。媒体一度沸沸扬扬说什么涉及中国//黑/社会，死者是中国来的偷渡客，充分发挥了一番想象力。在这一点上，日本媒体还是比较专业的。 199年神户的酒鬼蔷薇少年杀人碎尸案，少年写给警察的挑战书上的笔迹，被某媒体找来“专家”鉴定，说显示凶手曾在中国华北地区留学，其实不过没好意思直陈是中国人所为而已。

这位少妇供称受害于家庭暴力，后来又承认她和丈夫各有外遇。一个居住高级住宅区的富裕家庭如此下场，当然很吸引大众眼球。差不多同时，也是东京涉谷区，又发生一起医生次子将妹妹杀死碎尸案，更是备受瞩目。医生在日本意味着大富之家。初识一位日本朋友时，他得知家父是医生，就说：“在日本，同学里如果据说谁是医生的孩子，大家看他的眼神就不一样。”可是，这桩爆发于医生家庭内部的惨案，无疑揭露出了富丽堂皇之后的阴霾。舆论对于杀人动机的推测，很多集中于乱伦的可能性。有的说被害的女儿与医生父亲乱伦，令兄长感到可耻和愤怒，因而冲动杀人；有的说兄妹之间存在奸情，是“禁断之爱”导致了悲剧。舆论如此热衷于乱伦乱伦，实质上是一种幸灾乐祸的心态流露，迎合了平民的妒富心理。在警方就此案的最后调查书中，没有提到凶手任何涉及乱伦的动机。然而，这个案件的另一个插曲，是以细致著称的警方，却犯下把凶手杀人的木刀、碎尸的锯子等重要证物全部“当垃圾扔掉了”的事故。若换在别处，黑幕论阴谋论恐怕不知道要有多火爆吧。

反思杀亲案的增多，日本人动不动就归咎于近年来的贫富差距扩大，在经济因素中寻求解释。更关键的肇因，或许还是在文化深层。在日本的各类文艺作品，把家族亲情渲染得催人泪下的并不少见，但那终归是创作。日本人作为个体，偏重社会关系和角色，轻视家庭关系和角色的特点，随着当代社会的变迁出现放大与扭曲（比如“核家庭”的迅速增多），才是杀亲频发的根源。

之十一：暗战

北京交通大学教授萨殊利讲过一个中日高铁谈判过程中的小故事。趁日方代表中的某人起身出去的空当，一位日本专家悄声对他说：刚才那位是我们大使馆的官员，我讲话不方便。

高铁项目完全不是一个简单的跨国商业与技术合作，这一幕表明了日本政府试图监控谈判过程的立场。事实上，对于和中国相关的事务，日本几乎是无时无刻不在保持着警觉。表面上的“友好”说辞，并不足以掩盖其内心的戒惧。谁要是信以为真，就只能怪自己“很傻很天真”啦。

在中日关系的定位上，日本警察厅的白皮书有很清楚的立场。“公安维持与灾害对策”（日语中的“公安”一词大体等于汉语的“国家安全”）一篇里，第五节题为 “对日有害活动的动向和对策”，列举了几项对日本国家利益构成威胁的要点。排在首位的自然非朝鲜莫属，其次就是中国。白皮书说中国利用派遣留学生、交流研究人员等手段，“长时间、多样化地巧妙搜集情报”，日方对此类“（违法行为）要给与严正取缔”。

其实，“长时间、多样化地巧妙搜集情报”，是日本同样针对中国一直在做的事情。在日本的一些中国人会不时接到日本有关部门人士的邀请，有礼貌地请“喝杯咖啡或吃顿饭”。一位从事科技研究、又任职于侨团的中国人说，日本警察甚至等在他的公司门口等他下班，就为了“想和您聊聊”。在利益诱惑或哄骗之下，有的中国人成了对方的帮手。四川大地震后，日本媒体很重视中国西南的核研究及军工产业状况。于是，在电视台的直播间，日本主持人请来一位身材肥硕的中国妇女打电话给绵阳某单位，据说那个号码属于机密的某核研究机构。妇人得令，当即拨通了号码，中方没说什么就挂断，她还似乎因没有完成任务而有些悻悻然呢。

公开发行的白皮书，提醒着日本公众注意中国的“对日工作”危险，却当然不会提及日本的“对华工作”。几个日本人在中国新疆等地被逮捕，日本舆论说他们是“测绘”，好像仅仅是行万里路的地理爱好者罢了。这种巧舌如簧在白皮书里最经典的表现，莫过于把右翼声援***、阻挠长野奥运火炬传递、抗议中国首脑访日的种种活动都归在了“和平运动”的名下。上述事件的现场，我都曾亲见。特别是在长野，穿着二战旧式军装的男子振臂高呼：“杀死中国人！”在他们挑起的拳脚冲突中，有中国留学生流血受伤。原来这一切皆属于“和平运动”，教人不仅哑然。

我提起这些并不带半点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只不过实话实说中日两国关系的客观状态。“世代友好”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但口号毕竟是口号，真相到底如何心里必须清楚。虽然日本人总被指责虚伪不实（这可是有传统的，《旧唐书》记称日本来使 “其人入朝者……不以实对”），但警察厅的这本白皮书倒蛮坦诚的。中国人的国民性好面子，好话吹捧和小恩小惠就容易飘飘然当真，所以正视这种坦诚很有必要。

白皮书统计去年日本右翼组织针对外国的敌视活动，按国别区分的话，矛头指向中国者高居榜首，共有3720次，动员了10000余人和2500多辆汽车，远远领先于对朝鲜、韩国、俄罗斯等国的规模。警察厅的说法是北京奥运等因素使然，但实际上，这折射出了弥漫于日本社会的对于中国的复杂心态，其基调是不安感。约翰•W.道尔在《拥抱战败》写到，昭和天皇关注的是“为什么战败”而非“为什么开战”，问结果而不问原因。这可能是一种较有代表性的思维。日本人感到了深重的不安，却很少考虑他为什么会不安。

顺便提个小花絮，每年的8月9日是日本右翼一定要纪念的“反俄日”。为何定在这天，不妨考考大家的现代史。

之十二：痴汉

痴汉者，盖公然猥亵他人之徒也。一个“痴”字，既有对智商的嘲讽，又兼对恶习的批判。不过，日本某网站做线上民调，坦诚自己是痴汉的有56人，否认的 712人，这个比例并不算小。前面说过少女的“援助交际”现象自九十年代后期开始扩散，这个痴汉行为也从稍晚的千禧年前后出现大幅增长。仅以东京警视厅的统计来看，2004年在（轻轨）电车、地铁内破获的痴汉事件共2201件，约是1996年的三倍。慨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人士，想必会对这十来年的变迁痛心疾首。

通常所说的痴汉，就是在交通工具内对异性上下其手的色狼，当然据说也有少年男子受害。和一般偷偷摸摸的罪案不同，这类在公交车厢内的犯案，要点是周围人越多越好，方便混水摸鱼，也令受害者害羞而不愿声张。所以，痴汉多发的地点，往往在载客量最大的线路；多发的时间，以早晚高峰期间为主。当年，日方邀请撰写《中国可以说不》的几位中国爱国者来访，特意安排了搭乘早班电车，体验所谓“通勤地狱”并日本劳动人民的辛苦。我觉得可惜的是，他们没能目击一次痴汉事件。

东京地区痴汉事件发案率最高的三条线路，分别是琦京线、中央线和山手线，其中以琦京线为最，一条线占了三分之一。我恰好要乘琦京线上班，转眼间经过了十一年，颇有一些“眼福”。被女孩子紧紧抓住，站务员将其带走的见过三四次，女子在站台上狂追奔跑男子的也有过几次（双方的速度均宛如大赛），有痴汉行为但女方隐忍不发的就更多了。一位看上去精神状态异常的中年男人，似乎专门在傍晚高峰期挤车，而且有选择性地挑拣附近站有年轻姑娘的门口。我已经记住了他的相貌，目前好像仍逍遥法外。这样的痴汉可能因看得出神智有异的缘故，非但女方不敢反击，旁边的人亦不愿多管闲事，堪称明目张胆。我还见过在空荡车厢中，一病态男子偏要贴近车门边的女孩，以手臂将其包围。这种情况下，女方只有忍耐两三分钟，于次站下车躲开。日本法律虽规定，痴汉若猥亵罪成，要被判处半年到七年的刑期及罚款，可对心智不健全者恐怕全无威慑。

痴汉固然可恶，但更可怕的是被人误认为痴汉，近年来成为日本社会备受争议的“痴汉冤罪”话题。日本司法奉行无罪推定原则，只有痴汉这儿以维护妇女儿童权益的旗号搞有罪推定。也就是说，如果某女性咬定你是痴汉，你就只有自认倒霉。一旦被抓，首先是72小时的逮捕和可长达20天的拘留，罪名成立后还得服刑。一位上班族因有损名誉和旷工，失去工作与婚姻的概率很大，说摧毁人生并不为过。一些拒绝承认有过猥亵行为的人诉诸法律寻求清白，但长达一两年的诉讼后，纵然胜诉亦得不偿失，据说有人甚至家破人亡。坦言之，痴汉这个帽子只要被扣上，就是不“痴”，也要闹到你“痴”。

误认痴汉的情况，大抵有三种：一是因过分拥挤贴着异性身体，尤其是那些穿着性感暴露的女孩儿，导致男性正常生理反应；二是有些女性心理敏感阴暗，讨厌（中年）男性体味或视线；三是恶意诬告，意图谋取赔偿金。去年大阪曾有一桩诬告案，女方还有同伙充当“证人”，但后来良心发现撤诉，否则那人真是百口莫辩。类似冤案争议越来越多，有被诬者和律师组织起来，誓言要维护权益，却远非易事。为缓解痴汉现象和冤案，有的线路设立了一节女性专用车厢，可并无多大效果。有人呼吁实现男女分车，或车厢内安装摄像机，但成本过高，又如何能入得了公交企业经营者的法眼？

身处最惊险的盛产痴汉琦京线，我只有两点心得：一，两手不能空，最好高举抓住吊环；二，离女人远点，尽管老爷们儿聚一块儿感官不适。总之，警惕性一定不能少，痴汉之名可不是闹着玩儿的。这不，写这篇文字时，又有一位34岁的警官因痴汉被迫退职，换得不起诉。

日本色情业中有一种店铺，顾客在装扮成车厢的房间内猥亵女性，有说法认为这能缓解痴汉冲动。可是自掏腰包的安全交易，哪里还有光天化日之下的刺激呢？套用流行句法，人家摸的不是大腿或屁股，摸的是寂寞啊。

之十三：没实现的幸福

2008年夏天日本的这场选举因执政党交棒而载入史册，但还有一个新角色不能忽略，那就是突然冒头的幸福实现党。

　日本的政党成立并不难，当年著名职业搏击运动员猪木凭借粉丝拥戴，当选参议院议员，就打着“体育和平党”的旗号。这两年，自民党苦于声势不振，一直有游说超级女星藤原纪香出来参选的创议，也是看中了她对粉丝的号召力。所以，“人气”的喜剧演员、作家、歌手在日本都能杀入政界，候选人有无政治才干，政策是否可行并不重要，这是日本选举政治的特色之一。同理，拥有众多信徒支持的宗教团体，若决心组成政党，自也可以打开一片天空。以新兴宗教创价学会为母体的公明党，靠着号称827万个信徒家庭的拥戴，始终在日本国会中占据数十个议席，更与自民党合作当了多年的执政党。

翻开众议院选举那天的《朝日新闻》，政党竞选的整版广告只有三家，自民党、民主党自不待言，另一家便是幸福实现党。一个党命名幸福实现，多少有些好玩。不同于一般民主、自由等价值标榜式的冠名，直截了当地许诺“幸福实现”，气魄何其大也。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党的母体宗教组织就叫“幸福的科学”。我曾见过几位幸福实现党的拉票员，都是妇女，每人骑一辆自行车，前车筐上贴着“幸福实现党”的标识，在烈日下的街头绕来绕去，嘴里喊着“幸福实现党”。说实话，这比其他党动用宣传车大喇叭声嘶力竭要环保。可是，选举结果揭晓，推出了337名候选人的幸福实现党全军尽墨，幸福居然就真的没实现。

选前的舆论预测，这个幸福实现党的实力几何是最神秘的悬念。“幸福的科学”号称有1100万信徒，为选举砸下了100亿日元的真金白银，谁能保证它不会成为一个新的公明党？面对如此惨败的结局，连不看好它的媒体也觉得有点意外。不过，在日的中国看客们或许颇为幸灾乐祸，因为幸福实现党的竞选纲领鼓吹对华强硬，听着就不舒服。

“幸福的科学”最牛之处莫过于“不差钱”，100亿日元仅是小意思。教主大川隆法有五本著作打入日本畅销书排行榜前五十名，最火的《太阳之法》销量 400万册，光是版税稿费每年也有数十亿进帐。信徒每人每个月都要交纳三五万，日本的宗教法人又可以免税，1100万人一年下来就能集资 1700-2800亿日元的巨资。按照我国官方说法，几乎足够北京奥运全部场馆的投资了。

可是，这么多钱花下去，居然连个响儿都没听到，幸福实现党上下之撮火可想而知。而且，选票统计下来，幸福实现党在比例选区拿到了46万票，小选举区一共100余万票，声称的1100万信众大打折扣，有胡吹法螺之嫌。教主大川隆法毕业于日本高等教育的顶级学府东京大学法律系，1986年抱着拯救人类的使命感创立“幸福的科学”，没想到选民们竟然连幸福都不想实现，简直不识好歹。据说，在教团内部已经出现了争议，即围绕明年的参议院选举到底还要不要再战。倘若连战连败，“幸福”将何去何从？有人给出了答案：奥姆化。

1990年，奥姆真理教组成了真理党参加众议院选举，最终一败涂地，导致教团内部矛盾丛生，走上了激进化的反社会道路。当年的奥姆真理教发言人上佑史浩说，他在今天的“幸福的科学”身上看到了类似当年奥姆的氛围，因为这类新兴宗教一旦教主的预言受挫破灭，信徒就会产生动摇，为了巩固信徒的支持，什么末世劫难即将来临之类的极端说辞就要出炉了。早稻田大学高材生上佑史浩昔日为奥姆代言，辩才无碍口若悬河，吸引了很多女粉丝，是万众瞩目的明星人物。他以过来人身份现身说法，敲响了日本社会对“幸福的科学”的警钟。

事实上，奥姆真理教制造的地铁沙林事件之后，新兴宗教在日本的发展确实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但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日本的新兴宗教之繁盛都是世界少见的，宗教法人团体有18万个之多。日本人为什么信仰如此之多的宗教？五光十色的新兴宗教真相如何？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之十四：信仰生意

