聪明人都去哪儿了？
为了找到食物，逃离战乱，躲避宗教和政治迫害，或者寻求经济机会，人类经常迁移。纵观人类历史，人们生活的区域还是相对较小的。《经济学家》2007年的一篇文章这样总结了人类迁移的长期轮廓：
无论你认为人类的历史是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的伊甸园，还是分散在今天东非大草原一带，很显然智人并不是一种天生的城市动物。初期人们的居住地最重要的是能满足找到食物的需要，而打猎和寻找吃的都得在农业区域。直到最后一次冰河时代快结束的时候，大约11万年以前，人们才开始建设可以称得上是乡村的东西，那个时候，人类已经存在了大约12万年了。大概又过了6000年，也就是今天被称为古代的时期，才出现超过10万人的城市。甚至在1800年，全世界也只有3%的人生活在城市中。而在未来几个月中，这一比例将超过50%，即使现在还没有达到。不论是对是错，智人已经成为“智城人英文原文为urbanus，为根据智人的英文创的词。——译者注”。1
这一趋势远没有结束。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到2030年，将有超过2/3的世界人口（44亿人）生活在城市中。
有些人说自从1960年以来，人口迁移的方式已经发生了改变，人们正在从城市和市区中心迁往郊区。这些人认为数以千万计的人们离开城市已经改变了农村迁往城市的浪潮。的确如此，因为郊区有更新的住房、更新的基础设施和更好的生活质量。3这毫无疑问加速了阶级和种族的重新划分，使人们更加依赖汽车，也带来了更多的消费和全新的生活方式。
但是与这一趋势背道而驰的是全球的城市化浪潮，以及美国出现的显著的回归城市的浪潮。中产阶级化的强大过程已经席卷了城市，把阁楼、公寓、历史遗迹保护、新的餐馆、零售店和夜生活重新带回城市。有些人预言这一趋势将会退潮，因为最初推动中产阶级化的人们已经买不起那儿的房子了。
根据顶尖的人类学家和政治社会学家的观点，这两种相互竞争的浪潮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人们根据价值观、文化和政治重新“分类”的过程。最精确地捕捉到这一矛盾的人可能是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他使用了两个象征性的美国人物来说明：一个是喝卡布奇诺的“布尔乔亚—波希米亚族”(也简称为波波族)，另一个是郊区的“院中人（Patioman）。”
才能迁移
2006年，我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文章指出，现在世界正在进行更为重要的人口重组：拥有高技能、高学历和高薪的人大量移居到少数大都市区域，与之相应的，传统的中低阶层则从大都市迁出。这种人们根据经济收入潜力在地理上的重新分布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我称之为才能迁移，把吸引这些人的区域称为才能都市。
才能迁移最好的证据是大学毕业生在地理上的分布日益集中。根据哈佛大学的爱德华·格莱泽(Edward Glaeser)和芝加哥大学克里斯托弗·贝里（Christopher Berry）的研究，1970年美国人才资源的分布相对平均。5全国25岁以上的人口中有11%拥有大学学历，在美国一半以上的城市中，这一数字都在9% 到13%之间。这一数值最低的城市是克利夫兰，只有4%；底特律和圣路易斯稍好一点，都是6%。这一数值较高的城市是旧金山，而华盛顿特区以18%排在第一位。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拥有大学学历的美国人的比率翻了一番还多，在2004年达到27%，而这一增长并没有平均分布。例如，超过半数的旧金山地区居民拥有大学学历。全国有五个地区的大学毕业生比率都超过了45%。在华盛顿特区，几乎所有人都有大学学历。然而像底特律和克利夫兰这样的地区并没比三十年前好多少 ——分别是11%和4%。2004年，全国有12个大都市区域的大学毕业生比率小于20%，其中的几个地区甚至小于10%。
