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庆，在和歌乐山烈士陵园遥遥相望的沙坪坝公园里，在荒草和杂木中，有一片人迹罕至的墓地，它被一道长满青苔的高高的石墙围住，与世隔绝。 这是一个全国仅有的文革墓地，１１３座坟墓掩埋了４００余名当年武斗的死难者。他们中有年仅１４岁的少女，有被称为“校花”的女中学生，有年轻的母亲，她们和更多的他们————握着枪和铁棍、刀、匕首等的儿子、丈夫、父亲 ———— 交错地倒在这里。
　　　　
３０多年过去了，如今，坟头芳草萋萋，那个动乱年代曾经的厮杀、哀号、枪声、颂歌和罪恶过去了，被鬼针草、尘土和高墙的阴影层层覆盖。
　　　　
但是，与死者有关的人还活着。重庆文革派性斗争的波诡云谲、血雨腥风，还影响着他们 ……

h3. 重庆的两派

　　1966年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公告天下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运动初期，“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不理解这场运动的真正实质，还是按照他们的理解，以他们驾轻就熟的、通过派工作组的方式，掌握了运动的领导权，控制着局势，并利用一些“保皇派”群众组织，与造反派开展斗争，使造反派一度处于被动的境地。

　　8月5日，运动开始后不在北京、一直处于幕后的毛泽东突然公开表态，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也就是俗称的 “十六条”，将斗争的矛头直指刘少奇，形势遂开始发生变化，“文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66年8月15日，重庆师范专科学校的“排炮” 和“轻骑”等红卫兵组织跑到重庆大学，请那里的造反派派人支援他们与该校工作组的斗争。当天，重庆大学、重庆师院附中、重庆市六中等院校4000余人前往重庆师专，声援那里的造反派。为纪念这次声势浩大的“革命行动”，重庆市造反派组织统称为“8•15”派，有的干脆就以“8.15” 命名（如重庆大学的红卫兵组织）。

　　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指挥和策动下，造反派加紧了“夺权斗争”，扭转了被动的局面，各级党组织逐渐失去对运动的控制，一些领导干部纷纷被打倒、揪斗。

　　进入1967年，以上海的“一月风暴”为代表，各地相继由造反派夺权并成立了新的政权机构。当年4月，重庆各造反组织夺权成功，成立了当时重庆市的最高权利机构“革联会”。“革联会”成立以后，却并没有天下太平，造反派在权利分配、对待“解放”干部、与当地驻军关系等问题上发生了分歧，随后一批人从 “8•15”中分裂出来，组建了一个新的与“8•15”对立的组织：“反到底”，由于其号称要“砸烂革联会”，所以又俗称“砸派”（“8•15”则称为“保派”）。这个组织迅速壮大，其中甚至还有不少对“8•15”怀恨在心的原先的“保皇派”成员。曾经一起造“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反的“战友”变成了势不两立、一定要拼个你死我活的“敌人”，他们之间的武斗烈度，大大超过了当初和“保皇派”之间的争斗。

h3. 内战爆发

h4. 造反派与“保皇派”的冲突

　　运动初期，人们还没有完全丧失理智，造反派、“保皇派”都是一个单位的同事，尽管观点不同，但还比较克制，斗争以辩论争执为主，偶尔发生些推推搡搡的事。到1966年的下半年，毛泽东公开表态支持红卫兵的造反行动以后，情况就不同了。

　　12月4日，在重庆大田湾体育场召开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造反派与“工人纠察队”等“保皇派”在会场上互相辩论，最后发展为激烈冲突，双方各有人受伤。

　　但奇怪的是，按理说应该誓不两立的造反派和“保皇派”之间的冲突，反而没有造反派后来分裂出来的两派之间那么血腥、残酷和激烈。

h4. 烽火四起

　　 1967年4月，“革联会”成立、重庆的造反派分裂为“8•15”与“反到底”两大派以后，随即爆发了一连串激烈的武斗，并迅速升级到使用军用武器相互残杀的“内战”，仅仅在1967年4月到1968年7月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重庆及附近地区就发生了一起又一起严重的武斗：

　　 4月23日，两派在北碚、重钢等地辩论，先是用高音喇叭对骂，然后发生肢体冲突，继而互相砸宣传车、广播器材等，这是两派之间爆发的第一场较大的冲突。

　　 5月23日，在重庆石油学校发生武斗，双方开始动用钢钎、铁棒、匕首等凶器。随后武斗之风在全市蔓延，重庆医学院、嘉陵机器厂等单位均发生武斗，重庆警备司令部派去制止武斗的部队指战员也遭到殴打。

　　 6月5日，在西南师范学院发生武斗，混战一直持续了三天。两派先后派出数千人前往支援，揭开了两派动用常规武器大战的序幕。

　　 7月8日，在重庆红岩柴油机厂发生武斗，首次使用体育比赛用的小口径步枪，打死9人，打伤数人，双方各有100余人被对方抓走。

　　 7月25日，在重庆工业学校发生大规模武斗。武斗中，枪支代替了石头、铁棒，造成数十人伤亡。

　　 7月28日晚11时，“反到底”派200余人到被 “8•15”派占领的军工企业──嘉陵机械厂，潜入厂房偷走3挺机枪，30多支步枪、冲锋枪和一批弹药，但在撤离时被发觉。守厂人员当即用高射机枪平射拦击，“反到底”也组织还击。事件中一人被高射机枪的子弹拦腰打成两截，另一人的脑袋被打掉，还有数人倒在了血泊中。