多年前朋友聚会，说要来一位牛人同胞，在佛教系的某宗教法人任职，极擅长宣法布道，很受教徒推崇。在日本的中国人从事各行各业的都有，但和宗教沾边的，以前只听说过有人被雇佣假装僧侣站在街头化缘，弄得我看到类似场景总想大不敬地掀起那遮住面孔的斗笠确认是不是同乡，这登坛讲法级别的还是头一次有幸结识，心下颇为期待。

此君来时的样貌，完全想象不到他会和宗教相关。我为自己的以貌度人暗自惭愧不已。仙风道骨，超凡拔尘，这些想法简直太俗气了。人家西装领带，手提公文包，与东京市面上不计其数的公司职员全无二致。他也是留学来日，无意间认识了某教派中人，因该教派本有向海外发展的志向，教中长老见他伶俐，是可造之才，便延揽入教。交谈之中，他并没有对我们传讲佛法（可能觉得我们不可教也），重点放在探讨成立一个宗教法人的经济前景，看来大有自立门户的雄心。

酒酣耳热后，大家曾兴致勃勃地表示要好好运作一番。但那次一别至今，因友人归国，失去了和此君的联络，也不知他的宗教法人志向有没有成功。

前面说到日本的宗教法人多达18万多个，放眼望去，日本列岛真是教派林立，遍地皆神。那朋友在这种饱和状态下还想开宗立派，似乎并不容易。不过，日本历来有一个说法，叫做“信徒三百人，可享白米饭；信徒三千人，可驾奔驰车；信徒三万人，可建大馆所”。我想他在宗教法人内部厮混日久，必有心得。若只要招揽到几百名信徒便衣食无忧，何必每天加班加点地劳碌奔波做一个“傻大力”（日语“サラリーマン”谐音，指工薪族）？

这还真的不是一个荒诞梦想。

前几日，石川县金泽市国税局指称某宗教人士逃税，数额高达10亿日元。这位还没有取得宗教法人资格的人士也算别开生面，弄了一些玻璃瓶子装上自己的 DNA（皮屑之类），命名为“御真体”，号称能祛病消灾、逢凶化吉，售价100万日元，已经售出1000余个。咱们淘宝网上有人卖亲手格毙的蚊子遗骸，不过6元/只，而且意图在于炒作，即便火了也就是找家企业去做“傻大力”。人家老头身上搓下点儿皮屑，居然就能换来1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7万元），委实令人叹为观止。

人类的种种宗教，多少都有敛财功能，但像日本宗教在经营方式、规模、效应上把此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的，大概举世罕有其匹。大家都知道丰田、日产、索尼、松下这些日本的世界500强级巨头，若把全球宗教按财产多寡排个500强，日本系占据的比重恐怕比企业500强中的分量更大。1936年创立的佛教系新兴宗教真如苑此前买下了日产汽车的一处工厂，准备改为建设宗教设施，仅土地费就花了739亿日元。1970年从世界救世教中分离出来的神慈秀明会，请来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设计了一座美术馆，掏出了250亿日元的巨款。

宗教团体的庞大资金，自然主要来自信徒的奉献，以“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的方式造就。前述“幸福的科学”不受会费，但有所谓布施制度，每个月从信徒银行账户里扣除1000日元，名曰“植福”。若按照其1100万信众的宣传，一个月便是110亿日元，令许多业绩不错的中坚企业也要相形逊色。所以，我国有志青年假如想东渡日本创业，日语流畅口才突出的话，开宗立教倒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选择。韩国人文鲜明创立的那个以声势浩大集体婚礼著名的统一教，在日本还有56万信徒呢。再说了，卖皮屑都能卖到10亿，还有什么不敢想的？

中国人看日本，往往关注其卓越的科技成就与精巧的文化表象，但日本的“怪力乱神”实际上既丰富又有趣，这些年还在继续蓬勃发展着。

之十五：体力活儿

夏日的正午，和国内来东京采访的几位记者们一起闲逛，经过一处工事中的建筑，看到几十位打零工的男子坐在路边休息。或许是因为他们毛巾缠头、工装蔽旧的样子，有一位记者问：“这是不是日本的农民工？”另一位半开玩笑地说：“他们会不会也要跳楼才能拿到工资啊？”

农民工这个概念在日本当然是没有的。这些打零工者的身份其实很复杂，有的是学生，有的没有固定职业，还有的可能有正式工作，只是来此赚点外快。至于收入，很多是当天发放，用不着威胁要跳楼。

1997 年夏天，我曾做过一次类似的工作。当时，横滨与大阪为了争取代表日本申办2004年夏季奥运会的资格，要迎接国际奥委会考察团的初选。通过同学介绍的一位专职中介零工的中国人，我成了当日横滨市募集的数百名工人中的一员。早晨六点集合听取说明，七点开工，中午休息一小时，午后四点结束。据说薪水是 14000日元，经中介人转帐后到手10000日元。那份工作就是清理市容，包括洗刷路面、护栏，清除垃圾，给行道树浇水等等。我和数名日本男人分到一个小组，负责清洗一段路面，不能借用机械，而是跪在地上很仔细的作业。记得当时最讨厌的，是遇到时日已久的口香糖残渣。和同事们相比，我显然太不专业,人家备有工装、头巾、防晒油，我的手臂到午后就被太阳蜕了皮。午休的时候，大家坐在一起吃盒饭，彼此自我介绍，有的人不爱讲话，有的则早就认识，是零工界的老战友。他们没有固定的工作，靠这种短期的体力劳动谋生。一位掉了一只门牙的中年男子爽朗健谈，不少人都认得他，是我对日本底层劳动人民至今仍比较深刻的印象。

此类零工虽然劳累筋骨，但收入还算不错。基本上，每天在8000-12000日元之间。同学当中，身体强壮的喜欢去建筑工地或房屋解体，最初差不多一天10000日元，熟练之后可以翻倍。一个人若是专门找这种零工来做，维持日常生活没太大问题。

之所以讲起往事，是因为想到了体力劳动的收入问题。后来，在公司里和一位负责送货的佐川急便司机小伙子聊天，因为听说他们的收入不错，就冒昧地问了一句。小伙子的理想是辛苦几年攒些钱，去北京学习汉方（中医）。他坦率地说，一个月收入大约在60-70万日元左右，同僚中新来的低一些，资历较深的或可达到100万日元。当然，他们每天开着车运货送货，“身体不好会吃不消”。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我曾经做过的清扫零工，若每周工作六天，大概能拿到近30万日元。建筑工地的一个熟练工人，据悉每个月大抵50-60万日元，快递公司的送货员也在这个水平。而根据数据统计，2008年，日本大学教授的平均基本月薪是66万余日元，记者是49万日元，律师是55万日元。诚然，单纯的数字比较并不全面，这些脑力劳动者可能有比较多的休假、更加自由的时间安排以及数字不菲的额外收入，但它毕竟提供了一个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在薪酬上的粗浅对比。

那天，我把以上情况讲给记者们听，他们颇有感触，也吃惊于体力劳动者在日本的地位和经济状况。蓝领货车司机们固然辛苦，收入却远高于同等年纪的普通白领上班族，这对于一个社会而言是相对公正而合理的。体力劳动者的工作、生活条件低迷于社会底层，并且受到轻慢与歧视甚至羞辱，决不是一个健康社会的表征。脑体倒挂是怪现象，脑体差距过大同样不正常。体力劳动不但是劳动，而且更是维持社会运转存续的基础活动，理所当然地要体现其应有的价值。

坐办公室久了，会怀念起过去从事体力劳动的时光。从成长的角度来讲，那或许是我在日本最宝贵的收获。

之十六：八一五

1945年8月15日，应该是日本近现代历史上最有资格称之为转折点的一天。多年来，有关这一天的各种官方史料、私人记述汗牛充栋，浩如烟海。每一个经过了那一天的日本人，无论是皇族高官，还是升斗小民，都有着难以忘却的深刻记忆。

每年此日，最受关注的焦点自然是。因为工作关系去过几次，尤其是2005年即二战结束六十周年那一次，参拜人数大增，我和几位国内来采访的朋友竟然失散了。印象最深的一幕，是死硬派金美龄讲演歌颂军国主义，遭到台下一位澳大利亚人的反驳，几名右翼分子上来要动粗，被警察阻挡住了。在人群中，我看到了不少同胞，有的拖家带口地似乎来凑热闹。这也难怪，***的名声嘛。

这一天前后的日本各大报纸，都会开辟专栏供人们回忆当时的情景，或刊载历史人物的回忆录片断。虽然8月15日是昭和天皇向全国广播无条件投降的日子，但这个决定是在前一天的御前会议上做出。在众多高级将校、政治家、皇族的回忆里，他们关注的是8月14日晚到15日晨围绕帝国中枢所发生的一切。如阿南陆军大臣自杀、部分年轻将校一度闯入皇宫试图夺取天皇讲话录音、森纠近卫师团长被杀等一系列惊心动魄的事件。

但是，对于普通的日本民众而言，他们事先基本上不清楚这一天会发生什么。日本政府在 14日已通过广播向全国宣布次日天皇将有重要演说，并在受尽美军空袭打击的情况下力求恢复全国的供电，以保证电波通畅。而在长崎医科大学教师永井隆的笔下，8月15日的天皇战败演说无疑是晴天霹雳。“战况不利我们都知道，何况长崎刚刚遭到了原子弹的轰炸，但此前一直说的是‘一亿总玉碎’，‘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我以为天皇的讲话就是为了号召举国‘玉碎’。”于是，他看到街上有人怒喊：“这不是天皇陛下的玉音！”宪兵不得不出现弹压秩序，“市内陷入大混乱”。

在美军的持续空袭之下，日本的军力、经济都已濒临崩溃的边缘，大多数人感到失败已成定局，可无条件投降还是很多人无法面对的。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对外战争顺风满帆，自诩“神州”，而现在，一切都破灭了。有些死硬派选择了自杀以谢。在皇宫前的沙地上，有军官和家人跪坐告别，然后去剖腹自杀。在一些军人或军属的回忆中，提到了不少类似的自杀例子。然而，也有比较有趣的故事。科幻小说作家海野十三决定全家五口人在这一天集体自杀，之前作了很多的“准备工作”，包括对年纪不大的儿子“晓以大义”。在14日的日记里，他只写下“万事皆休”的几个字，俨然已决意赴死。但到了8月15日，他并没有实现诺言，直到翌日全家都好好活着。在日记里，他写道不死的原因是“第一死法”、“第二死法”直到“第三死法”都没能拿到必备工具，比如搞不到毒药。真是“千古艰难唯一死”。或许，在海野心里，终究还是“好死不如赖活”吧。

值得一提的是，许多人提到了接受波茨坦宣言，而对于提出波茨坦宣言的中美英苏四国，相当一部分人忽略了中国的存在。对日本军国主义思想颇有影响的大川周明回忆说：“日本接受了美英苏三国的要求，四十年来兴亚的努力化为泡影了。”另一位剧作家莺亭金升更是提到“这是日本国民永远不能忘记的一天”，因为日本输给了令人憎恶的“美英苏三国加上重庆那帮东西”。这种看法可以说在日本人当中并不少见：战争是输给了美英苏，没有输给中国；战争是日本对亚洲的解放，却迎来了“悲壮”的功败垂成。今天中日两国在涉及历史认识的问题上，日本某些立场做法的根源何在，由此可知。

总体来说，8月15日这一天，在日本人的回忆里，最多的主题是泪水和茫然。在成年人的回忆中，提到最多的莫过于“痛哭”、“热泪难禁”、“嚎啕不已”。每个人哭泣的原因或者比较复杂，但在那一刻，对于未来的日本的前途是什么样子，茫然感却应该是共同的。作家山田风太郎当时被疏散到了长野县，他那天的思维很乱，其中的一个想法是“日本的再兴可能需要一百年的时间吧”。

事实上，日本的振兴并没有需要那么久，仅仅用了二三十年就完成了经济的恢复和腾飞。然而，近年来，“终战纪念日”又成了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按理说，亲身体验过那个日子的人越来越少了，除了老人们的怀旧情绪之外，一个可能的理由，是不是日本人对未来又再度感到了茫然呢？

之十七：做人难，做男人更难

初来日本那年，著名喜剧演员、寅次郎的扮演者渥美清因病逝世，成为举国震动的重大讣闻。战后的日本银幕上，最具代表性的男性形象，一个是高仓健的硬汉，另一个是渥美清的闲人。对中国人学习日语影响极大的教材《标准日本语》初级上册开篇不久，就提到了渥美清与山田洋次导演合作的寅次郎系列名作《男はつらいよ》，可见其非同一般的地位。《男はつらいよ》，直译就是做个男人真辛苦。我以为此片之所以长红不衰，除了贴近生活的轻喜剧色彩和寅次郎身边不断出现的美丽女子之外，光是这个片名便足以让无数日本男观众感觉被说到了心坎儿上。

对很多日本成年男人来说，“真辛苦”恐怕是他们的真实心声。在我的小人之心度来，寅次郎在各地游游荡荡，结识了一位又一位让他心动的女子，但总是在最后关头选择告别，这不仅营造着有情无缘的淡淡伤感，更暗示了一种逃离的机敏，逃离作为已婚男性所要承担的责任。一旦成了家，可怜的寅次郎恐怕就会变成一头终日劳碌的牲口。

某电视台的一个节目把镜头对准几个上班族的家庭，对照丈夫和妻子的日常生活。一位丈夫每天从妻子那里得到800日元的零花钱，在早晨上班路上买了一罐咖啡之后（120日元），为了省下钱买本新发行的漫画，中午只好去找最便宜的吉野家牛肉饭果腹。而同时，他的妻子和一些主妇朋友们在宽敞的西餐厅内共进午餐，随后去逛商场，喝下午茶，享受着西式甜点的美味。从两种差距巨大的生活内容来看，丈夫仿佛是供养妻子的一个雇工而已。

伊恩•布鲁玛在《镜像下的日本人》中写道：“外国人看到的是，日本家庭主妇是如何柔顺地接受丈夫的颐指气使，或者至少丈夫什么也不想动手做，结果经常就下结论说，日本的男人处于非常大的支配地位。”这大抵是外国人在旁观者的角度对日本家庭内夫妻关系的普遍印象，所以，才会有那种“娶妻当娶日本人”的愿望。可是，假如不能说此一印象完全错误的话，它至少也饱含水分，必须大打折扣。外国人看到的是在公开场合或影视作品里，日本妻子对丈夫的谦卑侍奉，甚至是同行时紧随身后的亦步亦趋。但是，在真实的家庭生活里，丈夫的地位远没有那么光鲜。在某些情况下，丈夫/父亲是家庭中地位最为低下的角色，遭到妻子和子女的蔑视和嫌弃，他的唯一价值就是按时把工资拿回来。

男人的家庭地位问题，体现的是日本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表象和内在之间的巨大差距。虽然它广泛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各个文化与族群当中，但日本或许是最严重的例子。而且，日本人没有觉得这种分歧有什么不对，相反还视之为文明的体现。

