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第一课
新学年伊始，《南方都市报》对奥巴马的“开学第一课”作了显著报道和深度评论。这样做的目的，首先是传达了一个信息：美国人要求自己的总统一定要分清宣传和教育的界限，要在教育上保持价值中立的态度。否则，他们就会对奥巴马的电视讲话进行抵制。除此之外，在这条信息的背后，好像还有如下含义：美国公民呵护教育、抵制宣传的勇气和精神，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具有一种启蒙作用。也就是说，要明白教育的真谛，首先要有区分宣传和教育的能力。
但是，如何才能把教育与宣传区别开来呢？这对于早已把教育纳入宣传轨道的国家及其国民来说，实在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于是我想起了已故社会学家潘光旦。
早在1940年，潘先生就在《宣传不是教育》一文中说：真正的教育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必须承认每一个人都有一种“内在的智慧”。与此同时，每一个人都有使用这种智慧应付环境、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迷信宣传的人却认为智慧是少数人的专利，只有他们才有“改造社会、拯救人群”的理想、才能和智慧，其余绝大多数人只能接受他们的领导，顺从他们的意志。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当宣传者把自认为重要的理论和见解编成一套简洁的说法或口号以后，其他人就只能按部就班地学习和执行了。
潘文发表后，触动了当局的敏感神经。于是昆明版《中央日报》马上发表社论，强调宣传就是教育。为此，潘光旦又撰写《再论宣传不是教育》，进一步表达自己的意见。他在这篇文章中说：教育与宣传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注重启发，后者依靠灌输。但是当前从事教育的人却将二者混为一谈。于是所谓教育就成了宣传；所谓教师，就成了宣传家，所谓学校，就成了“宣传家勾心斗角出奇制胜的场合”。至于教育界本来应有的思想独立、学术自由等品质，则无从谈起。拿这个标准反思当前的应试教育，真让人不寒而栗。
两年后，潘光旦看到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阿尔杜斯·赫胥黎的新著《目的与手段》，其中有关教育的论述与他不谋而合。于是他把这些内容翻译出来，取名《赫胥黎自由教育论》交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出版后纳入了“新中学生文库”。阿·赫胥黎是《天演论》作者汤姆斯·赫胥黎的孙子。他说：“生活总须运用智慧，而智慧的运动必须自由”。但是，由于独裁政治需要绝对服从，因此“在独裁政府的眼光里，自由的智慧或智慧的自由是最大的敌人。”基于这一原因，独裁者“总是千方百计地把智慧压制到一个不能动弹的程度”，而宣传就是压制智慧的“不二法门”。他还说：
在独裁政治的国家里，一个人从孩提的年龄起，就成为宣传的对象，好比他成为国民训练的对象一样。他的全部的教育过程事实上不是教育，而是宣传。及其一旦脱离学校，加入社会，他又进入了报纸、电影、读物、与广播电台所合组的一个天罗地网，而这些东西又无一不受政府的控制，无一不是上好的宣传工具。再过几年以后，我相信这工具的清单里，也就是独裁者的武库里，还须添上一项电传照相，以至于电传的印刷机，凡属机关、家庭、公共场所，概须置备一具，从此，政府要传达谕旨，宣扬德意，可以比置邮传命还来得快，来得普遍。
正因为如此，他认为在独裁者眼里，那些“善于盘诘的自由的智慧”最不利于他们的统治。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宣传，让大家不要思考，不要怀疑，不要盘问！可以设想，如果赫胥黎生活在电视时代，看到独裁者对电视传媒的控制，肯定会有更痛切的感慨。
基于上述认识，赫胥黎告诫人们：一定要让青少年“知道报纸、广播、影片所给我们的刺激，就其中一部分以至于大部分而言，是微笑里藏着的刀，蜜口中含着的剑，是饵底的鱼钩，是图穷的匕首，是广告家与宣传家的无上工具。”要想抵御这些外部刺激，除了相信自己的力量外，还要有解析的技术和质疑的能力。比如面对一个“春眠初醒”的妙龄女子为牙膏所做的广告，应该知道这个女子其实和牙膏的好坏没有任何关系；面对国家、民族等概念，要明白它的真实含义；面对宏伟的建筑、冠冕的讲话、堂皇的文告以及严密的组织、高超的效率，也要看到它们与独裁政体并没有必然联系。这种解析的技术和质疑的能力，其实是一种“智慧的防身术”。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赫胥黎希望学校能把这种“智慧的防身术”教给青少年一代，但是他也明确告诉人们：当大部分学校由国家直接控制的时候，这种希望很难实现……
徐志摩心目中的理想教育 日前，一篇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文章在网
徐志摩心目中的理想教育