　　 7月31日，荣昌县发生大规模武斗。参加武斗的人员有700余人，双方使用了步枪、机枪、手榴弹等武器。战斗中打死78人，交战一直持续到8月6日。

　　 8月3日，国营望江机器厂“金猴”兵团，用高射炮平射击沉了重庆警备司令部的一艘巡逻艇，艇上的3名解放军战士被打死。自该日起，长江、嘉陵江两大河道被封航，一有船只出现就会遭到炮击。这次封航长达40余天。

　　 8月5日，在国营建设机床厂清水池一带发生大规模武斗。除了步枪、冲锋枪、轻机枪、手榴弹外，还动用了坦克、高射机枪等武器。双方死亡22人，数百人受伤。

　　 8月8日，国营望江机械厂的“金猴”兵团用改装的三艘炮船组成“长江舰队”，沿江而上，途中炮击了东风造船厂、红港大楼、国营长江电工厂及一些船只，并用安装在船上的高射炮平射朝天门，打死24人，伤129人，击沉船只3艘，打坏12艘。

　　 8月12日，在嘉陵机械厂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直接参战人员逾千名，前往支援者上万。武斗中动用各种枪炮、坦克、战车，双方死亡数十人，伤600余人。

　　 8月13日，望江机械厂“金猴”兵团向设在郭家沱中学的驻厂部队指挥部发动攻击，打死4人。

　　 8月14日，嘉陵江大桥上发生武斗。打死11人，伤多人。烧毁重庆市第二轻工业局办公大楼及重庆市六中学生宿舍、嘉陵印刷厂厂房和部分设备。

　　 8月18日，潘家坪地区发生大规模武斗，动用了坦克、装甲车、高射重机枪。双方死亡人数达128人，伤者无数。此次流血冲突一直持续到8月20日。

　　 8月22日，在南岸区上新街发生武斗。打死22人，伤数十人，损失财产无数。

　　 同日，重庆警备司令部3辆小车组成的一个车队途经山城宽银幕电影院时，遭“反倒底”派伏击，1名处长被打死，5人被打伤，一名受伤的副师职干部在送往医院“抢救”时，被支持“反倒底”的医生故意截肢。

　　 8月中、下旬，在杨家坪地区建设机器厂一带发生大规模武斗，参战人数4000多人。经过一周激战，杨家坪街道房屋成为一片废墟，惨不忍睹，双方死亡人数达200余人。

　　 8月28日，北碚区3000余人在歇马场424部队驻地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死亡40人，经济损失重大。

　　 10月27日，位于歌乐山上的总参通讯兵工程学院发生流血事件，该部警卫连开枪打死32名该校学员和附近群众，53人受伤。

h3. 淋漓的鲜血

h4. 见到的第一个武斗死难者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件事发生在1967年6月，中国氢弹爆炸成功的次日。

　 那时我们的学校已经停课，我和同伴们整天就在院子里游荡，听到什么消息就跑去看热闹。我看到的第一个武斗死者，就是这样的。

　　我们是在西南医院外科大楼的。我们跑到那里时，那儿已经围了一群人。作为在医院里长大的孩子，死人以前也见过，但那大多是病故者或是泡在福尔马林里面的标本，被刀子活活刺死的人还是第一次见到，所以我还是感到几分恐惧，只敢躲在别人的背后探头张望。

　　他50多岁的样子，躺在担架车上，已经停止了呼吸。一个瘦瘦的中年男子站在担架旁，悲愤的向围观的人群一遍又一遍的叙述事情的经过。通过他的叙述，我们知道了事情的经过：当天，他和本厂同组织的几个工人（“8.15”派）在工厂的围墙上贴庆祝我国氢弹爆炸成功的大标语，不知为何与隔壁工厂的几个“反到底” 派的工人发生了争执，后来变成了打斗。冲突中，他被对方的一个青年工人用自制的三角刮刀刺中大腿内侧。行凶者心狠手辣，刺中他以后还用力的将刮刀旋转了一下，切断了他的下肢动脉，导致他失血过多，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就已经死亡。

　　他的脸色白得发青，紧皱眉头，嘴张得很大，好象还要呼喊，那是一种既痛苦又恐惧的表情。他的同伴为了向人们控诉对方的罪行，掀开盖在他身上的白布，将伤口展示给人们：经过清洗的刀口，可以看得很清楚，大约有小碗那么大，没有皮肤包裹的肌肉组织向外翻卷，好象一团诡异的花蕾，真是触目惊心！后来，他所在的组织举行了抬尸游行，抗议对方的暴行。

　　第二天，“8.15”出版的报纸上刊登了死者的照片，报道了此事。

h4. 血淋淋的小报

　　 “文革”进入高潮以后，各地原来的报纸不是停刊，就是被造反派控制后变成了该组织的喉舌，还有更多的组织则自行编辑出版小报。这些小报，除了必有的向毛泽东表忠心、批判刘、邓、陶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外，还有相当多的内容就是“揭露”、“控诉”对方派别挑起武斗、杀害自己组织成员的“罪行”。这些内容，不仅有文字，还配有照片。