从本质上讲，压在日本男人身上的沉重负担，并不是女人本身，而是来自社会对男人的要求，比如必须努力工作抚养家庭，就像已婚男子在身份上被称之为“世带主”（中文：一家之主）。你可以说日本男尊女卑，但这个“卑”以另类的方式转化成要女人依靠男人养活；更“尊崇”的男人一旦成了家，就只能扛起责任。如果负不起，那他就会成为失败者，失败者在日本的结局可想而知。

一切，似乎出现了有趣的翻转。

2007年，日本修改后的婚姻法规定离婚时夫妻可以对半分割养老年金，这个看上去很进步的保护妇女权益的变动，却导致了重大社会风波，即所谓“熟年离婚”的激增。在步入老年之际提出离婚的妻子们表示，能分得丈夫的年金可以保障她们的经济来源，但她们不愿意“粗大ごみ”（大型垃圾）般的丈夫扰乱生活。什么生活呢？以前丈夫很少出现在家里，主妇们优哉游哉；现在糟老头子退了休，赖在家里好不腻歪。

看了以上种种，不知道对日本式妻子情有独钟的同胞们会不会有所感触。老光棍寅次郎先生看似傻乎乎的，我到一直觉得他很聪明，就像咱们的后主刘禅：“此间乐，不思蜀。”

之十八：绊

我们这一代人，在烟雾缭绕的录像厅里消磨了太多的青葱岁月，而吴宇森、周润发等人合作的《英雄本色》等一系列江湖枪战片，曾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记。当时，我看到的录像多是带日语字幕的版本，还觉得满奇怪，来了日本后，才知道这些电影在很多日本影迷心目中也有着近乎神圣的地位。在我最初来日本的那几年，至少有两个元旦的后半夜，电视台连续播放着《英雄本色》和续集。日本雅虎的一个网民投票中，《英雄本色》在二十年后仍然能占据最受欢迎外国电影的前五强席位。一个中年影迷留言说他永远忘不了第一次观看时的感动和震撼，以及诸多迄今仍不可超越的枪战场景。

因为这个，在录像带出租店里，我特意看了香港电影所在的片架，一部影片的名字吸引了我：《狼たちの絆》。从剧照一眼便知，该片是吴宇森导演、周润发张国荣钟楚红主演的《纵横四海》，日文译名是什么意思呢？我开始注意到“絆”这个字。

“絆”在日语中最主要的意思，用于形容人际关系，即“人与人之间难以切断的联系”。比较常见的用法，如夫妻之“絆”，亲子之“絆”，朋友之“絆”等。我感到很吃惊，因为中文里“绊”的意义，从感情色彩上讲并不是正面的。绊脚石绊马索是阻碍性的麻烦，绊子等同于阴谋圈套，羁绊常常指无奈的束缚。事实上， “绊”字源于套住牲口的皮带，词典中解释成“行走时被别的东西挡住或缠住，引申为束缚或牵制”。日本人却把这个字用在本应表示友爱情感的场合，说明了什么？

有时和朋友聊天，会聊到一个有趣的话题：日本人在日语中采用中文汉字的时候，是何种情景？有何种思考？我不是语言学专家，但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有些汉字的意思中日两国大抵一样，有些相差甚远。这个甚远里面，有的显然是交流中生成的误解或臆想，有的却包涵了他自己的主观感情与思考。这个“絆”字，又属于哪一种情况呢？

不论如何，“絆”在某种程度上是理解日本文化的一个侧面的钥匙。日语词典中对 “絆”的近义词给出了“缘”，可是，中国人一看就能理解，“絆”和“缘”两个字有太大的分歧。“絆”的含义指“难以切断的联系”，但没说出的台词却是对 “假如能够切断的话”的暗暗肯定。哪里会有动物心甘情愿被拴住操纵呢？体现在日本人对人际关系的态度上，很容易能体会到一种对伦常情感的复杂立场。一方面，“絆”承认了家族、友人等状态下人和人的难以割舍；另一方面，“絆”指出这种难以割舍可能会对任何一方构成牵扯妨碍。前面讲过日本社会存在的弃老、杀亲现象，其实就是人际关系的疏离淡漠，而这种疏离淡漠或许多少来自对“絆”的认知。

老实讲，“絆”字的意义是现实的，它突出了人际关系的两面性。相信每个对自己的内心诚实面对的人都会有同感，我们在亲人、爱侣、友朋等种种关系里，固然得到过真诚热切的爱、慷慨的信任与支持，但也会遭受曲解、伤害和违心的迁就。参见之前的中日“心”与“礼”之别，中国人一下子就要深入内心，做最直接的善恶价值判断，所以只好遮掩或迁就人际关系的“絆”；而日本人却用表面化程式化的“礼”，将人际关系的交往多半停留在礼仪层面，刻意地避免被“絆”。

世人谈中日两国的发展方式和里程之对照，这个人际关系上的区别有必要加以注意。日本人的“絆”意识造成了一些中国人看来虚伪、冷酷的现象，但减少了社会群体中的人际摩擦，降低了由此而来的内在损耗，从集团性上增强了运行力量。当然，这么说并不是要贬低或否认中国人的人际关系理念。两种态度各有其优点缺陷，中国人温情但有点理想化，日本人现实但失之冰冷，其偏颇之处都会给社会带来不利影响。也许，在这两者中间，有一个中庸融合的境界最好罢。

之十九：黑人和日本人

刚来日本留学不久，学校的吉田老师请我们一伙中国留学生吃饭。他是日本著名汉语学者藤堂明保的弟子，讲一口流利得与中国北方人无异的中文。在饭桌上，他问起我们初来后对日本的观感，无需任何顾忌，尽管放言。我们也请他谈谈对中国的看法，不知怎么说到了种族偏见问题。他说：“我不客气地讲，有的中国人对黑人抱有歧视。”我当时想了想，觉得似乎难于反驳。不好反驳的原因，是我虽然来日不久，但看到的一些迹象表明黑人在日本社会中好像确实比较受欢迎。日子久了，这个印象愈发得到了证实，至少他们颇能讨得日本女孩的欢心。某一段时间，去六本木和涉谷的酒吧比较多，见到的黑人身边往往围绕着日本女孩，说说笑笑好不热闹。在以红灯区闻名的新宿歌舞伎町，入夜后街头就晃荡着一些为软色情酒吧拉客的黑人，熟悉的朋友说他们很“嚣张”，而且“一个个都是日本人配偶”。按照日本法律，外国人不得从事“风俗”（色情服务）行业，但身为日本人配偶者即可例外。朋友还说，问他们都自称美国人，其实不少来自非洲，“英语都不太会”。

中国历史上因为与西域、南洋的交流，黑人较早就出现于史籍。而日本人对黑人的最初印象，是织田信长（1534-1582）见到意大利传教士带来的黑奴。信长对他的肤色充满好奇，买下他后恢复了他的自由，并赐予其武士身份和日本名字“弥介”。江户时代的日本奉行锁国政策，明治维新开国后，日本人因为敬畏白人，也对黑人持“未开化人种”的看法，但当时的日本极少有黑人出现。自甲午战争后，日本逐步跻身国际列强，但作为被白人视为有色人种的黄种人，依旧受到歧视。在反对人种歧视的口号下，日本人和黑人之间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同道关系。日俄战争是黄种人首次彻底打败白种人之战，有趣的是，美国黑人居然为之欢欣鼓舞。而一战后的巴黎和会上，日本提出了废除人种歧视的议案，但被英美等国封杀。

大批的黑人来到日本，是以二战后的美国占领军身份。说到由此而生的黑人日本人混血儿，中年以上的中国人自然会想起著名的电影《人证》。这类混血儿多少受到了一些歧视，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歧视未必来自于肤色，更多或源于那些母亲们的经历。去年年底，美日混血的演歌歌手JERO不但拿下年度唱片大奖的最佳新人奖，还在红白歌战中登场，成为很受喜爱的艺坛新星。

一般来说，日本人对黑人的看法正面较多。美国文化的影响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如最受欢迎的运动项目棒球中的黑人球员、黑人歌手，也包括新近当选美国总统的奥巴马。

话说回来，日本女孩喜爱黑人的一个无须讳言的原因，自然关系到性。在日本的成人影视作品（即所谓AV）中，日本女演员与黑人男演员的片子并不少见，有的音像出租店甚至还有专栏。一些出名的AV女星会专程前往国外，与一众黑人共同拍摄作品，找白人搭档的反倒寥寥。假如从表象上来看，这类作品也许会被当作日本女性对性愉悦的张扬追求，然而，考虑到AV的主要观众是日本男性，其内涵就不那么简单。

几年前，在一家中国商品贩卖店购物时，见到一位黑人顾客，操着流利的京味儿中文讨价还价。随后，我和他一起乘电梯次下楼，好奇地问：

“请问你的中文在哪里学的？”

“北京啊。语言学院。”

“水平真不错。”

“谢谢。”他笑了，露出雪白的牙齿。

我又问：“在日本生活得怎么样？习惯么？”

“很好啊。”他说。

我似乎想请他对比一下在两个国家生活的感受，觉得过于冒昧，电梯又到了底层，只好道别。现在想来，未能听他深入聊聊中日文化的比较，有点遗憾。

之二十：钱汤

打开电视，看到一个节目在谈钱汤，也就是中国人说的公共浴池，想来已经有多年没去过了。现在住所的附近也有一家，某日经过门前时想起十几年前的往事，便去了一次。

钱汤的起源，据说是镰仓时代的寺院为僧侣们洗澡所设，也免费接待外来民众光顾。寺院主导的这个公益事业中断后，就出现了收费的公共浴池。古时的钱汤曾容许男女混浴，后来江户幕府下令禁止，但未能悉数封禁。当时的钱汤不仅是维持公共卫生的场所，更起到平民交流娱乐场所的作用，就像今天的一些大型温泉洗浴设施也会安排文艺演出助兴。不过，随着现代住宅自带浴室的普及，除了温泉之外，钱汤受到了极大冲击，成为不折不扣的夕阳产业。据说在原本比较集中的大阪，钱汤正以每年几十家的速度关门停业。

十几年前寄住的留学生寮破旧不堪，一楼的洗浴间冬天难以利用，打工回来要去洗澡，只好去邻近的一家钱汤。那一家在钱汤中属于中上档次，入浴费约800日元，设有三种水温不同的池子，还有药浴和冲浪浴、露天浴及桑拿室。午夜以后，里面的顾客不多，我曾浸泡在水中，享受难得的休憩时光。

这次去的钱汤简陋得多，费用亦只有350日元，但因年深日久却颇有古意。比如男女更衣室之间，并不像现在的洗浴设施那么隔绝，当中只有一板区别。在分界线处，有一个类似排球比赛中球网处高坐的裁判席那样的椅子，足以俯瞰两边。后来查了资料，那个位置叫“番台”，供管理者高踞之用。那天的番台上，坐着一位四十余岁的妇女，不知道是店主的女儿还是儿媳。男子的更衣处尽在她目光所及以内，男客们便要在她面前脱去衣服。这种现象，初来日本的中国人肯定会感到惊异。事实上，在那些大型温泉洗浴中心里，也不时有负责清扫等工作的中老年妇女在一众裸体男人当中走来走去。而在公共厕所中，中老年妇女清洁工人更是进出无碍。记得来日之初，我到打工的东阳町车站上厕所，发现男女厕所居然混用一个，而解手时听到响动，回头惊见一位女清洁工来取工具，着实吓了一跳。分析的话，如果以善意角度出发，可以理解场中老年妇女如同母亲，男人们都是母亲所生，在母亲面前自然也没什么好特别扭捏；可假如带批判眼光来看，这或许能体会到歧视女性的潜台词，难道中老年妇女的性别不同是因年老色衰而被完全忽略？

这么一想，文化差异就出现了。我来日本那年，赶上媒体报道北海道的一桩人权诉讼案。几个俄罗斯水手脱了衣服后直接跳进钱汤的浴池中，导致店主在门前立起了“外国人禁止入内”的牌子，结果被人权组织告上法庭。店家后来败诉，但在钱汤里添加了“要先在淋浴处把身体清洗才能入池”的提示标识。我想到小时候曾去过的一些公共浴池，也和日本的钱汤不同。大家先泡到浴池中，然后再去淋浴，据说这样才能洗干净身上的脏垢。因此，倘若去得晚了，水池里会比较脏，水面上漂浮晃动的皮屑灰垢至今仍能记起。泡完了再冲洗，先冲洗再去泡，两者之不同实蕴有观念分歧。

看日本学者实藤惠秀写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提到当时的日本人对清国留学生印象不好，其中一条是“不爱洗澡”。来自北方的中国人因水资源缺乏（特别是京津地区），洗澡频率不如日本人是必然的。别样的生活环境，也就造成了文化的差异。

前几年，西安某大学闹过一出日本留学生“下流剧”事件，险些演变成中日学生的严重冲突。可是，说那几个日本青年故意在中国留学生面前公然侮辱主人，我倒觉得未必。在日本生活略久的国人，看日本人的一些“祭り”场景恐怕都会有“下流”之感。就在那些天，巧合的是，我正在读夏目漱石的小说《从此以后》，里面主人公的佣人喊着要去看“支那留学生的演剧”，因为那些“支那人居然好意思，脸皮真厚”。夏目没有说明中国留学生们演的是什么戏，即便是深受汉学熏陶、能写一手不亚于中国诗人的汉诗的他来说，文化差异的鸿沟可能也是在所难免的。

21.文字密码

有一段肠胃不好，去药店买药，店家推荐了一瓶“征露丸”。我还不知道其疗效，仅仅看了小盒子上的文字图画，就决定要买来试试。为什么？因为“征露”就是“征讨露西亚（俄罗斯）”之意，显然是日俄战争期间的军方药品，这个历史背景便颇有趣了。

该药疗效不错，特点是味道极重，手上拿过也会残留下强烈的气味。后来和日本朋友说起，原来它是备受欢迎的家庭常备药品。如今，该药已经进军中国市场，名字改成了“正露丸”。在日本，“征露丸”和“正露丸”两种名字都有存在，后者是刻意为之，欲减少一点战争背景的杀伐之气。然而，对中文古典熟悉的人看来，这是个更加好玩的小把戏。汉字的“征”，本来就有“正”在，因为中国传统史观，或者说儒家道统讲“征”是为了“正”秩序。亚圣孟子说“征”是“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征之为言，正也。”“正露丸”比起“征露丸”，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和“义战”的意识形态都大大增强了，不但没减轻兵火之气，还添加了轻蔑的油。不过，反正俄罗斯人又看不懂汉字背后的玄机。

俄罗斯人不管“正露丸”，却曾对被称为“露西亚”而耿耿。露这个字，不管是暴露还是露水，意思都不大好。尤其是日本自诩旭日东升，朝露岂不要被蒸发？所以，今天的日语中称俄罗斯，都用“ロシヤ”（简称ロ），和“支那”一词的命运多少相似。

