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拍城市生活

从1949年开始，带着不同伤痛的一群人，在这个小岛上共同生活了六十年。龙应台，在酝酿十年、耗时380天，行脚香港、长春、南京、沈阳、马祖、台东、屏东等地后，写下了十五万字《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希望引领读者一同诚实、认真地重新梳理六十年前的这段历史。联副特刊精彩章节，回望这段流亡迁徙、生死离散的大时代。

难民第二代的身份，从小影响着龙应台，跟她写作的观察力更是直接相关，“因为你永远是那个站在边缘看主流的人。”

分别

1949年1月，应美君，一位24岁的江南少妇，抱着一个婴儿离开家乡浙江淳安，在杭州上了火车。她的目的地是广州，那里，丈夫龙槐生带领一支国军宪兵队，驻守天河机场。

战乱时期的火车拥塞不堪，车顶上绑着人，车门边悬着人，座位底下趴着人，走道上人贴着人。火车走走停停，一会儿煤烧光了，一会儿前面铁轨被撬。就在这走走停停中，一位下车小解的女人正欲回来，火车却已启动。她一路追一路哭喊，她的孩子也在车厢里大哭找妈妈，但谁也没办法让火车停下……

应美君深受触动，想到车里已有好几个孩子、老人暴毙，临时决定在湖南衡山站下车，将怀里的婴儿交给乡下的奶奶。她忍痛离开孩子，来到广州。

在广州半年，应美君看见了更多的生死离散，她回到衡山，决心无论如何把孩子带出来。孩子却躲在奶奶后面，死活不肯跟这个陌生的女人走。

火车站里，最后的时刻到来了。人山人海，应美君心乱如麻，伸手接过孩子，孩子就像触电一样大哭。奶奶本来就舍不得，眼看火车就要开了，趁机说，“那……孩子还是留下来比较好吧？”

向来果敢的应美君犹疑了。她把手伸出去，又缩了回来，缩了回来，又伸出去。

汽笛声响起，火车要动了。应美君松开了手。

这一分隔，就是四五十年。

应美君与丈夫龙槐生后来随战败的国民党军队来到台湾，生下了女儿，名叫“应台”，“龙应台”这个名字，将父亲、母亲与台湾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那个时代，每一个小小的、看起来毫不重要的、片刻的决定，都可能是一辈子命运的转折点。”龙应台说。“所有的生离死别，都发生在某一个码头——上了船，就是一生。”

“不管你人在哪里——台湾、香港、大陆、海外，也不管人家怎么称呼你——本省人、外省人、原住民、香港人、大陆人、华侨，几乎每个华人的家族，都有个1949的故事。”2009年9月18日晚，香港大学陆佑堂名流荟萃、老少咸集，龙应台的新作《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全球首发式暨演讲会在此举行。

“1949是个大分水岭，决定了现代中国，以至香港、台湾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样子，现在的一切，都是从60年前开始的。如果要在20世纪挑出最重要的一年，我会挑1949。”龙应台说。

这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创作初衷始于20年前的1989年。1989年是20世纪一个重要的年份，那一年柏林墙崩塌，龙应台正好在德国，亲历了历史现场。分裂40年的东、西德重新走到了一起。“1989年，我看到了东西阵营的分裂与和解，我想到它们和中国的分裂是一个平行的历史。我看到欧洲人怎么在大历史当中存在，也看到了他们对待大历史的态度，于是动念想把中国的1949年搞个清楚。”

十年前，她就想写《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这样一本书。“在这十年之中，父亲过世，母亲现在常常不认得我是谁，使得我更感觉到时间的急迫。人总是到了四十岁后才开始去想，你父母的来龙去脉是什么？他们也曾十九岁。所以基本上是想要对整个父执辈这一代的人，以及他们那一代的历史，有一个新的认识。”

但直到1999年，龙应台才开始有计划地收集史料。没过多久，马英九来找她出任台北市文化局长，公务员一做就是4年。2004年她父亲去世，随后母亲也失忆了，她开始有紧迫感，感觉历史的门在一扇一扇关上。于是，2008年开始，在香港大学任教的龙应台“闭关”400天，并亲自去大陆的大江南北、台湾的大街小巷，走访日渐凋零的1949一代人，在两岸分裂60年的大历史下孵育出新作《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透过个人小历史导读大时代。

在海外，有人听说龙应台写1949，第一个反应就是：对啊，建国60周年啊。龙应台听到这样的反应就愣了——那个题目很多人写。我这本书不是关于胜利者，而是关于失败者。关于他们在1949年前后的故事。这些失败者，东北的、山东的、河南的、广东的、香港的……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人生的太阳刚刚起来，带着日出梦想的这一代人，被自己完全没有办法控制的战争机器牺牲，逃到香港、逃到海南岛、逃到越南、逃到缅甸，最后汇集到了台湾这个小岛。

同一时代，台湾这个小岛，有另外的20万年轻人，被日本巨大的国家机器，像绞肉机一样送到南洋去，没死的人就又回到这个小岛。

这正是龙应台写作中遭遇的最有挑战性的部分，她原本将目光锁定在1949年大陆来台人员，但在写作中却发现当年600万本地人的伤痛，甚至比200万（一说120万）大陆人的伤痛更深。这两个群体60年来一直没有正视过对方伤痛最深层的部分，因此龃龉不断。

于是，龙应台笔下，对国民党士兵的伤痛，与台籍日本兵的伤痛，甚至日军个体、纳粹德国军队个体的伤痛，一视同仁。她做好了被一些人“万箭穿心”的准备，但是，她依然对自己的文字有十足的信心。

对她而言，文学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读《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你看到的，不是国共斗争史，而是家族流离的故事；不是英雄人物的成败，而是小人物的挣扎求生；不是冷冰冰的历史档案，而是复杂深刻的人性。

人，是龙应台最终极的关注。“即使我最大块的文章，属于国家大事、天下兴亡的那种文章，你也会看到我叙事的方法，最后它总有一个核心的东西，就是对人的最深的关切。”龙应台曾说。“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很可能有负于一整代人……欠他一生一世，欠他整个回不来的青春，而且绝对无法偿还。”

对此，台湾作家杨照诠释道，对于真正活过1949年乱局的人来说，那个时代最大的痛苦，绝对不是打仗中谁赢谁输，而是再也分不清自己与环境的关系，自己为什么在这里，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明天又会去哪里，要做什么样的事。今天的“国军”打了一场败仗，明天就变成了“共军”，回过头来打“国军”。今天田里的小庄稼汉，明天就被绑上了船，送到遥远的地方，帮助绑架他的人打仗，对抗对面他完全不认识的人。

龙应台深切地叮嘱次子菲利普，“你跟我这样的后生者，惟一能够为那个极其残酷的时代所做的，就是给他们一个静止的时刻，抛开所有你以为重要的事情，用最谦卑、最柔软、最慈悲的心，听吧。”

“向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致敬。”

新安上河图

这几年，美君不认得我了。

我陪她散步，她很礼貌地说，“谢谢你。有空再来玩。”

每隔几分钟，跟她说一遍我是谁，她看看我，闪过一丝困惑，然后做出很有教养的样子，矜持地说，“你好。”

奇怪的是，连自己的独生女儿都不记得了，她却没忘记淳安。

开车带她到屏东的山里去，她一路无言，看着窗外的山景，突然说，“这条路一直下去就会到贺庙，转一个弯，往江边去，会经过我家。”

从后视镜里看她，她的面容，即使八十四岁了，还是秀丽姣好的。

我问她，“你是应美君吗？”

她高兴地答，“是啊。”

“你是淳安人吗？”

她一脸惊喜，说，“对啊，淳安人。你怎么知道？”

天黑了，带她上床，帮她盖好被子，她怯怯地问，“我爸爸在哪里？我妈妈呢？”

我决定去一趟淳安，找余年春。

美君此生看不见的故乡，我去帮她看一眼。

余年春，是美君的同村同龄人。几年前三峡建水坝，中国政府为百万人的迁移大费周章，建新村、发偿金，还有老居民死守乡土不退。余年春看得热泪盈眶，看不下去了。

他回想起一九五八、五九年，淳安人是在什么情形之下被迫离开祖辈已经生活了一千多年的故乡的。

毛泽東在一九五七年提出“赶英超美”的口号，在共産党八大预备会议中，他热切地说，共産党要“完全改变过去一百多年落后的、被人家看不起的、倒霉的那种情　，而且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这是一种责任。否则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

在这种思维的推动下，开发新安江成了急切的重大项目。三十万淳安人，为了“国家”整体的进步，必须迁走。一个个村子化整为零，一个个大家族被拆开，从薪传千年的家乡土壤发配到百里千里以外分散各省的穷乡僻壤。

结果就是，到了任何一个陌生的村子，淳安人在当地人眼中，都是一群语言不通、形容憔悴、贫无立锥之地的“難民”了。家里没有一张八仙桌可以带得出来，也无法跟当地冷眼瞧着你的人解释：“嘿，我家喂狗的碗，都是宋朝的瓷器！”一向以“诗书传家”为荣的淳安人，如今一身孑然，满腹辛酸，沦为困顿褴褛的新移民，又从刀耕火种开始。

如果美君在一九四九年没离开淳安，她就会和她今天仍旧思念的爸爸妈妈，还有她自己的孩子，经历被迫迁徙的这一幕：

谏村是淳安远近闻名的大村，全村二一四户，八八三人，也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地方，村庄临溪而筑，依山而建，黛墙青瓦，雕梁画栋。一九五九年三月，通知我们移民，一只雕花大衣柜收购只给一元二角八分钱。一张柏树古式八仙桌只卖六角四分……到了四月三日，搬迁的那天，拆房队已进了村，邵百年的母亲坐在椅子上呼天嚎地哭叫着不肯走，拆房队绳子捆上他家房子的栋梁，几位拆房队的人把这位老人连人带椅子一起抬出门外，房子也就顷刻倒下了。

带着一点不甘心和不服气，八十几岁的余年春费了五年的时间，把千岛湖水底的淳安城一笔一笔画出来。故乡的每一个祠堂、寺庙、学校、政府建筑，每一块空地、每一条沟渠、每一条街和巷弄，以及街上的每一户人家和店铺——哪一家毗邻哪一家，哪一家的主人姓谁名谁、店铺什么名号，钜细靡遗，一点不漏。余年春找出零落四方的乡亲老人，一个一个询问，一件一件比对，然后用工笔，像市政府工务部门的官方街道图一样，细细地还原了被夺走的故乡风貌。

打开在我眼前的，是一幅卷轴，淳安古城的“清明上河图”，我第一次，看见属于美君的新安江画像。

面对着这张不可思议的图，我问，“您知道美君的家在哪里吗？”

“知道，”余年春说，“上直街九十六号。”

他弯腰，把上直街九十六号指给我看；真的，如美君所说，就在新安江畔。

“不会错吧？”我问。

“绝不会错。”老人十分笃定地说，“你看，美君的父亲叫‘潘芳苟’，这图上写着喽。”

弯下腰细看，上直街九十六号的那一格，果真写着“潘芳苟”三个字。

“那么，”我沉思着，“美君在一九四九年离开的城门，有两个石狮子守着的那座城门，走向杭州，然后从此回不了头的，会是哪一个城门呢？”

“在这里。”老人用手指在画上标出城门的位置。

三米长的卷轴，张开在一张狭窄的木床上，窗外的光，因为窗子老旧，也只能透进来一点点。在这局促而简陋的房间里，连一张书桌都没有，他显然得跪在地上作画。余年春一笔、一笔，画出了全世界没有人在乎，只有他和美君这一代人魂萦梦绕的水底故乡。

回到千岛湖畔的饭店，我开始看那水底淳安的录影带。

当地政府为了观光的需要，派了摄影队潜入几十公尺深的湖底，在古城沉没四十年之后，去看看水草中闭着历史的眼、沉睡的淳安。

湖底深处，一片地心的漆黑；摄影队的灯，在无边无际的幽暗中，像一只太小的手电筒，只能照亮小小一圈。郁郁的水藻微颤，一座老屋的一角隐约浮现，精琢的雕花，厚重的实木——这，会是美君当年天涯漂泊、如今至死不渝的雕梁画栋吗？

