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离开中国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前夕，国民党南京政府仓皇决定"迁都"广州。正当国民党感到万念俱灰之时，美国驻南京大使馆拒绝随同南迁的消息犹如晴空霹雳传出，震惊了世界。
作为蒋介石盟友的美国，为什么在国民党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反而要落井下石呢？我们还是从为美国政府提出这一建议的美国驻中国特命全权大使司徒雷登先生说起吧！
一、司徒雷登其人其事
司徒雷登1876年出生于杭州一个美国传教士的家庭。1904年他从纽约协和神学院毕业，不久就重返中国，开始了他在中国的传教生涯。
1919年，司徒雷登就任由美国政府资助的燕京大学的校长，开始从神学教育，涉足更广阔的世俗高等教育。是年，正是五四运动在中国兴起的时候，司徒雷登先生对中国学生的爱国激情予以了高度的评价。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他更是公开支持中国的反帝立场，认为外国列强应首先显示其以平等国家对待中国的诚意。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侵占了中国的东三省，中国人民掀起了全民的抗日浪潮。司徒雷登不仅亲自参加燕大爱国学生的游行示威活动，而且顶住日伪的压力，陆续接纳了许多东北流亡的爱国学生。随后，在回美国为燕大的发展募集经费的时候，他向美国社会宣传了中国人民抗日的爱国事业，呼吁美国民众应当支持中国人民。
芦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全面打响。司徒雷登一方面要求美国政府给予中国包括经济、军事在内的援助，以帮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同时他利用自己的声望，也给予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事业力所能及的帮助。出于基督徒对和平的追求，司徒雷登也参与了蒋介石集团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媾和活动，并因此同蒋介石政权的许多要人建立了重要的关系。
众所周知，早在1927年，蒋介石同宋美龄结婚后就皈依了基督教，传教士出身的司徒雷登同蒋介石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在多次前往重庆的日子里，司徒雷登接触并了解了蒋介石的宗教生活，共同的宗教信仰使双方的友谊也不断增强。但是，随着对国民党政权了解的增加，他逐渐看清了国民党政权的独裁、无能和腐败。这恐怕才是司徒雷登在关键时刻放弃国民党政府的根本原因。与此同时，他同蒋介石的关系也渐渐疏远，并最终走向对立。当然，这是后话了。
同当初与蒋介石的亲密关系相比，司徒雷登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态度却是充满了矛盾，可以说是爱恨交加。一方面他对共产主义充满了敌视的态度，早年他就强调基督教同中国共产党难以共存，因此同情并支持蒋介石对中共的"围剿"；另一方面，他又时常对中共发出许多赞美之词，称共产党有远大的理想抱负，有严明的组织纪律，不谋私利，勤俭节约等。中国共产党在对待司徒雷登反共的问题上表现出了自己博大的胸怀，不仅不同他计较，反而一直对他充满了友好的情谊。
1940年秋，司徒雷登不幸坠马受伤，毛泽东亲自发电慰问。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和周恩来曾当面称赞司徒雷登对中国教育事业做出的贡献。1946年，司徒雷登70华诞的时候，叶剑英向他祝贺。这些都显示了中共对他的尊敬和善意，司徒雷登对此当然不会无动于衷，在同国共双方长期的交往中，他的内心世界也在逐渐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随即把美国在中国的侨民全部拘禁，司徒雷登也在其中。后经过美国政府的交涉，日本陆续释放了大部分的美国侨民，但由于司徒雷登特殊的身份，日本一直把他扣押，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司徒雷登才得以重见天日。
