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时代的悲哀
昨晚，在意大利使馆看的徐星的纪录片。
要说内容，对我而言不算新鲜，很多元素都在不同的作品中看过。只是，徐星形式的纪录片作为影像，对事实的纪录更能够有力地张显历史与现实。
小小的放映厅多数为白皮肤的人。他们认真地观看着影片，却没有提问题。
提问的年轻人，多是希望得到英雄式的答案、结论，但其实，我们对于事实真相的要求更加迫切。由于大量资料没有得到公开，目前我们对于诸多历史问题的观察、思考、判断远远不够，使得这一百年来的许多人物、历史事件的观点都是模糊的。这样的只言片语做出的结论很可能会和旧有的观点只是语言上的差异，而不能真正获得升华。
对于文革的话题，我们竟然要选择在一个外国使馆去谈论，而且，徐星对许多问题谨慎的回答，说明文革依然是敏感的，尤其，涉及故去的领袖的言论。这是整个时代的悲哀。
正如影片里描述的，没有人站出来道歉，说当时曾经迫害过人。 比如，之前讨论颇多的“宋要武”同学的故事，推卸责任、泯灭事实。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对于历史是不负责任的。建国后因为人祸死去的人数据说超过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战争或许是残酷的，是没有理由的相互屠杀；没有战争的非正常死亡更是残酷的，创造出无数自相残杀的悲剧，以法律的名义行灭法之事。
许多人拿欧洲的中世纪的宗教迫害来形容中国。或有参考意义。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书中描述：
当耶稣降临了，他的神迹不但没有令宗教大法官感到兴奋，反而被恼羞成怒的宗教大法官投入了监狱之中，在监狱里，大法官和自己的犯人之间的长谈精彩至极：“真是你吗？是你吗？……我知道你会说什么，你也没有权利对自己说过的话再增添什么新内容。你为什么妨碍我们？你是来妨碍我们的，这你也清楚。但是你知道明天会怎么样吗？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人，我也不想知道你真的是他或者仅仅像他，但我明天就要审判你，并且把你作为最凶恶的异教徒活活烧死。明天我只要一招手，今天吻你脚的那些人就会过来往你的火堆上添加柴火，这你知道吗？是的，你也许知道。”
上帝在欧洲的中世纪还不够臭屁的。上帝不来中国，所以，我们更加无所顾忌地行杀掠之事，虽然，看上去那一群年轻的孩子心地纯洁 ……
我相信，文革一定会
我相信，文革一定会再来！
看了一部纪录片，名为《我的文革编年史》，编剧为徐星先生。电影放完后，一位老先生说得好：“如果这样的话，文革一定还会再来！”
徐星先生写过一部小说《剩下的全是你的》，因而蜚声文坛。文革爆发那年，徐星刚刚10岁，因遭受父亲被批斗等变故，使小小年龄的他过于早熟，对文革有了独自的看法。之后他遭遇青春期初萌的困惑，给一位大他两岁的女同学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情书，那位女同学父母也被批斗，徐星在信中向对待知己那样直抒胸襟，除了表达好感以外，主要谈了对文革的不同看法。头一次接到异性示爱的女孩子慌了神，把信交给一位年长的老师，这个老师来这所学校任教前，有过当公安的职业背景，使学生误以为他能主持公道，没想到他却偷偷四处查对笔记，终于找到写信人，从此徐星交了厄运，被发配到陕北插队劳改……
徐星在这部纪录片中如实回顾了自己的这段经历，还穿插了同年代其他一些他了解的事件，如1966年8月北京师大女附中学生打死卞仲耘校长的事，徐星到卞仲耘丈夫王晶尧先生家采访，见到王先生保留了40年的照片，其中有卞仲耘校长惨死后赤裸上身停尸医院的惨景，有卞校长被活活打死后子女们在家中设立的小灵堂前悼念亡母的合影，为了不被外人发现，卞校长家的小灵堂被布置在衣柜里，遗像安放在柜橱里面，打开后的两面柜门写着家属悼词，柜门关闭后不会被察觉。在这部片子里，王晶尧先生面对来访的文革的自觉反思者，悲愤交加地发出心底的控诉“（学生打死老师）这是有史以来最残酷的暴行！”
“如果年轻人不知道谁是四人帮，如果这样的电影我们只能到外国使馆才能看到，我相信，文革一定会再来！”
徐星到重庆走访红卫兵公墓，他发现在那几十座红卫兵墓之间，莫名其妙地有一座中年家庭妇女的墓碑，原来她是一位五个孩子的、30多岁的母亲，也死于当年重庆派性枪战，她的两个儿子见母亲中弹，子弹从附近山头向下胡乱射击，一颗子弹从妈妈右腰部击入、从左胸部穿出，击穿心脏，那位母亲当场说不出话，瞪着两个儿子欲言难言，痛苦万分地死去。儿子挥舞着白衣服想救妈妈，山上的机关枪仍不停地朝他们疯狂射击……
徐星又到南京采访一位文革中因写过一首抒情歌曲的姓任的小伙子，他在上山下乡高峰期，谱写了一首曲调高昂（典型的文革曲风）、歌词委婉地表达了对故乡的留恋、对前途的莫测，被境外电台（那时统称敌台）播放后，四人帮恶狠狠地认为是反对毛泽东指示，破坏山上下乡运动的现行反革命，遭到逮捕、长期关押，历经上百场场批斗、一次次陪绑枪毙，九死一生地活下来。任先生讲到他在枪毙反革命现场上的见闻令我大吃一惊，“每次有人手拿一根棍子，上头有个圆环，行刑前那人手指上套着圆环将棍子在头上旋转，每枪毙一个人后，警医上去摸脉搏、用听诊器听心跳，如发现有脉搏或心跳，那人就上前用棍子戳进枪孔中使劲搅动直到犯人彻底死去。我在监狱中经常吓得大声喊叫‘别杀我！别杀我！’……”
