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中国人的冷漠
如果说中国人的耐心是举世无双的话，那他们则更是出了名的冷漠。我认为这同样是社会环境的产物。这里有个再明显不过的例子作为对照。英国名著《汤姆求学记》中有这样一个场景，汤姆·布朗临行前，母亲嘱咐他“要抬头挺胸，直截了当地回答别人的问题”，然而中国母亲对儿子的临别嘱咐却往往是“少管闲事”。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身处一个法律不保障个人权益的社会，不关心公共事务总是比较保险，对中国人来说这是冷漠吸引人的一面，西方人则难以认同。
但我觉得这种差异并非与生俱来，而是与中华文化相适应的产物，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产生并遗留下来的，而后人则接受着这种旧观念的熏陶。Taine（美国自然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译者注）曾说过恶行和美德好比硫酸和砂糖。若非持有这种绝对的观点，我们仍会认同多数人的看法，即认为任何美德都是 “好的”，值得受到整个社会的广泛推崇，并极有可能将它作为生活中的一般准则。
中国人固守的冷漠态度就像是英国人随身携带的雨伞一样，因为风云多变的政治气候总是暗藏危机，这对于那些管得太多的人来说终归是一种潜在的威胁，换言之，中国青年和外国青年一样都热心公益，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也有热血志士，他们也热衷于“参与公共事务”。但等这些年轻人到了25~30岁之间的某个时候，大家全都变聪明了（中国人叫做“学乖了”），变冷漠了，而冷漠是判断一个人是否老练和有教养的重要标准。有的人自然而然就学会了冷漠，有的人则是在手指被灼伤一两次后才习的的。所有的老人都行事谨慎，因为所有曾经行为不羁的老家伙都已经受益于冷漠，他们要在这个个人权益不受保障的社会里生存下去，在这样的社会里，把手指头烫伤一次已经是足够倒霉了。
因此，在个人权益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冷漠也就获得了自己的“生存价值”。一个人太热衷于公共事务（或者中国人所谓的“闲事”）是非常危险的。邵飘萍和林白水这两位中国最勇敢的记者在1926年被东北军阀（张作霖，译者注）枪毙，甚至都没经过任何审判，其他记者自然会从中学会冷漠，开始“变聪明”。在中国，所谓的最成功的记者，是那些对生活，特别是对当下最迫切的社会问题没有任何自己看法的记者。他们又能做些什么呢？人们只有在个人权益得到保护的情况下才会热心公益，这时，大家只需注意诽谤法（国外把保护名誉的法律通称为“诽谤法”，译者注）。但当公民权益都得不到保护时，人们自我保护的本能便会告诉自己，莫谈国事才是对自己人身自由的最好保护。
换言之，冷漠并非一种高尚的美德，而只是一种社会态度，人们因为得不到法律保护而把它当作必需。冷漠是一种自我保护的表现，如同乌龟进化出龟壳。中国人的漠视眼神举世闻名，但这只是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在很大程度上这要归咎于中国的文化和中国人的自我约束。中国的强盗和土匪就是这一论断的事实依据，强盗和土匪无需仰仗法律的庇护，因而没有进化出冷漠的外壳，他们是中国社会中最具侠义心肠和公益精神的一个群体。这种有中国特色的骑士精神，以“豪侠”为名义，与白话小说《水浒》有着必然的联系。读者通过阅读小说，感受着这些好汉的生活与冒险，通过小说间接得到快感。这就像Elinor Glyn（英国小说家，性爱小说的先锋，译者注）受到追捧是因为她背后有大量美国老处女作为她的拥趸一样。因此，强者是这些富有公益精神的人，因为他们敢承担管闲事的后果，而弱者自然是剩下的大多数，他们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不搀和时事。