缓慢的光，没照到城门口那对石头狮子，但是我总算知道了：他们仍在原来的位置，美君一九四九年冬天回头一瞥的地方。

追火车的女人

美君紧紧抱着婴儿离开淳安，在杭州上车时，火车站已经人山人海；车顶上绑着人、车门边悬着人、车窗里塞着人、座位底下趴着人、走道上贴着人。火车往广州走，但是在中途哪一个荒凉的小镇，煤烧光了，火车不动了。于是有军官出来当场跟乘客募款，收集买煤的钱。

火车又动了，然后没多久又会停，因为前面的一截铁轨被撬起来了，要等。等的时候，美君说，旁边有个妈妈跟一路抱在怀里的四、五岁大的孩子说，“宝宝，你等一下哦，不要动。”

女人爬过众人的身体，下了车，就在离铁轨几步之遥的灌木后头蹲下来小解，起身要走回来时，车子突然开了。

“我们就眼睁睁看着那个女人在追火车，一路追一路喊一路哭一路跌倒，她的孩子在车厢里头也大哭，找妈妈，但是谁都没办法让火车停下……”

“你记得她的脸吗？”我问。

“我记得她追火车的时候披头散发的样子……”

美君半晌不说话，然后说，“我常在想：那孩子后来怎么了？”

火车到了湖南衡山站，美君跟两个传令兵抱着孩子挤下了车。

想到那个追火车的女人，她决定把怀里的婴儿交给衡山乡下的奶奶。这样的兵荒马乱，孩子恐怕挤也会被挤死，更别说在密不通风的车厢里得传染病而暴毙。一路上，死了好几个孩子和老人。

应扬，让奶奶抱着，在衡山火车站，看着美君的火车开走。他太小，连挥手都还不会。

美君继续南下，到了广州。丈夫，带着憲兵队，驻守着广州天河机场。

那个时代，每一个小小的、看起来毫不重要的片刻的决定，都可能是一辈子命运的转折点。

攸县！攸县！

美君从广州站上车，回到衡山，想把孩子带出来的时候，她的孩子也不认得她了。

我在二○○九年走的这五百二十一公里铁路，就是一九四九年九月美君走过的路。李佛生，那两位淳安一同出来的庄稼少年之一，陪着她走。在广州半年，美君看见了更多的离散；她决心回到衡山，把孩子带出来，带在身边。

火车到了衡阳，不走了。到衡山的铁轨断了。火车里的人，又面临抉择：是坐在车里等，还是下车走路？这个时代，是个不寻常的时代——每一个小小的、看起来毫不重要的片刻的决定，都可能是一辈子命运的转折点。

清晨五点，我跨出衡阳火车站，冰凉的空气袭来，像猛烈的薄荷，大雾锁城，一片白茫茫。天色犹沉，站前广场上已经站了很多人，这时纷纷凑上前来，口里低低呼着地名：

攸县！攸县！
祁阳！祁阳！
长宁！苌宁！ 永州！永州！

“永州？”我看了看那个呼“永州”的人，是个有点年纪的老头。跟着他走，我就会被送到永州，就是零陵，在那里，痖弦的命运转了个大弯。为了痖弦，我特别走到那个写着“永州”的牌子前，深深看一眼。

应扬来接我。车子驶出了有路灯的衡阳市区，进入乡间公路，车灯照出去，像在云里游泳一样，上下前后远近，只有茫茫雾气，路都看不见。如果突然有个大坑，车子会开进去。

美君很快地做了决断：下车走路。

她带着佛生，下了火车，开始沿着铁轨往北走。从衡阳到衡山，沿着铁轨走，大约是四十公里。美君和佛生一直走、一直走，在路上看见，铁轨整个被翻了过来。美君走得脚起泡，佛生就把臂膀伸出来，让她扶着走。走到第二天，远远看见了衡山车站，她心里一松懈，腿就软了下来，摔在铁轨上。

我没想到，二○○九年的衡山火车站，和美君所描述的一九四九年的衡山火车站，几乎一样。木头窗子一隔一隔的，玻璃上一层很旧的灰，从外面望进去，朦胧朦胧的，有一个老人拿着扫把畚斗在专心地扫地。冬日淡淡的阳光，从窗格子里射入，把那人的影子拉得好长，一直长到检票口。检票口，也就是两条木头扶手。

这时南下北上都没车。候车室里一个人也没有，静悄悄的，墙上一个大壁钟，我想，我几乎可以听见那分针绕圈游走的声音，也看得见那阳光在地面上移动的速度。

我穿过空空的检票口，像旅客一样，走到月台上，这是南下广州的月台，立在铁轨边，看那铁轨往前伸展，伸展到转弯的地方。我有一种冲动，我想下月台，站到那铁轨上，趴下来，耳朵贴着铁轨，听六十年前那列火车从时光隧道里渐渐行驶过来、愈来愈近的声音。

美君离开了铁轨，走泥土小路到了山凹里的龙家院。那儿满山遍野是油桐树，开满了花苞，还没有绽放。水田现在已干，稻子半高，但是荒芜的不少。走在田埂上，迎面而来几个乡亲，美君不认得他们，他们却认得这是槐生的杭州媳妇，咧开嘴来笑着和她打招呼。一个肩上扁担扛着两只水桶的族兄，还把水桶搁下来，问槐生族弟是否平安，也问她战争打到了哪里。

我站在龙家院的田埂上，应扬跟挑水过来的大婶介绍，“这是我妹妹。”他说“妹妹”的时候，第二个“妹”字也用四声，说的很重，听起来就是“妹魅”。不一会儿，就围了一圈龙家院的族人，都姓龙。应扬一个一个介绍给我：

这一位，是你的哥哥……
这一位，你应该叫表姊…… 这一位，是你的叔叔……

围了一圈人，各种亲属的称谓，全用上了。

“我记得你妈妈，杭州小姐，烫了头发的，”一个大婶说。

“对，我也记得，她还从城里带了一个收音机来，”一个叔叔说。

“她很好，穿旗袍，来这里住破房子，一点也不嫌。”

我站在那栋门窗都空了的红砖房子前面，看了很久，已经没有人住，野草长在屋顶上，也长在屋前和屋后的野地里。就是这一栋颓败的红砖房，美君来接她的孩子。

可是孩子躲在奶奶的后面，死命抓住奶奶的手，满面惊恐地瞪着眼前这个要带他走的女人。他又哭又闹，又踢又打，怎么也不肯接近她。

第二天，又回到衡山火车站。南下的月台上，火车已经进站了，又是人山人海，圆弧形的车顶皮上，爬满了人。有人用一只手紧紧抓着门上的铁杆，身体吊在车外；车窗被人体堵塞。

美君一伸手要接过孩子，孩子就像触电一样大哭。奶奶本来就舍不得，眼看着火车要开了，她趁机说，“那……那孩子还是留下来吧？”

向来果敢的美君，看着孩子哭得发涨的红脸，火车里大难临头的拥挤，这时犹疑了。她把手伸出去，又缩了回来，缩了回来，又伸出去。

哨声响起，火车要动了，千钧之重，都在一瞬间。美君做了一个决定。她转身对佛生说，“那，我们上车吧。”

然后对奶奶说，“妈，我们——很快就回来。”

我问应扬，“后来，你对妈妈有任何记忆吗？”

他眼眶一下就红了，六十岁的人了，一说到衡山火车站，还要哽咽。

“只有一个印象留下来，就是——妈妈在火车里，头发卷卷的。后来，长大一点，看到别人都有妈妈，只有我没有，很难过。开始的时候，奶奶还骗我说，我就是你的妈妈，后来当然骗不住了。”

应扬的眼睛深凹，特别明亮。一九八五年第一次找到他的时候，我从美国特地飞到广州去“认”这个失落的哥哥，在满满的人群中，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是他，这就是他。”应扬皮肤黝黑，穿着农民的粗布，带着底层人民的谦抑神情，过了一辈子挑扁担、耕土地的生活，但是他脸上有美君的一双深凹、明亮的眼睛，在大水般涌动的人潮中，我一眼就看见他。

应扬抑制着情绪，停了一下，然后继续说，“小时候，每次在外面受了委屈——老师跟同学指着你的鼻子说，你爸是国民党，像拿刀砍你一样，我总是想，如果妈妈在，多好，随时可以回家对妈妈痛哭一场，可是一想到这里，就更难过。每次火车从衡山站里开出来，经过龙家院都速度还很慢，我老远就从屋子里冲出去，拚命往铁轨那边跑，往火车跑过去，我去追火车，一路追一路喊妈妈妈妈妈妈……我看到任何一个短头发烫得卷卷的女人，都以为那是我妈——我妈永远在一辆开动的火车里，我永远追不上……”

不能不遇见你

我到了广州。

问广州人，“听过天河机场吗？”

摇头。没有人知道。

问到最后，有个人说，“没听过天河机场，但是有个天河体育中心。”

我到了天河体育中心。庞大的体育馆，四边的道路车水马龙，哪里还有一点点军用机场的影子？可是一转身，大马路对面有一片孤伶伶的老墙，旁边是个空旷的巴士转运站，而这堵老墙上写的字，让我吃了一惊。“空军后勤广州办事处”，好端端写在那里，竟然是一九四九年之后不再使用的正体字。

好了，那真的是这里了。

美君的丈夫龙槐生，带着他的憲兵队严密防守天河机场。不多久，他认为是自己一生最光荣的任务来了：“一九四九年五月，先总統搭中美一号莅天河机场，时有副总統李宗仁、行政院长阎锡山等高级首长在机场相迎，在此期间夜以继日督促所属提高警觉，以防不测。”

我翻着槐生手写的自传，心想，爸爸，一九四九年五月，蔣介石已经下野，不是总統了，而且，五月的时间你也记错了吧？那时首都南京已经易帜，上海即将失守，蔣介石搭着太康舰和静江轮来回于浙江沿海和台湾各岛之间，到处考察形势，思索将来反攻的据点要如何布置，五月他没去广州啊。你看，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八日，蒋的日记写的是他对澎湖的考察：

昨晡在宾馆附近沿海滨游览，瞭望对岸之渔翁岛，面积虽大但其标高不过五十公尺，亦一沙滩树木极少，植物难产。闻动物除印牛种较壮大外，余亦不易饲畜，以其地咸质甚大，无论动植皆不易生长，而且台风甚多。惟其地位重要，实为台湾、福州、厦门、汕头之中心点，不惟台湾之屏障而已。初到忽热甚闷，入浴晚课，听取夏功权厦门情形报告，后十时就寝。

三十岁的憲兵连长龙槐生在认真驻守天河机场的时候，自然不会知道，那巨大的历史棋盘，已经定案，他也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但是他看到人潮，逃难的人潮，流过天河机场前面的大马路，往黄埔码头涌过去。他并不知道，在他眼前涌过去的人潮里，有来自山东的五千个中学生，流亡了几千里，他们的校长们正在和國軍的将领协商，孩子们要怎样才能搭上前往台湾的船。那个“其地咸质甚大，无论动植皆不易生长，而且台风甚多”的澎湖岛，正张口等着他们到来。

这年，香港科技大学的校长、创下高温超导世界新纪录而著名的物理学家朱经武，才七岁，喜欢玩泥巴、抓泥鳅、把破铜烂铁乱凑在一起发热发电。他跟着父母兄弟姊妹一家八口，加上一个老祖母，从武汉坐船搭车，一路南下，临出门前还把一只小黄狗抱在身上，带着走天涯。没想到狗一上火车，从窗口一跃而出，不见踪影，小小经武差点哭了出来。

朱爸爸是美国华侨，上波特兰的航空学校，学习飞机驾驶。一九三二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二十六岁意气风发的朱甘亭热血奔腾、日夜难安，于是决定人生大急转：他把自己心爱的哈雷重型机车送给一个好友——好友被他的“壮士断腕”吓了一跳；朱甘亭转身就离开了旧金山，飞到南京，报名加入了中國空軍。

一九四九年五月的这个时候，朱家到了广州；朱甘亭少尉让家人先到黄埔码头，直接在船上等候，因为他负责剩余物资的处理，必须押一箱空军后勤的黄金上船。他说，我随后就赶到，船上相会。