抗日战争胜利后，世界和中国的政局都陷入扑朔迷离之中。由于司徒雷登在中国特殊的经历及对中国深刻的了解，更由于他与国共双方均保持了良好关系，1946年7月马歇尔使华后不久，便向司徒雷登提出了请求，邀他出任美国驻中国大使，这一要求很快得到了杜鲁门政府的批准。从此，司徒雷登便开始了他在中国的外交官生涯。
二、“冷战”与苏美对中国的争夺
就在司徒雷登担任美国驻中国大使前后，世界和中国的形势正经历着剧烈的动荡。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使中国坚持抗日战争，借中国之力阻止日本在亚太地区的攻势，为美军在太平洋的作战提供战略支持。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对国共双方的抗日武装均采取了支持和合作的立场。1941年12月，在重庆举行了中、美、英三方联合军事会议，确定设立中国战区统帅部，由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总司令，并授大元帅衔，名义上拥有指挥中国、泰国和印度支那境内盟军的权力。随后，美国通过滇缅公路给蒋介石政权提供了大量的援助。与此同时，美国和中共的相互信任也有了新的转机。1944年7月，美国政府不顾国民党政府的反对，向延安派出了军事观察小组，随后美方曾认真考虑过向八路军提供军事援助及美军由八路军策应，在日本占领的山东沿海进行大规模登陆作战的问题，美国和中共的战时合作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开始，美苏之间的矛盾日益变得公开而巨大，犹如冰山浮出水面。
苏联参战之初，主要目标是为了保卫国家的生存和独立，但随着红军的节节胜利，在战后长久地保证国家的安全，实现社会主义国家战略利益的最大化，成为了苏联一项现实而又紧迫的任务。
美国是一个对共产主义充满了仇恨的国家，这在美国早期的对苏政策中就有体现。十月革命后，美国不仅出兵干涉苏俄，而且长时间不承认苏维埃政权。二战期间，美国从现实主义的立场出发与苏联结盟，但反对社会主义苏联的立场从未改变过。正如罗斯福在给美国驻苏大使约·戴维斯的信中所说："不论我，还是你，都不接受共产主义，但是为了过桥，我向魔鬼伸出手来。"
这种人间沧桑的变化不仅波及全球，而且也使中国的国共双方被深深卷入其中，无法幸免。
在远东，美苏都试图在击败日本后建立一个有利于自己的新秩序，1945年2月的"雅尔塔协定"就是双方争权夺利的产物。
美国从条约中得到了苏联支持蒋介石政府的承诺，而这正是美国政府考虑远东问题的核心，因为这样可以在中国扶植亲美的蒋介石政权，从而抗衡苏联。
苏联放弃了对中共的支持，并承诺要出兵帮助美国对日作战，它也因此得到了大量的利益：外蒙古的独立得以维持，这使苏联在战后可以预期的两大阵营对抗中，在危机四伏的远东地区取得了重要的战略缓冲地带；千岛群岛、库页岛南部交还苏联，租借旅顺港和在大连的优先权益，使苏联战后在远东取得了重要的战略支撑。这些实实在在的利益显然比支持弱小的中共划算得多，即使承认国民党政权，苏联也认为可以接受，况且，实际操作中变通的余地还是很大的，苏联并没有因此而束缚住自己。
蒋介石虽然吞下了外蒙古独立和出让东北诸多权益的苦果，但毕竟得到了美国和苏联的支持。
无疑，在这场交易中，当事的四方只有中共成了输家。
对中共来说，苏联的做法确实令人失望，苏联的退缩无疑推动了美国对华政策迅速演变为扶蒋反共。道理很简单，连苏联都不敢公开支持的中共，美国会在其身上下赌注吗？
1944年10月，对中共颇有好感的美军驻华总司令史迪威因同蒋介石的矛盾被撤换，这实际是美国扶蒋反共的一个重要信号。
1945年初，接替史迪威的魏德迈向美军驻华人员训话，声称驻华美军的首要使命是支持中国现政府。
雅尔塔会议美苏交易达成后，由于苏联的支持，美国更加快了这一步伐。1945年4月，新任驻华大使赫尔利在华盛顿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而明确地宣布：美国不承认中国共产党，不向中国共产党提供援助。终于，美国对苏联共产主义的恐惧并随之而进行的围剿也落到了中共的头上，虽然中共在许多美国人看来并不同于苏共，但这不影响问题的本质。