　　我记得有一份小报上，记录了“8.15”派一位姓杨的工人遇害的事。这位某工厂“8.15”派的成员，在从工厂回家的途中失踪了，家人及组织的成员遍寻无着。几天后，人们在长江上顺流而下的一块木板上发现了一具尸体，但是这具尸体被残酷的剥去了脸皮，生殖器也被割掉，一时无法辨认是谁。后来，该工人的母亲在这具尸体的小腿上发现了杨某小时候被狗咬后留下的一处疤痕，才认出了这具尸体就是杨某。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就这么不明不白的被人杀害了，而且死得这么惨，要在多大的仇恨的驱使下，才会下这样的毒手啊！

　　我还在一份《血案专刊》上看到过一幅照片，那是一个女孩子的遗体。1967年初的某一天，这个来自河南的女孩子和其他成百上千的红卫兵、造反派一起，冲击成都郊区的一家严格保密的军工企业，要求工人们停产闹“革命”。奉命守卫这家工厂的部队在退到第二道警戒线、已无路可退、鸣枪示警无效、请示上级得到批准的情况下，朝冲进来的人群开了枪，打死打伤数人，制止了一场严重的冲击军工企业的骚乱。这个女孩子就是被打死的人中的一个。她是河南某大学的学生，来四川大学串连，正巧赶上了这一场“革命”行动，就兴冲冲的参加了。行动中她非常勇敢，冲在了最前面，甚至在部队开枪后还一面高呼口号，一面继续往前冲，结果被子弹击中，当场毙命。

　　她的“战友”为她、为那场“革命行动”中“牺牲”的“烈士”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追悼大会，他们给她戴上军帽，穿上军装，扎上武装带，两只胳膊上戴满了各个造反派组织的红袖章。她长着一张圆圆的脸，躺在担架上，闭着眼睛，神态安详， 身边这个动荡喧闹的世界，已经与她无关了。

　　一朵含苞欲放的生命之花，就这么无谓的凋谢了。

　　下面摘录的是几段小报的记叙：

　　摘录一：匪徒们冲过来了。一个匪徒用钢叉把中厅门上的玻璃打碎了，一尺多长的钢叉直透过门来又从我的右腋下穿过，鲜红的血从手臂上流了下来。接着一把寒光闪闪的大刀呼地一声从我的右侧劈了下来。我一闪身避开。这时左边窗口里又有暴徒用钢叉斜里戳来，连刺三叉。窗户上的玻璃哗里哗啦掉下来。我拣起一块砖头向他扔去，这个暴徒退下了。立即又有一个暴徒冲上来，用大块砖砸下来，我举手挡开，接着又打来一块，打中左额，伤口裂开三寸长，血把眼睛都糊住了。我倒下了，七八个匪徒扑了过来，有一个照我左耳下踢了一脚，又用钢叉挑开我的外衣，刺开了胸口，接着我被拖了出去，有个匪徒叫喊着要干掉我，并用钢叉打了我一棍，打伤左腿。他们把我从满是玻璃碎片的地上拖过去……

　　摘录二：8月某日晚，Ｃ派使用机枪攻击Ｄ派守卫的东方红剧场。Ｃ派先用炸药炸倒围墙，尔后向内投掷手雷，当场炸伤Ｄ派两人。Ｃ派又手持机枪一直冲到三楼，将Ｄ派 30余人压进二楼，并投燃烧瓶引起火灾。Ｄ派宁死不降，一个个从二楼跳下，重伤2人。火越烧越旺，一直烧了三个多小时。次日凌晨，Ｃ派用机枪、步枪、六０炮团团围住厂院，用机枪封锁了大楼与食堂之间的所有通道，还打了迫击炮，炸开南边围墙，手持步枪、机枪的80余名Ｃ派成员冲进某车间，Ｄ派20余人立即用自制手雷将对方击退，但两人身负重伤，一人手被炸断。晨，Ｃ派集中火力要攻下大楼，用机枪严密封锁了大楼出口及楼梯，并用六０炮轰击大楼，随后用两大包炸药把大楼炸了个大口子，手提机枪冲上楼梯缺口向楼内猛扫，Ｄ派则用手雷还击，当场打死13人……

　　摘录三：1967年8月，Ａ派千余人决定北上控告。某日凌晨一时左右，一千余名Ｂ派人员，身穿军装，出动30多辆汽车，开出某某城，向北驶去。凌晨三时，已经行军两天的Ａ派分为三部分，用8辆卡车来回输送，部分人则步行，继续向某地进发，六时许，接近某镇。这时Ｂ派追赶上来，用架在车顶上的机枪向Ａ派扫射，当场击倒8人，Ａ派立即疏散。Ｂ派的人越来越多，机枪、冲锋枪一齐扫射。一分钟不到，Ａ派有13人被击倒在公路上。Ｂ派抓起几十个Ａ派成员，绑了拖上卡车，还用绳子抽打……
　　Ｂ派架起机枪，向跳入河中的Ａ派扫射。某某、某某不幸中弹，淹得半死，拖上岸被一刀从胸部划到腹部而死……某某拽着Ａ派一姑娘的辫子，打了几十个耳光，小姑娘满口鲜血直流，并表示拒不投降，某某便对她大腿开了一枪，又砍了两刀，扔在大卡车上，不久便咽气了……如此追杀了 4个专区，行程283公里。

　　 上述的描述，足以看出当年两派之间的厮杀是多么的残酷、疯狂，令人发指，哪里是工人阶级之间的“人民内部矛盾”，根本就是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一场内战，奇怪的是还都冠以“革命”的名义！