在称呼外国外族的名字内加入褒贬色彩，源流还在我国，如新之王莽曾诏令将高句丽改名为“下句丽”（今之韩人连“汉城”都受不了，必定抓狂）。而近代以来，东亚一下子被拉扯到西方主导的全球概念当中，那么多外国要命名之，选用哪一个汉字便成了值得琢磨时人心态的要点。事实上，很多外国地名虽然在现行日文中采用按照发音的片假名，但原本都有汉字。和汉语对应的话，维纳即维也纳，伊太利即意大利……葡萄牙英吉利等则完全相同。汉字表意，即使是单纯取其谐音，总让人有意在言外的感觉。中文日语里最突出的例子，非“美国”、“米国”莫属。有日本朋友玩笑说，你们中国人总说我们日本人崇America，可中文为什么叫“美国”，America就那么美？我只好用狡辩的口气说：日文不是也叫英国，English难道就那么“英”？

选字之时，感情色彩是必定有的。最初中国人翻译西方列强国名，还清一色加了“口”字旁，以示对夷狄的蔑视，遭到抗议后不得不作修改。英国之所以“英”，大不列颠帝国当时雄踞世界霸主，中国败于其发动的鸦片战争倍尝屈辱，却是日本第一次与之结盟的超级大国（1902年的日英同盟）。反观美国，当时的中国人认为美国在列强中对华最为友善，每每冀望它能主持公道；而日本人却难忘“黑船”带来的惊恐，更和美国在东太平洋存在利益冲突。日美之战1941年爆发，但早在二十年代，美国军方就制订“橙色计划”筹备对日作战。一个用“美”，一个用“米”，各有根源。

我不敢妄议日语研究，但说到当代日语对中国人名的称呼，还有一个问题颇感兴趣。在华人使用汉字姓名，而这些汉字日语内也都有对应的情况下，有的用片假名直接音译，有的用汉字和日语音读，其间规律何在？举简单的例子，成龙一般被称为ジャッキー??チェン而非“成龍”，姚明则有ようめい（日语音读）和ヤオミン（直接音译）两种读法。问过一些日本友人，都说不出所以然。以日语音读方式读中国人名，有时会闹出笑话，比如男星李亚鹏的“亚鹏”发音接近日语的“阿呆（蠢货）”；但若用直接音译方式读中国人名，同样难以避免尴尬，比如姓氏“王さん”听起来和“小狗”的爱称类似。

人类创造并使用的语言文字，不可避免地蕴含了言说者的情感态度。中日互相指称的“支那”与“倭”的纠葛，至今仍余波荡漾。不过，日语有汉字有假名，又有音读有训读，咱们的汉语明显吃了亏。昔年日本官方在致唐廷的国书中，用训读把“天皇”写为“须明乐美御德”，连张九龄这样的一代贤相也着了道儿。

22.为啥学外语？

闲聊在日本找工作，朋友说最好是教中文，理由很简单：“咱们是中国人啊。”说老实话，这还真就未必。以前听说日本警察聘请中文老师，指名要福建福清人，因为他们在北京留学的毕业生，面对福清出身不识字不会普通话的嫌疑人一筹莫展，根本没法沟通。所以，即便是中国人，也不一定就能教汉语。

另一位友人的亲身经历更有意思。他曾到著名的语言教学企业NOVA应募中文教师，第一道考试是日文表达能力，日语专业的他顺利通过；第二道是中文水平测试，有填写拼音和汉字，更有一道题“请默写出李白、杜甫、白居易每人的三首诗作”！结果，友人身为中国人，栽在了中文测试这一关，传为“美谈”。

如今，因经营问题导致破产的NOVA已成往事。每当我经过车站，想到曾经醒目的“车站前留学”广告牌亦难免唏嘘。这家公司1981年创立，开展业余外语教学事业，1995年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2003年时营业额达到615亿日元。该年度，整个日本的业余外语教育产业营业额达1233亿日元，NOVA独占一半。巨无霸垮台后，市场进入群雄乱战的局面，在电车和地铁放映的广告中，现有多家企业各显风采。

值得深思的，是日本的业余外语学校和中国的“同行”新东方之对比。后者把应试型外语教育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而前者的学员是社会各界对某种外语感兴趣的男女老少；后者的终极梦想是能够轻松应对外国的偏狭的语言测试，而前者，NOVA的宣传材料上写着其最高目标是“不用字幕看懂外国电影”。近年来，日本政府和社会各界都积极推进“终身教育”，在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下，以退休老人为教育对象的各种产业前景看好。到各个业余外语学校报名的退休老人颇为不少，这股学习热情的动机当然更加简单。

中国的外语教育是和应试、出国、升迁、评定职称等一系列功利目的相连的，有时候竟然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日本则更注重外语教育对于个人素质的裨益，虽然也有各种资格考试，但多限于较容易掌握的应用层面。而业余外语教育在中日两国的不同状况，尤其能够说明很多问题。一言以蔽之，是功利性当先的应试教育与趣味性为首的素质教育的分野。

前面说过内阁府调查各车站前停放的自行车数量，事实上，内阁府调查（或称总理府调查）是日本政府了解民情的一种手段，有些类似中国古代乐府采诗官的职能。内阁府也曾调查过日本人对学习目的的看法，最多的答案是“出于兴趣”（25%），其次是“打发时间，排遣心情” （20%），“丰富教养”（15%），“出于职业需要”和“增加家庭日常生活的知识”都只有13%。不要小看这个“出于兴趣”，当国民普遍性的对知识抱有单纯而强烈的兴趣，会带来面目一新的气象。

教育是决定一个现代国家和民族发展水平的最根本原因之一，这一点相信已经得到了人类历史的证明。作为国家之间民众教育的对比，大概可以分为体制、内容、目的以及对象等几个方面，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对其理解和实践都各不相同，因此呈现出的结果也有分别。同样被认为是儒家文化圈的中国与日本，在这方面的差别就极为明显。甚至可以说，中国与日本的教育政策、中国人和日本人的教育理念的区别，正是导致两国近现代发展历程迥然不同的重要因素。日本之所以总是能比中国先一步实现国力的腾飞，不论是明治时代还是二战之后，其教育优势的作用最不容忽视。

功利目的极强的心态，是中国教育理念至今依旧的重大症结，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几十年前，常见的说法尚且是“知识就是力量”；这几年，那部著名的广告片则鼓吹《知识改变命运》。知识的增长，固然可能带来个人命运的改变，但带着为了追求命运改变的迫切愿望，与静下心来丰富提高自身素养的教育理念对比，无疑更容易出现偏差和挫败。

23.自然之美

春天赏樱是日本人的重要传统习俗，初来那年的翌日，我在毗邻***的武道馆附近看到了正当盛时的樱花和络绎如织的游人，想到了川端康成的诺贝尔受奖辞《我在美丽的日本》。

每年近春，日本气象部门就会在媒体上发表樱花开花日期预测，称之为“樱前线”。十几年前，我所居住的关东地区大概是四月初开花，现在因气候暖化之故，时间略有提前，而且花期也有所缩短。

春樱一年一度灿烂地绽放，数日之后便纷纷凋零。这短暂而热烈的美，便成了日本人的精神象征。其实中国亦有樱花，我喜爱的晚清词人况周颐在《蕙风词话》中对比中日樱花，如是说：“中国樱花不繁而实。日本樱花繁而不实。薛昭蕴词离别难云：‘摇袖立。春风急。樱花杨柳雨凄凄。’此中国樱花也。入词殆自此始。此花以不繁，故益见娟倩。日本樱花唯绿者最佳。其红者或繁密至八重，清气反为所掩。唯是气象华贵，宜彼都花王奉之。”

况周颐那个年代的人，对日本人民族性格及文化的了解有限，故对日本樱花有此评语。日本樱花要的就是“繁”，比如群花像瀑布直泻一般的枝垂樱。只有“繁”，才突出了谢落时的须臾壮烈。

樱期的东京，几个传统的赏樱名所都是人声鼎沸，特别到了周末，处处摩肩接踵。说到“名所”，中国人自然容易联想到鲁迅在《藤野先生》中写到的上野：“上野的樱花烂漫时，望去却也像绯红的轻云……”百余年之后，上野依旧是名所。游客中虽不复见盘着辫子的清国留学生，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人着实不少，时不时能听见乡音。另一个名所就是武道馆后面的千鸟渊公园。千鸟渊是一条狭长的湖水，两侧樱树绚丽怒放，和水波相映衬，美得盛大又不失温婉。到夜里，湖畔灯光亮起，水面鳞光唱和灯下樱影，若能泛舟湖上，当有其乐何极之感叹。

但是，或许如况周颐所说的中国式美学观影响，上野或千鸟渊的盛景见过一次之后，总想着找些僻静的赏樱之所。我个人推荐位于东京东北的水元公园，交通虽不大便利，但游人少了很多，樱花开得有些寂寞，却别具孤高。

令我感慨的，是日本人对于赏樱的兴致。即使是街道里不知名的小公园，也能看见有人用精良的照相机对准樱花拍照。据说，有的爱好者会守上整整一天，拍几百张照片。在名所的差不多每一颗樱花树下，都有人铺下塑料布，席地围坐，一众男女老少怡然地饮酒赏花。为了确保一席之地，看起来提前几天就要去占位了。

这种感怀自然之妙，体验生命之美的风雅之举，中国人本来也有。南宋词人姜夔的《卜算子》就写道：

月上海云沈，鸥去吴波回。行过西泠有一枝，竹暗人家静。 又见水沈亭，举目悲风景。花下铺毡把一杯，缓饮春风影。

姜夔生活的临安，在南宋时代达到了繁华的顶峰，自然风景也堪称人间“天堂‘。姜夔在另一首词中写到的孤山曾有梅花万株，一旦开放有如“香雪海”，而宋人也喜欢在其间徜徉，或坐或饮或歌。这份感知并欣赏自然美的传统，古人是非常珍视的。不过，以今日观之，很多美丽的自然风景，若能幸免于污染和扭曲则实属不易。而许多人满足于声色犬马灯红酒绿的欢娱，已经浑然不解如何感受时序变幻中花鸟山水的佳境。

和研究日本文学的张石老师闲谈，他多次向我强调文学写作中自然景物描写的重要，并指出这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大薄弱处。对自然之美的忽略与漠视，或许是中国文学嬗变过程中最令人遗憾的折损吧。

之二十四：也许是我多心

去过日本的神社或寺庙的人，或会对那些写有祈愿的小木牌“绘马”留有印象。我有时陪别人前往游览，最大的乐趣就是流连于挂满“绘马”的架子前，看看大家都许下了什么心愿。这么做似乎略有偷窥之嫌，也不知道我的好奇会不会破坏了人家遂愿的灵验度。带着一点愧疚感，看的时候就在心里默默表达一下我的祝福，愿大家都心想事成皆大欢喜。

“绘马”上的心愿，发自进学者居多，尤其是像汤岛圣堂（即日本的孔庙），是期盼入学考试顺利者的首选。接下来较为常见的，是保佑阖家安康或爱情幸福，世界和平的也颇不少。小小“绘马”，充满了庶民的温情与浪漫。

在外国游客常去的明治神宫等地，外国人写的“绘马”越来越多，尤其是港台来客，好像很热衷在异国留下自己的祈祷。一只“绘马”收费约500日元，诸神既然收了钱，当然要办事。不过好在汉字多少相近，日本的神明们连蒙带猜估计也能懂。

看得多了，其中也有堪琢磨的。前两年，旅日华人棒球巨星王贞治作为日本国家队主帅，率队夺得世界杯冠军，在那前后，我在某神社看到一只“绘马”上的愿望竟然是：“期望王贞治快点加入日本国籍。他怎么还不加入啊？”这个口气显然表明“绘马”不是王贞治教练本人所写，而来自于某位对他在国籍上仍不是日本人而颇为焦虑的粉丝。

祖籍浙江青田、母亲是日本人的王贞治，曾在日本棒球界创下旷古烁今的伟大成就，甚至有日本球迷把他的地位和天皇相比。 1977年，日本设立国民荣誉奖，第一位得主就是王贞治，他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非日本国籍受奖者。如果姓王的华人对日本人自我介绍姓氏的话，只要说“王選手”或“王監督”的“王”即可。

日本是强者崇拜的社会，王贞治身为外国人，以实力赢得日本社会各界的尊重和喜爱。但是，这个“王教练快点加入日本籍”的小“绘马”折射出了另一种心情。

2002年，媒体爆出王贞治已故妻子存放在东京一座佛寺的骨灰被盗。事隔很久之后，有人打匿名电话到王贞治执教的球队，用骨灰勒索300万日元，警方介入调查但无疾而终。2003年，产经系的富士电视台在一个搞笑节目中，把王贞治的头像放在马桶坐垫上，遭来棒球界的强烈批判而被迫公开谢罪。

假如说把王贞治这些遭遇和他的外国人身份联系起来过于敏感的话，还有两个例子，不知道是否纯属巧合。

旅日围棋大师吴清源在棋道领域的地位，比起王贞治之于棒球，应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1961年，在即将迎来名人战的前夕，吴清源在路上散步时被一辆摩托车撞倒，虽然性命无碍，但棋艺受到严重影响，很快告别了巅峰状态。无独有偶，韩国旅日棋手赵治勋九段因在日本围棋史上首度包揽“大三冠”（名人、棋圣、本因坊），声势如日中天。但1986年的棋圣战前夕，赵治勋突然遭遇车祸，被撞成重伤，索性年轻的他凭借良好的身体素质和顽强意志，日后重现了辉煌。赵治勋车祸案发生后，韩国舆论大哗，联想到之前的吴清源车祸案，“阴谋论”的指责纷纷涌现。然而，日本方面也有种种辩解：吴清源最惊人的时代是在中日交战期间，将日本同代高手统统打到降级，那时候并没有人对吴清源下毒手。同理，赵治勋的“大三冠”是1983年就已达成，刻意制造车祸的说法值得商榷。这么说来，确实言之有理，吴清源、赵治勋在自述中也都把车祸当成不幸遇到的意外事故。然而，在日本围棋界，成就最高、几近统治地位的两个外国人先后成了交通意外的受害者，不能不说是非常少见的概率。

在日语里，“外国人”和“外人”这两种说法看似意义相同，实则有强烈的感情差别，后者暗含了“非我族类”的歧视或敌意。“外人”在日本社会的成功，即便是在国际化程度远远高于过去的现在，还是要付出更多的代价。所以连王贞治的国籍，也成了那位日本人的心头大事。

之二十五：既感人也吓人

早在清季，就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人缺乏宗教信仰是个严重问题，甚至要为中国近代史以来的衰败与挫折负上很大责任。如今谈及社会风气，对国人没有宗教精神而痛心疾首的人士亦大有人在。有人更批判国人的宗教观念充满功利盘算，很不纯粹坚贞。可是，要说不够纯粹坚贞，日本人的宗教信仰状况可比咱们厉害。