1945年6月，在美国的迫使下，蒋介石与苏联开始洽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并于同年8月正式签订。
抗日战争胜利之际，美国先是支持国民党政府禁止八路军接受日本投降的命令，接着又动用飞机和军舰把西南的"国军"精锐向中国北方的战略要地急运。根据美国政府公布的数字，这一期间，美国共运送40-50万蒋军至新的阵地，派了5万美军陆战队预先守卫这些阵地。蒋军还得到了缴获的120万日军的绝大部分装备和物资储备。
1946年3月，美国成立了军事顾问团，帮助国民党策划内战。6月，就在司徒雷登就任美国驻中国大使前夕，美国国会通过了《军事援华法案》，决定向国民党政府提供5170万美元的补给装备。同时，美国政府还决定向国民党军队提供1000多架飞机、7000多门大炮以及其他军火。8月，美国政府又与国民党政府签署了《中美战时剩余物资出售协定》，将其存放在印度、中国及太平洋17个岛屿上的原价 9亿美元的物资以1.75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给国民党政府。
在外交上挤压、军事上威胁的同时，美国对中共也以"政治和谈"进行拉拢，先后派赫尔利和马歇尔使华充当"调停人"，力图促使国民党召开有各主要政党参加的国民大会，通过和谈，让这些政党在国民党政府中有几个代表席位，以此引诱中共交出军队，从而在中国建立以蒋介石为核心的亲美反苏政权，不战而控制中国。
然而，蒋介石"剿共"的决心已定，这种决心更由于得到了美国的支持而变得肆无忌惮，国共内战注定会步步逼近，这决不是马歇尔、司徒雷登之辈可以阻止得了的。然而，中共武装斗争的决心和力量都大大超出了美国人的预料，中国局势的演变也足以令全世界的人们惊讶。貌似强大的国民党政权的失败终于变为了美国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三、失去中国前的最后努力
随着中共在解放战争中的不断胜利，美国支持蒋介石政权统一中国，从而在远东抗衡苏联的战略企图即将宣告破产。
司徒雷登亲身经历了这一苦涩的历史时期。自从担任大使以后，他曾竭力在国共双方游说，劝说双方放弃战争。当这一切努力付诸东流以后，他忠实地代表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本意，当然地站在了蒋介石政权一边，极力主张给蒋介石政权全面的援助。但随着他与蒋介石接触的增加，蒋介石的真面目也日益暴露在司徒雷登的面前。蒋介石的反复无常、刚愎自用，蒋所领导的政府的腐败和无能，使司徒雷登痛心疾首，他开始后悔当初选择了支持蒋介石政权。其实，司徒雷登的这种心态代表了当时许多美国政界要人的内心世界。
随着中共的不断胜利，蒋介石的溃败显然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司徒雷登也终于对蒋介石政权完全失去了信心。他不能不面对现实，开始思考着如何修补美国同中共之间的关系。
1949年1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确定美国当前的目标应当是阻止中国成为苏联力量的附庸，这一政策于同年2月由杜鲁门总统批准而执行，这在美国也被叫做"脱身"政策。它也使司徒雷登坚定了与中共接近的信心并开始付诸行动。
3月10日，司徒雷登致函美国国务院，要求批准他与中共高层接触，以增进双方的谅解。美国国务院批准了他的请求，司徒雷登从此便开始了一系列活动。
4月22日，南京解放前夕，国民党外交部长叶公超亲自拜会司徒雷登，请求他率领美国驻中国大使馆随国民政府南迁广州。司徒雷登拒绝南迁，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篇所写的一幕。
耐人寻味的是，苏联驻南京的大使馆却悄然南行。其实，斯大林看得清楚，伴随着美国势力在中国大陆的淡出，苏联的进入已是必然，虽然他大喜过望，但还是没有急于求成，他十分谨慎地处理着中国巨变可能给美苏关系带来的冲击，巧妙地把握了事情的节奏和介入的尺度。
苏联期待着美国平静地退出而不是公开地干涉中国内政。