“可是，”经武说，“我们在船上一直等一直等，等到半夜，爸爸一直不来。码头上满满是上不了船、露宿的難民，而船马上要开了，爸爸还不见。我妈又急又怕，祖母也满脸忧愁。到最后，清晨两点，爸爸终于出现了，气急败坏的，赶得满头大汗。原来，爸爸的吉普车，经过天河机场时，不知怎么装黄金的箱子掉了下来，散了一地，被驻守天河机场的憲兵队给拦住，不管怎样就是不让他带走，他交涉到半夜，还是不放行，最后只好空手赶了过来。”

“什么？”我问，“你是说，天河机场的憲兵队？”

“对啊”，经武答说，“那一箱黄金就被憲兵队拿走了。他自己也差点脱不了身。他如果没赶上船，我们大概从此就拆散了，一家人以后的命运——包括我自己，很可能就两样。”

“慢点慢点朱经武，”我说，“你是在讲，我爸爸抢了你爸爸一箱黄金？”

他笑了，有点得意，“可以这么说。”

“不要笑，我记得龙爸爸的自传好象有提到黄金。你等等。”

在港大柏立基学院的写作室里，我从书架上把父亲的自传重新拿下来，找到了天河机场那一页：

一九四九年五月，在广州停留待命，负责天河机场警戒。并在机场到香港的沿路加派双哨，以确保机场安全。时有一走私集团刘姓首脑，拿出黄金五百两私下贿赂，要我放行二十辆卡车私货，我虽未负缉私任务，但立即严词拒绝，并报请上级处理。

我指着这一段，一字一句念给朱经武听，然后反问他，“怎样？朱爸爸那时不姓刘吧？”

来源：明報通識网 L.I.F.E.（2009年8月18日）／8003文化关怀小组

（二）

他们曾经意气风发、年华正茂；有的人被国家感动、被理想激励，有的人被贫穷所迫、被境遇所压，他们被带往战场，冻馁于荒野，曝尸于沟壑。时代的铁轮，碾过他们的身躯。那烽火幸存的，一生动荡，万里飘零。也正因为，他们那一代承受了，战争的重压，忍下了离乱的内伤；正因为，他们在跌倒流血的地方，重新低头播种，我们这一代，得以在和平中，天真而开阔地长大。如果，有人说，他们是战争的“失败者”，那么，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都是。正是他们，以“失败”教导了我们，什么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价值。请凝视我的眼睛，诚实地告诉我：战争，有“胜利者”吗？我，以身为“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

这一片荒野素朴，曾经是沃土富饶，水面上看起来洪荒初始，水面下曾有绵延千年的人文繁华。我们看起来像游客，我们不是游客。

美君离家

美君是在一九四九年一月离开淳安古城的，大概就在“太平轮”沉没之后没有多久。

她才二十四岁，烫着短短的、时髦俏皮的鬈发，穿着好走路的平底鞋，一个肉肉的婴儿抱在臂弯里，两个传令兵要护送母子到江苏常州去，美君的丈夫是驻常州的憲兵队长。

已经是兵荒马乱的时候，美君仓促上路，临别前对母亲也就是平常地说一句：“很快回来啦。”跨出家门，头都不曾回过一次，虽然知道那瘦弱的母亲，裹着小脚，就站在那老屋门边看着她走。

美君也没有对淳安城多看两眼。

庭院深深的老宅，马蹄达达的石街，还有老宅后边那一湾清净见底的新安江水，对美君而言，都和月亮星星一样是永恒不变、理所当然的东西，时代再乱，你也没必要和月亮星星作别吧？人会死，家会散，朝代会覆灭，但是一个城，总不会消失吧？更何况这淳安城，已经有一千五百年的历史。美君向来不是个多愁善感的人，她聪明，果决，坚强。城里的人都知道，应家这个女儿厉害，十七岁就会独自押着一条船的货，从淳安沿水路送到杭州城里去做买卖。

有一回，买卖做完，回程上，一个家族长辈装了满船的盐，从杭城运回淳安；半路上突然出现缉私队的士兵，拦下船准备检查。船上的人紧张得就想跳水，长辈脸色发青，美君才知道，这一船的盐，大部分是私盐。

她看长辈完全乱了方寸，揣度了一下形势，便作主指挥，说，“速度放慢。”

她要工人立即把两袋合法的官盐拖到船板的最前端，然后要工人那年轻丰满的媳妇，坐到存放私盐的船舱入口的门槛上，脱掉外衣，只留身上的小胸兜。美君像导演一样告诉她坐在哪里，怎么坐，然后盯着她看看，又说，“把簪子拿掉，头发放下来。”

船缓缓停下，缉私船靠近来，抱着枪的士兵一跃而上。美君先请他们检查船板上的两袋官盐。士兵打开袋子，检查标签，抓一把盐在手心里闻闻看看，然后转身要进舱房，可是一转身，就看见那年轻的江南女子坐在船舱入口，好象正要穿衣服，她大半个牛奶色、光滑的背，是裸的，士兵登时吓了一跳，美君就说，“对不起对不起，嫂子刚刚在给孩子喂奶……”

缉私队长忙不迭地说，“那就不要打扰了。你们快开船吧。”

淳安的长辈们在对我叙述这故事时，美君就坐在旁边咯咯地笑。

最后一次离开淳安时，后来美君跟我说，她确实回头看了一眼那城门两边的石狮子，一边一只，已经在那里好多、好多朝代。她走的那一天，石狮子就蹲在那里，不让你有任何的怀疑或动摇，他们会在那里天长地久。

淳安，是三国时吴国的大将贺齐所开垦设置，当时的淳安人被称为“山越”，在土地上刀耕火种，逐渐发展成吴国的文明小城，明朝著名的清官海瑞，在这里做县令，淳安人为他建了个“海公祠”，是美君小时候每天经过的地方。

美君会描述她家里的家具：柏树做的八仙桌，有一种扑鼻的清香味；母亲的床，木头上全是雕花；天井里头的黑陶大水缸，一大缸一大缸养着高高挺挺的粉红色风荷。家的大堂正中挂着三代的祖宗画像，谁是谁她不知道，但是她很骄傲地说，“最下面那一排穿着清朝的官服，是高祖，他是同治年间乡试的武举，后来还是衢州府的留守呢，官很大的。”

我问她，“‘留守’是什么官？”她歪着头想想，说，“不知道，大概是……嗯，警察局长吧？”

躲躲雨

离开淳安之后就是一路的狼狈迁徙，从火车站到火车站，过江过河过大山。一年半以后，自己都弄不清是怎么回事，美君发现自己已经站在海南岛一个混乱骚动的码头上，汹涌的人潮拼命地要挤上大船，丈夫在另一个港口，失去了联系。

海南岛的正式大撤退，是一九五零年的五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在半年前成立，但是在沿海、在西南，还有战事。很多的國軍部队，是在解放军的炮火一路追击下被逼到了码头边。奉命负责掩护撤退的部队，边打边退，好不容易最后到达了码头，却只能在岸上看着军舰迅速起锚逃离。炮火直接射到了船舷，船上的人，不得不泪眼汪汪看着掩护自己上船的袍泽被拋弃。码头上的伤兵绝望地倒在地上放声痛哭，没负伤的兵，像是到了地球的边缘，后面是家乡阻隔在万里烽火之外，前面是完全背弃了你的汪洋大海。

上了船的國軍部队，这时也傻了。徐蚌会战中牺牲惨重的六十四军，三月间在海南岛紧急上了船，七千官兵中还有一千多个是一路“抓”来的青壮少年。

急难中，船要开往台湾了，可是，台湾在哪里？开军舰的人都不知道。

在炮火射程外的安全海面上，海军拿出地图来找台湾的位置。

士兵问长官，“什么时候才到那个地方啊？”

军官说，“我也不清楚，反正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到的那个地方叫‘台湾’，我没去过，你也没去过，听说那地方不错。”

六十四军的军官简步城安慰惶惑的士兵，但是心里慌得厉害。他自己都不知道台湾是在东西南北哪个方位。从冰天雪地如苏武牧羊的绝境中一路打到海南岛，心力和体力的透支，已经到了人的极限。安慰了士兵，他只有安慰自己：人生的路，太累了，反正去那个叫“台湾”的地方，只是暂时“躲躲雨”吧，也好。

他作梦都没想到的是，这一场“雨”啊，一下就是六十年。

脸色苍白的美君在码头上，才从产房出来没几天，怀里抱着熟睡的婴儿，但是，别搞错，从淳安抱出来的那个孩子，已经带到湖南的老家，让奶奶保护，此刻在怀里安然闭着眼睛的，是在海南岛出生的应达。

叫他“应达”，是想，只有在这样的乱世里，方才明白，要“到达”自己想去的地方，是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就让这婴儿带来“到达”的希望吧。

大船无法靠岸，无数的接驳小船挤在港内碰来撞去，乱哄哄地来回把码头上的部队和眷属接到大船边，然后人们攀着船舷边的绳梯大网像蜘蛛一样拼命往上爬。很多人爬不动，抓不住，直直掉下海，“惨叫啊，一个一个噗通噗通像下饺子一样”，美君说。

炮声听起来就在咫尺之处，人潮汹涌推挤，接驳小船有的翻覆了，有的，快到大船边了，却眼睁睁看着大船开动，赶不上了。港内的海面，到处是挣扎着喊救命但是没人理会的人头，码头上一片惊惶，哭声震天。

如果你站在码头上望向海面，用想象力变魔术“咻”地一声倒退一百米，如同电影默片，你看见那水面上，全是挣扎的人头，忽沉忽浮，浮起时你看见每一双眼睛都充满惊怖，每一张嘴都张得很大，但是你听不见那发自肺腑的、垂死的呼喊。历史往往没有声音。

皮箱，无数的皮箱，在满布油渍的黑色海面上沉浮。

码头上

高雄，一个从前没听说过的都市，那儿的人皮肤晒得比较黑，说一种像外国话的方言。丈夫在动乱中失去联系，却有两个兵跟着她，臂弯里是吃了就睡，醒了就吃的应达。

美君打量一下周遭：满街挤着面孔凄惶、不知何去何从的難民。五月天，这里热得出奇，但是很多難民身上还穿着破烂的棉衣，脱下来，里面是光光的身体，不好看；留在身上，又湿热难熬。一场急雨打下来，码头上的人群一阵狼狈乱窜，其实没有一片屋檐可以逗留，于是干脆就坐在地上，大雨倾盆。

部队散了，丈夫走失，美君不再有“军眷”的身份，一下码头就没有人管她了；两个传令兵，也是家乡的庄稼子弟，没有兵籍。美君，其实不明白什么叫历史的大变局，但是她很快地察觉到事态的严重，此时此刻，除了自己，别无依靠了。

美君掏出身上藏着的五两黄金，找到一个叫苓雅市场的地方，顶下一个八台尺见方——也就是二米四乘二米四——的菜摊子，开始独立生存。晚上，两个庄稼少年睡在地上，她就搂着婴儿躺在摊子上，共盖一条薄被。

早上天还没亮就起来，她指挥着两个少年去买了几个大西瓜回来，切成薄片，放在一片木板上，要少年到码头上去叫卖。码头上，撤退的部队和難民像溃堤的大水般从一艘一艘的大船流向码头；她计算的是，在码头上热天卖西瓜，一方面可以挣钱，一方面可以寻人——丈夫如果还活着，大概迟早会在码头上出现。

美君的小摊扩张得很快。这个淳安绸缎庄的女儿冷眼旁观，很快就发现，難民在建筑自己的克难之家。他们需要竹片、钉子、铁锤、绳子等等“建材”，于是她的摊子就多了五金。她也发现，山东人特别多，于是她的摊子上马上有一袋一袋的面粉。南腔北调的難民进到市场，知道来美君这个摊子不但什么都可能找到，而且这个摊子的女主人能说国语，活泼大方，能言善道。

美君脱下了细腰身的旗袍，开始穿宽松的连衣裙，给孩子喂奶，也做肩挑手提的粗活。

但是能言善道的美君也有沉默的时候。她常一个人骑着那辆送货的男用脚踏车，来到码头。把车停在一个巨大的仓库大门前，她就倚着脚踏车望向码头和海港。军舰缓缓进港，军舰缓缓出港；人潮汇入码头，人潮一会儿散尽。气笛声回旋在海港上头，缭绕不去。