日前，一篇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文章在网上广为流传。文章标题是《教育界诚信坍塌，中国知识精英遭集体考(拷？)问》。该文指出：高考舞弊和论文造假事件层出不穷，表明“校园诚信的沦陷”。于是大家不禁要问，中国教育为什么会使我们的学生、教师甚至大学校长置诚信于不顾？
“校园诚信的沦陷”，除了社会体制外，主要是教育出了问题。为了说明这一点，不妨看看已故社会学家潘光旦的意见。潘先生说：人都有一种内在的智慧，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启发这种智慧，让每一个人具有应付环境、解决问题的能力。受潘先生启发，我以为如今只重视知识灌输的应试教育，就是不承认人具有这样一种内在的智慧。这种教育不仅与潘光旦意见相左，与蔡元培、爱因斯坦也格格不入。蔡元培说：所谓教育，就是要帮助学生塑造人格、发展能力，而不是把他“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爱因斯坦也说：我们“应当反对把个人当作死的工具来对待”。由此可见，如果我们的教育总是把学生当作“死的工具”或“特别器具”，像填鸭子似地对他们进行知识灌输，那么他们人格就会扭曲，他们的智慧就会异化。如今校园里盛行考试作弊，就是这种扭曲、异化的结果。
面对乱象横生的中国教育，我很想知道真正的教育是什么模样。最近看到徐志摩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的文章，才略有所悟。徐志摩是1925年10月出任该报编辑的。1926年月1月14日，他编完美国大学教授利卡克的文章———《我所见之牛津大学》以后，又写下《吸烟与文化》一文。那是一个视吸烟为文明、为时尚的时代。因此徐志摩开门见山说：
牛津是世界上名声压得倒人的一个学府。牛津的秘密是它的导师制。导师的秘密，按利卡克教授说，是“对准了他的徒弟们抽烟”。真的在牛津或康桥地方要找一个不吸烟的学生是很费事的———先生更不用提。学会抽烟，学会沙发上古怪的坐法，学会半吞半吐的谈话，———大学教育就够格儿了。
正因为如此，利卡克教授在文章中表示：我如果有钱办学堂的话，第一件事就是造一间吸烟室，其次是造宿舍，再次是造图书室，最后有钱没处花的时候，再造课堂。
记得罗家伦担任清华大学校长时，首先要盖图书馆。为了吸引同学们到图书馆读书，他主张图书馆要比学生宿舍还舒适。没想到利卡克首先要盖的是吸烟室！至于教室，几乎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这种匪夷所思的观点，让人难以接受。
徐志摩在英国剑桥生活过两年，并写下脍炙人口的《再别康桥》。为了替利卡文作些解释，他在文章中继续写道：“我不敢说受了康桥的洗礼，一个人就会变气息，脱凡胎。我敢说的只是———就我个人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我在美国有整两年，在英国也算是整两年。在美国我忙的是上课，听讲，写考卷，……在康桥我忙的是散步，划船，骑自转车，抽烟，闲谈……”
这段话告诉我们，真正能让人睁开眼睛、热爱知识，从而脱胎换骨的是崇尚吸烟、聊天的英国教育和英国文化。相比之下，忙于上课、听讲、考试的美国教育却一无是处。徐志摩还说：英国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它那“有组织的生活”与“有活气的文化”，是牛津与剑桥造就的，它那伟大的政治家、学者、诗人、艺术家和科学家，是这两个大学“熏出来的”。这就是为什么利卡克教授要把吸烟室视为学校的第一需要，徐志摩认为只要“学会抽烟，———大学教育就够格儿了”的缘故。
据利卡文说，牛津大学还是个奖励天才，同时也能接纳平庸、容忍愚拙的地方。只要你在牛津呆几年，就会得到一个学位。这学位对于“愚拙学生”来说，“不过是表明他在这里住过，在这里呼吸 过 ，并且没有下过监牢。……但是对于有天才的学生，牛津却给他们很大的发展的机会。”
总之，真正的教育究竟是知识的灌输，还是人格的熏陶？究竟是“头悬梁、锥刺骨”的痛苦经历，还是应该在闲谈和散步中完成？这的确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教育理念。它们的区别是：前者认为智慧是少数人的专利，这些人具有“改造社会、拯救人群的理想”和才能，而绝大多数人只能接受他们的“灌输”，顺从他们的意志 (潘光旦语)；后者认为每个人都有独立的人格，内在的智慧。
自由之精神
自由之精神 独立之人格 陈寅恪
整整40年前，即1969年10月7日，79岁的中国国学大师、“教授的教授”陈寅恪先生，在“文化大革命”的凄风苦雨中，于广州中山大学含恨离开人世。临终前，他的眼角不断流泪，没有留下只言片语。
一代宗师陈寅恪的学人生涯极富传奇色彩。
他出身于清末官宦世家，传统学养深厚。1902年，年仅12岁的陈寅恪东渡日本，开始了长达20余年的国外游学。他曾在数所欧美名校拜师求学，不但掌握了英、法、德、日等欧亚大语种，而且具备了阅读蒙、藏、满、梵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多种古今语文的能力，尤精于梵文和巴利文。这为他后来的教书治史奠定了无与伦比的基础。
坚持中华文化本体论
身无一张洋文凭的陈寅恪，1925年回国后的次年，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