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4月27日，司徒雷登草拟了承认中共的备忘录。
与此同时，中共也在密切关注美国政府对中国革命的动向。司徒雷登滞留南京的举动无疑是向中共伸出了橄榄枝，但碍于当时双方的敌对局面，中共同美国的接触十分谨慎。
就在南京解放的第二天，中共派出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的黄华就任南京军管会外事处主任。这是一次精心安排的外交行动。
5月13日，经过慎重的准备，黄华以学生的身份同司徒雷登进行了首次会面，随后双方又进行了多次接触。
6月初，司徒雷登向黄华表示，他有意于6月24日返回燕京过生日，其用意昭然若揭。
6月28日，黄华拜访了司徒雷登，正式向他转达了毛泽东和周恩来欢迎他到北平的消息。
在接到中共的邀请之后，司徒雷登犹豫再三。考虑到此时美国国内的政局十分复杂，国务卿艾奇逊又胆小怕事，此事通报国内肯定难以成行。司徒雷登起初想"先斩后奏"，等上飞机的时候再给国务院发电。但在最后的关头，司徒雷登改变了主意，他在随后给美国国务院的信中写道：此行定能推进相互之间更好的了解，并增强中共内自由派反苏分子的力量。它将为美国官员提供与中共首领进行非正式会谈的唯一机会。
月2日，在经过激烈的争吵之后，美国国务院复电司徒雷登，不同意他北平之行的请求，司徒雷登闻之只能是扼腕长叹了。
从当时的客观情况和后来的资料显示，傲慢的美国政府是在等待着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向美国乞求，他们期待着与中共接触的更佳时机，但这种机会确实从此不再了。倒是美国对新中国表现出的傲慢和敌视态度反而推动毛泽东走上了并非美国人所期望的道路。
其实，美国也早已为失去中国作好了准备。随着蒋介石的溃败，美国逐步将远东战略重点由中国转向昔日的对手日本，准备将日本变成美国在亚洲的重要盟友和遏制中苏的前沿阵地，这才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必然归宿，而撤离中国大陆前的种种试探已变得没有意义。
四、别了，司徒雷登
北平之行被否决后，司徒雷登奉诏回国。国民党政府曾一再要求他在返美途中先到广州停留，以显示美国政府对国民党政权的支持，美国国务院也电令他前往广州。司徒雷登对此表示强烈的反对，并采取拖延的战术，最终也没有到广州履职。
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返美途中经过冲绳岛时发表声明，赞成承认中共并与之维持商务关系。美国政府不准他的声明在国内发表，并电令他不准再擅自发表言论。
8月5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对美国对华政策进行了种种的辩解。为了开脱失去中国的责任，白皮书甚至公开了司徒雷登当年向美国政府的许多不宜公开的进言。司徒雷登先生不仅充当了美国失去中国的替罪羊，而且也陷入对蒋介石的不仁不义之中。
8月18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别了，司徒雷登》，对美国政府的白皮书进行了无情的批驳。毛泽东写道：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但却没有人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夹起皮包走路。平心而论，毛泽东对司徒雷登先生本人并无恶意，但他毕竟代表着美国政府。
1949年8月10日，司徒雷登终于回到了华盛顿。
真是祸不单行，正当司徒雷登陷入"失去中国"的一片责难声中的时候，11月30日清晨，他突然患了严重的中风，随即被送到海军在马里兰的医院抢救，翌年3月出院。
1951年6月24日，司徒雷登诞辰75周年，国民党政府驻美国"大使"顾维钧获邀参加庆典活动。顾维钧行前专门请示蒋介石是否以蒋的名义赠送鲜花，蒋介石讲了一句"不必了"，并公开表示他不欢迎司徒雷登被派往台湾，把他对司徒雷登的仇恨溢于言表。
1952年12月28日，伴随着杜鲁门任期的临近结束，司徒雷登也把自己的辞职信交给了杜鲁门并很快得到了批准。这样，他为期6年的驻中国大使的生涯划上了句号，须知，这是以失去中国为代价的。
