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如果仅是为了震撼
摄影记者贺延光静悄悄地将照相机对准病房里的小患者, 他想拍下点什么。但是这个小女孩发现了有人在拍她, 便急忙用手中的杂志挡住了脸, 并说：“叔叔, 您不要拍我, 我妈妈还不知道我在这里呢。”
这个小患者大概也只是躲在病房里看杂志, 并不是在这里生病。还有, 这真是诗的逻辑：只要她妈妈不晓得她在生病, 小姑娘自然也就是健康的了。小姑娘在说话, 制止了对一种真实境遇记录的发生。
感谢贺延光记下了孩子的话, 我也像当年背诵语录一样背诵着它, 就是这句话, 背在身上真是比辞海还要厚重啊。
我也要学会去制止什么。1981年我参观了北京的星星画展, 第一次看见了画家罗中立的油画《父亲》。这幅和领袖画像一样巨大的父亲画像, 原来是由黄土高原的层层沟壑堆积而成, 父亲正端着水碗却暂时没喝, 不知是等待着水凉一些, 还是期待着阳光把水晒热, 而父亲扶着碗沿的拇指上的指甲污黑却清晰可见。
这就是逼真的艺术所带来的震撼效果, 开始我想说：《父亲》这幅画, 破天荒地画出了1949年后中国农民的苦难和淳厚。这几乎是一句空话。我是空旷展览大厅内众多簇拥观众的一员, 我们在震撼之余也不知到底在怎么想, 我们都说不出一句话。在《父亲》面前我们徘徊着然后走开, 这么多年过去了, 那个“父亲”终于也在说：“艺术家同志, 请不要这样画我, 我妈妈还不知道我已变成这般模样。”
我也的确在套用小女孩的心声, 因为站在苍老的父亲面前, 我们还不会想到他还有妈妈, 因为逼真已经是底蕴, 已经像大地一样。在逼真的后面, 不会再有什么, 于是, 艺术家可以尽情地去画。
倒是当年审查这幅画的干部懂得：逼真的农民形像要有所遮蔽, 这就有了画家在父亲的耳朵上加了根圆珠笔的妥协方案, 以示父亲也有文化。父亲固然“有文化”, 但他苦难的面容, 一经发布已经尽人皆知, 惟独至今没有听到他母亲的哭声。
我们开始热衷于艺术的逼真运动, 还是在北京, 在那个“798”艺术工厂区, 现在有一组矿难雕塑矗立在露天。那天我远远望去不知道广场上的一群人怎么都变成黝黑黝黑的模样, 我蹲下身本来想揭开地上死者的被单, 原来被单是以石头铸成。雕塑群中, 除了有死者, 还有活着的孕妇和孩子。我们这些打着领带穿着皮鞋的人从这里经过, 那个被石头铸成的孩子, 只是抬头看他的母亲, 而从不抬头看我们。在参观者中, 还真有胆子大一点的小朋友, 拎着汽球, 围着矿难雕塑满场跑, 他想惊动他们, 但他们仍然纹丝不动。小朋友终被他的母亲喊回了身边。
到底是满足了一个灾难事实的描述, 还是满足了艺术家以求逼真的艺术心理, 我耳边又继续响起那位病中女孩的箴言。现在该由那位黯然神伤的孕妇说出：“雕塑家先生, 请不要把我们铸造成已经死去, 也不要把我浇铸成我已经怀孕, 我们的妈妈还不知道我们躺倒在这里。”
这大概可以成为批判家们批判我想掩盖人间真实苦难的口实, 是的, 除非他们没有母亲, 除非他们只是苦难本身。我也曾以凝重的心态偷偷地欣赏这苦难矿工们的造型细节, 我甚至伸手摸摸那个悲伤的孕妇像石头一样硬的肚子, 瞬间觉得她忘却了躲闪。我的好奇心以摸摸那个孩子的脑袋做为参观结束。我想, 如果这里的人没有母亲, 那么连苦难都是孤独的。迄今为止我们只懂得口头上的“价值关爱”却无从知晓“价值悲痛”。因为, 关爱只能从悲痛中而来。
“隐瞒事实真相