还有一些情节，比如徐星在文革中流浪到青岛市遇到一位救命恩人，那位好心人40年后依然住在当年破败的房子里，流浪儿徐星和那个人相遇的故事，使我一下子就联想起大文豪雨果在《悲惨世界》里描写的越狱犯冉阿让遇到狄涅主教米利埃后偷走主教家唯一值钱的银器的情节，两个故事同样感人至深。很抱歉，我在这里就不一一详述了。
此时此刻，我想起纪录片中徐星当年的那位收到“情书”的女同学特意从外地（或国外）回到北京与徐星见面，共同回忆往事，那位女士表达了无尽的悔意，“我一辈子也无法原谅自己！”
影片结束时，场上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影片放映后，现场观众向徐星先生提问，徐星先生一一作答。最后一位老先生的即兴发言讲得非常好，表达出我的心声：“这是我看到的最好的一部文革的影片，非常真实。”“不明白，为什么不管是文革中的受害者、还是施暴者，大家的心情都那么平静？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我问过现在的年轻人‘知道四人帮吗？’有人说‘知道，就是马恩列斯。’也有人说‘是香港的四大天王巨星吧？’”
这位老先生最后说“如果年轻人不知道谁是四人帮，如果这样的电影我们只能到外国使馆才能看到，我相信，文革一定会再来！”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人性深处那种恶的暴
人性深处那种恶的暴发和渲泄有时候是不需要什么理由
徐星的纪录片《我的文革编年史》是在意大利使馆放映的。我更希望它能在中国最普通的电影院里放映。这样的话会有更多的中国人知道曾经发生在我们这块土地上的事情。也许会使我们在生活的奔波和忙碌中放缓脚步，抽出一点点的时间去思考一下过去。
文革是我们这个民族永远的创伤，是发生在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度里的一场空前的浩劫。四十多年过去了，文革的阴影其实还在笼罩着我们。生活中，文革的语言和思维方式还在延续。如今的网络暴民只不过是当年化了妆的红卫兵。他们除了可能会讲几句外语，用电脑，穿名牌儿，把头发染黄而显得略有不同之外，他们内心深处的隐藏着的暴力，残忍，野蛮和愚昧，都是惊人的一致。
历史的好多罪恶都是由年轻人来实施的，但是阴谋的策划者常常都是那些掌握权力的老人。年轻人的热血，幼稚和冲动，如果成了阴谋家手中的工具，那他们就会在一瞬间变成魔鬼。
我是从来不怀疑将来人类历史上仍会发生文革那样的浩劫。人性深处那种恶的暴发和渲泄有时候是不需要什么理由的，它只需要一个简单的借口就可以了。纳粹的冲锋队，文革的红卫兵，都是激发了人骨子里那种最丑陋的东西。对于掌握了权力的阴谋家来说，他们甚至根本不必去说服没有判断和思考能力的年轻人，只要轻易激发他们心中的愤怒，然后告诉他们，你们这样做是对的！你们不必对后果负责,他们就会毫无顾忌，毫不犹豫地却释放灵魂中的邪恶。
暴力有时候是有种邪恶之美的，暴力有时候也很迷人。年轻人更容易被它吸引，迷惑，和操纵。
历史的好多罪恶都是由年轻人来实施的，但是阴谋的策划者常常都是那些掌握权力的老人。年轻人的热血，幼稚和冲动，如果成了阴谋家手中的工具，那他们就会在一瞬间变成魔鬼。
文明就是对人性之中那部分恶的自我克制。而这种克制来源于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考和道德感。
对于文革的创伤，逃避和遮盖都是没有意义的。在世界主流已经走向文明，进步和科学的今天，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首先要先学会的可能应该是那种真正意义上的惭悔。
沉默的大多数
纪录片《我的文革编
纪录片《我的文革编年史》
徐星，1956年生于北京，著名作家，被年轻一代的中国作家喻为“精神之父”。在写作的同时，他也从事纪录片和电影的拍摄。他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版的作品《剩下的都属于你》，一经面世，即在中国年轻人中引起巨大反响，并引起西方文坛的瞩目，被与Kerouac《在路上》、Sallinger《麦田守望者》以及Henry Miller的作品相媲美。该书生动描写了两个北京青年在世界各地流浪，处处碰壁、时时尴尬的传奇故事。被喻为“中国的Kerouac”的徐星用黑色幽默的笔触，展现着中西文化价值观念的碰撞与融合。
《我的文革编年史》
在这部纪录片中，导演并没有把镜头对准知识分子和干部，而是对准了中国东北地区的学校、街道和乡村，对准了极为普通的人群，那群在毛泽东时代下一直压抑着、一直无法表达自己的人群。导演在当今的中国寻找着过去时代留下的伤痕……
作家本人也将出席当天的活动，并与观众交流。 活动用中文进行，有意大利语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