按照各宗教法人报上来的两亿多信徒总数，每个日本人身上要摊到至少两种宗教。现实生活中，有的人似乎还不止于此，圣诞节去教堂，元旦参拜神社，时不时到佛寺施舍香火钱，今天皈依这个明天改宗那个也不值得奇怪。初来日本的中国人往往会吃惊于看到佛教僧侣们挈妇将雏喝酒吃肉，搞不懂对外在形式很在意的日本人何以到了宗教这里却变得相当洒脱随性。而那位议员搏击手猪木竟然还一度改宗过伊斯兰教，也不知道他对自己的姓氏有点另类是真糊涂还是压根儿没当回事儿。

新兴宗教立正佼成会在1946年到1950年期间的调查表明，入教者动机是因为疾病的占48%，贫困占18%，家庭不和占18%，这个结果被学界概括为 “病、贫、争”，看起来虽然比较功利，却是人类寻求信仰安慰的传统而普遍的动机，也符合战后日本社会百废待兴的状态。对比之下，近几十年来生活富足之后，崛起的新兴宗教则呈现出不同的样貌。“幸福的科学”调查其信徒，有69%的人是为了“追求真理”，其次，10%的人是为了“让世界更美好”。这两个宏伟志愿听起来都蛮感人，仔细琢磨却也有点吓人。尤其是看到教主大川隆法以通灵本领，让孔孟老庄、天照大神、耶稣圣母、林肯甘地、空海道元（日本佛教史上高僧）等地球历史名人都从他口中说出“灵言”这一招，不害怕是不可能的。宋代词人刘过《沁园春斗酒彘肩》词中提到白乐天、林和靖、苏东坡等多位前贤，就被岳飞的孙子岳珂讥为“白日见鬼”，若和大川教主的《灵言集》相比，简直连小巫都没资格。

“幸福的科学”并非特例，作为日本新兴宗教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另一个信徒数十万、号称要“拯救人类”的世界真光文明教团教主冈田据说是五天人事不省后得到神的启示，和吾国史上的洪秀全何其相似乃尔。宗教信仰属于个人自由，只要不损害公共和他人利益，可新兴宗教的“末世论”和“救世论”就比较值得关注，尤其是在末世究竟何时怕说不准的情况下，很有可能把敌意矛头指向简易的外国“敌人”。幸福实现党主张对朝鲜进行先发制人的攻击，修改和平宪法；而另一个曾因全部白色装束被电视台追踪报道的“千乃正法会”教徒，东奔西走是为了躲避“共产主义者用电波对日本的袭击”。

假如以为这些教团的信徒都是底层民众，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幸福的科学” 这次派出参选国会议员的信徒不乏日本四所顶级高校------东京大学、京都大学、早稻田大学和庆应大学的毕业生，职务的来头则包括索尼、松下、日本央行等耀眼招牌，中国漫画迷熟悉的《金田一少年事件簿》作者佐藤文也等文化界名人亦在其列。他们，所谓的“精英阶层”为什么会信仰“幸福的科学”？连日本媒体也不禁如是问。

最简单的答案，莫过于精神空虚。进了名校或大企业，有了财富和地位，物质生活的满足可能会让人对人生的意义与目的愈发迷惘满怀疑虑。这不是日本人独有的问题，全世界有很多人遇到了类似的困惑，并因而转向了对心灵的进一步追问和探寻。这个过程未必是简便顺利的，有时甚至意味着灵魂的拷问与煎熬。不过，日本人或许有点例外，因为其特点是内在的“空”，自然就少了很多的艰难挣扎。本尼迪克特在名著《菊与刀》里着重强调的有趣现象，可以从一个侧面加以说明。她指出，有的日军士卒在被俘前拼死顽抗，一旦被俘后却能完全扭转，俨然变成盟军的“模范士兵”。本尼迪克特说这些日本人脑子里“完全没有行为准则”，实际上，前述的信众们与之近似，才会轻易地被一种新兴宗教的玄谈灌了顶。

之二十六：型

电视里介绍日本著名空调生产企业大金试图削减成本，选择和中国的同行格力合作，因为格力具有日本无法比拟的人力和流通优势。格力提出希望得到大金的某项先进技术，导致大金高层内部爆发激烈争执，有人甚至为此提出辞职。最后，大金仍决定和格力合作，但在格力的工厂试验生产时，日方的代表们纷纷摇头。一位大金技术人员拿着格力制造的多出毛刺和棱角的部件说：“这就是金型的问题。”

日语里的“金型”，中文指工业用金属模具。但“金型”不仅是一个名词，这个“型”字在日本有着深刻的文化意义，制品的型号、类型之外，乃至于人的血型。有的日本制西装内常有一个名签，可以写本人姓名和血型，虽然听说它的用处在于发生意外需要抢救时防止输血事故，我总觉得还有为此人定性的意思。（大家或听说过日本人A型血居多，事实上A、O、B、AB四型血的日本国民比例约为4：3：2：1，O型也并不比A型少很多。）毕竟，个人血型与性格、气质的理论首倡者即为日本人。战前的日军一度想搜集全军官兵的血型，推断其个性与能力，进而重新编组他所属的军兵种，可见“型”之观念的重要。

“型”的顾名思义，含有模式化、精确化和门类化的三大特点。日本工业、尤其是制造业的迅速成长，离不开“型文化”的影响。在日本多年，每次搬家总要置办一些家具和用品，但购买时在规格上一般不用费什么脑筋，因为有周密的“日本工业规格”的规范在。比如去商场买一台燃气灶，你不用担心厨房那个凹处的长宽能否容纳，一定会恰恰好。而“日本工业规格”就建立在对“型”的强调基础上，它使得工业制品具有统一而精良的品质，也给市场树立了讲求秩序的规范。前面说到的血型性格论，实际上是想把对工业制品的要求推广到人身上，若能依照血型把人分门别类，就会减少人与人之间的龃龉矛盾，打造成一个内耗低、行动效率高的集团。不过，人到底是人，不是机器部件，所以，日军那个“血型部队”的“伟大理想”没几年就被放弃了。

因为讲求“型”文化，于是，在“金型”上自然就要投注心力精益求精。大金支出格力的缺陷，毋宁说是中国制造业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是两国之间工业水平差距的一个根本要素。中国人或许至今仍未充分认识到，这种小部件的生产其实才是整个制造业的核心。日本的“金型”制造者们并非那些声名显赫的大企业，90%是工作人员在20人以下的小厂，称之为作坊大概也不为过。大企业的光鲜，要靠这些小厂的支撑。而小厂当中的佼佼者，也会成长为巨无霸，如同本田当年只是为丰田供应活塞环的小分包商。中国企业界流行的是“把蛋糕做大”，“打进五百强”，可与其有一堆大而无当的“伪巨头”，不如出现一批日本式的中小企业，以坚强的技术能力和品质保证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

日本电影《清兵卫的黄昏》故事背景是江户时代贫瘠的山形县，至今仍然是比较偏远的农业县，但那里有一家生产电源线圈的小公司，其产品占据日本市场的40%，60名员工年销售额30亿日元，是索尼、松下、三菱电机的供货商。该公司的社长上野说，他们也曾把部分生产转移到中国大连、广东等地，还包括监狱，但这种转移的目的是为了节省成本，进一步加强技术开发，确立未来的优势。该公司目前正投入大笔资金，研发世界第一的自动卷线机，已经持续了六年。上野说，中国制品的品质和付货日期存在不确定因素，“制造业的回归将是历史的必然。”这句话对那些美滋滋于招商引资、出卖廉价劳动力的中国人而言，无疑是一种警醒。

之二十七：文士与武士

和某些日本友人聊天，他们还记着自己祖先的武士身份，但已经并不具备任何实质意义。明治天皇时期，政府采取渐进手段，以发行债券或赎买等方式逐渐取消俸禄，消灭了武士阶级。一部分高级武士在这一过程中获得爵位，成为仅次于皇族的华族。但随着二战战败，1947年麦克阿瑟宪法颁布，华族阶层也成为了历史。今天在书店里还能看到介绍华族世系的书，某家后人现在是谁做什么，可见日本民众也很八卦。不过，别说华族，皇族中也有混得不怎么样的。有皇族凭借身份，办个某某功劳奖，只要花钱就能买得到，也颇受在日中国人企业经营者的欢迎。

在九年前的住所附近，一户住宅的门口立着块石碑，上书“幕末剑士某某习武之地”。我初次经过时停步注视了片刻，脑海中想象着百多年前那位日本武士的样子。

武士的产生是在平安时代，九世纪中期开始，一些地方领主开始建立保卫自己的私人武装，并利用其扩张势力。这种武装逐渐成熟为一种制度化的专业军事组织，其基础是宗族和主从关系。到了十世纪，朝廷无力镇压地方势力的叛乱，不得不借助各地武士的力量，武士更进一步得到了中央的承认，成为日本的特权统治阶级。 1872年的统计，日本共有士族425872人，加上家属合计1941286人，他们每年领取的俸禄消耗了日本政府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直到明治维新，武士都是统治日本社会的支配力量，而他们从体制、职能上看，更类似西方的封建领主和骑士，与中国存在明显差异。

这个差异是理解中日两国发展道路的一个节点。或许可以说，当士分成了文士和武士……

士的概念当然出自中国。许倬云在《春秋战国间的社会变动》中说：“士的身份为大夫的家臣和武士。”彼时士的六艺中，射、御都和军事有关。显然，这个概念与后来日本的武士更加接近。

日本的中学世界教科书中提到中国的宋代，称之为“文治主义”。这或许是士的概念在中国发生根本变化的时期。清末学者汪士铎批判宋儒及理学，有一段观点颇值注意：“儒者得志者少，而不得志多，故宗孔子多宗其言仁言礼，而略其经世之说。又以军旅未学而讳言兵，由是儒遂为无用之学。”他提到能辅助孔子之道的，分别是申不害、韩非、孙武、吴起，后两者都是军人。这说明他意识到单纯依靠中国式的文士，没有法家兵家的辅弼，不足以令国家富强。

中国的士变成了文士，与武士的脱节，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变化。特别是宋代以降，文士因掌握行政权力，压抑武人的地位，形成文臣和武将之间长期的难以调和的冲突。双方互相排斥贬低，造成了严重的内耗。而反观日本则似乎不存在这种情况，武士“文武合一”，既是作战时冲锋陷阵的职业军人，也是和平时期的行政管理人员。武士被要求学习文化，欣赏艺术，哪怕是附庸风雅。“维新三杰”之一西乡隆盛出身倒数第二级的下层武士，年轻时为了贴补家用，还兼治做代人抄写的零工。或可以说，日本早在古代起就是一个“军人政权”了。

文士与武士，自然看法不同。清末，日本学者冈千仞来华游历了数月，说了解了中国的病根，在于“经毒”和“烟毒”。所谓“经毒”，自然是指中国文士对经书的沉湎。在和那时中国知识分子中眼界最为开阔者之一王韬的交谈中，他说：“世谓战危事，兵凶器。此特言用兵之害耳，若就其神功施与天下者而论之，安知危事凶器非即祥云庆星也？”这段话鼓吹暴力手段的积极意义，已经显露出日本未来国策的端倪。

王韬对此持反对意见，称之为“日本儒士一孔之见”，因为“苟必以战斗为练兵之具，是残民以逞而已，非治国家之道也。”王韬的说法也没有错，日本后来确实因暴力倾向失控而滑向了残民以逞的地步。可是，王韬那一刻没有想到的是，十年之后，中国成了日本暴力的第一个受害者。

之28：表里

我来日本后的第一份短工，确切地说是和色情业相关的。

同学介绍了一个上海人阿平，他交给我1000张色情录像带的宣传单，让我挨家挨户的信箱投递，报酬是4000日元。这1000张全部发放完毕，大概需要三四个小时。我发了三天后，因为担心违法决定辞职，但没有拿到工钱，那家伙也联系不到了。当年我步行奔波过的街市，恰好是十年后的居所，回忆起往事总有万千感慨。

这些宣传单之所以违法，是由于上面推销的全部叫做“裏ビデオ”（里录像带）。与“裏ビデオ”相对应的，还有所谓市面常见的“表ビデオ”。两者都是色情录像带，区别在于性器官的直接暴露与否，以及前者违法后者合法。我给别人家里发宣传品，自己家的信箱里每天也都要被塞进几张。在那个网络技术尚未普及的年代，今人所说的“无码”作品需要这种直销手段。

表和里的对应，一度是日本社会的一大热门议题。除了“裏ビデオ”，还有“裏本”，就是性器官完全暴露的色情画册。日本社会那些年曾有持续的论战，或可称之为“阴毛之争”。伊恩??布鲁玛把这当作日本人表里不一的虚伪道德观念的展现：“在大众娱乐方面，强暴、虐待狂、酷刑，所有这些都是许可的，但是官方的底线则画在阴毛的暴露上。这更令人回忆起学校老师测量学生那一头乱发的长度，而不是指点其深刻的道德信念。”

确实，我当时也对此深感不解，反正是色情片，难道在男女性器官上加上一团马赛克就会降低败坏社会风气的危险么？一位日本友人的解释是，马赛克增加了朦胧和含蓄的气氛，符合日本的美学观念。这个说法听起来满有道理，但后来我发现他也收藏了一些“裏本”和“裏ビデオ”。

“裏ビデオ”、“裏本”的全盛时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发宣传品的时候大概是最后的辉煌。日本各界、包括部分知识分子为了这团马赛克和官方斗争，换来了官方将马赛克的方块数量减少5%的“退让”。这具有一种日本式的滑稽色彩，依据什么算出了5%的数字？5%会保证公共道德的安全么？正如伊恩??布鲁玛所说，日本的色情音像制品中有很多比那团马赛克更具威胁的东西，可那似有若无的法律就是盯着一小团马赛克。去年，李安的《色，戒》在日本公映，被定为成人限制级。有华人同事满怀期待去了电影院，后来懊恼地说：“日本怎么这样呢？居然还打马赛克！”

与色情音像制品上的表里不一类似的，是日本的色情服务业。日本法律规定不允许卖淫，一般的色情店铺禁止提供“本番”（性交）服务，可曾因“土耳其浴室”诨名引起外交纠纷的“ソープランド”却可以公开营业。“ソープランド”被日本警方称作“特殊的业务形态……容易成为卖淫的温床”，可谁都清楚，那里的“本番”是不折不扣的卖淫，何以就不违法呢？这就是表里的学问。事实上，“裏ビデオ”、“裏本”虽然名义上违法，繁华街头却经常能看到贩卖的店铺，并没有见到警方严加取缔。那些塞入住户信箱的宣传品标明了电话号码，如果警察想抓贩卖者易如反掌，而我对违法的担心仅仅是因为外国人的身份。

“裏ビデオ”、“裏本”的退潮，源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一个是DVD的普及，使得出版者得以利用高清晰的像素实现“薄马赛克”的境界，中文称之为“薄码”，比起过去录像带的视觉效果有了欲盖弥彰的效果，更出现了“裏DVD”；另一个是网络的传输，出版者在日本以外通过网络传播“无修正”（无码）影像作品，国外发送和日本国内接收都不违法，造成了“事实合法”的状态。