司徒雷登差点到北京 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认为，如果司徒雷登当
司徒雷登差点到北京
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认为，如果司徒雷登当时能够成行，恐怕以后的很多历史都要改写，说不定朝鲜战争都有可能避免。
一九四九年，司徒雷登差点到北京
解放战争后期，美国对华政策已酝酿改变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跨过长江，直捣南京。
南京城破之时，驻南京的美国大使馆却在其大使司徒雷登的率领下稳坐钟山。
其实，美国政府此时已经对在中国内战中花几十亿美元援助扶植腐败透顶的蒋介石政权后悔不迭。一九四八年九月八日，美国国务院制定了一份《重审并制定美国对华政策》文件，文件分析了国民党失败和共产党成功的原因，阐明了美国摆脱国民党政府的必要性及和中共打交道的必然性和可行性。一九四九年二月四日，也就是北平（新中国成立后改名北京）和平解放后的第四天，杜鲁门总统正式批准了该文件。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次日，当华东野战军八兵团三十五军一Ｏ三师侦察科长沈鸿毅带领的入城先头部队行进到山西路时，一辆挂着星条旗的吉普车戛然而止，停在了他面前。沈鸿毅还没分出究竟，就被请上了吉普车。开车的美国人用熟练的汉语对他说道：“我是美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我们的大使司徒雷登先生请阁下到大使馆谈一谈。”面对这位美国人的突然邀请，沈鸿毅想，自己并没有接到任何与外国人联络的使命，于是他说：“我们不知道有什么美国大使馆，我们只承认你们是侨民。”美国人碰了钉子，只好在沈鸿毅指定的地点停下来，悻悻而去。
国民党政府已“迁都”广州，美国却让驻华使馆参赞刘易斯·克拉克以“代办”名义去广州，而在南京故宫机场留下一架双引擎小型运输机，也留下了大使司徒雷登。美方向我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申述，司徒雷登的专机坏了，需要时间修理。管委会问要修多久，回答说大约需要四个星期，管委会同意了。按当时的情况，即使飞机发生故障，司徒雷登也可从陆路或海路离开，而这位美国大使宁肯坐等四周以待专机“修复”也不肯换乘其它交通工具离开南京，其中必有内情。
司徒雷登与傅泾波
每当人们谈到一九四九年春夏之际中美双方在南京的这次秘密外交接触，就不得不谈起当时美方的两位重要人物—美国驻南京大使司徒雷登和他的私人秘书傅泾波。
一八七六年，司徒雷登出生于中国杭州的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一九Ｏ五年开始在中国传教。一九一二年年初，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以驻华记者身份到场的司徒雷登是仅有的两名在场外国人之一。一九一九—一九四六年间，司徒雷登创办并任燕京大学校务长（实际地位高于校长）二十七年之久。这期间，他曾明确支持中国人民的“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在“九一八”事变后，他亲自带领学生举行抗日大游行。一九二八年年底，东北军首领张学良秘密筹划改旗易帜。当张学良迫于日本压力犹豫不决之际，司徒雷登亲赴东北，促成张学良下决心。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司徒雷登作为“敌方人员”被日本人投入监狱。一九四六年七月，司徒雷登在美国总统驻华特使乔治·马歇尔的推荐下，经国共双方首肯，出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中国的情况非常熟悉，也有相当广泛的社会关系，在旧中国的知识界是个颇有名望、受人崇敬的人物。曾有人这样评价司徒雷登，说他“既是政客又是学者；是狡猾的对手又是温馨的朋友”。