回顾中国历史，我们也能惊奇地找到佐证。中国的魏晋时期，文人因不关心国家事务而受推崇，结果使国力渐衰，导致中国北部被北方蛮族征服。魏晋时期的文人热衷于饮酒和聚众“清谈”，沉迷于道教的神话，梦想找到吃了能长生不老的仙丹。这一时期是自周朝和汉朝以来，中华民族在政治上的最低点，也代表了一个时代衰退的终结，此后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第一次被蛮族统治。中国人这种对国事不闻不问的冷漠态度算正常吗？如果不正常，那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现在这种局面？历史给了我们答案。
直到东汉末年，中国的文人才开始摒弃这种冷漠的态度。事实上，在这个阶段的政治批评达到了高潮。一些主要的文人和“太学生”都积极参与有关时政问题的讨论（一般叫聚众清议，译者注），参与讨论的人有三万多，他们对朝廷政策和任人唯亲的选材手段进行大胆批评，这是要冒着惹恼宦官和皇帝的风险的。然而，由于没有相关法律的保护，这场清议运动在宦官的强势镇压下结束了。有些文人连同他们的整个家族被杀害，有的被流放或锒铛入狱。这一事件发生在公元166~199 年，被叫作“党锢”。党锢之祸的影响程度之深，范围之大，以至于整个清议运动从此以后戛然而止, 之后党锢之祸的消极影响一直持续了一百多年。党锢之祸随之而来的是文人们对国家事务的漠不关心，这些人开始沉迷于美酒、女色、诗词和道教。有些文人隐居山林，自己动手修建没有门的泥砖房，从窗口拿别人送来的食物，就这样一直到最后老死。还有些文人化装成樵夫，并恳求亲戚们不要登门拜访，以免自己被人认出来。
随后又出现了七个诗人，或曰“竹林七贤”。其中一个伟大的诗人叫刘伶，他嗜酒如命，常常好几个月都是一副醉醺醺的状态。刘伶乘鹿车时，手里常抱着一壶酒，拿着一把锹，随身跟着一个掘墓人，上路之前就对他说：“我什么时候要是死了就随便找个地方把我埋了”。但大家都尊敬他，都说他“聪明”。其他文人有的隐居田园，有的声色犬马，有的放浪形骸。另一个叫阮咸的大诗人与家里的女仆关系暧昧。有一回他在外听人说自己的妻子把女仆打发走了，他立马就从朋友那儿借了匹马，快马加鞭赶上了女仆，当众将她抱上马背。这些人因他们的聪明而受人尊敬。人们对这些人的景仰，犹如小龟羡慕老龟的厚龟壳一样。
我们似乎已经找到了中国人态度冷漠的病灶，同时也了解了产生这种冷漠的根源，众所周知，这种冷漠使中国人不能有效地组织起来。而解决问题的办法似乎也很简单，即制定法律，保护民权。但好像没有人有足够的远见能看到这么做的长远影响。没人要求这样。也没人真的想这样。
作者：林语堂 译者：周松涛
林语堂：说不定我也同样爱我的国家 1934年，林语堂开始用
林语堂：说不定我也同样爱我的国家
1934年，林语堂开始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第二年由赛珍珠的出版公司在美国发行，9月出版，到年底时已再版了7版，登上了美国畅销书排行榜。其后被译成多种欧洲文字。普遍认为，这本书让西方人知道了何谓“中国文明”。起先以为他是写给西方人的，但他对祖国爱之深，责之切之心浮然纸上。或者更确切地表述，是林语堂在自序里的说法：“我堪能坦白地直陈一切，因为我心目中的祖国，内省而不疚，无愧于人。我堪能暴呈她的一切困挠纷扰，因为我未尝放弃我的希望。”