“裏DVD”或“无修正”作品的网络贩卖公司，多数把据点放在了美国的夏威夷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好玩的是其中两家著名的厂标，一个叫“虎！虎！虎！”，一个叫“神风”，搞得好像要二次进攻美国似的，可他们不远万里，不过是为了“出口转内销”罢了。

之二十九：与地震同行

最近在阅读英国学者托尼•麦克米切尔（Tony Mcmichael）的著作《人类浩劫：失衡生态的反噬》，其中提到生态环境的变化对人类的生物性、文化、健康与疾病模式的影响，我就想起日本的自然环境之于日本人和日本文化的关系。最简单的一个例子，不妨说说地震。

今年夏天的地震比较频繁，传说中的东海或关东大地震又成了舆论密集议论的话题。根据手边一本昭文社出版的2007年版日本情势，未来30年内，东海地区里氏8级地震的发生概率为86%，关东地区里氏6.7-7.2级地震的发生概率是70%，茨城县海域里氏6.8级地震的概率更是达到90%。类似数字纷纷见诸媒体封面和头条，颇为吸引眼球。

目前的史料中，最早的正史《日本书纪》中就有地震记载，并且描写了给当时人们造成的威胁。一个族群在相对封闭的土地空间内，不断经受地震的考验，必然会深刻地影响这个族群的发展。托尼•麦克米切尔说人类自身为了因应周遭环境会持续地发生着变异，他称之为“天择”。今天的日本人主要是从东亚大陆经由朝鲜半岛而来的移民，他们在日本列岛上的生活历程和人类进化史相比虽然短暂太多，但“天择”必定是在悄然进行的。

我已记不得来日本之后遇到第一次地震的确切日期，却记得因晃动并不算剧烈，没感到特别的惊恐，反而带一丝新奇生出的快慰。后来的十几年里，经历过上百次的有感地震，最严重的是2005年新泻地震。当时我在东京电影节设置于六本木高层建筑49楼的新闻中心，感到了如同乘船突遇风浪般的摇晃。在那一刻，很多欧美人士惊恐失色，有的甚至划起了十字，可日方人员大体上保持着淡定。当天一共震了三次，时任首相小泉在开幕式上草草致辞就离开前往灾区。第三次时，我也有些慌了，问旁边的一位工作人员情况，他笑了笑：“没事。放心吧。”让我不禁为自己的怯懦而暗自惭愧。

在主要的破坏性自然灾害中，地震或许是来得最突然而无法预知的一种。地震对人类生物性的潜在推动可能是极其漫长的，在心理层面却见效很快。以我个人的心态变化为例，除了第一次的好奇之外，最初的两年是恐惧，曾经有半夜半裸着身子跑下二楼的“可耻”举动。但当几年之内的地震都没伤到皮毛之后，会进入一段懈怠期，就是躺在床上继续大睡，爱怎么震就怎么震。这段懈怠期不知不觉地过去，一个新的阶段来临了。我还不知道如何为之命名，它的感觉是有恐惧，但又有茫然。此外的变化，就是开始像很多日本人一样，买点应急物资已备不时之需，甚至在陌生的建筑里去留意安全通道的指示。一种因为较长时间处于戒惧状态下的紧张感，渐渐演变成了本能的反应。

日本人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养成了几乎渗透到血液中的防灾意识。几天前，一辆大阪开往东京迪斯尼乐园的长途客车在高速公路上骤然起火，满载的乘客以“镇静有序”的方式全部脱险，无一人伤亡。这种临变不惊的素养，得自从小就接受的防灾教育。

关于地震为代表的恶劣的自然环境，给日本文化带来的特质，已有不少专家论述过。如果和中国对照的话，我想起历史学者佐藤慎一在《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中的一段论述：中国历史上太多的面临异族军事侵略导致的失败，使中国士大夫们在最初的失利之际缺少应有的警觉。失败太多，何以反倒消磨了警觉？而日本本土在近代之前唯一遭到的外来攻击就是元军未竟的远征，日本人又为何始终保持了对外患的高度警觉？我想，自然环境的不利因素，或是一个关键吧。

之二十六：型

电视里介绍日本著名空调生产企业大金试图削减成本，选择和中国的同行格力合作，因为格力具有日本无法比拟的人力和流通优势。格力提出希望得到大金转让某项先进技术，导致大金高层内部爆发激烈争执，有人甚至为此提出辞职。最后，大金董事会仍决定和格力合作，但在格力的工厂试验生产时，日方的代表们纷纷大摇其头。一位大金技术人员拿着格力制造的多出毛刺和棱角的部件说：“这就是金型的问题。”

日语里的“金型”，中文指工业用金属模具。但 “金型”不仅是一个名词，这个“型”字在日本有着深刻的文化意义，制品的型号、类型之外，乃至于人的血型。有的日本制西装内常有一个名签，可以写上本人姓名和血型，虽然听说它的用处在于发生意外需要抢救时防止输血事故，我总觉得还有为此人定性的意思。（大家或听说过日本人A型血居多，事实上A、O、B、 AB四型血的日本国民比例约为4：3：2：1，O型也并不比A型少很多。）毕竟，个人血型与性格、气质的理论首倡者即为日本学者古川竹二。这个与西方星相学比肩的理论之风靡程度，让战前的日军领导层竟一度想搜集全军官兵的血型，推断每个人的个性与能力，进而重新编组他所属的军兵种，亦可见日本人心目中 “型”之观念的重要。

“型”的顾名思义，含有模式化、精确化和门类化的三大特点。日本工业、尤其是制造业的迅速成长，离不开“型文化”的影响。在日本多年，每次搬家总要置办一些家具和用品，但购买时在规格上一般不用费什么脑筋，因为有周密的“日本工业规格”的规范在。比如去商场买一台燃气灶，你不用担心厨房那个凹处的长宽能否容纳，它的“型”一定会恰恰好。而“日本工业规格”就建立在对“型”的强调基础上，它使得工业制品具有统一而精良的品质，也给市场树立了讲求秩序的规范。前面说到的血型性格论，实际上是想把对工业制品的要求推广到人身上，若能依照血型把人分门别类，就会减少人与人之间的龃龉矛盾，打造成一个内耗低、行动效率高的集团。不过，人到底是人，不是机器部件，所以，日军那个“血型部队”的“伟大理想”没几年就被放弃了。但今日乘坐电车或地铁，车厢内的液晶屏幕上还是会不断放映不同血型、星座者的当天运气好坏，偶尔和自己对照一下，倒也不失为路途中的一项小小派遣。

因为讲求“型”文化，于是，在“金型”上自然就要投注心力精益求精。大金指出格力的缺陷，毋宁说是中国制造业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是两国之间工业水平差距的一个根本要素。中国人或许至今仍未充分认识到，这种小部件的生产其实才是整个制造业的核心。日本的“金型”制造者们并非那些声名显赫的大企业，90%是工作人员在20人以下的小厂，称之为作坊大概也不为过。大企业的光鲜，要靠这些小厂的支撑。而小厂当中的佼佼者，也会成长为巨无霸，如同本田当年只是为丰田供应活塞环的小分包商。中国企业界流行的是“把蛋糕做大”，“打进五百强”，可与其有一堆大而无当的“伪巨头”，不如出现一批日本式的中小企业，以坚强的技术能力和品质保证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

日本著名电影《清兵卫的黄昏》故事背景是江户时代贫瘠的山形县，至今仍然是比较偏远的农业县，但那里有一家生产电源线圈的小公司，其产品占据日本市场的40%，60名员工年销售额30亿日元，是索尼、松下、三菱电机的供货商。该公司的社长上野说，他们也曾把部分生产转移到中国大连、广东等地，还包括监狱，但这种转移的目的是为了节省成本，进一步加强技术开发，确立未来的优势。该公司目前正投入大笔资金，研发世界第一的自动卷线机，已经持续了六年。上野说，鉴于中国制品的品质和付货日期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制造业的回归日本将是历史的必然。”这句话对那些美滋滋于招商引资、出卖廉价劳动力的中国人而言，无疑是一种警醒。

之三十：两面

高明士在《东亚的政治与教育》中说，日本对隋唐帝国的称呼有两面性，在国内用“邻国”（藩国之意）指称，与隋唐打交道时则称“大国”，俨然自甘居小。高明士称之为“两面性礼仪”。

两面性。这可能是日本文化最大的特点之一。

说到日本武士，大家自然会联想到死忠，这的确是武士形象极有代表性的一面。来日本这些年，电视经常放映著名的《忠臣藏》，里面的四十七位武士为了“尽忠”已死的主公，拿别人的自己的生命全不在乎。片子故事极为简单，却不断被翻拍，版本多达数十个，比咱们的第五代导演狂恋秦始皇还厉害（但我认为后者的精神世界更加畸形）。然而，前面也说到本尼迪克特举的例子，日军俘虏转身就能变成配合盟军的模范，甚至反戈一击，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样貌。

人发明的棋类游戏能够折射文化内涵，日本将棋（象棋）就有一个很有趣的规则：对手被吃掉的棋子可以作为己方的兵力，再次投入棋盘之上（名为“持子”）。表面上看，日本将棋和中国象棋、西洋象棋的阵式没太大分别，但这一招“敌为我用”却非常独特。中国与西洋象棋的死子都完全退出战场，可日本将棋的“持子” 竟然能归来与旧主厮杀。它很精辟地从侧面说明，日本文化在对“忠”的大力渲染之外，实际上还有着另一面的价值规范。

在日本生活略久，两面性的人事种种，可以说司空见惯。应该说，不仅是日本人，任何人类的身上都带有程度不等的两面性，即所谓双重人格；而人类的各个文明里，也都存在表面现象和真实本质之间有所差距的状况。只是，没有哪个社会像日本这样，抽离了对两面性的道德判断，并且为这个两面性设置了极大的阐释与转圜空间，似乎是故意地在维护它的两面性。所以，我们看到：一面是法律明文禁止公开卖淫，一面又允许“ソープランド”打广告揽客；一面是根深蒂固的男性威权，一面是寄生般压榨男人的另类女权；一面是风花雪月，触景生情的闲情逸致，一面是血光迸现、残忍好杀的漫画电影；一面讲究“礼仪正しい”和社会公德，一面又在街头随地小便，在车厢里脱鞋晾脚……

两面性的日本，对于外来的观客而言，具有较大的迷惑性。走马观花，浮光掠影，外来客匆匆一行，通常看到的是日本、日本人、日本文化浮现于表层的一面，另一面则需要假以时日才能发觉或遭遇。这当然怪不得观光者，就好像游记这个体裁之所以不好写，是因为除了单纯地描绘风景人物，要想深入揣摩当地的状态绝非易事。但也怪不得日本人。听过有些外国人抱怨日本人“虚伪、阴险、两面三刀”，可不少情况下，日本人并没有刻意地去隐瞒、欺骗、诡诈，只是不加说明而已。按照日本人对两面性的习惯，他们或许压根儿没觉得有说明的必要，是外来者自己想当然而已。尤其是那些对自己出身的国家、文化满腹牢骚的，极容易把个人感情投射到他们所接触的某一面当中去，误判也就应运而生。由此而怪罪日本的话，我倒有些要替日本委屈了。

外国人和日本人打交道，可能会对其两面性感到些许困惑：摸不透。这恐怕正乃日本人之所欲也，如同他们不大愿意见到外国人日语过于流利一样：太容易被你摸透岂不就显不出咱们大和民族的独特了？而且，一个外国人即便意识到了日本的两面性，他还要去琢磨究竟哪一面真哪一面伪，哪一面多哪一面寡，委实大有难度。其实呢，根本就不必去区分什么真伪多寡，任何一面都是日本人、日本文化的组成部分。或可以说，日本就建立在这个两面、双重的基础之上。

回到中国人对日本的看法。无论是称赞的还是批判的，常常各自抓住一面滔滔不绝，仿佛真相在手，实则以偏概全。这种现象由来久矣，估计也还会继续下去。

之三十一：铁男铁子

“铁男”不是石油工人，“铁子”也不是好朋友（东北方言，“铁”比喻关系亲密），他们是爱好迷恋铁道的男孩和女孩。

最近日本媒体报道的一个现象是“铁子”的急剧增加。从普通年轻姑娘的嘴里，听到如数家珍的铁路站名、列车型号，实在教人有点吃惊。在刚刚结束的铁道知识大赛中，1000道问题有九人全对，其中女性占据七席。事实上，日本人对铁道的无尽热爱，在书店、图书馆中和电视节目里都有体现，这是一个值得揣摩的现象。

来日本那年乘地铁，瞥见广告上说翌年是日本地铁开通七十周年，我想到祖国，很是感慨了一回。1927年啊。几年后的住处附近小公园里，有一辆旧式蒸汽机车车头的实物，说明牌上写着那是早年东京至横滨的机车。夜里，我偶尔散步路过，会在它周围徘徊片刻，思忖它驶过了怎样的历史烟尘。

来日后看到针对日本男中学生的调查，说孩子们长大后的第一志愿是电车（今日的列车基本已经电气化）的驾驶员，这也曾让我感到震撼。电车驾驶员的理想无疑比做官发财更显温暖，虽然这个行业的收入也还不错，按去年统计平均年薪641万日元，在主要职业中排行第19位。不过，我想这么多男生，以及那么多女子对铁道、列车充满一种近乎宗教般的向往，原因肯定不止于此。在某种程度上，铁道和列车就代表了日本的现代史进程。

“要想富，先修路。”这句话不啻真理。立志维新的明治政府最重要的公共工程首推铁路建设。日本第一条铁路由东京至横滨，1870年完工，1889年延伸到神户。政府还鼓励私人兴建铁路，出现铁路投资热潮，带动了股票市场的形成。到1890年，日本已经拥有1400英里铁路，40%为政府投资经营，60%属于私人。而中国第一条铁路是英国人1876年在上海建成，却被清廷赎回拆除。两相对照，夫复何言？历史此后再度重演。日本在二战战败后图谋恢复，还是把交通建设定为基础，故有新干线的问世；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却长期忽略交通建设，公共交通运力不足的症结造成大量无畏损耗。

铁路在人类历史上起到的划时代意义，是如何形容都不过分的。它改变了人们的时间观念、距离观念乃至社会行为方式。安德鲁•戈登在《二十世纪日本：从德川时代到现代》中指出，日本人注意到火车是按时间表行驶，因此需要精确的时间观念。直到20世纪初，关于日本铁路运营的投诉，还主要是误点和工作散漫，但是在慢慢地改善之下，带动了整个社会遵守时间观念的形成。不要小看时间观念，它的变革反映了人的生存模式的演变。在日本，通过铁道，大致可以做到按时出发抵达，哪怕就是为了赴一次朋友的小聚。而那种因阻塞而难以守时的交通状况，体现的是一种深层的失败。