傅泾波出生在一个信奉基督教的满族家庭，早年曾在燕京大学求学，其间为司徒雷登的办学精神所打动，立志终身追随其左右。后来，司徒雷登的母亲与妻子相继谢世，独子杰克返回美国，傅泾波便成了司徒雷登身边惟一的亲人。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傅泾波一家随司徒雷登远赴美国后，把司徒雷登接到家里像对父亲一样照顾他。司徒雷登没有什么积蓄，请不起用人，偏瘫十三年，全靠傅泾波一家悉心照料。一九六二年九月，司徒雷登在华盛顿悄然去世。在他的遗嘱中，他将全部文件赠送给傅泾波，并要求傅泾波替他完成两个心愿：一是将当年周恩来送给他的一只明代彩绘花瓶送还给中国；二是将他的骨灰送回中国，安葬在燕京大学的校园内。但司徒雷登的第二个心愿未能了却。
中共中央派黄华与司徒雷登接触
得知司徒雷登滞留南京的消息后，中共中央当机立断，决定派黄华出任南京市军管会外侨事务处处长。黄华原名王汝梅，三十年代曾是燕京大学经济系的学生，也是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司徒雷登对黄华很熟悉，黄华在“军调处执行部”工作时，也和司徒雷登见过面。南下前，周恩来亲自找黄华谈话，交代了赴南京的任务。黄华由北平南下，于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到达南京。司徒雷登对黄华南下也心领神会，他在日记中写道：“据说黄华是因为我的关系，才被派到这里来的。”一九九九年，黄华在接受南京电视台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采访时一语道破了天机—周恩来在其南下时便有指示：到南京后要准备和司徒雷登接触！
一九四九年五月五日下午，黄华突然接到傅泾波一个电话。几句寒暄之后，傅泾波问：“我什么时候去看你呀？”
“明天上午吧。”黄华答道。次日，黄华接见了傅泾波。谈话中，傅首先替司徒雷登申辩说：“他一年来渐渐了解了过去对国民党的认识错误，美国已经停止援助蒋介石。司徒雷登在国外被任命为大使，对外交不内行，对国务院不熟悉，加之马歇尔被国民党包围，乃铸成一九四六年马歇尔调停失败，被调回国的错误，故不能过分责备司徒雷登。这次国民党撤退前，何应钦希望他去广州，而他决定留在南京不走，就是希望同中共接触，这点已获国务卿艾奇逊同意。”谈话中，傅泾波“不经意间”对黄华说：“你来了，也应该去看看你的校长啊。”
“好啊！”黄华随口答道。是否面见司徒雷登，黄华不敢擅自做主，于是致电北平请示。五月十日，毛泽东回电表示：“黄华可以与司徒雷登见面，以侦察美国政府之意向为目的。”但在见面时要“多听司徒雷登讲话，少说自己意见，在说自己意见时应根据（军委作战部长）李涛（严厉谴责英国军舰‘紫石英’号侵入中国内河长江的）声明。”毛泽东还指示，在与司徒雷登谈话时，“应申明是非正式的，因为双方尚未建立外交关系”，谈话时，“如果司徒雷登态度是友善的，黄华亦应取适当的友善态度，但不要表示过分热情，应取庄重而和气的态度”。“对于傅泾波所提司徒雷登愿意继续当大使和我们办交涉并修改商约一点，不要表示拒绝的态度。”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黄华在几天后以拜访他的老校长为名与司徒雷登秘密接触，进行了“友善而非正式”的谈话。在这次会谈中，司徒雷登表示：“美国已经停止援助蒋介石，现在所运来的（援助物资），是国会去年通过而未运的部分，所余无几，今后再无援助。”同时，司徒雷登表示：一旦中国新政府成立，美国即会考虑承认问题。但在此之前，“按照国际法，美国尚不能断绝与旧政府的关系”。
六月初，司徒雷登接到一份由北平转来的重要情报，称中共高层领导在对苏对美方针上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司徒雷登认为“这是极有希望的努力路线”。他决定亲自北上同周恩来等高层领导会谈。
司徒雷登访问北平将受到欢迎6月8日，傅泾波在与黄华的另一次会晤中“偶然”问道：有无可能让司徒雷登在6月24日他生日之时到燕京大学与燕大师生一起“过生日”。据说这是司徒雷登多年的习惯。傅泾波还说，美国驻华使馆近日接到美国副国务卿魏伯来电。魏伯希望司徒雷登“在返美前能够与周恩来先生会见一次，顺便看看燕京大学，获知中共方面的意见”，这样他的“返美活动将更有力量”。傅泾波希望黄华能将司雷登想访问北平的消息代为向北平方面传达。
