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戒》在那样的时代里
我们请每一位读到这里的读者，能否都扪心自问一下，在那样的时代里，您，作为一个普通的水波沉浮的弱小个体，你能如何。我们能否不轻飘飘地遥远地抨击和不齿，而真切感受一下那时代人的痛苦、彷徨与挣扎。
2007年最搅动社会参与的文化事件，当属电影《色，戒》的获奖和上映。节本和完整版的扰攘，床戏和性话题的热火，电影和小说原著的对照，小说与当时事件的考据，作家与小说主人公的关联性研究，以及意识形态学者声调高亢的审判式指控，即，《色，戒》的“爱国性”质疑，张爱玲、李安的以小说、电影为“汉奸”张目和贴金，甚而至于对导演李安的“汉奸”后裔的追根究底的政治性“调查”等等 —— 占有了网络最多的条目和报刊的连篇累牍的版面。
黄纪苏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指斥李安“依然跪着”，学者崔卫平批评它“人性，太人性了”。作家龙应台叩问：“在那样的时代里，你对‘忠奸’难道不该留一点人性的空隙吗？”批评家朱大可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文称《色，戒》“解读的艰难”。从一系列专家学人庄重有词的文化检讨和学理沉思看，“色戒”现象的蔓延评论还不像有立马嘎然而止的趋向哩。
*编者按：* 对于《色，戒》的评论，最早来自龙应台的一片长文，当时读来的第一感受：龙应台对李安简直是倾倒了，字里行间透着小女生对偶像的盲目崇拜，呵呵，真不像一个中年的成名女作家的范儿。但对龙先生的一种论调很是共鸣：“在那样的时代里，你对‘忠奸’难道不该留一点人性的空隙吗？”
《色，戒》作为一个全社会参与的文化讨论现象，时间已跨越了大半年，回头看来，对其的评价，最具水平的还是龙先生的一句：“在那样的时代里，你对‘忠奸’难道不该留一点人性的空隙吗？” 我们请每一位读到这里的读者，能否都扪心自问一下，在那样的时代里，您，作为一个普通的水波沉浮的弱小个体，你能如何。我们能否不轻飘飘地遥远地抨击和不齿，而真切感受一下那时代人的痛苦、彷徨与挣扎。
那样的时代离得我们很远了么？不是很远，艰苦卓绝的抗战不是还没过去80年么，而更惨绝人寰的文革不也就过去30年而已。不要那么轻飘飘地谩骂，也许，就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在你一转身间，当你陷入那样绝望、灰暗的世界里，你又能如何？
当女人不合作的时候
李安说：“当女人不合作的时候，就像一个音符一掉，整个结构瓦解了，真有摧枯拉朽之势。这是女人性心理学里面最幽微的地方。同时崩颓掉的是最强大的集体意识，是社会的集体历史记忆，这就是张爱玲的力量。张爱玲也没有被人家当作文豪，像傅雷、鲁迅对她的评价：这种小女人写的东西，不是承载那么大的东西。但她用女性性心理学去碰对日抗战这么大的题材，她真有胆识。当然她也很害怕，在小说里面可以感觉到很重的恐惧感，传染到我身上。我真不想拍这部电影，只是抗击不了。《色，戒》是撕破脸了。”这点说得是很对的。
在张爱玲的小说《色，戒》里，“每次跟老易在一起都像洗了个热水澡，把积郁都冲掉了，因为一切都有个目的。”有了什么“目的”？暗杀的合目的性的目的。有了目的和方向性，与老易的性爱就有借口，就不会被同学所嘲笑，目的变成了借口。到上海被利用做美人计，具有调侃意味，爱国压倒了性。王佳芝充当美人计的炮灰可能一开始出于男同学的忌妒、促狭和别有用心。虽然是革命和抗战的大语境，但人心的叵测与下作，宏大叙事下掩盖的心灵的原罪、原欲和恶，被凝练、含蕴地表达出来。