如今，日本拥有遍布全国的细密铁道网，每年输送人数比中国略少，是美英德法四国总和的二倍，号称“铁道王国”。一个汽车工业极其发达的国家，却有如此之高的铁路载客量，中国人尤其应该深思缘由。本来，东北以辽宁沈阳为核心，在日本殖民时期建成了中国密度仅见的铁道系统，可能发展出类似日本都市地带电车线路的运行体系。遗憾的是，这条正确的路非但没有走下去，反而被毁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条条高速公路，和奔驰其间的流水般的“私家车”。

将来某一天，我会离开日本，最令人怀念的两样事物之一，就是那铁道与列车组成的交通网络。当然，也会有遗憾，即始终没能实现一次“青春十八”的远途旅行。顾名思义，“青春十八”饱含着青春的气息，它能让你凭借一张低廉的车票，以不断换乘的方式实现从北海道到九州的自由游历。我曾多次想象：背着行囊的自己，走出空荡荡的车厢，踏上一个不知名小站清冷的月台，等候下一趟列车如约而来，带我驶向未知的远方。

吾欲乘兴而行，兴尽而返。

可惜，青春如梦。

之三十二：从川端到三岛

这可不是针对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两位作家的文学评论。

《朝日新闻》头版报道，原来谷崎润一郎也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但那年输给了前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给谷崎写推荐信的包括他的竞争者三岛由纪夫，三岛自己也没获奖，窃以为这是诺贝尔文学奖大把大把的遗珠之一。

没来日本之前，对日本文学的最强烈印象是川端康成。川端出身东京大学国文系，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出身法文系（京都大学在自然科学领域拿出了五位诺贝尔得主说事儿，东京大学只有三位，但在文学奖上是东大一面倒），代表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面向：物哀传统和思辨洋风。不过，晦涩的大江令人知难而退（我一直不敬地认为，大江获奖和高行健一样，唯独法国人最开心），川端却常常能抚慰我心。特别是生活在日本以后，重读川端会有更加真切地感受。有一次傍晚乘电车，站在靠门的窗畔朝外望去，看到了玻璃上光影幢幢中浮现的一位陌生姑娘的脸庞。她就站在我的左近。心头一紧，想到了《雪国》中那段经典描写：

“镜子的衬底，是流动着的黄昏景色。也就是说，镜面映现的虚像与镜后的实物好像电影里的叠影一样在晃动。出场人物和背景没有任何联系。而且人物是一种透明的幻像，景物则是在夜霭中的朦胧暗流，两者消融在一起，描绘出一个超脱人世的象征的世界。特别是当寒山灯火映照在姑娘的脸上时，那种无法形容的美，使岛村的心都几乎为之颤动。”

这是美的一刻。在川端的作品中，此类珠玉片断不胜枚举，而这些珠玉之所以动人心魄者，在于它罕见的纤细微妙。后来去日本棋院的特别对局室，看到墙上悬挂的川端手书“深奥幽玄”，心底赞叹了良久。

可是，随着在日生活和阅读的延续，越来越发现比起川端，三岛由纪夫给我的触动更深，感受更丰富。三岛后来居上，超越了川端。三岛的出身是东京大学法学系。法学专业的文学家阵容已经足够强大，又多了一位重量级选手。不算同样法学专业的亲近感，三岛在我看来，可能是现代最能代表日本精神的作家了。

大多数作家的写作总是暗中围绕他的生活。《春雪》中宫廷和公卿的繁文缛节，贵族学校学习院的规制情形，身体羸弱的清显与研习法学的本多，都可以在三岛的个人履历中找到对应。和川端的破落家庭背景不同，三岛成长于官宦门第，中学读的是皇族和华族子弟学习院，这个经历对他日后的精神世界很有影响。贵族学校是个有趣的地方，三岛在此间体会到了“所谓优雅就是触犯禁忌，而且是触犯至高的禁忌。这种观念第一次教会他肉感，这是长期以来抑压着的真正的肉感。”这让人联想到去年自杀的AV女星麻生美由树，她从幼儿园到高中都在学习院系统。这位只有20年生命的女子，以及其张扬的方式宣称自己曾和几十名艺人的性爱经历，叛逆行为之下可见心灵的高度扭曲。

三岛的作品中洋溢着美，美是他的哲学，他的宗教，他的生命源泉。但他和川端不一样的，在于美发自“肉体与知性的均衡即将被打破”又“难以打破的紧张之中”，因此，他的美是突发的、矛盾的、极端的。粗暴野蛮和优雅华丽被扭结在一起，形成了奇特的美感，而这种美感是真正日本式的，它已经不仅仅局限在文学艺术创作的领域，上升到了民族文化象征的高度。三岛（日本）式的美正是不带道德评断，在恶中追求美，甚至是愈堕落愈美丽，最终成了一次极具破坏性的、暴烈的偏执探险。同样是选择自杀，川端是口含煤气管，三岛则是最残酷血腥的切腹。

我国诗人北岛在诗作《单人房间》中曾写道：“他渴望看到血/自己的血/霞光般飞溅”三岛也说过渴望见血，他“一看到血，心里就痛快”（《午后曳航》）。结果，三岛确实用他的实际行动印证了自己的期望。

之三十三：吓住你

那年去参加了汤姆.克鲁斯《最后的武士》的见面会。该片英文原名为《Last Samurai》， “Samurai”的日文汉字是“侍”，即武士。在各国记者提出的问题中，几乎都涉及日本的“Bushido（武士道）”，特别是为何以美国人身份选择这个题材。汤姆??克鲁斯和导演爱德华.兹维克都为“武士道”精神大唱赞歌，称他们历来对日本传统文化和武士精神钦佩有加，更为此片研读了大量相关资料。汤姆.克鲁斯说他已可以就这个话题滔滔不绝地谈上几个小时，并希望今天的年轻人能奉行武士的诚实、忠诚、乐于助人等传统美德。

虽然这些说辞不乏人在日本而着意客套的成分，但日本的武士道确实在西方有较大的影响。像Samurai等一些专有名词，如harakiri（切腹），都由日语发音进入了英语词汇。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日本以财力为后盾，加强对外文化宣传的效果；另一方面，以武士道思想武装的日本军队在历次战争中的表现，得到了对手的敬畏。

虽然日本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的相继胜利，为自己挣得了一个列强的席位，但在欧美列强的眼里，仍旧是难免遭到歧视的，并未被当做平等的对手。这个境遇在二战之后得到了根本性的改观，因为欧美人被疯狂的日本人吓住了。

被关押的中国沈阳集中营里的美国战俘罗依??威尔回忆，美国空军空袭那天，他看到一架受创的日本战斗机毅然撞向了一架B-29轰炸机，爆炸的碎片由天而降，“简直是让我敬畏，这是唯一一句我所能用来形容的话，一种致命的敬畏感。”此后，面对连人带机一起俯冲下来的“神风特攻”，西方军人感到了巨大的心理冲击，这可能远远大于它造成的物质与生命损失。英国太平洋舰队的情报官员甚至提出了一个古怪的点子：把日本天皇的肖像画在盟军战舰的船舷上，以此来避免特攻队的自杀袭击。当然，这个主意没有被付诸实施，却毫无疑问地表明他们被吓到了。所以，在东京审判期间，美军第八军司令官罗伯特.艾克尔伯格中将说了一句或许是发自肺腑的话：“日本兵是军官们梦想拥有的士兵。”

为日本兵的“名声”写下最后浓重一笔的，是那位在菲律宾战斗到1974年的小野田宽郎，他的绰号就是“Last Samurai”。英国的朋克摇滚乐队Camel曾以他的经历为题材，发行过一张专辑。从军前小野田曾在中国生活过，会说一些中文。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关于小野田事迹的记述中也提到中国网络上对他的评价以赞赏居多。这在日本人看来，大概是又一桩被“武士道精神”震慑的例子吧。

对于战后美国对日本的战争罪行未能彻底清算的原因，多数的观点是强调美国意图利用日本对抗苏联和中国，把它作为“反共桥头堡”。然而，单纯的政治理由还不够充分，不容忽视的是内心对日本这个对手的“敬畏感”。人类社会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恃强凌弱的丛林，不管涂抹了多少文明的粉饰。在自命不凡的话语霸权面前，曲意逢迎，和颜悦色，可能换来的是被轻视，被羞辱。

再来看小野田这个“最后的武士”。主持人窦文涛和北京大学教授王新生在谈论日本人的民族性格时，称小野田的行为体现了“近乎病态的职业精神”。我觉得“近乎”和“职业精神”几个字都可以去掉。事实上，小野田在这三十年中并没有中断对外部信息的获取，他通过收听广播、阅读报刊等方式知道日本皇太子结婚、东京奥运，还把听赛马比赛当作唯一的娱乐，很难想象对战争的结束懵然无知。他说以为日本建立了美国操纵的傀儡政权，流亡政府的战斗仍在继续，这在最初的几年内是可能的，但若说三十年始终没搞清楚，即便在日本社会里对此也有很多怀疑。

三十年内，小野田和几名先后或降或死的同伴发动过多次“作战”。这也和1972年在关岛被发现的残兵横井庄一、1974年底在印尼被发现的中村辉夫（台湾原住民）构成显著差别，横井等人只是在密林中过着野人般的生活，而小野田的“作战”与其说是军事行动，不如说是一种可以随心所欲破坏的“いたずら（日文汉字：惡戯）”。

之三十四：いたずら

说实话，最近好一段日子没有被いたずら了，还有一点失落感呢。

“いたずら”汉字写作“惡戯”，直译就是恶作剧。但在现实生活中，它的含义也指代来自陌生人的骚扰，如“いたずら电话”。推销贩卖内容的电话虽然也令人生厌，但还不算“いたずら”，那种骚扰电话多在深夜打来，有时只是沉默，有时则发出各种古怪声音或自说自话。一般这类电话很少显示号码，因为可以设定成隐藏号码的184模式（在拨打号码前加上184），甚至有利用公用电话的。你固然能将电话设置为拒绝接受不显示号码和公用电话的来电，但会有万一耽误正事之虞，所以，且把被骚扰当作电话的一个功能吧。

我接过的骚扰电话多数是默不作声的，但也有例外，曾在午夜两点多接到一通，那端传来女人低沉的抽泣。挂断之后，我睡意全无，走到窗前，想到这世上此刻有多少伤心人夜不能寐，对那位来电者已没有怨言。若真的能减轻一点她的苦恼，被骚扰一下倒也无妨。不过，某男性友人在夜深亦曾被骚扰过，对方女子发出挑逗的呻吟声，被他身边团聚不久的发妻听到，掀起了一场无中生有的轩然大波。

据媒体报道的案例，某夫妇在两年内接到了50000余次骚扰电话，两人心理生理上都遭受严重伤害，骚扰者使用的是无需登录个人情报的卡式手机，导致警方调查进展缓慢。被逮捕后，与受害者相识的骚扰者说她的动机无他，只是觉得对方冷淡了自己。这种骚扰是怨恨使然，但我们通常受到的应该源于孤独。想象在一个寒冷的冬夜，站在街头的公用电话亭里，投下硬币，拨通不相识的号码，既花钱，又挨冻。为的是什么？孤独啊，孤独。我们在异国他乡的漂泊客，多少会理解这种心情。对方只要接了电话，旋即挂断也好，破口大骂也罢，都是一种安慰。

各类骚扰现象非日本所独有，但骚扰电话已成为日本社会中的一个常见现象，报刊和网络上传授各种“击退法”，我估计效果不彰。相识的国人里几乎人人都有过被骚扰经历，严重的如一位女留学生，对方听出她是外国女性后，一天拨打数十次，最后逼迫她花钱更换号码了事。实际上，“いたずら电话”仅是骚扰之一种，尾随（ストーカー）、偷窥、窃取内衣等等都算在内。

尾随就是被跟踪，据统计90%是男跟女，10%是女跟男，一半以上是出自“喜爱之情”。警方的案例数据是去年发生14567件，比前年增加一成。但这是警方立案的事件，大约是冰山一角，我认识的人当中被尾随过的不下十人，却只有一位报了案。

陶渊明《闲情赋》中为了思慕的美人，“愿在衣而为领，承华首之余芳”，“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这种情感我们能够理解。尾随者若就是想瞄着“美人”（不论性别）的背影，踩着“美人”的脚步，那倒和陶渊明的理想差不多。然而，有的尾随事件最后发展成住所被探知，以及偷窥、盗窃等暴力犯罪。因此，尽管很多尾随者似乎满足于默默地亦步亦趋，可是对被跟踪的人来讲，当然是很不愉快乃至惊恐的体验。

尾随者的心理状态被称作“执拗”，但它和“いたずら电话”一样，验证着人的孤独和对自我存在的不确定感。在电话或跟踪给对方造成的不快里，和陌生人发生了联系，因此获得了“我骚扰故我在”的自我认知。

骚扰可能违法，可还有合法骚扰者。两位相貌不错的女性朋友曾遭受过日本警察的“合法骚扰”：一位忘记带外国人登录证，虽有学生证为凭，而且离住处不远可以回家去取，就是不容她分辩；一位明明带着护照，偏被怀疑伪造。她们都被几名警察大张旗鼓地带回警署，装模作样地调查一番，等她们错过了本有的约定或被气哭，再宣布无事释放。这种变相的“いたずら”固然等而下之，可还真的拿他没办法。

之三十五：拉面王之死

意大利男足有一年来日本比赛，托蒂在下榻的酒店吃了一碗日本拉面，花了1000多日元，大呼太贵。以他的收入来看，这抱怨颇令人不齿。不过，日本饮食中，拉面确实算性价比比较差的：一碗面很难吃得饱（对成年男子而言），成本又极其低廉（售价通常700日元上下）。但是在日本的吹嘘和包装之下，拉面的名声的确响亮得很。一些中国来客吃过之后，也大赞日本拉面如何了得，甚至有乐不思蜀之感，可那喜悦我想大概一半是出于新鲜，一半是对“日本”的膜拜。

偶尔也会去吃碗拉面，谈不上有特殊爱好，仅仅为了换个口味或贪图简便。但在生活中，拉面的身影可谓无所不在：电视里播放着各地“名物”拉面，拉面大赛；书店里排列着拉面辞典、拉面全书；超市内各式各样的拉面商品琳琅满目；网络上有人气旺盛的拉面爱好者组织、研究会、讲习所（就差没组党了）；每一处商店街都少不了拉面店，每一家都自诩风味独特、用心良苦（常见的写着“魂入り”）……当然，人愿意吃什么是他的自由，我感兴趣的日本拉面文化体现出的一个特征：过度阐释。

吃食物，是人作为生物的本能，但在人类社会中，吃什么，怎么吃，从来就被赋予了浓厚的文化意义。罗兰•巴特来日本兜了一圈，写下著名的《符号帝国》，26条随笔里多则和吃有关。近年来，由于日本人平均寿命长，日本饮食跟着沾光，似乎成了延年益寿的重要原因，颇受好评。但是，我总觉得这有点夸张，与遗传基因、自然环境、食品卫生、文化传统、保健医疗、社会体制等等相比，人的寿命和饮食习惯的关系究竟有多大？