赛珍珠是促成《吾国与吾民》的幕后人士。“当时西方人了解中国，一种方法是直接到中国来看，另一种是透过到过中国人的写作。但赛珍珠认为，所有人在叙述中国的时候，不是太包庇中国，就是太苛责中国人了。她觉得能够跳出这两种态度，能够持平而宏观地来看中国，并且有很好英文能力的人，非林语堂莫属。”林语堂研究专家，曾担任中国台湾林语堂故居执行长的林明昌博士告诉本刊记者。赛珍珠作为一个与中国保持若即若离关系的作家，对中国有一些尖锐但不失为真实的感悟，她对当时中国思想界的观察写在《吾国与吾民》的序中：“新时代促各种学说乘时而兴，纷纭杂糅，几乎扯碎了青年们的脆弱的心灵。他们被灌输一些科学知识，又被灌输一些耶稣教义，又被灌输一些无神论，又被灌输一些自由恋爱，又来一些共产主义，又来一些西洋哲学，又来一些现代军国主义，实实在在什么都灌输一些。侧身于顽固面守旧的大众之间，青年知识份子却受了各种极端的教育。精神上和物质上一样，中国乃被动地铸下了一大漏洞。”她觉得这种矛盾的情况造就的游移不定的青年，很容易接受许多革命领袖的宣传，认为所谓中国之落伍，是出于外国的政治和物质的势力伸入的缘故，而把一切原因归咎于外国的侵略。却忘记了中国历来的时局变动实与外国不甚相干。“一个革命领袖往往当他地位一旦巩固，即变成保守而腐败起来，不殊于旧式的官僚。”她觉得这其中的原因存在于中国内部，而爱国智识青年却自顾自地分为二途：“其一抑郁沮丧于国家之现状，其一则欲掩盖其实况于外人。”直到赛珍珠从英文期刊上看到一个人的文章议论大胆、新鲜准确，自然优雅，注意到作者林语堂的名字，觉得这正是她梦寐以求的合作人选。
在林语堂在上海的家，赛珍珠和林语堂一拍既合。因为林语堂也正想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说一说我对中国的实感”。林语堂接下写作任务后，度过了十分辛苦的10个月，因为期间他还要办多本杂志，他的女儿在回忆录中写到他每天清晨既写，孩子们被母亲隔离于父亲的书房，她们只能从锁孔中以窥一二。林语堂有时两页，有时四五页，最后一天写了19页，在庐山脱稿。他设想超越国家、民族与语言的隔阂，写一部有关中国社会、文化和生活哲学的著作，让更多的西方人对中国人及其文化有比较客观、全面的认识，他也做到了。赛珍珠在序中说“终于有了一本书满足她一切热望的要求”。林语堂在和赛珍珠的合作上吃了大亏已是后话，一般图书出版作者是拿10%左右的版税，而赛珍珠代理林语堂的书却拿了50%，并且版权还不属于林语堂。林语堂和她打官司，她打电话给林太乙问，你爸爸是不是疯了？
“在 1930年代，中国文化人面对中国的文化现象和状况是相当尴尬的。”林明昌说，“那时候，最早留学东洋和西洋的人陆续返国，相对他们所了解的日本和西方国家，当时的中国各方面都不如人意。不仅是科技和工业，还有文化，艺术，各个方面都比较落后。这种感觉使得所有中国知识分子要想向世界介绍中国的时候，都有种强烈的焦虑。面对西方，他不能用檄文的态度来论述中国，一个客观原因是，如果中国那么差的话，那西方人肯定没兴趣关心了解了。他也不想写想象中的理想中国，那又太过矫情，这种焦虑感很强烈地投射在《吾国与吾民》中。”
就像他曾经的朋友鲁迅一样，在早期的文章中，林语堂评论中国的时候，用词也是非常激烈。显然目标读者不同，他的态度有所不同。似乎明了“门里是个世界，门外是个世界”。这在他为1932年在牛津大学的演讲稿《中国文化之精神》所撰写的前言中得到证实：“东方文明，余素抨击最烈，至今仍主张非根本改革国民懦弱萎顿之根性，优柔寡断之风度，敷衍逶迤之哲学，而易以西方励进奋斗之精神不可。然一到国外，不期然引起心理作用，昔之抨击一变而为宣传，宛然以我国之荣辱为个人之荣辱，处处愿为此东亚病夫作辩护，几沦为通常外交随员，事后思之，不觉一笑。”
“在写《吾国与吾民》的时候，从开始写中国人的性格，中庸之道，中国人的心灵，其中还透着很多焦虑和挣扎，慢慢过渡到讲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忽然前面的道路就打开了。他从中找到一个平衡点，他这样的中国文化人从中国的传统书籍和自己的生活中，深知有另外一个世界，而且这个世界是相当美好且高雅的。如果连上《吾国与吾民》的下一本书《生活的艺术》一起看，就非常明显了。”林明昌说。《生活的艺术》是林语堂从《吾国与吾民》的一个同名章节中延伸出来的一本书。在这一章节中，他以“倘若不知道人民日常的娱乐方法，便不能认识一个民族”开始，激情四溢地写中国人在吃住行玩乐上的闲情逸趣，告诉西方一个他们只能望其项背的世界——古代中国的无以伦比的审美能力。