爱国、抗战，都是集体主义的话语，在这个宏大的话语系统下，似乎一切都有了“合目的性”，就像小说主人公王佳芝所找到的那个“目的”，出卖肉体或者“性享受”也有了“宏大”目的，正义的借口。这是王佳芝的人性之“恶”，欲乃是一种“盲目性”，但盲目性是不合法的，要给予这个人性的盲目一个“目的”，是自我宽慰和使灵魂暂时平安不受纠缠。
王佳芝的同学，也都受抗战的宏大语境支配；但他们暗地里的心理，却是摆脱不了人性恶的黑暗，他们的心灵，被另一种暗中的力量所支配，那是一股潜流，一直与宏大的表面的“进步”的时代大潮相胶结纠缠，使人在正义与邪恶、伟大与渺小之间摇摆，发出痛苦与无奈的呻吟——只不过，人们更敏感地掩饰它，使之晦暗不显，但它实在是存在的，穿越、盘曲于心灵中。男人的渴望占有欲，占有不到而生发的“酸葡萄”的毁坏欲，才生出“馊主意”美人计，肉体炸弹，以身饲奸——让它成为抗战的祭品算了。这和旧约时代犹太人对犯奸淫的妇女当场用石头砸死的法律是同样促狭的，也和鲁迅笔下阿Q的心理“和尚动得，我动不得”如出一辙。或者你把它看作小恶，因为不算大恶，但却使人心灵阴暗而不得超脱。
人生如梦 人生如戏
《色·戒》不是张爱玲最好的小说，但她所塑造的王佳芝，实在是一个特别的人物。一个业余特工最后对猎物动心，捉放曹害了自己，这样的题材很容易写成好莱坞式剧本（确实也被李安排成这样的电影），但在张的笔下，反反复复出现的关键词语，不是李安花色各异的双人床，不是“火油钻”，不是家国之慨，甚至不是众所注目的爱情，而是“演戏”二字。
且看王佳芝坐在小咖啡馆等易先生那段，张爱玲先手造一个中装男子（可能是个职业间谍），透出她需要的“演电影话剧”这几个字，然后直接就用这样的句子来交待王的过去：“她倒是演过戏，现在也还是在台上卖命，不过没人知道，出不了名。”
因为要扮麦太太，不得不将初夜交给同学的那一晚，是“浴在舞台照明的余辉里……于是戏继续演下去”；在牌桌上成功地吸引了易先生的注意，留下了她的电话号码，回来后自觉是“一次空前成功的演出，下了台还没下装，自己都觉得顾盼间光艳照人。”兴奋得和同学“疯到天亮”；暗杀即将开始，怔忡不宁，想的是“上场慌，一上去就好了”——还是演戏的感觉。
写的最好的是他们在印度人的店里买戒指，她选中一只粉红钻，明知血案一触即发，但她的感觉是如在梦中——“一方面这小店睡沉沉的，只隐隐听见市声——战时街上不大有汽车，难得揿声喇叭。那沉酣的空气温暖的重压，像棉被捣在脸上。有半个她在熟睡，身在梦中，知道马上就要出事了，又恍惚知道不过是个梦。”而手上的钻石“光头极足，亮闪闪的，异星一样，红得有种神秘感。可惜不过是舞台上的小道具，而且只用这么一会工夫，使人感到惆怅。”
这感觉哪里是在计划杀人，这分明还在戏中，所以感到的才不是恐惧，而是预知高潮后终将散场的惆怅。但她知道一切都已安排妥当，瓮中捉鳖，下面的不再是戏码，而是实实在在的流血。她心里很清楚，演戏终不过是演戏，台上再怎么成王败寇，喋血杀戮，下台以后，照样可以吃夜宵，游车河。可一旦放了枪，有了不能变更的结果，那就完全不同。没有台可以下，她的戏就会变成她的人生。这不是她所愿意的，她只是个票友。
她忽然感到了老易的爱——尽管对方只是在想这是一段中年奇遇——张爱玲这样写：“这个人是真爱我的，她突然想，心下轰然一声，若有所失。”突然的爱情，不但是对老易好感的积累在特别时刻的爆发，也是王佳芝走下舞台的阶梯——她有了爱情，这个借口足以让任何罗刹女收刀入鞘，爱情不合时宜的到来救了他的命，也将她送回后台——但真的是太晚了——她坐上三轮车逃走，马路上车如流水，路上行人都跟她隔着层玻璃，就像橱窗里展览皮大衣与蝙蝠袖烂银衣裙的木美人一样可望而不可及，只有她一个人心慌意乱关在外面——她终于还是被关到了外面。如同海明威的小说《世界之都》，帕科死后卢阿卡公寓一如平常，王佳芝故事的结尾，打麻将的女人们仍旧在打麻将，台下的人在安然过着台下的生活。而她已经销声匿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