去年，日本拉面界的旗帜性人物武内伸因肝硬化逝世，享年48岁。他曾获第二届“拉面王”大赛冠军，担任日本拉面协会副会长和横滨拉面博物馆的宣传负责人，经常在媒体上品评拉面，号称权威拉面专家。在他生前出版的《百吃不厌的百家拉面店》一书封面上，赫然写着他“吃过4000碗拉面”的业绩。媒体报道大多没有明说他的病因与拉面的关联，声势浩大拉面业界可不好对付，但稍有常识的人都清楚，“一日三餐皆拉面”的过量油脂摄取，是他肝脏机能崩溃的罪魁祸首。病故前两年，武内伸去看医生，医生便问：“你平时吃什么？”武内伸说是拉面，医生警告他不许再吃，他回答“我是职业拉面评论家”，令医生哑口无言。以身殉拉面，武内伸或许算是死得其所吧。

世人多以为日本饮食口味清淡，实际上绝大多数拉面既咸且油；世人多说日本文化以简约为特色，拉面文化却极其鼓吹种类繁复之能。

拉面的面多半很便宜，一碗分量的便宜者不过几十日元，其要点在于汤。一般而言，拉面的汤多以猪骨、鸡骨大火长时间熬制，最受推崇的是乳白色的浓汤，所谓 “浓厚豚こつ”。每家店都强调自己的汤与面如何别具一格，但原材料的高度同一性决定了结果的大同小异。在那些介绍拉面的书籍里，“独特”的拉面简直如日本的神祇（“八百万神”之说），教人眼花缭乱。我没有武内伸阅面无数的资历，仅就个人经验来说，对此颇不以为然。

日本人承认拉面源于中国，但已经被改造成了彻底的日本式食品，这话没错。可要把它上升到天花乱坠的“道”的境界（有“面道”一词），就有点儿滑稽。面道和花道、茶道等等一样，都是过度阐释出来的空洞理论。用大剂量的褒美之辞，佐以琐细的门类流派划分，加上自己信以为真的虔诚，就成了“道”。惊鸿一瞥般的罗兰•巴特对日本文化缺乏了解，却有敏锐的直觉，他的随感中论述日本饮食的两则，题目分别是《没有中心的菜肴》和《空洞》。拉面的唯一功能就是暂时填补我们肠胃的空洞，可坦率地说，每当我中午吃过拉面，往往临近黄昏就再次感到了空洞的存在。

之三十六：性虐

2006年文仁亲王（明仁天皇次子）的妻子诞下日本皇室四十一年来首位男丁那天，我和友人约在上野附近吃饭，店主贴出半价的告示，因为皇室男嗣后继乏人的难题终于暂时得到了解决，不用为是否拥立女天皇而头疼了。

日本历史上曾有代理性的女天皇，但近代以来天皇制国家意识的确立，使得女天皇的可能性反而降低了。虽已不再是“现人神”，天皇传统上还担负着祭司的职责，目前每年仍要主持祭祀活动，而女性因为经血缘故被认为是不洁的，所以难以从事此职务。说这些并非为了谈论天皇制，而是意在探讨对女性的视点，由此谈谈日本的性虐待影像作品。

音像出租店内，都有一个用布帘隔开的单间，专门摆放AV（色情电影）；软色情电影则可以和普通影片同列，但要表明限制级别。两类作品中，大抵都有SM专栏，即性虐待题材。其中最有特色的莫过于所谓“绳缚”，照片上的裸体或半裸女子被绳索捆绑成各种姿态。

粗略而言，日本性虐待作品的暴力残酷程度并不太突出，通过肉体的剧烈痛苦换取快感也算不上主流，它更看重的是唤起观者心理上的愉悦和释放，或者是“安心”。比如说“绳缚”，几乎是每部SM片子当中必不可少的内容，以至于有“紧缚师”的职业和“绳缚美学”，但它并不是以刺激肉体痛感为目的的。这就涉及到女性性征的文化意义。

在日本传统文化中，女性摆脱不了一种“恶”的特质。她的生殖力，她的激情和诱惑，对男人来说是邪恶、神秘而可畏的，男人可能会被耗尽精力或摆布命运，因此产生了巨大的焦虑和恐惧。这种针对女性的看法存在于很多文明之中。在中国，韩书瑞《山东叛乱：1774年王伦起义》中提到守城者面对叛军，“呼妓女上城，解其亵衣，以阴对之”，朝城下撒尿或扔染有经血的污物，使叛军的炮火失准。类似的说法，直到1900年的义和团之变尚且流传甚广。现代日本的AV中，对女性的性虐待实际上是焦虑与恐惧的另一种形式的表现：五花大绑的捆缚，似乎是要拘束女性身体内部的“恶灵”，而鞭打（一般下手并不重）、滴蜡、剃毛等刑罚更像一个“净化”（日本人称之为“调教”）的仪式。值得一提的是，音像制品架子上与性虐待相伴的栏目常常是强奸。强奸是性的暴力，但在此题材影片中，仿佛着重强调的是女性放弃了抵抗，反而显现出对性和暴力侵犯的需求。她的面部表情是痛苦的，不过与其说痛苦来自被强迫的性，不如说在力不从心地抵御自己身体内部的“恶灵”，当然最后免不了失败。同样，男性的性暴力得逞的意义，与其说是对女性肉体的征服，不如说是通过侵略性的“反击”验证了女性的“危险”。

（插一段题外话。对于日本SM的“绳缚”，有人称源自日本古典“紧缚术”，是“日本多种高深的精神修习方式中的一种，被视为一门艺术，是对束缚肉体，解放灵魂的精神寄托。用麻绳将身体紧紧捆绑，以此寻求思维和冥想的开阔和无穷。”这是又一个日本式过度阐释的例子。假如要为这种行为寻找源流的话，应该指向原始宗教中自我折磨伤毁的忏仪。）

谈性虐待，还有一类精神上的略加补充。这类片子的主题包括女性在公众场合裸身或性事，在亲友（多属表演性）面前媾合等等。不论女性是否自愿，它的暴力是精神层面的，是以对“耻感”的打破来取悦观者。从这个角度来说，也再次验证了前述的观点：女人能够为了身体内部潜伏的欲望，出卖自己的羞耻之心。

“绳缚”、“拘束”之类的行为被称作“ソフトSM” （轻度性虐待），在一般的娱乐性报刊杂志上并不少见，可见其普及程度。而有关“SM美学”的论述与表现，首推官能文学作家团鬼六，其近年改编成电影的作品《花与蛇》系列，或可作为欲窥门道者的参考。但是，在观看的时候，不妨想想伊恩•布鲁玛的一个提问：“在这样的娱乐中，谁是真正的受害者？”

之三十七：“美国养的狗”

夏天去横须贺看海，登上了日本最早的西洋式灯塔：观音崎灯台。在顶层的平台上，能够眺望远处的东京湾入口处，两三艘巨轮正缓缓航行。旁边有一老一少日本人，老人正在讲述六十多年前的经历：“海面上全是美国人的战舰，有七八十艘呢……”

他说的大概是1945年8月29日的历史现场，日本战败后，美国海军哈尔西上将率领第三舰队驶入东京湾，准备接受日本无条件投降。那是日本历史上最重大的时刻之一。

归途中没有靠近美军基地，也无从看到第七舰队的军容（核动力航母华盛顿号来日不久）。不过，街边的诸多英语招牌和美式店面，显示出这里浓郁的美国氛围。前首相小泉次子的竞选宣传车驶过，高音喇叭聒噪着，仿佛在提醒大家此地是日本。

导演北野武的主业是电视明星，他在主持的一个节目里，率一干同胞和在日各国侨民大鸣大放，很有意思。这一集的主题恰好是日美关系，北野武请几位在日美国人先说说看不惯日本的地方，一位不知在东京大学留学还是授课的美国男子语出惊人：“日本就是美国养的一条狗！”

这话似乎也只有美国人敢如此直说。北野武等日本人的脸上，霎那间有些挂不住。他问在座的其他外国人：“赞同的请举手。”结果，呼啦啦一片手臂的森林举起，两三个伊朗人更是恨不得手脚并用。好在接下来“认为自己的国家也是美国养的狗”的问题，亦博得韩国、英国、澳大利亚等侨民的认同，多少让日方挽回了一点颜面。接下来，北野武等人展开讨论，一系列的论据拿到了桌面上，表明若依照现行国际法的定义，日本至少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主权独立国家。

当年的日美安保条约规定，日本要向驻日美军支付一定的防务费，这有点像黑社会的保护费，只不过数额越来越大，去年涨到了2000亿日元。北野武不仅愤愤然：这么多钱可以干多少事情啊。若说美军的正常活动开支倒也罢了，前几年一名澳洲妇女在日本被美军强奸，日本官方出面给了一笔“慰谢料”（赔偿金），连这个钱也要代付委实离谱。在日美军强奸案多年来屡有发生，但日方很难对美军嫌疑人实施调查和逮捕，因为对方拥有治外法权。美军车辆行驶高速公路免费，车牌自成体系，发生事故日本警察无权过问……据说美国政府每年向日本政府提交一份备忘录，详细列举要求日方“改善”的各种事项，甚至具体到手机更换签约公司后可以免费保留原号码（过去不可以，需要缴费）。

美日之间的这种不对等关系，虽然还谈不上宗主国和殖民地的地步，但有点类似明帝国与朝鲜王国的宗主国与藩属国架构。在明帝国建构的华夷秩序中，宗主国负责保证藩属国的国家安全，但并不深入干涉或全部包揽其内政外交，只要求藩属国“事大以诚”。日本今天的境遇，乖乖掏钱买单，忍受治外法权，采纳被“建议”诸事，却维系着“盟友”的招牌，堪称一种实质性的“事大”。明治维新的豪杰们殚精竭虑，要让日本和西方列强平起平坐，可惜一百多年后，仍不得不屈从于美国的强权。当然，这也算是咎由自取。

不过，日本人既然常常表现出极强的“自尊”，为何在美国人面前就可以放弃“自尊”？这是值得探究的现象。对此，评论家大宅壮一说：往好听里说，日本人是一个极富弹性的民族；说得难听些，日本人是没有骨头的民族。其实，曾喊着要“一亿玉碎”的日本人倒并非没有骨头，只是非常现实而已。很多人在和日本人打交道后的一个印象是“欺软怕硬”，另一个是“翻脸无情”，都体现出了日本人的高度现实感。

列出了一大堆在日美军的宗主特权，那么，日本到底是不是美国养的一条狗呢？屏幕的下方打出了制作人员的名单字母，节目就要结束，北野武和观众说了再见。

有的问题不必说出答案。

之三十八：欺软怕硬

日本人的劣根性中，这一条或许是最令人生厌和鄙视的。

某晚在车站，看到一辆出租车停下来，满头白发的老司机下了车，打开后门，试图推醒一个西装革履的男青年乘客。老司机大声叫着：“客人先生，客人先生……”男子始终如同酒醉酣睡般没有反应。我猜想他多半是装傻，就站下来看热闹。老司机连喊带推几十遍，只好回到驾驶席打电话报警。不出三四分钟，三名警察驾车赶到，老司机上前诉苦，一警察便走过来查看。就在此刻，奇迹发生了------男子双目睁开，生龙活虎地从座位上站起下车，仿佛一下子回了魂。我不禁莞尔，也证实了自己没有看错。生活中多加留意的话，类似故事或可一见，因为欺负弱者，畏惧强者，本来就是日本文化的特征。

东京的池袋附近是在日中国人活动较多的地域，一些日本右翼分子前些天在此举行反华集会，高呼：“支那人滚回去！”“支那人都是罪犯！”顺便，他们还抨击在日韩国人为主提出的争取外国人参政权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不管在日美军强奸了多少日本妇女，他们绝不会到美军基地前喊“美国佬滚回去”和“美国兵都是强奸犯”。对于美军或美国人在日本享有的超出日本国民之上的特权，他们也从未如此大张旗鼓地痛斥。看人下菜碟，莫过于此。

今天的银座依然是日本最具代表性的灯红酒绿的繁华商业区，然而，六十多年前，这里曾竖有一张巨型广告牌，上书“告新日本女性书”：“我们寻求新女性的率先协力，参加慰问进驻军的伟大事业。”实际上就是募集18-25岁的女性，为美国占领军提供性服务。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18日，内务省就用密电通知各地警察机构，着手为占领军筹建“慰安设施”。这是教人哭笑不得的日本式效率。尤其滑稽的是，这个官方性质的卖淫组织在皇居前的成立仪式上宣称：“我等并未有损气节或出卖灵魂，只不过尽不可免之礼仪，并履行条约中之我方义务（美国与日本签订的条约中并无要求为军队提供性服务的条款），为社会之安宁作出贡献。”该机构名为R.A.A，每名日本女性每天约“接待”15-60名美国士兵，直到美军因性病激增下令取缔。R.A.A的一大“成就”居然是为了治疗性病，美国首次将青霉素的专利卖给了日本公司。

在人类的武装冲突历史上，针对对方女性的性暴力是一种常态，近年来是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之一。约翰•道尔的《拥抱战败》中指出，在占领军“全体日本妇女都是潜在的妓女”的观点下，原有的日本人“野蛮残暴”的印象，被柔顺逢迎的女性形象所替代，日本的“慰安政策”对日后的日美关系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像日本这样主动“献身”胜利者的做法，特别是在进入民族国家时代以后，的确是最为独特的例子，或许只能从强者至上的文化角度来予以说明。

强者通吃，弱者受弃的价值观，在一定意义上是日本人拼搏精神的内在驱动力。可是，这种价值观极端化之后的另一面，就变成了欺软怕硬的恶习。今日的日本社会中存在很多针对弱势群体的福利设施和政策，舆论也对弱者加以同情甚至讴歌，但在本质上，日本仍然是一个强弱迥然，强者崇拜的体系，体恤弱者只是为了装点其文明程度。比如已经在日本中小学校园中常态化的“いじめ（恃强凌弱）”现象，文部省对之的定义是： “对比自己弱小的一方进行持续的心理、身体上的攻击，因对方深刻的痛苦而感到快乐”。被欺负的弱者没别的错，就错在弱；而强者欺负别人也无需更多理由，皆因其弱。至于孰强孰弱，只是一个现实的判断。人要现实点没错，整天世界大同四海一家的那是狂想症，但欺软怕硬又无疑现实得过了头，看似精明到家，却不知强弱总在变动之中，早晚免不了吃亏。

和日本往来，不宜轻易示弱，指望同情和理解总有点冒险。当然，我也决非在呼唤愤青，没有什么比战斗意志大于战斗力的人更虚弱了。要想和日本这样的对手平等交流，没别的捷径，只要你不是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