研究生的分布也有相似的趋势。2004年，在华盛顿特区和西雅图有超过20%的成年人口有研究生学历，克利夫兰有5%，底特律有4%，纽瓦克只有2%。在繁华城市的闹市区，受过高等教育人口的集中趋势更为明显。2000年，芝加哥中心区域和曼哈顿的中心区域有超过2/3的人口有大学学历——这一水平通常在发达的郊区才能出现。6许多更老的工业城市的郊区和农村落在了后面。更为明显的是，单身人口正在加速涌入这些才能都市（这些地方聚集着受过高等教育和高收入的人群）。尽管如此，他们往往过得很寒酸，直到获得成功或者是被高昂的生活成本逼得离开。
才能迁移也体现在地区收入差别中。过去的一二十年中，高收入家庭急剧地向才能都市集中。2006年，加利福尼亚州的圣何塞的中等家庭收入是86 638美元，华盛顿特区是78978美元。相比之下，新奥尔良和俄克拉荷马城的收入则低于50 000美元。如果再看看人口少于100万的城市，那么差异会更加明显。得克萨斯州的麦卡伦的中等家庭收入是28 660美元，布朗斯维尔是27 672美元。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人们喜欢生活在才能都市中。确实，很多才能都市都是令人愉快的地方，那里风景美丽，生机勃勃，充满乐趣，但同时也很拥挤，人口稠密并且物价很高。
这种情况有基于经济方面的更为深刻和根本的原因。最有才华和抱负的人越来越需要住在才能都市之中来实现他们的经济潜能。有才华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聚在一起会产生强大的创新和增长的效应，本书第4章将会说明这一点。能够把各种有才华的人聚在一起的地方，它的经济增长率将会加速。许多企业家、投资家、工程师、设计师和其他聪明有创意的人在工作和生活中会碰撞出商业创意，这些创意被细化之后得以实施，而且如果成功的话，将会被推广普及。人们越聪明，联系越紧密，发展的速度就越快。这就是聚集力量的倍增效应。
靠近聪明人
除了能够靠近聪明人和他们的创意，才能都市相对其他地方还有一个更大更显而易见的优势：高起点。由于一些历史原因，比如有优秀的大学，才能都市起初有相对集中的人才。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才加入进来，不仅仅经济总量会增长，而且个人收入和机会也会增多。
当然，机会对于所有人并不是平等的。在人类的历史中，通常人口增长也意味着经济增长。在农业经济时代显然如此，因为人口增长意味着有更多的人在农场中工作。在工业经济时代也是如此，人口增长意味着有更多的人可以在工厂中工作。在这两种情况下，人口增长都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经济增长也意味着机会会增加。
才能移民把长期的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切断了。科技的进步，贸易的增长，以及日常生活外包的可能，使高技能的人们可以更少地依赖缺乏技能或低技能的人。
今天，最重要的事情不是人们住在哪里，而是最有技能的人们大多住在什么地方。最有能力的人居住在一起的回报实在太高了，而且他们的收入增长很快，所以这些人持继续推高房地产价格（我将在第8章中讨论这个问题），并且过着传统的中产阶级工人和家庭不能接受的高成本生活。随着传统的中产阶级家庭被更小、更高收入的住户取代，即使经济在增长，人口还是可能下降的。美国和世界上最成功的城市和地区中富余的、高流动性的人将越来越多，他们的生活水平很高，住在远方的下层服务工人会满足他们的日常生活需求。
结果将会是这样：才能移民把世界分割成两类地区，它们的经济前景截然不同。一小部分才能都市将吸引绝大多数的四海为家的高技能人员，他们将发现收入和房价攀升，其他人则要经历完全相同的情况。随着居住价格和生活成本上升，一些今天的才能都市最后可能会落后，我们也可以由此推断，一些城市区域和其他地区的经济差异将会继续扩大，甚至还有可能加速，这就是人才汇聚的滚雪球效应。