在我们这个国度, 人间灾难消息的发布, 最初的确是以“隐瞒事实真相”的方式进行的。一个战友牺牲了, 惟独必须相瞒的就是在家乡井边正在提水的他的母亲。所谓悲剧通报的难点就是通报时刻的来临。其他人知晓没有明显的意义, 死者的战友们藏着死者的遗物但谁都没有胆量走向老人。那放下木桶的腰身还没有站直, 谁敢破坏母亲此时的无知状态, 无知就是宁静。所以欲言又止, 说出战友阵亡的事实, 那话语中的意味真比蚕丝还细。谁都害怕看见母亲因悲痛而崩溃。
在我们这个国家, 隐瞒事实真相到后来蜕变成向高级首长隐瞒, 但上面下来的首长却听到了什么风声, 非要亲自去查看老百姓是怎么生活的。首长走了一遭后感慨地说：“只知道老百姓苦, 但没有料到有这么苦。”一点不错, 关于人民的苦难只是首长心中一种甜丝丝的心绪和挂念。当首长终于在某一天受到了强烈的“视觉冲击”, 这个冲击不是别的, 正是人间的呼吁。
但是艺术家看上去也在呼吁, 因为呼吁可以成名。但是, 令我尊敬的贺延光先生在说：“直接表现苦难是最简单的, 如果仅是为了触目惊心, 去展示视觉刺激, 而不考虑自己的照片对被拍摄者生活的影响、人格的损害, 这样的心态是很可怕的。因此, 要有点忌讳。”
这个世界上的艺术家们早已把艺术“要有点忌讳”这个准绳抛到九霄云外。越演越烈的所谓视觉冲击力和听觉冲击力已如同潮水。最早我注意过那个“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时刻, 竹竿将大红灯笼挑起, 在某个屋檐下灯笼悬定, 挂钩声咔咔作响。我想艺术家肯定迷恋这种音响质感, 但是也太夸张了。那个“泰坦尼克”号, 为了保持灾难的风度和震撼, 在下沉的最后时刻仍然念念不忘船舷上的灯火辉煌, 我们从欣赏艺术和生活里的所谓“小小质感”开始, 艺术品味在慢慢地上瘾, 现在也开始学会欣赏灾难的质感了。
贺延光先生提到的艺术对人格的损害, 我甚至理解为艺术正在对母亲造成损害, 说到底, 任何苦难和灾害的当事人, 不论他们人间的年龄有多大, 他们的心中一定有一个伟大的母亲在爱着他们。 生怕母亲受到惊吓这是惟一的宗旨, 因此, 苦难的写实必须有所忌讳, 这才是苦难中人真正的心声。艺术家应当照顾这种心声。
二战期间, 当“艺术家”还戴着钢盔、手持卡宾枪在战场上服役的时候, 那时, 他们的行为只是忠实地执行法西斯当局所下达的活埋女孩的命令。任务的程序是：坑已经挖好了, 然后将女孩推下去, 最后用皮靴踏平泥土。我不知道这算不算“行为艺术”, 这个行为的惟一主题就是宣告残忍。但是, 孩子走到手持卡宾枪的人面前, 平静地说道：“叔叔, 请不要把我埋得太深, 不然我妈妈回来就找不到我了。”我们的理解曾经有误, 小姑娘不是在报道噩耗而是希望母亲能把她从深埋中拉出来, 然后一块儿回家。这是在灭顶之灾面前勇敢地破解活埋的深度、破解所谓视觉震撼, 因为这是我们人类的最早的童声。因为人是有母亲的。
永远地不惊动母亲的神色, 这应该成为我们的人心和品质, 保持天下母亲和天上母亲那面容的静穆, 是我们的守望和责任。而往往, 我们看见母亲微微闭目如此安详, 却试图去惊醒她。所谓朝拜和跪望, 此刻人心并不真爱那个端坐的女神形象。
因而, 我们日常的人心, 贺延光先生看得最透。他要拍一张生病小姑娘的照片, 却要让小姑娘放心, 他说：“你看你的, 用杂志挡住脸, 保证不让你妈妈看出来是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