　　 这些小报，据说美国哈佛大学的图书馆里收留了不少，我们这里存世的反倒不多了，实在令人遗憾。

h3. “我为文化大革命坐了１５年牢”

周劲松，男，１９４５年生，原重庆“８·１５派”总负责人之一，曾任重庆市革委会常委，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１９７６年入狱，１９９１年刑满释放，现无业，靠亲朋接济度日。

文革前，我是重庆大学３年级学生。我卷入这场运动是从“四清”工作组留下来继续搞文化大革命，整重大校长、书记郑思群开始的。１９６６年６月，工作组把郑校长打倒，我不服。对郑校长，我印象很深，我是当时全校７个全优生之一，从他手里接过不少奖状；郑校长在食堂当着学生的面，把饭桶边地上的饭捡起来自己吃，从不骂人，讲究身教，以身作则。这样的校长被打倒了，我鸣不平，当场我就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关在重大阶梯教室隔离审查了一个礼拜。出来后，我自然就成了大家关注的对象。

那年７月１９日，工作组把郑校长转移，押到松林坡招待所继续关押，转移时被我看见了，郑校长头发零乱，只穿着短裤、背心，打着光脚板，走在水泥路上。一位老革命，７级干部，就被他们这样整过来整过去，连鞋都不让穿，７月份的重庆，有多热啊！我看不过，一喊就喊过来几百人，围住工作组的人质问，双方僵持了一阵，都不了了之。我再次成为焦点人物，再次被打为修正主义苗子、反革命。但不过半个月，工作组突然宣布郑思群校长畏罪自杀，就在松林坡招待所。我们一面向当地派出所报案，要求调查郑校长的死因，一面自发地围攻工作组。就从郑校长死的那一天开始，工作组就不得人心，重大师生反对工作组就有了群众基础。

为啥子叫“８·１５派”，莫名其妙的，我跟你讲，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５日那一天，重庆师范专科学校的造反派组织“排炮战斗队”、“轻骑战斗队”的负责人，到重大找到我，要求我们声援、支持他们。我当天就鼓动带了３０００多重大的师生员工到了师专，开大会声援造反派。这事就惊动了重庆市委，市委就派了副书记、副市长辛易之来师专，他代表市委宣布我们的行动是错误的，命令解散，但大家不服，就在沙坪坝上街游行，口号就是要搞文化大革命，坚决贯彻 “５·１６通知”精神，坚决执行“１６条”措施。这就是重庆文革第一次大规模游行的所谓“８·１５事件”。此后，各个单位造反派纷纷赶工作组，都跑到重大来搬兵声援，“８·１５”的名声坐大了。“８·１５派”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形成了。

１９６７年１月份全国各地造反派掀起了旨在夺权的所谓“一月革命”，重庆是２月２８日，４６个造反派组织发表了《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公告》，革联会宣告成立，掌握了全市党、政、财、文大权。革联会一把手是驻军首长，副主任由工人代表、农民代表、学生代表分担，我派了一个“副司令”去革联会当副主任，我自己没有当权，但我是支持革联会的。

成立了革联会以后，有人认为革命尚未成功，不要当官老爷，因此反对革联会；还有一种人认为自己没有当权，被革联会排斥了，也反对革联会。这些人就把人拉出去成立了“反到底派”，又称“砸派”。“砸派”当时有一个很出名的广播站，叫“完蛋就完蛋”，是林彪的话。

当时，四川的政治局面非常复杂：６０年代初，宜宾地委书记刘结庭、市委书记张西挺被李井泉主持的西南局打成反党分子，一直关押。１９６７年五六月间，刘、张获平反昭雪，复出任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副主任。重庆两派围绕 “刘张”平反复出的问题加剧了分化，“８·１５派”反刘张，“反到底派”拥刘张。斗争越来越激烈，一直到后来武斗全面升级、爆发。

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震撼世界，这是悲剧，防止悲剧重演这个观点我是赞同的。我为文化大革命坐了１５年牢，我负了责。

１９６７年４月２３日，两派组织在北碚、重钢等地辩论，发展成动拳头、砸宣传车、广播器材等事件。

１９６７年５月２３日，两派人员在重庆石油学校发生武斗，双方从动拳脚升级到使用钢钎、铁棍、匕首。是月武斗之风蔓延全市：重庆医院、嘉陵机器厂、西南师范学院均发生了使用这些武器的武力冲突。

１９６７年６月５日至８日，西南师范学院两派发生武斗，全市两派分别派数千人参战，揭开重庆大规模武斗的序幕。

１９６７年７月８日，两派武斗组织在红岩柴油机厂发生冲突，打死９人，伤近２００人。这次武斗中双方首次使用枪弹。这次事件被称为“打响重庆武斗第一枪”。从此，重庆武斗全面升级，从使用小口径步枪、冲锋枪、轻机枪、重机枪、手榴弹到动用坦克、高射炮、舰艇，从巷战到野战，规模越来越大，死的人越来越多，正常的社会秩序完全被破坏。１９６７年７月３１日至８月６日，荣昌县两派共７００人左右参加武斗，死亡７８人。同年，８月８日，望江机器厂造反派用３艘炮船组成舰队，沿长江炮击东风造船厂、红港大楼、长江电工厂及沿江船只，打死２４０人，伤１２９人，打沉船只３艘，重创１２艘；８月１３日，两派在解放碑激战，交电大楼及邻近建筑被焚毁；８月１８日，沙坪坝区潘家坪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死亡近百人；８月２８日，歇马场发生３０００多人的大武斗，双方死４０人，杨家坪街道被毁近半，武斗双方死亡１００人。”