穿着制服的港警，巡逻时经过仓库大门，看到这个体型纤弱的年轻外省女人，不免多看一眼。

最普通的一年

翻开县志，灯下夜读，每一个字都在呼喊。我才知道，啊，一九四九年，多么普通的一年啊！

和应扬走在田埂上，几株桃树，枯枝丫上冒出了一粒粒嫩色的苞，衬着后面灰色的天空和黛色的山峦起伏，像一个超大的美丽画布，前景还有一只水牛坐在空地里，悠悠晃着尾巴赶果蝇，一派恬静悠闲的农村风光。槐生，一个中国农村的孩子，非常具体的，就在现在我踩着田埂的龙家院的土地上长大。

一个出生在一九一九年的湖南小孩，他的这片土地，是怎样的一片土地呢？

我翻开衡山县志。

槐生出生的前一年，民国七年，等着他到来的世界是这样的：“四月，北洋军阀吴佩孚部队与南军在湘江、洣水沿岸混战，奸淫掳掠。青壮男女进山躲兵，成片稻田荒芜。七月，苦雨、兵灾、水灾交加，农民苦不堪言，拖儿带女，外出逃难。”

槐生两岁那一年，衡山“五十多天不雨，田土俱涸”，“饥民成群外出乞食，或以野草充饥。”

五岁那年，大水滚滚从天上来，“湘江、洣河沿岸民房未倒塌者寥寥无几，灾民露宿两三个月之久。”

十二岁那年，“大雨兼旬，山洪骤发。”

十五岁那年，“久晴不雨，大旱成灾……饥民采野草、剥树皮、挖观音土充饥。秋，旱灾惨重，近百所小学停办。”

十七岁那年，山洪爆发，“农民外出成群乞讨”。

十八岁那年，丝虫病流行，湘江、洣水暴涨，衡山重灾。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那一年，大旱，加上兵燹，大部分田土失收。秋，疟疾流行，衡山死亡两千多人。

国共战争全面爆发，烽火焦土的一九四六年，县志是这么写的：

衡东境内发生严重饥荒……饥民觅食草根、树皮、观音土，霞流乡饿死一百八十九人，沿粤汉铁路一线有数以万计的人外出逃荒。

六月，天花、霍乱流行。秋，患病率达百分之二十四，死亡率逾百分之五，边远、偏僻山区缺医少药，情况更为严重。莫井乡八三五五人，患疟疾的达四二一一人。

唉，我再往前翻翻，看看比槐生早生十几年的湖南孩子怎么长大，县志说的简直就一模一样：

民国三年，军阀作战，衡山境内初等小学由一百六十所减至十八所。

宣统元年（一九零九），水旱虫灾交加，农民靠树皮、野草充饥，成群结队出外乞讨，卖儿鬻女，死于沟壑者比比皆是。

光绪三十二年（一九零六），连降暴雨，湘江、◆水横流，发生“光绪丙五”大水灾。

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大旱灾。灾情惨重。

沈从文这个湖南孩子就比槐生大十七岁，一九零二年出生在湘西凤凰镇。

九岁那一年，也就是一九一一辛亥革命的时候，野孩子沈从文看见的家乡是“一大堆肮脏血污的人头，还有衙门口鹿角上，辕门上，也无处不是人头。”

革命失败了，官府到处杀造反的人。刑场就挑在沈从文常逃学玩水的河滩上。每天杀一百个人左右，看热闹的大概有三十个。抓来杀头的，基本上都是无辜农民，后来杀的实在太多了，就把犯人赶到天王庙大殿前，掷茭。顺茭开释，阴茭杀头。该死的农民，自动走向左边去排队，该活的，走向右边。没有人抱怨。

调皮的孩子每天到河滩上去看砍头，一二三四屈指数尸体，要不然就兴高采烈地跟着犯人到庙前看掷茭。人头砍下之后，地上一摊血，那看热闹的大人们，欣赏杀头之后，品头论足一番，还要前去用脚踢踢那尸体，踹踹他肚子，最后觉得玩够了，无聊了，便散开去。

一九一八年，十六岁的沈从文已经从军，跟着地方部队去“清乡”。“清乡”就是去乡下搜索所谓的各路“土匪”。一到，成群的农民就被绳子捆了来，先打一顿皮开肉绽的板子，再加一顿呻吟惨叫的夹棍；酷刑之下，超过半数的人画了供，第二天利落地推出去砍头。

沈从文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看了七百个人头喷血落地。前两年，地方道尹已经杀了两千多人，一九一七年的黔军司令，又杀了三千人。现在轮到沈从文的卫队，“前后不过杀一千人罢了！”

水灾、旱灾、大饥荒，加上连年的兵灾，人民成群外出逃难。中国广阔的大地上，路在山与山间回转，路上，全是移动的难民，倒在路旁的尸体，绵延数里。

这回来衡山之前，我以为，一九四九年是如何惨烈、如何特殊的年代，翻开县志，灯下夜读，每一个字都在呼喊，我才知道，啊，一九四九年，多么普通的一年啊！

正确答案是C

长达五十年没见过中國軍队的台湾人，挤在基隆码头上和台北的街头。知道國軍会搭火车从基隆开往台北，很多人守在铁路的两旁。还有很多人，从南部很远的地方跋涉而来，等待这历史的一刻。

疲累不堪而且被台湾亚热带的湿热烘得汗流浃背的七十军，晕头转向地走下了小鲍布的坦克登陆舰，投降的日军代表也被安排在码头上向胜利者的军队敬礼。胜利者却气急败坏、自顾不暇。在货物和辎重的磕磕绊绊、挤来撞去下，一团混乱上了火车，驶往台北。

台北比基隆还热，街头人山人海，人体的汗气和体温交揉，人堆挤成背贴着背的肉墙，在肉墙中，人们仍旧踮起脚尖、伸长了脖子张望；父母们让孩童跨腿骑在自己肩上，热切而紧张。

作家吴浊流的小说让台湾少女“玉兰”的眼睛，就这样第一眼看见了“祖国”：

满街满巷都是拥挤的男女老幼，真个是万众欢腾，热闹异常。长官公署前面马路两边，日人中学生、女学生及高等学校的学生们长长地排在那边肃静地站着。玉兰看见这种情形心里受了很大的感动，以前瞧不起人，口口声声讥笑着“支那兵，支那兵”神气活现的这些人，现在竟变成这个样子。

祖国的军队终于来了。队伍连续的走了很久，每一位兵士都背上一把伞，玉兰有点儿觉得诧异，但马上抹去了这种感觉，她认为这是没有看惯的缘故。有的挑着铁锅、食器或铺盖等。玉兰在幼年时看见过台湾戏班换场所时的行列，刚好有那样的感觉。她内心非常难受……（吴浊流，《波茨坦科长》）

大概在同样一个时候，二十二岁的彭明敏也正从日本的海军基地佐世保驶往基隆港，很可能搭的就是小鲍布那艘登陆舰。

战前彭明敏在东京帝国大学读政治学，不愿意被日军征召上战场，所以离开东京想到长崎去投靠兄长，却在半途遭遇美军轰炸，一颗炸弹在身边炸开，他从此失去了一条手臂。日后成为台灣独立運动领袖之一的彭明敏在基隆港上岸，第一次接触祖国，觉得不可思议：

一路上我们看到一群穿着褴褛制服的肮脏人们，可以看出他们并不是台湾人。我们的人力车夫以鄙视和厌恶的口吻说，那些就是中国兵，最近才用美军船只从大陆港口运送到基隆来。

中国人接收以后，一切都瘫痪了。公共设施逐渐停顿，新近由中国来的行政人员，既无能，又无比的腐败，而以抓丁拉来的“國軍”，却无异于窃贼，他们一下了船便立即成为一群流氓。这真是一幅黯淡的景象。

基隆火车站非常脏乱，挤满了肮脏的中国兵，他们因为没有较好的栖身处，便整夜都闲待在火车站。当火车开进来时，人们争先恐后，挤上车厢。当人群向前疯狂推挤的时候，有人将行李和小孩从窗户丢进车里，随后大人也跟着凶猛地挤上去占位子。我们总算勉强找到座位，开始漫长而缓慢的行程。从破了的窗口吹入正月冷冽的寒风，座椅的绒布已被割破，而且明显地可以看出，车厢已有好几星期没有清扫过了。这就是“中国的台湾”，不是我们所熟悉的“日本的台湾”。我们一生没有看过这样肮脏混乱的火车……（彭明敏《自由的滋味》）

如果彭明敏看见的七十军可厌可恶，那么杨逸舟眼中的七十军，就是可笑可鄙的了：

有的用扁担挑着两个笼子，一个装木炭、炉灶，一个装米和枯萎的蔬菜。士兵们有的是十几岁的少年兵，有的是步履老迈的老兵。大家都穿草鞋，有的只穿一只而一只赤脚。跛脚的也有，瞎一眼的也有，皮肤病的也有，因为都穿着装棉的绿色军服，看起来像包着棉被走路似的，所以台湾人都叫他们为 “棉被军团”。背后插着雨伞，下雨时撑着雨伞行军，队伍东倒西歪，可谓天下奇景。（杨逸舟着，张良泽译：《二二八民变》）

从宁波来到基隆的七十军，就以这样一个几近卡通化、脸谱化的“经典”定型图像，堂堂走进了台湾的当代史。六十多年之后，台湾一所私立高中的历史考卷出现这样一个考题：

台湾有一段时局的形势描写如下：“第七十军抵台上岸，竟是衣衫褴褛，军纪涣散，草鞋、布鞋乱七八糟，且有手拿雨伞，背着锅子，赶着猪子的，无奇不有。”

这是台湾历史上哪个时期？

（A）日本治台时期
（B）国民政府时期
（C）行政长官公署时期 （D）省政府时期

（海星中学考卷）

正确答案，当然是C。

海葬

1945年10月17日在基隆港上岸负责接收台湾的七十军，在台湾的主流论述里，已经被定型，它就是一个“流氓军”、“叫化子军”。

任何一个定了型、简单化了的脸谱后面，都藏着拒绝被简单化的东西。

我在想：当初来接收的七十军，一定还有人活着，他们怎不说话呢？流氓军、叫化子军的后面，藏着的历史脉络究竟是什么？他们从宁波突然被通知，跨江跨海三天内来到一个陌生的海岛，踏上码头的那一刻，想的是什么？

七十军那样褴褛不堪，后面难道竟没有一个解释？

我一定要找到一个七十军的老兵。

这样想的时候，國軍将领刘玉章的回忆录，射进来一道光。

日本投降后，刘玉章代表中華民国政府率领五十二军参与越北的接收。按照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发布的命令，“在中国（满州除外）、台湾及北纬16以北的法属印度支那境内之日本将领及所有陆、海、空及附属部队应向蒋介石元帅投降”，因此去接收越南北部的是中国國軍。

时间，几乎与七十军跨海接收台湾是同步的，五十二军在接收越南之后，接到的命令是，立即搭舰艇从越南海防港出发，穿过台湾海峡，赶往秦皇岛去接收东北。

和七十军肩负同样的任务，走过同样的八年血战、南奔北走，穿着同样的國軍棉衣和磨得破底的鞋，同样在横空巨浪里翻越险恶的台湾海峡，五十二军的士兵，却是以这样的面貌出现在刘玉章的回忆录里：

船过台湾海峡时，风急浪大，官兵多数晕船，甚至有晕船致死者，乃由船上牧师祈祷，举行海葬礼……

忆前在越南接收时，因战争影响，工厂关闭，无数工人失业，无以维生，曾有数百人投效本师。是以越南终年炎热，人民从未受过严寒之苦。本师开往东北，时已入冬，御寒服装未备，又在日益寒冷之前进途中，致越籍兵士，冻死者竟达十数人之多，心中虽感不忍，亦只徒唤奈何。（刘玉章〈东北戡乱战争亲历记〉《传记文学》第33卷第6期至第34卷第5期）

刘玉章充满不忍的文字告诉我的是，啊，原来习惯在陆地上作战的士兵，上了船大多数会晕船，而且晕船严重时，也许并发原有的疾病，是可以致死的；原来一个一个的士兵，各自来自东西南北，水土不服，严寒酷暑，都可能将他们折磨到死。