沃顿商学院的经济学家约瑟夫·吉尔科（Joseph Gyourko）说：“这种地点上的重新选择”，将会影响美国的根本情况，这种影响将会和19世纪晚期人们从农村涌入城市所产生的影响一样。”7他让我们想象一下，在未来的社会，人们只与有相同教育、经济和心理背景的人交流。“在都市中，因为收入差异人们已经产生了比较严重的隔离问题，”他写道，“但如果在大都市中的每一个人都和我所居住的社区中的人们一样有钱并拥有高技能，情况会如何呢？”
吉尔科的问题，再加上我自己的问题：四海为家和故土难离的两类人之间越来越大的差异会怎样影响社会结构？如果富裕的城市对于有着不同背景的人们是排斥的，我们怎样保持多样性？随着美国变得越来越多极化，一些人向一端移动而大多数人呆在另一端，怎样才能确保美国仍然是一片机会之土？
四海为家与故土难离 自马克思以来，阶级已经成为所有社会的决
四海为家与故土难离
自马克思以来，阶级已经成为所有社会的决定因素。高薪人士与普通工人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占世界1% 的最富裕人口所占经济产出的比重越来越多，对于此类问题的研究已经有很多了。
但还有一个观察经济财富差距日益扩大的角度很少有人触及，那就是地点的重要性。
我从地理范畴来考虑社会经济中的阶级，把它们简单地分成两种，四海为家者和扎根故土者。四海为家者愿意而且有能力和资源，去寻找并迁移到最能发挥他们才智的地方。他们并不是生来就喜欢漂泊，他们也不是生来就富有。四海为家的人们明白，对经济机会的追求使他们必须四海为家。
出生在匈牙利的投资大师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曾经说过，如果呆在家乡他很可能一事无成，因为他的家乡缺少能让他施展才华的舞台。他移居美国以后，他的过去就是历史了。
今天，大约有2亿人口——全世界每35个人中就有1个人——生活在出生国之外的地方。而且第一代和第二代国际移民的后代越来越多。已故的《纽约时报》作家赫伯特·马斯卡姆（Herbert Muschamp）将这些数量日益增长的四海为家的人称作 “全球游牧民”。不论怎样称呼，在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一些城市区域中，在国外出生的人已经占到40%。我的课堂就是这个高度流动社会的一个完美缩影：我的学生来自欧洲、日本、中国、印度、南美和非洲——当然还有加拿大和美国本土。
扎根故土的人数更多。有一些人当然运气很好，一直生活在经济繁荣、机遇很多的地方。但也有许多人实际上被困在了资源有限，经济落后，机会越来越少的地方。当然，有人生来贫困，没有办法离开故土。
但并不是所有故土难离的人们都是因为经济环境，有些有能力的人也植根故土。他们对于生活很满足，即使他们知道在其他地方或许能够过得更好。这不是坏事，研究表明：靠近家庭和朋友们，而且经常拜访他们能提高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我应该留下来还是离开？
当社会学家讨论流动性的时候，他们通常是指社会经济学意义上的流动性，即人们是否能很容易地在社会经济地位的层级中流动。但我的研究和个人经验使我相信，社会经济学上的流动性和地理意义上的流动性相互联系，并不互相排斥。
2007年谢菲尔德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地点在我们的社会地位、健康状况、教育选择和经济意义上的流动性上发挥着重大的作用。研究表明，出生在相对劣势地区的人们往往在随后生活的各个阶段都会带着这种早期的劣势。该项研究的负责人之一贝森·托马斯（Bethan Thomas）说：“在你生活中的每一步，你的机会都会受到限制，当然这不是决定性因素，确实有很多来自欠发达地区的人们完成了生命中的跳跃，这种麻烦在最具优势地区的人们是不会碰到的，但这种例子往往是特例。”研究人员发现，高于和低于平均水平的区域数量很像一条钟形曲线也称做正态分布曲线。（贫穷和富裕区域在曲线两端，而大多数区域分布在两者中间）。今天我们的地理位置可以分为明确的两类，一类是不发达的，一类是发达的。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们总结说，这种阶级的地理分布更为清楚地反映了“你的居住地能够决定你从摇篮到坟墓这一生的机会。”今天，居住地与种族、教育、职业和收入一样，成为划分“拥有者” 和“不拥有者”的界线。在过去，一个人的地位主要是由他们出生在何处决定的。在今天这个高度流动和相互联系的社会中，一个人一生的机会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他们迁移和重新定居的能力的影响。