１９６７年７月、８月、９月，山城重庆变成了血雨腥风的战场。

h3. “我一直在抚摸身上的刀伤枪伤”

陈卓（化名），男，原重庆某中等学校“反到底派”头头，１９６９年入狱，１９７２年释放，现为房地产商人。

我本人直接参加了武斗，从１９６７年打到１９６８年。我当时是学校“反到底派”的狗头军师（笑），同学们都喊我“参谋长”。我身体一直比较弱，弱不带兵嘛。

我惟一一次带兵是１９６８年６月２９日至７月１日这次３天３夜的激战。６月２９日，“二和尚”跑到我们学校来搬救兵，他是建设厂技校“砸派”的头头，他指挥的建设厂“砸派”与“８·１５派”干起来了。当时武斗打了一年，死的人太多了，战斗队员都产生了厌战情绪、恐怖情绪，都不愿去。我当时出于强烈的派性荣誉感，勉强把２００多名战斗队员集合起来，说谁愿意跟我去的就出列，有７０多个人出列。我们全副武装，甚至把解放鞋带取下来串着子弹夹挎在身上，省得在战场上换弹夹耽误几秒钟的战机，这是一种拼死到底的态度。当时，我的脑海里不断地浮现着陈辉（革命烈士，死在渣滓洞）的名言：“战士的坟墓比奴隶的天堂更明亮。”当时大家的心情真的很悲壮。我们在杨家坪参战，打了３天３夜，我们这一边惨败，我带去的７０多名战斗员当场牺牲了４个，还有７个被对方俘虏后也全遭枪毙了。

“二和尚”在撤退时睡着了，怎么都弄不醒，结果也被对方俘虏枪毙了。与他同时被俘的还有一个同伴，那个同伴是建设厂的子弟，他父亲是“８·１５派 ”的，因此那个同伴得救了，没遭父亲的阵营枪毙。“二和尚”是建设厂技校的学生，是资阳人，无人说情。我一直记得“二和尚”来找我搬救兵时的样子，穿着蓝色学生装，拴根牛皮带，铜扣锃亮，腰间插着一把驳壳枪，脚上穿着解放鞋，挽着裤管，中等个，短发，方脸，威风凛凛，但脸色苍白。

这次战斗，我们这一派也枪毙了对方４个俘虏，其中两个是我亲自俘虏的。我为此内疚、忏悔、痛苦了几十年，因为我无法忘记他们当时被虏的那一瞬间的目光。他们当时端着冲锋枪站在车间一台机床边，混战中我退进了这个车间，一发现他们我凭直觉判断是“８·１５派”的，立即冒诈我是“８·１５派”的，他们把枪背起来向我走近，我马上就———那一瞬间，他们的目光充满了悔恨、恐怖、绝望。两人都有３０多岁，是工人，我想他们一定有儿女、妻子——— 这几十年我一直因此而得不到解脱，永远得不到———这是兽性的恶，在现世中不会也不应该被宽恕。重庆武斗最惨无人道的事就是互相杀俘虏，这是全国武斗过程中最黑暗的一幕，是我们这一批人心灵上永远的污点，它不会被时间磨灭。

几十年来，我一直在反思文革，一直在抚摸身体上的刀伤，枪伤。

这次武斗结束后几天，１９６８年７月９日，两派在江陵厂重燃火，双方动用坦克、大炮、轻重机枪激战，附近民宅被炮击成千疮百孔。也是当月上旬，两派还分别在杨家坪、大坪、重庆医学院、二四二部队、五一技术学校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均出动水陆两栖坦克、舰艇、三七炮、四联高射机枪、野战炮等重武器。上述地区民房、单位建筑、器材设备遭重创，两路口至杨家坪无轨电车网被打烂，全线停运１年多。经过上述几次大规模激战，重庆“８·１５派”彻底控制了局势，“反到底派”全体成员及其家属总计数十万人集体分批疏散，逃离重庆，“大清洗”的谣言像瘟疫一样倾压山城。

在逃到成都后（成都是以四川大学“８·２６派”为首的造反派天下，“８ ·２６派”是欢迎重庆“反到底派”的），弱不带兵的１８岁的陈卓再次纠合从重庆逃来的２０００多名红卫兵，因为人多枪少，他们拦截火车一路狂飙杀往四川绵阳、广元，找当地驻军要武器弹药，准备杀回重庆，被驻军拒绝，从而避免了一场更大的惨祸。

１９６８年９月２３日，重庆市革委、警备区发布命令，严令一切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无条件上缴一切武器弹药、运输车辆；拆除武斗工事、据点；解散专业武斗队。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１５日，两派宣布撤销总部，解散组织。“我跪在地上向死人请罪”法官某某，男，５６岁，原文革武斗中“砸派”成员，已退休，离开家庭，独居在郊区，过着很无奈的日子，自嘲生活混乱，３次拒绝采访，最后却不过老战友的情面，终于对我们打开了话匣。

提到沙坪坝那个红卫兵墓地，我实在太熟了，不想说，太伤感了。（沉默）当时，我在要害部门工作，因为一个同学的弟弟在化龙桥读书，我经常到他学校去看他，文革前我们就很熟了。后来运动开始，加上观点相近，我自然就加入了他们学校这一派（砸派）。