那些因横跨台湾海峡而晕船致死而被“海葬”的士兵，不知家中亲人如何得知他们最后的消息？在那样的乱世里，尸体丢到海里去以后，会通知家人吗？

草鞋

我终于找到了一个七十军的老兵，在台北温州街的巷子里，就是林精武。所谓“老兵”，才刚满十八岁，1945年一月才入伍，十月就已经飘洋过海成为接收台湾的七十军的一员。

“在登陆舰上，你也晕船吗？”我问。

他说，岂止晕船。

他们的七十军107师从宁波上了美国登陆舰，他注意到，美国人的军舰，连甲板都干干净净。甲板上有大桶大桶的咖啡，热情的美国大兵请中国士兵免费用、尽量喝。

我瞪大眼睛看着林精武，心想，太神奇了，十八岁的林精武分明和十八岁来自密西根的小鲍布，在甲板上碰了面，一起喝了咖啡，在驶向福尔摩沙基隆港的一艘船上。

林精武看那“黑乌乌的怪物”，浅尝了几口，美兵大声叫好。

兵舰在海上沉浮，七十军的士兵开始翻天覆地呕吐：

头上脚下，足起头落，铁锈的臭味自外而入，咖啡的苦甜由内而外，天翻地覆，船动神摇吐到肝胆沥尽犹不能止，吐得死去活来，满脸金星，污物吐落满舱，还把人家洁净的甲板弄得肮脏，恶臭，真是惨不忍睹。（林精武《烽火碎片》，林精武自印。页9）

这个福建来的青年人，一面吐得肝肠寸断，一面还恨自己吐，把美国人干净的甲板吐成满地污秽，他觉得“有辱军人的荣誉，败坏中華民国的国格”。

打了八年抗日战争的七十军士兵，在军舰上整个东歪西倒，晕成一团。林精武两天两夜一粒米没吃，一滴水没喝，肚子呕空，头眼晕眩，“我在想，这样的部队，还有能力打仗吗？然后有人大叫：‘前面有山’，快到了。”（林精武口述，龙应台专访，2009年6月26日。台北师大路林精武家。）

扩音器大声传来命令：“基隆已经到了，准备登陆，为了防备日军的反抗，各单位随时准备作战。”

全船的士兵动起来，晕船的人全身虚脱，背起背包和装备，勉强行走，陆续下船，美军在甲板上列队送别。林精武边走下码头，边觉得惭愧：留给人家这么脏的船舱，怎对得起人家！

基隆码头上，七十军的士兵看见一堆小山一样的雪白结晶盐。福建海边，白盐也是这样堆成山的。有人好奇地用手指一沾，凑到嘴里尝了一下，失声大叫： “是白糖！”大陆见到的都是黑糖，这些士兵第一次见到白糖，惊奇万分。一个班长拿了个脸盆，挖了一盆白糖过来，给每个晕头转向的士兵尝尝“台湾的味道”。

在基隆码头上，七十军的士兵看见的，很意外，是成群成群的日本人，露宿在车站附近；日本侨民，在苦等遣返的船只送他们回家乡。

七十军的老兵——大多是湖南子弟，八年抗战中自己出生入死，故乡则家破人亡，一下船看见日本人，有些人一下子激动起来，在码头上就无法遏止心中的痛，大骂出声：奸淫掳掠我们的妇女，刀枪刺杀我们的同胞，现在就这样让他们平平安安回家去，这算什么！

“我还听说，”林精武说，“有两个兵，气不过，晚上就去强暴了一个日本女人。”

“就在那码头上？”我问。

“是的。”林精武说，“但我只是听说，没看见。”

林精武离开故乡时，脚上穿着一双回力鞋，让很多人羡慕。穿着那双父母买的鞋，此后千里行军靠它、跑步出操靠它，到达基隆港时，鞋子已经破底，脚，被路面磨得发烧、起泡、肿痛。

军队，穷到没法给军人买鞋。有名的七十军脚上的草鞋，还是士兵自己编的。

打草鞋，在那个时代，是军人的基本技艺，好象你必须会拿筷子吃饭一样。

麻丝搓成绳，稻草和破布揉在一起，五条绳子要拉得紧。下雨不能出操的时候，多出来的时间就是打草鞋。七十军的士兵坐在一起，五条麻绳，一条绑在柱子上，一条系在自己腰间，一边谈天，一边搓破布和稻草，手快速地穿来穿去，一会儿就打好一只鞋。

只懂福建话的新兵林精武，不会打草鞋。湖南湘乡的班长，从怎么拿绳子开始教他，但是班长的湖南话他又听不懂，于是一个来自湘潭的老兵，自告奋勇，站在一旁，把湘乡的湖南话认认真真地翻译成湘潭的湖南话，林精武听得满头大汗。

林精武还是打不好，他编的草鞋，因为松，走不到十里路，他的脚就皮破血流，脚趾头之间，长出一粒粒水泡，椎心的疼痛。最后只好交换：十八岁读过书的福建新兵为那些不识字的湖南老兵读报纸、写家书，湖南的老兵，为他打草鞋。

“林先生，”我问，“台湾现在一提到七十军，就说他们穿草鞋、背雨伞、破烂不堪，是乞丐军——您怎么说？”

“我完全同意，”林精武抬头挺胸，眼睛坦荡荡地看着我，“我们看起来就是叫化子。到基隆港的时候，我们的棉衣里还满满是虱子，头发里也是。”

我也看着他，这个十八岁的福建青年，今年已经八十三岁，他的声音里，有一种特别直率的“力气”。

“我们是叫化子军，”他说，“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七十军，在到达基隆港之前的八年，是从血河里爬出来的？你知不知道，我们从宁波出发前，才在战火中急行军了好几百公里，穿着磨破了的草鞋？”

我是没想过，但是，我知道，确实有一个人想过。

1946年春天，二十三岁的台湾青年岩里政男因为日本战败，恢复学生身分，决定从东京回台北进入台湾大学继续读书。

他搭上了一艘又老又旧的美军货轮“自由轮”，大船抵达基隆港，却不能马上登岸，因为船上所有的人，必须隔离检疫。在等候上岸时，大批从日本回来的台湾人，很多是跟他一样的大学生，从甲板上就可以清楚看见，成批成批的中國軍人，在码头的地上吃饭，蹲着、坐着。在这些看惯了日军的台湾人眼中，这些國軍看起来装备破旧，疲累不堪，仪态和体格看起来都特别差。甲板上的台湾人你一句我一句地开始批评，露出大失所望、瞧不起的神色。

这个时候，老是单独在一旁，话很少、自己看书的岩里政男，突然插进来说话了，而且是对大家说。

“为了我们的国家，”这年轻人说，“國軍在这样差的装备条件下能打赢日本人，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们要用敬佩的眼光来看他们才是啊。”（梵竹〈一张高尔夫球场会员证的故事——访何既明先生〉，引自蓝博洲《共产青年李登辉——二进二出共产党第一手证言》）

岩里政男，后来恢复他的汉名，李登辉。

在那样的情境里，会说出这话的二十三岁的人，我想，同情的能力和胸怀的丘壑，应该不同寻常才是？

一支香

1945年9月12日，國軍并没有进驻台南；小鲍布那艘坦克登陆舰把七十军送到基隆港之后，先得开往越南海防港；和五十二军一样，國軍的六十二军在海防港等船。在各个码头等候遣返的人有好几百万，船，是不够用的。

航海日志透露的是，LST 847登陆舰在11月19日，从海防港接了六十二军的55位军官和499位士兵，驶往“福尔摩沙”，六天以后才抵达那时还称为“打狗”的高雄港。负责接收台湾南部的六十二军，在11月25日才在高雄上岸。

吴新荣为了见到祖国的军队而“斋戒沐浴”，却白等了一场。没等到國軍，倒是10月10日国庆日先来临了。

五十年来第一个国庆纪念，吴新荣兴冲冲地骑着脚踏车赶过去。他看见台南“满街都是青天白日旗”，仕绅们站在郡役所露台上，对着满街聚集的民众用肺腑的声音热烈地呼喊“大中華民国万岁”。三十八岁的医生吴新荣，百感交集，潸潸流下了眼泪。（吴新荣《吴新荣日记全集》卷七）

彭明敏的父亲，却感觉不对了。彭清靠，是个享有社会清望的医生，1945年10月，在举国欢腾中他被推举为地区“欢迎委员会”的主任，负责筹备欢迎國軍的庆典和队伍。筹备了很多天，买好足够的鞭炮、制作欢迎旗帜、在码头搭好漂亮的亭子、购置大批卤肉、汽水、点心，一切都备齐了之后，通知又来了：國軍延后抵达。大家对着满街的食物，傻了。

同样的错愕，又重复了好几次。

最后，11月25日，六十二军真的到了。日军奉令在码头上整齐列队欢迎。即使战败，日军的制服还是笔挺的，士兵的仪态，还是肃穆的。

军舰进港，放下旋梯，胜利的中國軍队，走下船来。

彭清靠、吴新荣，和所有高雄、台南的乡亲，看见胜利的祖国的军队了：

第一个出现的，是个邋遢的家伙，相貌举止不像军人，较像苦力，一根扁担跨着肩头，两头吊挂着的是雨伞、棉被、锅子和杯子，摇摆走下来。其他相继出现的，也是一样，有的穿鞋子，有的没有。大都连枪都没有。他们似乎一点都不想维持秩序和纪律，推挤着下船，对于终能踏上稳固的地面，很感欣慰似的，但却迟疑不敢面对整齐排列在两边、帅气地向他们敬礼的日本军队。

彭清靠回家后对家人，用日语说，“如果旁边有个地穴，我早已钻入了。”

彭明敏其实洞穿历史，他知道，这些走下旋梯的胜利國軍，其中有很多人是在种田的时候被抓来当兵的，他们怎么会理解，码头上的欢迎仪式是当地人花了多大的心思所筹备，这盛大的筹备中，又藏了多么深的委屈和期待？

彭明敏说，这些兵，“大概一生从未受人‘欢迎’过。带头的军官，连致词都没有……对他们来说，台湾人是被征服的人民。”（彭明敏《自由的滋味》）

彭清靠“不对”的第一感觉，其实就是两个文化的对撞。接收的國軍和期待“王师”的台湾群众，“痛”在完全不一样的点，历史进程让他们突然面对面，仿佛外星人的首度对撞。这种不理解，像瘀伤，很快就恶化为脓。短短十四个月以后，1947年2月28日，台湾全岛动乱，爆发剧烈的流血冲突。彭清靠是高雄参议会的议长，自觉有义务去和负责“秩序”的國軍沟通，两个文化的剧烈冲突——你要说两个现代化进程的剧烈冲突，我想也可以，终于以悲剧上演。

彭清靠和其他仕绅代表一踏进司令部，就被五花大绑。其中一个叫涂光明的代表，脾气耿直，立即破口大骂蒋介石和陈仪。他马上被带走隔离，一夜苦刑之后，涂光明被枪杀。

彭明敏记得自己的父亲，回到家里，筋疲力尽，两天吃不下饭。整个世界，都粉碎了，父亲从此不参与政治，也不再理会任何公共事务：

……他所尝到的是一个被出卖的理想主义者的悲痛。到了这个地步，他甚至扬言为身上的华人血统感到可耻，希望子孙与外国人通婚，直到后代再也不能宣称自己是华人。（彭明敏）

我坐在萧万长的对面。当过行政院长，现在是副总统了，他仍旧有一种乡下人的朴素气质。1949年，这乡下的孩子十岁，家中无米下锅的极度贫困，使他深深以平民为念。但是，要谈1949，他无法忘怀的，反而是1947。八岁的孩子，能记得什么呢？

他记得潘木枝医师。

贫穷的孩子，生病是请不起医生的。但是东京医专毕业以后在嘉义开“向生医院”的潘医师，很乐于为穷人免费治病。萧万长的妈妈常跟幼小的万长说，“潘医师是你的救命恩人喔，永远不能忘记。 ”