林语堂女儿们的日记《吾家》，里面写到她们家第一次出国的情景，大约是 1935年前后，林语堂刚写完《吾国与吾民》，定居美国开始写《生活的艺术》期间。她的女儿记述外国人怎么样问她们小孩问题：中国人头上为什么戴着碗？中国有椅子吗？问小孩子，你吸鸦片烟吗？你用鼓棒吃饭吗？你为什么不裹小脚？你们穿着睡衣（非上海阿婆的睡衣套装，而是指长袍马褂）上街吗？那时外国人对中国不了解到如此程度。现在的人可能很难想象，1938年的美国年度畅销书，是一个中国人教他们“The Importance of Living”（《生活的艺术》的英文原名）。
1895年。，林语堂生于福建漳州的一个基督教牧师家庭，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英文，哈佛大学读比较文学硕士，1922年获得德国莱比锡大学读语言学博士学位。“像林语堂这样饱受西学之士，才有可能从文化差异中捕捉到中国文化的独特之美。” 林明昌说。“鲁迅和林语堂他们两个面对社会和中国态度很不一样。鲁迅是个现实感很强的人，他采取的方式比较激烈和直接，林语堂是一个浪漫文人，他的现实感不像鲁迅那么强烈。在他的书中始终有种特殊的感觉透露出来，就像一个圣徒一样，不管外面是怎样的乱世，你仍然有你的宁静天地。这在当时的中国是无法理解的，国难当头，你竟然还在谈闲适，谈幽默生活。虽然那时也有很多中国读书人喜欢林语堂，但相对当时那个大的氛围，林语堂强调的这种生活的态度，和当时陷入危难中的国家格格不入。”
辛亥革命之后到卢沟桥事变之前，中国社会的不安定导致文化人必须去思考中国到底出什么问题了，我们该怎么办。胡适从美国回来，带回来全盘西化的观念，钱玄同提出全盘欧化的观念。鲁迅在做中国国民性的大批判，就连徐志摩也写了《梅雪争春》。1926年 3月18日，林语堂接到他的学生刘和珍君打来的电话，以学生自治会的名义请准停课一日。“三一八惨案”后，时任北京师大教授兼教务长的林语堂，因支持学生爱国行动也在北洋政府当局通缉之列，于是接受了厦门大学聘任，当年5月南下。他还推荐鲁迅、顾颉刚、孙伏园等也去应聘。第二年，几位名教授因为受到排挤冷遇纷纷辞职，林语堂从厦大辞职去了武汉，担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长，这是他一生中仅有的一次官场生涯，然而武汉又让他失望至极。他表明“对革命感到厌倦”，此后一生他再也没有踏入政坛半步。
孔子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林语堂在武汉的生涯结束后写道，“我不梦见周公，也很久了。大概因为思想日益激烈，生活日益稳健，总鼓不起勇气，热心教育，热心党国。不知是教育党国等事不叫人热心，还是我自己不是，现在也不必去管他。从前，的确也曾投身武汉国民政府，也曾亲眼看见一个不贪污，不爱钱，不骗人，不说空话的政府，登时，即刻，几乎就要实现。到如今，南柯一梦，仍是南柯一梦。其后，人家又一次革命，我又一次热心，又在做梦。……人生总是由理想主义走向写实主义之路。”离开武汉后，他开始了他的上海时期。他的女儿林太乙在《林语堂传》中记述，在上海，他和一群留学归国精英交往，比如“比英国人还像英国人”的吴经熊，风流才子邵洵美，这些人搞了一个“星期一晚间俱乐部”，围炉聊天，太太们在一边交流舞蹈和美容。看他交往的这些人，已经知道他不会再写激烈的文章。邵洵美他们出名的是有的是贵族气质，对财富，对仕途，都没有野心。也是在这个时期，林语堂脱下从来笔挺的西装，穿起了长袍马褂。