１９６７年７月２４日，这天下午，他们学校的学生拦截了一辆路过的“８ ·１５派”车辆，并扣押了随车人员和一位军代表。我向来不主张乱抓乱打，经过我的劝告，他们把人放了，但军代表因为时间晚了，当天没走成，继续被扣押。晚上，我得到情报：重庆大学“８·１５派”抢了武装部，得到了许多军用装备，并且准备攻打我们这边的学校，因为学校所在地化龙桥是重大到市区的必经地，所以从技术上考虑，重大“８·１５派”非拔掉这个钉子不可。这天晚上，大家都很紧张。凌晨３点钟左右，我看见夜空升起了３发红色信号弹，知道“８ ·１５派”进攻开始了。大约４点钟，我听见枪声，从声音判断，有冲锋枪、机枪，还有极少量的土制炸弹，这些火力一直在外围打到天亮。我们这一边都是冷兵器，仅有４支小口径步枪，其中３支不能用，只有１支可打。对方不摸底，以为我们沉着打埋伏，直到天亮了才冲进来，打死了１０个学生，他们也死了１个。我和另一个同学躲在宿舍房顶，他同学脑门子上中了一枪，死掉了，我成了 “８·１５派”的俘虏。

从７月２５日到国庆节前，我当了２个多月的俘虏。我被押到沙坪坝公园挖过十几次墓，主要是处理掩埋那些对方不愿处理的尸体，都是高度腐烂、臭气熏天的尸体。我们要跪在这些尸体前，首先低头向尸体请罪，然后清洗创口，注射福尔马林，给尸体打扇子驱赶蚊虫、苍蝇。

管理我们这些俘虏埋尸的人叫郑志胜，他是重大学生，因为出身成份不好，为了证明自己革命的彻底性，他要求来墓地负责，当时“８·１５派”派想在那里建自己派别的烈士陵园。郑为了争表现，一方面非常真诚地同情己方的死难者，一方面绞尽脑汁残酷折磨俘虏，所以我们背后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尸长”。有４次，我记得，郑志胜等我们挖好坑，把棺材放下去后，突然叫我们全部跪在坑边，他指挥别人从背后向我们开枪，我以为自己要陪葬了。他耍的这一招叫 “假枪毙”，但哪一次都不知道是真是假，我自己就亲眼目睹过他毙掉过一个女俘。

郑志胜后来分配到新疆工作，文革结束后被抓回来，因为有血债，开始就关押在我同学的单位，大家都知道我过去在郑志胜手下当俘虏的经历，没少怂勇我趁机整他一把，但是我没有整过他一次。我始终认为，我和他之间没有个人恩恩怨怨，大家遭罪都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

这段非人的经历对我的影响太大，我目睹了一个人在极端状态下人性恶的、丑陋的一面，它粉碎了自己也粉碎了别人的世界。这里看不见希望。这肯定影响了我后来的生活。我对什么都看得无所谓，一生就这样子，无所谓了。

h3. “校花” 之死

记者在墓地上发现了一块最完整的碑文，极具代表性，摘抄如下：

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吐嘉华。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我毛泽东主义战斗团最优秀的战士张光耀、孙渝楼、欧家荣、余志强、唐明渝、李元秀、崔佩芬、杨武惠八位烈士，在血火交炽的八月天，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用生命的光辉照亮了后来人奋进的道路。

不周山下红旗乱，碧血催开英雄花。披肝沥胆何所求，喜爱环宇火样红。你们殷红的鲜血，已浸透了八一五红彤彤的造反大旗。啊！我们高高举起你们殷红的鲜血。

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绝不丢，你们铿锵的誓言啊，已汇成千军万马、万马千军惊天动地的呼吼。你们英雄的身躯，犹如那苍松翠柏，巍然屹立红岩岭上，歌乐山巅。

立碑者系“重庆革命造反战校（原二十九中）”。记者从２９中校友录上查到了唐明渝的３个同学的地址，通过她们辗转找到了陈国英，她是欧家荣、唐明渝、余志强、李元秀、崔佩芬、杨武惠等６人死难现场惟一的幸存者，她十分友好地接待了突兀来访的记者。

一提起当时二十九中的“校花”唐明渝，和唐明渝的其他３位同学一样，陈大姐不胜唏嘘，她说：“唐明渝当时才１６岁，身高一米六几，热情大方、漂亮，特别擅长跳舞。我唱歌挺好的，就因为这个原因，我和她加入了战斗团，唱歌跳舞搞宣传，大家都觉得挺好玩，根本就不可能想到死亡。结果一下子，４个女生，两个男生都死了，杨武惠死的时候还只有１４岁。”

陈国英回忆道：“１９６７年８月４日，中午，很热，我正在家里午休，我家当时就住在今天的女人广场。３个女同学来叫我，说去帮‘８·１５派’的一个指挥部搬家，从杨柳街财贸俱乐部搬到外贸大楼，中午１点钟左右，我们开了一辆解放牌汽车，停在俱乐部门口，东西都装完了，是一些棉絮、文具用品、纸张，没有一件武器。因为天气很热，我们５个女孩子嘴里都含着冰糕，大家都穿短袖衬衫、裙子、凉鞋。我们上了车，还在含冰糕的时候，枪响了。我因为是最后一个上车的，听见枪声，火力很猛，我想如果不跑，肯定会被打死，所以我立即跳车，跑进俱乐部大院，两个好心的陌生人给了我一件军衣，叫我快穿上，我穿好了军装，他们就托着我翻围墙，翻过去后我搞不清方向，居民赶紧给我指路，我朝着俱乐部反方向的路，从杨柳街———五一路———依人巷，一口气跑到了重医二附院，到医院后我才知道自己受伤了，一对长辫子被枪打断了，右手臂被子弹射穿，左手臂也被子弹拉开了一道口子，当时满身是血，脑子里一片空白。”出院以后，陈国英退出了战斗团宣传队。