彭清靠和涂光明到高雄要塞去协调的时候，潘木枝，以嘉义参议员的身分，总共十二个当地乡绅，到水上机场去与國軍沟通。

这十二个代表，在1947年3月25日，全数被捆绑，送到嘉义火车站前面，当众枪决。

八岁的萧万长，也在人群里，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但是他眼睁睁看着全家人最熟悉、最感恩、最敬爱的医生，双手被缚在身后，背上插着死刑犯的长标，在枪口瞄准时强推跪下，然后一阵枪响，潘医师倒在血泊中，血，汨汨地流。

“八岁，”我说，“你全看见了？你就在火车站现场？”

“我在。”

在那个小小的、几乎没有装潢的总统府接待室里，我们突然安静了片刻。

火车站前围观的群众，鸦雀无声。没有人敢动。

这时，万长那不识字的妈妈，不知什么时候，手里已经有一支香，低声跟孩子说，“去，去给你的救命恩人上香拜一拜。你是小孩，没关系。去吧。”

小小的乡下孩子萧万长，拿着一支香，怯怯地往前，走到血泊中的尸体前，垂眉跪了下来。（萧万长，龙应台专访，2009年4月30日）

你有‘难民小孩’的屈辱或不平感吗？

调景岭外头，香港的街上，每年涌进来二十万人。难民潮里，有很多、很多的孩子和少年。

蒙古族的席慕蓉在湾仔上小学，多年以后，像古时候的词，有水井的地方就有人唱，她的诗，在华文世界里到处被人传诵。人们问她，你的古典诗的基础在哪里形成？她不直接答复你，只是淡淡地说，她在香港读小学的时候，老师就教会了她背诵整首白居易的《琵琶行》。她不会讲广东话，但是六十年以后，她还可以用漂亮的广东话把《琵琶行》一字不漏地背出来。
　　
白崇禧兵退海南岛之前，十二岁的白先勇已经被送到九龙避难，文静早熟的白先勇上喇沙书院。原本沉浸在中国古典戏曲及文学的白先勇在香港第一次接触英文世界，也开启了他对现代文学的兴趣。一九三七年出生的中国孩子，幼年和少年都是流离。他看过湘桂大撤退的火海，看过南京首都的上层生活，看过上海的繁华与崩溃，如今看见一九四九的香港，看见战争的荒凉：“家里住着很多人，都是需要照顾的亲戚和从前的部属。大楼外面骑楼里、走廊下，全睡着个人，街上也是到处是难民。”
　　
一九五二年才到台湾，白先勇成为台湾现代文学的先驱作家。
　　
同一个时间里，半岁的林百里被带到香港。他在解放军攻进上海前一个月出生，营养极度不良，扶着墙都不会走。被母亲抱在怀里逃到新界，一家人租了大埔“将军府”宅院里头的佣人间，后面的弟弟妹妹陆续出生在这狭窄的石头房里。石头房太热了，父亲就在屋角里种爬藤，藤的青叶盖满了屋顶。
　　
“将军府是谁的？”我问。
　　
“翁照桓。”
　　
我睁大了眼睛，“百里，你在大埔家的房东是翁照桓，一九三二年松沪血战中发出第一枪的国军旅长翁照桓？”
　　
“是的”，林百里说，他还清晰记得小时候，翁将军把他叫到面前，给他糖果，摸摸他头，要他努力读书，将来好好报效国家。
　　
林百里在一九四九年后难民充塞街头的香港长大。父亲和一百万其他难民一样，艰难地为生，在中环的香港俱乐部做会计。俱乐部大厅挂着水晶吊灯、铺着华丽的地毡，白人绅士淑女从大门潇洒地进出用餐，华人用旁边的小门。父亲告诫他，“你不可以到前厅去，那个门，是白人走的。”
　　
父亲就在侧门后面那个只能放下三张小桌的房间里工作。为了儿子的前途，父亲让长子百里跟在身边。白天，百里去上学－－搭天星小轮过海到尖沙嘴，然后改搭巴士到德明中学。大半的时候，为了节省那两角钱的巴士车资，十三岁的林百里宁可走路四十分钟到学校。
　　
晚上，父亲看着百里做功课；夜静了，就从办公桌底下拉出两张折叠行军床，在三张写字桌之间勉强撑开，父子两人就睡在那无法转身的小房间里。灯一灭，香港俱乐部大厅水晶灯那繁华的光，就从门缝里泻进来一条细细的线。
　　
这个一九四九年战火中出生、流离中长大的孩子，六十年后，他的笔记电脑制造公司是全世界最大的。
　　
我问他，“十一、二岁的时候，住在香港俱乐部的‘后门’里，不准进入前厅，一出门又总看见中环光艳夺目的精品橱窗，你有‘难民小孩’的屈辱或不平感吗？”
　　
“有屈辱感，尤其是看到白人和华人之间地位的差别，所以我的民族情怀是很深的，但是看到美丽的橱窗，我没有不平感，”林百里笑笑地说，“我只有想：有一天，我要买得起它－－如果我要的话。” 　　

“英九”

　　
秦厚修是从澳门上岸的，海上很黑，大船在海上剧烈地摇晃，等小船过来接驳；从大船踏上摇晃得更厉害的小船时，踩空了，差点摔进海里。秦厚修带着一个还没上小学的女儿，肚子里还怀着一个，踏上澳门，马上转香港。丈夫马鹤凌在码头上焦急等候。
　　
在孩子出生之前，秦厚修得找工作。她和亲友合伙在青山道附近顶下了一爿洗衣店。然后又在一九四九年新开张的大型游乐园－－荔园，找到一份工作：收门票。
　　
荔园开张，是一九四九的香港大事，付港币五角，可以入场，摩天轮、碰碰车、哈哈镜、遥遥船、过山车，还有一个香港唯一的真雪溜冰场。
　　
“可是，应台你要知道，那时没有票的，你丢钱进去，有一个闸门，我就坐在闸门旁边用脚踩一个控制，一踩，缴了钱的人就可以进来，每天就做这个。一个月薪水三百块钱，要养好多人。”秦厚修说。
　　
荔园月薪三百块？我想到，同一个时间点，钱穆创了新亚书院，自己的月薪是两百块－－现在我知道那是多么微薄了。
　　
“蛮辛苦的，”我说，“马妈妈，可是那时你肚子里的孩子已经出生了，你出来工作，谁管那吃奶的婴儿呢？那时你先生也在找工作吧？”我问。
　　
“家里还有一个奶奶帮忙，还有姑爹，而且，逃出来的亲戚那么多，每天都有人来借钱，他们也帮忙。”
　　
厚修的孩子在东华三院之一的广华医院出生了，马家唯一的男孩。
　　
父亲久久思索，在这样的离乱不安中，对孩子如何期待？
　　
他为孩子取名“英九”。
　　
这孩子长大以后，成了中华民国总统。介绍自己的时候，他会笑说，我是“大陆酝酿、台湾制造、香港交货”的。
　　
“我也记得，”秦厚修说，“有一天马爸爸说要去调景岭，听说救灾总会的人到那里发救济物资，结果回来了，也不过发了几块肥皂吧？那时候，也有‘第三势力’来找他，但是他没去。”
　　
“第三势力”这个词这么顺溜地从马妈妈嘴里冒出来，让我吃了一惊。很少人知道这是什么了，向来对政治没兴趣的她竟然记得。
　　
一九四九年落脚在自由的香港，有很多关心国是的知识分子，他们既无法接受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也不欣赏蒋介石的领导，这时美国已经开始在亚洲做大规模的反共布局，提供资源，于是一个名为“自由中国运动”的“第三势力”，就开始酝酿了。中情局结合流亡人士，有计划地训练独立于台湾之外的反共游击队。
　　
调景岭有很多年轻的国军官兵，也有很多失学失业的青年，不管是为了生活的基本维持，还是因为胸中怀抱着经国济世的热情，当他们听说有个学校招生培训，为了建立一个美好的“自由中国”，很多人去了。
　　
学校设在塞班岛；“塞班”，是残酷血战的代名词，在关岛附近，面积比香港岛略小，战前是日本领土。一九四四年美军强攻塞班，日军战死三万多人，守将南云忠一自杀。三万居民中，两万多人死于战火，另外四千多个老弱妇孺调悬崖自杀。
　　
受训的年轻人学习爆破桥梁、抢滩登陆、打阵地战等，还有跳伞。在塞班干校训练一年零两个月以后，学员就被送回日本基地，最后的主要任务是：空投大陆。四人一个空投小组，选择的空投点通常是游击队员的家乡；山东流亡出来的，空投山东；湖南出来的，空投湖南，因为你必须对那个点的周遭环境，了如指掌。
　　
在港大的教授餐厅里与蒋震闲聊一九四九－－对于像他或蒙民伟这样从一九四九年的艰辛中白手起家的人，我有一种特别的尊敬。不知聊到了哪里，我随意说，“我发现关于香港的‘第三势力’的资料特别少，问了很多香港人，也问不出个所以然来，好像谁都不知道似的。”然后我给自己加点咖啡。
　　
蒋震接过去说，“是啊，自由中国运动。”
　　
我吓了一跳，咖啡壶在我手上悬在半空－－会把“自由中国运动”这几个字这么不经思索说出来的，历史学者除外，我还是第一次碰到。
　　
蒋先生知道内情？
　　
他看着我吃惊的神情，笑了，说，“我就去了塞班岛！”
　　
蒋震是香港极受尊敬的实业家。一九二四年出生在山东河南交界的荷泽，一个极为贫困的家庭。和千万个与他同时代的爱国青年一样，他也当了兵，从山东一路打到广州，部队溃散，他就随难民潮来到了香港。
　　
所有的苦工，他都做过，在码头上扛重物、在纱厂里打杂，在矿场里挖地。一九五八年，三十五岁的蒋震拿出仅有的两百港币，和朋友创设机器厂，发明了全世界第一部十盎司螺丝直射注塑机，奠定了他的实业王国。为了回馈乡土，他又成立基金会，专门扶植中国大陆的工业人才培训。
　　
蒋震说，要从调景岭说起，因为他也进了调景岭难民营。
　　
“啊……”我看着他，“没想到。那－－您原来属什么部队？打过什么战役？”
　　
“整编十一师。打过很多仗，譬如南麻战役。”
　　
我看着这位极度朴实的霭霭长者，简直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
　　
一说“整编十一师”，一说“南麻战役”，我就知道他真正经历过了什么。我一时无法把“香港实业家蒋震”与胡琏将军的彪悍十一师和可怕的南麻血战做连接。
　　
一九四七年七月，整编十一师在山东南麻就地防守，广设防御工事，周围建筑了上千座大大小小的子母地堡，纵横交错。解放军的名将陈毅和粟裕以五倍于国军的兵力主攻。激烈的炮火交织七天七夜，战役结束之后，解放军损失惨重，自称一万四千人阵亡，国军方面则宣称“歼灭”两万人，“生俘”三千人，自己牺牲了九千人。这是粟裕少有的挫败，从此役开始，解放军严肃地检讨应付国军子母地堡的作战策略。
　　
南麻七天战役结束，荒野中留下了三万个青年人的尸体。
　　
实业家蒋震是从这里走出来的。
　　
塞班岛的结业学员在空投任务前，每人发配的装备是：手枪、冲锋枪、弹药、发报电台、足够一月吃的干粮、人民币，然后就被飞机秘密地送到某一个省的山区，跳下去。
　　
有的人，降落伞没打开，当场摔死。大部分的人，一落地就被当地的居民给绑起来，送去枪毙。
　　
我看看蒋震－－他如果被空投到山东，怎会今天坐在我面前，后面是一片美丽的维多利亚海景？
　　
蒋震笑了，他看出我眼睛里有一百个疑问。
　　
“我一直以为‘自由中国运动’是个爱国的运动，也不知道中情局在后面，”他笑着说，“轮到我要被空投的时候，韩战打完了，这个空投计划，也叫停了。我差一点点就上了飞机。”
　　
啊……原来韩战还决定了蒋震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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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人，愈是在风雨如晦的时候，心灵愈是宁静。他能穿透所有的混乱和颠倒，找到最核心的价值，然后就笃定地坚持。在大动荡、大离乱中，钱穆流浪到香港，站在一九四九年的街头，看见满街都是露宿的、不知何去何从的少年。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办学，开创了新亚书院。
　　
每晚从外面回到九龙深水埗的新亚书院克难破楼前，钱穆很难上楼，因为骑楼下、楼阶上，全是蜷着睡觉的人。新亚的青年学生，也蒙头睡在走廊上。在睡着的人与人之间，钱穆小心翼翼地寻找可以踩脚的空隙。
　　
学生交不起学费，老师买不起食物，学生和老师就拼命写稿挣钱。当时的学生中，有一个特别聪颖沉着的，叫余英时。二○○六年得到美国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终身成就奖时，余英时追忆一九四九年的新亚书院，特别记得，为了生活，他自己十几岁就开始写稿，创办新亚书院的恩师钱穆，也拼命写稿，“龚定庵所谓‘著书都为稻粱谋’。”余英时笑说。
　　
每一个香港人都有一个故事。那辗转流离的一代，自己历尽艰辛，但总是想方设法在动荡中找到一个给孩子避风遮雨的地方。
　　
于是你就有像梁安妮这样的发现。安妮是香港公关界的“大姊大”，我问她的“来历”；她能说的，不多，但是，慢点，父亲好像有一个日记本，我回去找找。
　　
她找到了，手写的，从出生到一九四九来港，是一个完整的回顾和记录。安妮一夜读完，无比地震动；父亲过世二十五年之后，她才知道父亲的一生，他如何亲身经历抗战中的桂林大轰炸，他如何飞越喜马拉雅山参与了中国远征军的对日战争。
　　
在香港，程介明这样的孩子长大，成为有名的教育理论专家，但是他清楚地记得“流离”的感觉。即使年纪很小，他看得出父亲在为养家挣扎，他明白，所谓“在保险公司”上班，其实就是失业。房子每搬一次，他和弟弟就要换一个学校。而房子，总是愈搬愈小，愈住愈远，上学的路，愈长。
　　
我和程爸爸说话，谈他的一九四九，老人家讲到当年的艰辛，稍稍顿了一下，说，“介明这孩子很小就懂事，很体贴。”
　　
小孩子懂事，体贴，其实就是苦难让人早熟的意思吧。程爸爸语气有心疼的意思。
　　
在香港，上海出生的徐立之，记得一个小阁楼，在一个狭窄的“士多”（store）小店铺上面，全家人就挤在这样一个无法动弹的阁楼里。后来生活实在太困难了，母亲只好带着小妹重新回到当初离开的大陆老家，因为那里生活开支比较小；相依为命的一家人，活生生被现实拆散。
　　
立之的父亲，也在“保险公司上班”。
　　
“那，父亲本来做什么呢？”我问立之。
　　
他犹豫了一下，说，“原来家境极好，父亲的毛笔小楷在浙江奉化很有名，所以蒋介石一九四八年修的家谱是他亲手抄写的。”
　　
我飞去加州，到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院，像小学生一样坐在一群皓首穷经的历史学家后面，看刚刚开放的蒋介石一九四九年前后的日记。极端重视家谱的蒋介石，在东北和徐蚌会战最惨烈、国事蜩螗的时候，仍旧在日记中不断追踪家谱修谱进度；徐立之父亲的名字，真的在日记里出现。
　　
所以在四九年后的香港，你可能在九龙街头遇见踽踽独行的钱穆，你也可能在浅水湾的海边，碰见四岁的徐立之和爸爸在海滩上玩沙。再怎么穷，水和沙是上帝送的。这个“士多”小阁楼上长大的孩子，也上了钱穆创办的新亚书院，后来成为世界著名的分子遗传学家，回到香港来，做了香港大学校长。
　　
二○○九年了，上环老区还是有些小阁楼，就在狭窄的“士多”上；每次经过，我还忍不住多看两眼，想起钱穆在一九四九年为新亚书院所写的校歌：
　　
山岩岩，海深深，地博厚，天高明，
人之尊，心之灵，广大出胸襟，悠久见生成。 ……