六月十一日，司徒雷登到刚刚解放半月的上海做了一次短暂访问，看望了在沪美国侨民和在上海的许多燕大校友。在谈话中，他们都力劝司徒雷登北行。一周后，黄华主动询问傅泾波，在时间安排方面有无困难。应被视为中共对美国方面询问的非正式答复。傅未予肯定答复。
在后来的日记中，司徒雷登写道，周裕康（燕京大学总务长蔡一谔的亲戚）告诉我：“毛泽东宣称，我会被作为许多中共人士的老朋友而受到欢迎。”
同一天，司徒雷登接到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10天前发出的邀请信。信中，陆志韦透露：“昨天（六月十五日）上午我见到周先生。……毛泽东已宣称你有兴趣来燕京访问，我推测政府将会同意你（来）的。”
北上计划出现变数
对于拟议中的北平之行要达到的目的，司徒雷登曾向美国国务院报告说：“此行定能推进相互之间的更好了解……它将为美国官员提供与中共领袖进行非正式谈话的惟一机会。此种机会可能从此不再。这将是一个富有想象力和冒险精神的行动，显示美国对于中国正在进行的变化的开明姿态，并将可能令今后中美关系获益。”
六月二十八日，黄华正式告知司徒雷登：已获北平来电，“同意他去燕大一行，他希望与当局晤面事亦有可能”。傅泾波随即又提出，司徒雷登此时已七十三岁高龄，已是“衰弱老人”，无法长途乘坐火车。黄华此时再次很有诚意地表示“如要乘坐飞机亦可安排”。司徒雷登获此消息，极为高兴。但他又考虑到美国国会将于七月底休会，时间恐来不及；同时国会内派别复杂，此时去北平很容易引起评论，增加不便。因此难以痛下北飞决心，遂将此事电告艾奇逊，由艾奇逊定夺。
出于同样的考虑，傅泾波建议司徒雷登“先斩后奏”，不要苦等华盛顿的指示，先行促成与中共领导人会面的事实。因他深知美国国务院面临种种压力，而国务卿艾奇逊又胆小怕事，同时面临院外援华游说集团的压力，恐不易同意，不如造成既成事实以打开僵局。司徒雷登通常对傅泾波言听计从，惟独这次例外，而恰恰就是这一次令他终生追悔莫及。
在司徒雷登是否应当北飞的问题上，当时美国国务院有关官员及美驻天津、上海、北平的总领事馆都在不同程度上倾向于赞成司徒雷登此行，认为这是中国方面发出的“极为重要的信息”。不过他们提出了各种附加条件，如，一定要保证能见到毛泽东和周恩来，一定要坚持坐自己的专机，事后要访问广州，以免引起弃蒋而准备承认中共的误解等。
司徒雷登一再强调小心慎重，因为他过去曾数度受到美国国务院的训斥。他们责备其自作主张介入和谈活动。
六月三十日，司徒雷登去函请示美国国务院。
七月二日，司徒雷登收到复电：“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访问北平。”这一消息由傅泾波转告黄华，黄华很不高兴，他表示，北平系根据司徒雷登之请而同意他去燕京大学访问的，去与不去由司徒雷登自己决定。
眼见北飞已无望，司徒雷登的专机机长、美国大使馆空军武官邓宁上校来到南京外事处，说飞机已修好，要求办理专机离境事宜。八月二日，司徒雷登一行乘坐专机离开南京回国。
后来，傅泾波在叙述这段往事时万分感慨地说：“如果当时老人家去了北京，恐怕以后很多历史都要改写了，甚至朝鲜战争都有可能避免！”
司徒雷登的传记作者———旅加华人学者林孟熹曾分析道：若取得实质性突破，则从此中美逐步恢复友好，即把七十年代开始的中美和解提前二十二年，或者像《纽约时报》的老中国通西摩·托平认为的那样，北京和华盛顿的对话渠道能继续保持，则“很多误解和以后二十年亚洲的许多苦难都有可能避免”；即便中美谈判不成功，那么有助于中共在几个月后的中苏谈判中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争取到较好的谈判结果，减少苏联对中国的影响和控制。无论出现上述哪一种后果，都“既有利于中国，也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
别了，司徒雷登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八日 美国的白
别了，司徒雷登