１９６９年３月１７日，陈国英清楚地记得，她和２９中的同学下放到乌江边的彭水县插队落户，坐船去的。“我是那条船上年纪最小的，那时很绝望，我是哭得最凶的一个，真的很伤心。”

水茫茫，辞别山城，两年来的血雨腥风化作了无尽的伤怀，１８岁的陈国英１８年后回到重庆，“想起来，就像做了一个恶梦。”

朱孝云，女７７岁，退休工人，寡居。１９６７年８月４日，她１７岁的独生子余志强死了。３４年来，她一直没去过墓地看她的爱子，她也一直坚持没有换过房间，“怕娃儿回来了找不到我。”

２００１年３月１１日上午，好心的陈国英大姐领着记者，在临江路的一个老式门洞里找到了朱孝云，她听见陈国英亲切地喊“姨妈，我是余志强的朋友，陈国英”就一把紧紧地抱着陈国英，“儿—呵”地恸哭起来。３４年过去了，这位痛失爱子的母亲却无时无刻不在怀念１７岁的独生子，因为无力，她才没有了恨，才无奈，才隐忍。她打开被层层包裹的儿子的团员证，抚摸着儿子这生前惟一的一张照片，不断地泣诉，“我的娃儿好乖啊！他死得好可怜啊！”１７岁的余志强身着海军衫，英俊、迷人。

满头白发的朱孝云每天守在门洞里，卖０·２元钱一包的棉花糖，贴补家用，打发余年。

h3. 两个少年目睹母亲被杀

席庆生，男，１９５２年生，某民营企业高级职员；席庆川，男，１９５４年生，重庆美术公司摄影师。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４日，他们兄弟俩目睹着母亲黄培英被杀。尔后，兄弟俩在沙坪坝公园亲手掩埋了母亲。那一年，母亲才３３岁。

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４日，母亲带着我兄弟俩从九龙坡区滩子口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的家里出发，准备到李子林投奔亲戚，因为双方武斗越来越厉害。上午１０点左右出发，抄小路走到毛线沟屠宰场对面，大约１１点，这时突然枪响了，第一枪打我，因为我走在最前面，母亲在中间，他（席庆川）在后面。我们身边的子弹乱飞，打得地上的土扑扑地扬起来。我有武斗的经历，赶紧喊卧倒，自己同时就卧倒在地，这时刻我就听见母亲“啊”地一声倒下去了，我转过来一看，母亲正痛苦万分地撑着胸部，我不顾一切地扑到她身边，大声地叫妈妈、妈妈，抱着她的头，她手上的血汩汩地流下来，两眼直直地盯着我，没有说一句话。我马上撕开身上的白汗衫，准备包扎，这时，对方又用高射机枪朝我们扫射，我马上脱掉白汗衫朝对方狂舞，表明我们是和平居民。但枪声未停，我又卧倒在地，弟躲在海椒地里。枪声一停，我又爬过去看母亲，她完全断气了，子弹从左乳下射进，从右腰部射出。我兄弟俩当时都没哭，绝望了，茫然了，极度恐惧之下不可能有眼泪。路边的农民这时从门洞里探出头来，朝我们招手，我们跑进门，背后山坡上的机枪又猛烈地叫起来了。我们俩抵着土墙浑身瘫软在地，我们一直躺了几个小时。下午五六点，我们沿着河沟，猫着腰，一会儿爬，一会儿跑，一会儿躲，逃到了大路上，继续朝李子林方向跑。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找到亲戚。然而，我们赶到了李子林才发现，这里的一大片房子都已经遭到炮击毁坏了，空荡荡的，连人影都找不到了。我们只好沿着公路继续走，被大批逃难的居民裹挟着朝钢花电影院方向移动，漫无目的地寻找父亲。这一年，我１５岁，弟弟１３岁。

后来，席庆生，席庆川兄弟俩亲手把年轻的母亲埋在沙坪坝公园无名的墓地里。从此，每年清明节，兄弟俩都要去那里烧纸，默哀。再后来，扫墓的行列里多了几个人，是他们的儿女。

席庆生说：“那以后，我凡遇到什么事，就跑到墓地看看母亲，坐一坐，吸一根烟，什么都淡了。”

兄弟俩告诉记者，文革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什么人去沙坪坝公园吊清明，不过最近四五年，去的人越来越多了，连今年春节还有不少人去那里烧纸、哭诉。“人们开始强烈地怀念死在那个年代的亲人，”席庆生说，“我正在筹拍一部电影，以纪念死在那个年代的人。”图重庆沙坪坝公园，全国仅有的文革墓地，埋葬着４００余名当年的武斗死难者。

h3. 带着学生走进去

在今天这个阴雨天里，特别来到一个特殊的处所，那是一直未曾被触摸的隐痛……

上午为学生讲巴金的时候，讲到巴金老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遗愿的时候，突然就想到了这个文革墓园，它已经是这个灾难国家唯一可见的证据了，并且已经有人正在准备销毁它，希望在这里建一个五星级宾馆……