在那个西风东渐的时代大潮里，陈寅恪却坚持中华文化本体论，“国可以灭，史不可断”，从西方带回了研究东方学的现代科学方法。史界论者公认，他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探究史料），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从史实中求史识，“见真实而供鉴诫”，成就超越了乾嘉学者，开历史考据学一代新风。
陈寅恪先生的研究成果，影响早已远及世界。西方权威的《剑桥中国史》就引用了他的隋唐制度和政治史观点。苏联领袖斯大林50年代初曾对来访的毛泽东特别提及，读过陈寅恪的史学著作。
1948年底，陈寅恪离开北京，与大学者胡适同机抵达南京。但陈寅恪没有去台湾，而是选择留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从此终其一生，他既不跨海入台，亦不过岭南一步。
“党家专政二十年，大厦一旦梁栋摧，乱源早多主因一，民怨所致非兵灾”，陈寅恪对蒋家王朝已经完全看透，完全失望。然而在红色政权的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他亦感觉到政治空气的压抑与不自由。他在诗中曾流露出彼时真实心情：“留命任教加白眼”；“剩有文章供笑骂”；“闭户高眠辞贺客，任他嗤笑任他嗔”。
心系文化中国存亡绝续
早前，北京当局1953年曾聘请陈寅恪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他却提出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一：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请毛公（毛泽东）或刘公（刘少奇）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公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不识抬举”的陈寅恪终于不得不放弃了“传道授业解惑”的讲台，并在“大革文化命”的岁月里戴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被迫不停地写检查。但是，他始终坚守着学者的风骨和气节，一以贯之，直至生命的终点。
晚年，早已双目失明后又膑足的陈寅恪坚苦卓绝，锲而不舍，穷十年之功，完成《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巨著。助手黄萱曾感慨：“寅师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不唯上，不崇洋，不媚俗，只唯实。秉持这种特立独行的品格和独立自由的追求，心系文化中国存亡绝续，陈寅恪便注定在这社会大动荡、价值大颠覆的岁月，在寂寞的精神世界里和艰难的人生道路上踽踽独行。诚如其诗所云：“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
中国再无此等大师
近十数年来，中国大地掀起了一股陈寅恪热，各种传记、文集、研究文章如汗牛充栋，年轻学子纷纷以不知陈寅恪为耻，一时“陈寅恪现象”蔚为大观。
其实，真能读通陈寅恪学术专著乃至诗词者，包括笔者，恐怕百无一二。那么，陈寅恪的魅力究竟何在？这可从先生的传奇经历、学术精神、人格力量，以及对民族文化命运的终极关怀等方面寻找答案。对中华文化重新光耀天下的期许，对“大师之后无大师”的感叹和焦虑，对陈寅恪式的文化巨匠、思想巨匠重现神州的憧憬，大约都是这一文化盛景的注脚。尤其是先生那旷世罕有其俦的博大精神世界，更令无数后来人动容、景仰和崇敬。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陈寅恪固不可复生，然而他留下的学术著作、治学思想和精神追求却可传之久远；陈寅恪的身心痛史更足令后人时时警悚深思。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年间，不但赢得了民族独立，捍卫了国家主权，而且初步实现了经济繁荣和国家富强。展望百年社会转型的未来，我们期待着，陈寅恪的后来人，人人能够永远避免陈寅恪式的悲剧重演，学术独立、思想自由不再被视为“大逆不道”或“异端邪说”；我们期待着，陈寅恪的后来人，人人能够真正享受制度保障下的各项公民权利和人格尊严，“独立自由”地探索真理并受到全社会的尊重，而不再遇到莫须有的阻碍或禁区；我们期待着，陈寅恪的后来人，更多的学者能够像陈寅恪那样淡泊名利，胸怀“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的使命感，坚守中华文化的本原，使之发扬光大，实现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复兴。
整整80年前的1929年，陈寅恪为国学大师王国维撰写了被他自己视为毕生所持座右铭的墓志铭。在先生四十周年忌日之际，让我们再一次重温并牢记这字字千钧、掷地有声的黄钟大吕之言——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寅恪先生精神不死！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