手空空，无一物，路遥遥，无止境。
乱离中，流浪里，饿我体肤劳我精。
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 千斤担子两肩挑，趁青春，结队向前行。

（一）上海的早晨

其实不是八月十五日，是八月十一日。这一天清早，二十七岁的堀田善卫照常走出家门，却看见一件怪事：上海的街头，竟然出现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國’旗。这里一幅、那里一幅，从层层叠叠高高矮矮的楼顶上冒出来，旗布在风里虎虎飞舞。

“今天什么日子？”他对自己说，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自从一九四一年的冬天日’本全面占领了这个城市以来，这样的旗子是早就消失了。而且，这旗子还没有汪精’卫南京政’府旗子上必有的那四个字：“反 ‘共 建 國”。它是正统的青’天’白’日’满’地’红。

“这是怎么回事？”

才从日’本来上海半年，堀田对政治还不十分敏感。在日’本统治的上海街头出现那么多青’天’白’日的旗子代表什么意思，也没太多想，只是看到旗子时，“重庆”两个字在他脑海里模糊地溜转了一下，马上被其他念头所覆盖。但是，拐个弯走出小巷走进了大马路，他呆住了。

大街两旁的建筑，即使一排排梧桐树的阔叶在八月还一片浓密，他仍然清清楚楚地看见一片密密麻麻的标语，大剌剌地贴在参差斑驳的墙面上和柱子上。字，有的粗犷，有的笨拙，可是每一张标语都显得那么斩钉截铁，完全像揭竿而起的宣战和起义，怎么看，怎么显眼：

八年埋头苦干，一朝扬眉吐气！
庆祝抗’战胜利，拥护最高领’袖！
还我河山！河山重光！
实现全國统’一，完成建’國’大’业！
一切奸’逆份子，扑’杀之！欢迎我軍收’复上海！
國’父含笑，见众于九泉／实施憲’政，提高工人的地位！
先烈精神不死，造成一等强國！
自立更生，庆祝胜利！ 提高民众意识，安定劳工生活！

堀田善卫停止了脚步，鼻尖闻到上海弄堂特有的带着隔宿的粘腻又有点人的体温的生活气味。他看见一条旧旧的大红花棉被晾在两株梧桐树之间，一只黄色的小猫正弓着身体从垂着的棉被下悄悄走过——就那么一瞬之间像触电一样，忽然明白了。

堀田善卫日后写了《上海日记》，回忆这安安静静却石破天惊的一个上海的早晨：

“八月十日夜半，同盟通讯社的海外广播播放了日’本承诺接受波茨坦公告，监听到这一广播的莫斯科广播电台，则动员了其在海外广播的全部电波，播送了这条消息。而收听到这条消息的上海地’下抗’日组’织便立即采取行动，将这些标语张贴了出来。”

在无数亢奋高昂的标语中，他突然瞥见这么一条，粉色的底，黛色的墨，贴在一户普通石库门的大门上：

茫然慨既往，默坐慎将来。

灰色的两扇门是紧闭的，对联的字，看起来墨色新润，好象一盏热茶，人才刚走。

堀田心中深深震动：“我对这个国家和这个城市的底蕴之深不可测，感觉到了恐惧。而且这些标语是早已印刷完毕了的，我对地’下组’织的这种准备之周到，深感愕然不已。”

在山城重庆，蒋’介’石在前一天晚上，已经知道了这山河为之摇动的消息。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号的日记，笔迹沉静，墨迹均匀，完全没有激动的痕迹：

［雪耻］……正八时许，忽闻永精中学美军总部一阵欢呼声，继之以爆竹声。余闻甚震，当“如此嘈杂实何事？”彼答曰：“听说什么敌人投降了。” 余命再探，则正式报告，各方消息不断报来，乃知日’本政’府除其天’皇尊严保持以外，其皆照中美苏柏林公报条件投降以（矣）

这个人，一生写了五十七年的日记，没有一天放下；即使在杀’戮场上冲锋陷阵、满眼血丝，一从前线下阵，侍卫就看见他在夜灯下拾起毛笔，低头写日记。从一九二八年起，每一篇日记都以“雪耻”二字起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就是三百六十五天的“雪耻”。十年如一日，二十年如一日。三十年如一日。四十年如一日。五十年如一日。

但是，白水黑山备尽艰辛之后，苦苦等候的时刻真的到来，却竟也只是一张薄薄纸上四行淡墨而已。 　　

（二）我是台湾人

台湾总’督府的统计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为止，台’湾因为美’军轰’炸而死’亡的有五千五百多人，受轻重伤的有八千七百多人。

战争期间，当作军夫、军属以及“志’愿兵”被送到中国和南洋去做苦役、上战场的，有二十万人。

运到日’本高座海軍航空兵工场作“少年工”的，有八千四百多个台湾孩子。战’争结束时，三万三百零四个台湾青年为日’本牺牲了性命。

八月十五日，当天’皇紧绷而微微颤抖的“玉音”从广播里放送出来的那一刻，台湾人，究竟是战败者，还是战胜者呢？

八月中，刚好是中元普渡。台北万华龙山寺庙埕里人山人海，香火缭绕，庙埕外小吃摊熙熙攘攘整条街。舞狮的动作特别活泼卖力，人们的笑声特别轻松放肆，孩子们嬉闹着向狮子丢鞭炮。卖中秋月饼的商店，已经把文旦和月饼礼盒堆到马路上来了。

黄春明说，天’皇宣布日’本战败的那一天，他的祖父兴高采烈，觉得“解’放”了；他的父亲，垂头丧气，觉得“沦陷”了。十岁的宜兰孩子黄春明，睁大了眼睛看。

是不是，刚好生在什么年份，那个年份就界定了你的身分认同？
　　 台南医师吴平城，在一九四四年九月被征召到南洋。五十九个医师、三个药剂师、八十个医务助手，在高雄港搭上了神靖丸，开往南洋前线。太平洋海面已经被美’国的空軍控制，神靖丸以“之”字形曲折行驶，躲避轰炸。几乎可以预料的，这是一艘地狱船。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二日，神靖丸在西贡外海被’炸，船上的三百四十二名乘客死了两百四十七个。

活下来的吴平城，被送到越南西贡，照顾日’本伤’兵。八月十五日，他在西贡军医院里和其他三百个医院的员工肃立在中庭，低头聆听天’皇的宣布。身为台湾人，吴平城心中只有欢喜，心里头最克制不住的冲动，是马上回到亲爱的家人身边了。军医长对吴平城——现在他还叫“山田”，说，“山田，从此你是中国人了，我们是日’本人，以后有机会中’国和日’本合起来打美’国吧！”

吴平城还没答话，同是军医的日’本人田中大尉已经发难，板着脸冲着军医长说，“军医长，您到现在还执迷不悟，说出这种话来。日’本就是有太多人想法和您一样，想统一全世界，要全世界的人统统讲日语、穿和服，才会到今日凄惨的地步呀！”

西贡军医院里只有两个台湾医师。山本军医长询问两人愿意与日’军部队同进退，还是选择脱离，两个台湾人选择离去。第二天，两位台湾医师领了薪水，坐三轮车离开，发现医院院长带领全体工作人员列队在医院大门口，对两名台湾同仁脱帽敬礼。极尽隆重的送别。

“这是日’本海軍惜别时的大礼，”吴平城心中深深感慨，“从此大家变成陌路的异国人了，他们还是尽到最后的礼节。”
　　 翁通逢是嘉义人，东’京东洋医学院毕业。吴平城搭上神靖丸的时候，东’京已经被美軍炸得尸横遍野，满目疮痍，翁通逢决定赶快离开岌岌可危的日’本，到满’洲国去。

他没有听见十五日天’皇的广播。早在八月九日凌晨的黑夜里，新京的空袭警报突然尖声响起，惊醒了本来就忐忑不安的市民。新京，就是长’ 春。炮’火和坦’克车很快就进了城，苏’联的红’軍打进来了。很多台湾人这才赫然发现，讯息灵通的日’本人，早已疏散到城外，讲日’本话、穿日’本服的殖民地台湾人，没人通知，后知后觉地还留在城里头。害怕红’軍的暴’行，也恐惧满洲人的复仇，台湾人聚集起来自力救济，存粮、雇车、找路，开始个别逃难。

翁通逢一群人带着两袋米、一包豆子、一袋盐，就上路了。长春市东区伊通河畔有桥，通往二道河，是出城必经之路；在日’本人的统治下生活了十四年的满洲人，这时守在二道河的桥栏上，专门“堵”日’本人，见到就杀，“以致于溪水一两日都是红色的。”