我知道有很多冤魂，知道有很多屈辱的脚步在这里无声地杂沓，然而更多的是未醒的灵魂，一如我们大多数人的酣睡，不知今夕何年！

在文革武斗中，重庆的武斗是全国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据说当年重庆的武斗除了飞机没有动用以外，动用了当时我国正规部队几乎所有的轻重武器，因为重庆的兵工厂从抗战时期开始就赫赫有名！想当年，大街上是横冲直撞的坦克和装甲车，江面游曳着炮艇，大桥两端是重机枪和高射炮。重庆武斗用了坦克，榴弹炮，四联高射机枪，打沉炮艇，一天打了一万多发炮弹，大兵团作战 ……

此地在重庆沙坪坝沙坪公园内，就在重庆师专（现称重庆师大）围墙背后。我曾被8.15逼迫参加了修墓劳动，现在还在，是个奇迹，全是埋的8.15派的战死者，他们确实是文革的炮灰，不管如何，墓地是文革留下文物。

…… 恐惧和苦难都深埋在那个废墟之中 ……

生在八十年代的我们从没在教课书中读到过有关“文化革命”的历史题材文章。中国说别人改写或删除了侵略屠杀的历史黑幕。而，是谁又“遗漏”了文化革命时期的那段历史呢？

据我所知，沙坪坝有两处规模较大的文革武斗战死者墓，一处在重庆大学松林坡顶，主要埋的重大8.15大学生。一处在沙区公园内，主要埋的8.15中学生。 8.15是军队54军支持的，沙坪公园能让修墓，也应与54军支持有关。反到底派是省革筹支持的，具体说就是刘张，李大章，天宝等支持，在重庆打死得最多，54军不可能让有集中墓地。

这些墓就是当时修的吗,还是后来某时迁到这儿的?虽然已经颓败,但还是能感觉当时的豪华。
敌对双方的”捍卫者”都能埋在这儿吗?不会有冲突吗? 历史是不应被忘记的。不能毁了，应该列为文物保护单位，让后人看看，让他们少走弯路；让他们知道，除了为钱以外，世上还有为纯洁理想献身的人。

说实话，当今中国没有敢深刻的反思文革，包括那个所谓的巴金！

杀死他们的真正的凶手躺在水晶棺里被万人瞻仰，而他们的父母却不知流落到何方，当年的恋人也不知泪撒何处了——

能把矛头指向腊肉已经是伟大的进步了，但是还不够！每个人都应该反思，为什么会发生文革？为什么昨天还是邻居，同事，同学，朋友，甚至是亲人，恋人，今天就成了要革命的对象了呢？

是因为中国人那灵魂深处卑鄙无耻禽兽不如的兽性大爆发，人人都想当皇帝，人人都想当吃人的人，人人都想借这场运动来达到个人的不可告人的目的，来整别人，反正你跟谁有仇，甚至他长的比你帅，都可以借这个机会发泄，因为你只要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共反人民的帽子往他的头上一戴，就可以正大光明的把他给杀了！

人都是性本恶的，都是有嫉妒心的，但是一个正常的文明的社会，有道德法律的约束！毛共把这一切的社会公德，人性人伦都给彻底的毁灭了，所以人们就开始发泄了，就开始打倒自己想要打倒的对象了，人人都拿着红宝书，以为拿着红宝书就可以保护自己，以为拿着红宝书就可以为所欲为，以为拿着红宝书就可以随意的置人于死地！

每一个红卫兵都应该忏悔！可是你看到有哪个当初干尽丧尽天良的事情的出来忏悔过的？他们都说：唉，往事不要再提了，都是那个罪恶的年代！真是可笑？把一切都推给那个年代自己就没有任何罪恶了吗？没有你们这些罪恶的人能有那个罪恶的年代吗？

想想这些年的清宫戏这么火，为什么？中国人不就是人人都想当吃人的人吗？这就是中国人的死结！

每次去那里我都要去看看那些残留到现在的一些可怕.可笑的那个时代的划痕.好象那些死去的冤魂还飘荡在空气里,很恐怖.经常想起那个年代的人的可笑和无赖,和现在人们的诸多的无赖和可笑。

 “如果毛泽东少活二十年，他的人生将是完美的，如果周恩来多活二十年，中国的变化将是惊人的。如果陈云多或二十年，人民的生活将是富裕的。

我在报纸上看到有这样的一句话，当我看到有这样的话出现，我就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没有希望的！

中国人总是将希望和命运放到所谓的“伟人”身上，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与义务。这样的愚民，既是专制奴化统治的结果，反过来又成为专制奴化统治的坚定捍卫者。

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是不可能由一帮奴才建成的。中国要避免历史的悲剧重演，必须沿着五四的道路，进行一场更加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但在现在的中国，我们要走的路还十分漫长而险恶，希望也十分的渺茫。

一代有一代人的悲哀，这似乎成了中国人的宿命。文革后一代，要么被洗脑而浑然不觉，要么深陷生活与欲望的困境而难以自拔。我们是天生的精神上的缺陷者，加上后天恶劣环境的毒化，我们已经是畸形的个体。

在哀悯前人的时候，我们也应为自己的悲惨命运掬一把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