那个时候的所有文化人都关心国家的前途，每个人用各种方式书写对国家的担忧。同样是失意的伤心人，他没有像鲁迅那样直面惨淡的人生，俩个朋友渐行渐远。在上海，林语堂强调起从他1924年就开始提倡的幽默，“幽默”这个词汇是他最早翻译出来的。马上就要被侵略了，每一个人都是觉得应该好好为国家做点事吧，谢冰莹写《女兵日记》，讲女人从军为国家做事，大家觉得应该是这样的。这样的书立刻获得每个人的认同。“唯有林语堂跳出来说，我们要幽默，我想他是他在用他的方式安慰民心。这并不代表他不抗日。”内地的读者一般很少知道《吾国与吾民》第10章的存在。王明昌告诉本刊记者，“1939年英国版出版的时候，林语堂补进去第10章——《新中国的诞生——中日战争之我见》，怒斥日本人侵华，其中他做了分析为什么日本必将失败，他就是要告诉国际，你们千万不要放弃中国，因为日本人必定是要失败的。《吾国与吾民》不仅仅是增进对文化差异性的理解，也是对中国国民性的一个深刻总结和记录，现在看来也非常适用。”王明昌说。
“我到内地出差，经常碰到老教授抱怨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对我说，你没经历过动乱，你不知道。我就会心一笑，因为那些都是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中早写到过的。”林明昌说，“林语堂在书的最后，为未来的中国和人类提示了一个浪漫而理想的生活方式，我们现在讲的“乐活”“慢活”的概念，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那个时代早就提出来了，对当代特别适用。在当时是很难被理解的。他的虚无主义可能是他和鲁迅在性格上和生命情调上最大差异。但在当时也起到了很大的外交作用。在整个社会文化当中长期的价值是，让大家去轻松面对现实的压力，一个人不可能长期紧张。最大意义还在未来，它会绵延30年，50年，70年以致更长。”
1934年，林语堂曾在《吾国与吾民》的序中写到：“写了这本书，我将冒犯许多阐述中国的著作家，也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祖国的同胞和一般爱国大家。此辈爱国大家——鄙人与之实互不干涉，因为他们的偶像，不是我的偶像，他们的爱国思想也不是我的爱国思想。说不定我也同样爱我的国家，可是我常小心翼翼在他们面前隐藏起来。”1940年代，林语堂倾其所有研制中文打字机，失败了，50多岁还在为还借款在法国南方小城笔耕不辍。林语堂在美国住了几十年，终生没入美国籍，1965年举家迁回台湾。1953年，林语堂给宋美龄寄去自己最新出版的一本新书，这一年也是林语堂与赛珍珠彻底分手之时。宋美龄此时第一次提出希望林语堂与家人到台湾。林语堂在回信中提到他没有到台湾是因为发明中文打字机破产了，没有钱回来。林语堂生命的最后10年，住在阳明山上被赠与的别墅中。他亲自设计，庭院是地中海式建筑风格，院子里种了竹子养了金鱼，书斋仍然沿用“有不为斋”，他去世后就葬在后院，墓碑是好友钱穆所题。现在作为“林语堂故居”对外开放，同时开放了林语堂图书馆。林语堂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来台后24快事》，多少解释了他为什么选择回到中国。“初回家，居在山上，听到隔壁的妇女用不干不净的闽南语骂小孩，北方人听不懂，我却听得懂，无以快哉。在电影院，坐下，听到隔壁的女郎说起乡音，如回故乡，无以快哉。”他曾经说过，“大约有半个世纪了，我一直没有回到故乡，但家乡一草一木，低首缅想，历历如在目前。有时在梦中游故里，依然看见门前那清澈的溪流，映出自己儿时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