日’軍在战时鼓励大约数十万的日’本平民来满洲“开拓”，大多数是本来就贫苦的农民。八月十五日以后，这些人突然成为没有人管的难民。翁通逢认识一些开拓民，听说有些人流离到了长春，他赶到长春的“日人在满救济协会”去看望，却发现，一起从北满南下的人，死了三分之一。

在一间八个榻榻米大的房间里，睡了将近十个人，其中好几个已经是尸体，躺在活人中间；活人没有力气站起来，把身边朋友和亲人的尸体抬走。

台’湾人在东北小心地活着；苏’联兵四处强’暴妇女，穿着軍服当街行抢。苏’联兵走了，八’路軍来了；八’路軍走了，国’軍来了，国’軍走了，共’産党又来了。满’洲人称日’本人为日’本鬼，称台’湾人为第二日’本鬼。在每一个关卡，台湾人都要努力证明自己不是日’本人，会说一点蹩脚国语的，就大胆地说自己是“上海人”。会说客家话的人，这时发现，用客家话大声喊，“我是台’湾人”，成了保命的语言。

翁通逢医师决定离开东北逃回台湾是在一九四五年的冬天，那是一个冰冷的劫后余生的冬天：

那时是十一月，看到一群从北满疏开（疏散）来的年轻人，大约有一百人左右，都是二十来岁。本来年轻人应该很勇、有气魄，可是他们的衣服竟被扒光，身上只用稻草当衣服遮着，在零下二十度里，走路垂头丧气。

我看他们走路不大稳，心想这群人大概活不了多久了。我尾随在后，想看看他们住在哪里？他们住进一个日’本人的小学校，里面也没什么东西，光是冷就冷得厉害了。经过三个星期我再去看，学校运动场像个坟墓。

我想到了夏天那个死人坑会流出死人水，流行病可能就发生，看来不离开东北不行了。 　　

（三）追火车的小孩

我在夜车里，从广州东站驶往衡阳站。晚上十一点发车，清晨五点钟可到。总路程五百二十一公里。这个里程数，我开过。一九八七年，第一次去柏林，就是开车去的，从法兰克福开到仍在围墙中的柏林，是五百六十公里。

一进入东德区所谓公路其实就是一条被铁丝网、探照灯和监视塔所围起来的一条出不去的隧道。接近关卡检查哨时，看到穿着制服的边境守卫，有一种恐怖的感觉。

都是回乡的人吧？广州东站的候车室里，起码有上千的人，聚在一个大堂里，听见的全是熟悉的湖南话。很多民工，带着鼓鼓的麻袋——都是那种红蓝白三色条子的大口麻袋，大包小包的，全身披挂。出来打工的人，这很可能是两三年才一次的回乡。家里的孩子，可能都认不得自己了。

人们安静地上车，一入厢房，放好行李，爬上自己的铺位，就把灯灭了。灯灭掉的那一刻，整个世界就没入铁轮轰轰隆隆的节奏里。行驶中的夜行火车永远是浪漫的，车厢像个秘密的、无人打扰的摇篮，晃着你的身体；韵律匀匀的机械声，像一顶蚊帐，把你密密实实地罩在摇篮里。

十万大山

长沙的國軍将领程潜和陈明仁决定不再和解放軍继续战斗的时候，黄杰接下第一兵团的指挥权。那是一九四九年八月初，林 彪所辖的两个軍，已经打到衡阳附近，到八月下旬，整个华中战场，解放軍集结了十九个军，五十五万人，分三路向西南进攻。

西南，就是永州所在。在那里，风檐下读书的孩子们也愈来愈不安。

黄杰一路溃败后撤，十月十一日，得到白崇禧的电令，多个据点被解放軍占领，兵力需重新部署，同一天，豫衡中学则接到教育部的急电，立即迁校。

永州滂沱大雨，满地泥泞，又是寒冬，孩子们拎起了背包，和去年离开南阳城的情景一样，只是这回，既没有哽咽不舍的父母，也不再有远足的天真。

学生分两批，冒着风雨步行到湖南和广西的交界，第一批通过了黄沙河，第二批要通过时，黄沙河已经被解放軍占领。

五千多个孩子，到达广西的，剩下一半。这一半，坐火车、爬车顶、过山洞，又失去一些人；惊恐不已到达一个叫金城江的小车站，五千多人的联中已经像一串摔断在地上的珠链，珠子滚落不见。枪声中还手牵手在一起的孩子与老师，夹杂在逃难的人潮、无人照顾的伤兵群、抛锚的卡车战车、沿路丢弃的军用物资行列中，不知道何去何从。

九十七軍二四六团刚好路过，愿意护着学生往前走。

士兵和学生，还有成千上万的难民，到了迁江，后面追兵炮声隆隆，前面急湍江水滚滚。工兵抢建浮桥──用空的汽油桶绑在一起，上面放木板。先让军队的骡马辎重过河，再让军队和学生过桥。桥的两端，满坑满谷的人。

等候过江的军用汽车，排起来十公里长，分批渡河，一小时只能通过四辆，而追兵已至。于是黄杰下令，除了器械及医疗药品的车过江，所有军用物资一律放火烧毁。

豫衡中学的孩子们在迁江岸上看见的，是烈火灼日、恶烟滚滚，爆炸声惊天动地。这种镜头，在逃难中，不断发生。在溃退中，学生跟着黄杰的部队退入了中越边境的“十万大山”。

“十万大山”有数十万大大小小的山，如雄狮当关，一字排开，形成难以跨越的天然国界。原始丛林，瘴疠蔓延，浓密处，阳光射不进来。混乱中大家开始攀爬主峰姑姆山，翻过山岭，就是越南。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三日，黄杰带领着三万多残军，从丛林中走到了中越边境的隘店关卡，跟越南的法国将领取得“假道入越，转回台湾”的协议：

同意分为五百人一组，在指定地点将武器交付封存，由法方护送至码头。关于所经路线，由法军负责一切安全，我方保证军纪严明，并由我方军官带队。

出了关卡，部队五百人一组，进入越南国境。三万个部队后头，还有很长一列断了手、截了腿、削了脸、满头包着白纱布的伤兵、抱着婴儿无奶可喂的年轻眷属、步履不稳的难民。当然，还有惊吓不已的中学孩子们。

从南阳出发的五千个孩子，一年后抵达越南边境的，剩下不到三百人。

没有想到的是，交出武器之后，这三万多人被法国人直接送进了铁丝网围着的集中营，一关，就是三年半。

集中营在越北蒙阳一个大煤矿区的空地上，没有一个遮雨的草棚。三四万人，包括老人和小孩，被丢弃在那里，从盘古开天开始，上山砍柴、钻木取火。蒙阳对面的山坡，不到半年时间，已经出现大片乱葬岗，营养不良、疾病流传，一病就死，每天抬出去十几个尸体，天气很快就开始热起来，尸体的臭味一阵一阵传来，令人晕眩。

江流有声，断岸千尺

有时候，在最悲壮的事情发生时，你六十年后最记得的，反而是──听起来如芝麻蒜皮的小事。

退休以前在“荣民工程处”负责数据的陈麾东，跟着部队进入越南时，才十一岁。这十一岁的小男孩，注意到，法国人沿着中越边境满插法国国旗来标示国界。三万残军过关卡时，法国军官指挥着，身上的武器全部卸下，步枪一堆，轻机关枪一堆，手榴弹另外一堆。

在这个时候，突然轮到一整个军乐队要过卡了；他们身上背的、抱的、拿的，是大鼓小鼓、大小喇叭、大号小号……这军乐队也在战场上跑了一千公里，翻过“十万大山”。

一个乐手正要卸下他巨大的法国号，只是不知他的法国号应该属于步枪、机关枪，还是手榴弹的那一堆，正在犹豫，那个一直在旁监督缴械的法国军官一步踏上前来，指着乐器，说，“这不是武器，可以带走。”

一个完整的军乐队，带着他们所有的鼓、号、喇叭，就穿过了关卡，进了越南。此后的三年半里，这个军乐队在乱世中维持礼乐。

以后在铁丝网圈里生活的三年半，集中营里的人们胼手胝足建起了房舍，技术一成熟，就用木头和茅草在金兰湾营区建筑了一个“宏伟”的“中山堂”，各种戏曲的表演，在里头“盛大公演”。

你绝对不会想到，在每天靠配粮、四面站卫兵的收容营里，还有人会认认真真地成立剧团。河南出来的豫剧演员跟着部队流离到越南，在富国岛暂时安顿下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创设“中洲豫剧团”。一九五三年三万残军被送回台湾，中洲豫剧团继续发展，培养了王海玲这样一代又一代的艺人，就是今天台湾豫剧团的薪火传递者。

还记得那本《古文观止》吗？十七岁的马淑玲在湖南津市留给赵连发同学的书，被赵连发一路带到永州柳子庙，一路带进 “十万大山”，一路带进越南集中营。三百个师生和从前五千个师生一样，坐下来就读书。在没水没电的越南煤矿区空地上开学，这本从河南南阳带出来的《古文观止》，成为唯一的教材。校长张子静要全校学生分页相互抄写，人手一份，然后严格要求：每个人背下三十篇。

有一次，夜里营房失火，一团惊慌中，学生们看见校长从草屋里急急奔出来，怀里只抱着一个东西，就是那个海外孤本《古文观止》──他还穿着睡衣，赤着脚。这些河南的孩子们，在永州柳子庙时，读的是书里柳宗元文章，现在在异国异乡的寂寞蛮荒里，虽然晚上睡觉的稻草垫一翻开就有潮湿的蛆在蠕动，白天，他们却坐在地上跟着老师朗诵：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

从乌穈采访 “反 共 救国 軍”飞回台北的航程上，和陆軍司令杨天啸比邻而坐。我已经习惯要问人祖宗三代的出处了，于是探询他的出生地，他谦抑微笑答道：“越南，富国岛。”

我吃了一惊：他是富国岛铁丝网里头出生的小孩？

我很快找到杨的父亲，追问细节。

杨景龙，是当年九十七軍的一位营长；九十七軍的二四六团，就是在金城江车站慨然允诺带着豫衡联中的孩子们继续南逃的部队。从长沙出发时，九十七軍有完整的六万人，边战边走到了中越边境时，杨营长身边只剩下一百多人。妻子怀着身孕，还带着两个孩子，已经失散。一家人的偶然团聚，是在越南的集中营里。

一九五三年六月十日，国际交涉终于有了结果，因内战而孤悬海外三年半的军队、难民、学生，在海防港搭上了军舰，八天以后，在高雄港上了岸。两百零八个豫衡联中的学生，其中还包括后来写了 《野鸽子的黄昏》的王尚义，在高雄港落地，然后被送到员林实验中学入学。

在台湾员林，河南南阳的孩子们，和山东各地的孩子们，跨过大江大海惊涛骇浪，终于走到一起来了。陆陆续续地，更多的少年们来到这里：香港的、澳门的、缅甸的、舟山群岛的、大陈岛的……内战中被机器“绞”出来的多股残军、孤军和整批撤出或零散逃出的难民，以及他们的孩子们，如涓涓细流，慢慢都汇入了员林实验中学。

我偶然看见新闻，國防部长陈肇敏去了豫衡中学六十周年的同学会，心想，慢点，陈肇敏不是个地道的南台湾孩子吗？怎么会是那个学校的学生？从香港打电话问他，他笑说，是的，因为家住得近，他就去上了那个学校，所以是在那样一个带点“孤臣孽子”的浓厚历史情感中长大的没错。“否则，”他说，“我一个草地小孩怎会去投考空軍官校呢？”

有些轨迹，不知怎么最后会自己“圆”起来。三十年后，从火灾中抱着《古文观止》赤脚往外跑的张子静校长，在台湾将书亲手奉还当年的少年学生赵连发，说，“将来两岸开放后，你回老家时，把书带回去给马淑玲，告诉她，校长代表全校师生向她表示谢意。”校长流下了眼泪。

六十年后，赵连发真的回到了河南，找到了马淑玲，一本《古文观止》，双手奉还。

完整的一本书，没少一页，只是那书纸，都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