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已经开始关注四海为家和植根故土这两类人了。流动性高的这一类人往往受过很好的教育，职业要求他们经常迁移。其中也包括年轻人，因为他们可能是这些四海为家的人的家人或者好朋友，他们将从迁移中得到更大的收获。
尽管如此，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很少想到迁移。谁能有时间和能力去评价每一个候选地点的优劣呢？只有到了紧要关头，大多数人，借用耐克的一句话，“做就是了（Just Do It）”。有些因素最终会起决定性的作用，比如在另外一个城市有一个很重要的人、更好的家、更有吸引力的工作和将过去一笔勾销重新开始的希望，我们告诉自己远方可能风景更好，这样我们就会很快作出决定。我不是信口开河，心理学家和行为经济学家对此进行过研究，发现确实如此。我们大多数人都过高地估计了迁移的好处，一头猛扎进去。
在一档很流行的电视节目《超级制片人》(30 Rock)30 Rock是洛克菲勒中心的简称，该片中文也译作《我为喜剧狂》。中有一集很有意思，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女主角利兹完全融入了纽约的生活，但是她来自克利夫兰的新男友拒绝了到纽约工作的晋升机会，而准备在当地的律师事务所找一份工作。于是利兹决定去克利夫兰看看。他们住在闹市区,沿着克利夫兰河边的休闲娱乐区散步，参观了克利夫兰摇滚名人纪念堂。人们很友好，跟他们打招呼，问长得很普通的利兹是不是模特。吃晚饭的时候，当地一家电视台的执行官问利兹是否愿意主持一档早间的烹饪节目。邻居们都很友善，房价也适中。他们回到纽约之后，满脑子想的都是克利夫兰的生活会有多美好。他们关于克利夫兰生动的记忆和他们回到位于大苹果。指纽约。的家所经历的各种不愉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全副武装的警察守在地铁的入口；人们在路上推推搡搡；一个陌生男人对着利兹吐唾沫。她的男朋友接受了克利夫兰那家律师事务所的工作，他觉得很兴奋并要求利兹也去克利夫兰。经过长时间焦躁不安的考虑，分析这一行动对她的职业和社会生活的意义，利兹觉得放弃纽约提供给她的充满前景的工作和其他一切将是愚蠢的决定，不论是好是坏。
我不能判断利兹做得对不对。对于利兹的男朋友来说，这个选择看起来相对容易。为什么不放弃一份已经没有前途的工作和高额的房租来换取薪水更高的职位和更低的房租呢？
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移民都不是主动的，他们为了躲避战乱，逃脱政治和宗教迫害，或者寻找工作机会。甚至直到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大多数人——白领和蓝领们 ——迁移的目的都是为了工作机会。实际上人们没有太多选择，蓝领工作都集中在资源型城市和交通枢纽。对于白领而言，他们是公司的人，上级要求他们去哪，他们就得去哪。在上世纪70年代，IBM的员工开玩笑说，公司名字的意思就是“我已经换地方了（I′ve Been Moved）”。这个笑话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真实的情况，而且不仅仅适用于这个电脑巨人，也适用于其他公司。
今天，更多的迁移是主动的选择，在发达国家中只有少数人被工作束缚。根据美国普查局的迁移人数和迁移原因数据，只有少部分人选择“新工作和工作变动”作为他们迁移的主要原因。
在一个永远不会回来的 那年的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