美国的白皮书，选择在司徒雷登业已离开南京、快到华盛顿、但是尚未到达的日子----八月五日发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做了驻华大使，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之一。在马歇尔系统看来，他只有一个缺点，就是在他代表马歇尔系统的政策在中国当大使的整个时期，恰恰就是这个政策彻底地被中国人民打败了的时期，这个责任可不小。以脱卸责任为目的的白皮书，当然应该在司徒雷登将到未到的日子发表为适宜。
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战争，组成了美国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侵略政策的一个重大的部分。美国侵略政策的对象有好几个部分。欧洲部分，亚洲部分，美洲部分，这三个是主要的部分。中国是亚洲的重心，是一个具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大国，夺取了中国，整个亚洲都是它的了。美帝国主义的亚洲战线巩固了，它就可以集中力量向欧洲进攻。美帝国主义在美洲的战线，它是认为比较地巩固的。这些就是美国侵略者的整个如意算盘。
可是，一则美国的和全世界的人民都不要战争；二则欧洲人民的觉悟，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兴起，特别是苏联这个空前强大的和平堡垒耸立在欧亚两洲之间，顽强地抵抗着美国的侵略政策，使美国的注意力大部分被吸引住了；三则，这是主要的，中国人民的觉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和民众组织力量已经空前地强大起来了。这样，就迫使美帝国主义的当权集团不能采取大规模地直接地武装进攻中国的政策，而采取了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政策。
美国的海陆空军已经在中国参加了战争。青岛、上海和台湾，有美国的海军基地。北平、天津、唐山、秦皇岛、青岛、上海、南京都驻过美国的军队。美国的空军控制了全中国，并从空中拍摄了全中国战略要地的军用地图。在北平附近的安平镇，在长春附近的九台，在唐山，在胶东半岛，美国的军队或军事人员曾经和人民解放军接触过，被人民解放军俘虏过多次。陈纳德航空队曾经广泛地参战。美国的空军除替蒋介石运兵外，又炸沉了起义的重庆号巡洋舰。所有这些，都是直接参战的行动，只是还没有公开宣布作战，并且规模还不算大，而以大规模地出钱出枪出顾问人员帮助蒋介石打内战为主要的侵略方式。
美国之所以采取这种方式，是被中国和全世界的客观形势所决定的，并不是美帝国主义的当权派 ----杜鲁门、马歇尔系统不想直接侵略中国。在助蒋作战的开头，又曾演过一出美国出面调处国共两党争端的文明戏，企图软化中国共产党和欺骗中国人民，不战而控制全中国。和谈失败了，欺骗不行了，战争揭幕了。
对于美国怀着幻想的善忘的自由主义者或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们，请你们看一看艾奇逊的话： “和平来到的时候，美国在中国碰到了三种可能的选择：(一)它可以一干二净地撤退；(二)它可以实行大规模的军事干涉，帮助国民党毁灭共产党；(三)它可以帮助国民党把他们的权力在中国最大可能的地区里面建立起来，同时却努力促成双方的妥协来避免内战。”
为什么不采取第一个政策呢？艾奇逊说：“我相信当时的美国民意认为，第一种选择等于叫我们不要坚决努力地先做一番补救工作，就把我们的国际责任，把我们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统统放弃。”原来美国的所谓“国际责任”和“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就是干涉中国。干涉就叫做担负国际责任，干涉就叫做对华友好，不干涉是不行的。艾奇逊在这里强奸了美国的民意，这是华尔街的“民意”，不是美国的民意。
为什么不采取第二个政策呢？艾奇逊说：“第二种供选择的政策，从理论上来看，以及回顾起来，虽然都似乎是令人神往，却是完全行不通的。战前的十年里，国民党已经毁灭不了共产党。现在是战后了，国民党是削弱了，意志消沉了，失去了民心，这在前文已经有了说明。在那些从日本手里收复过来的地区里，国民党文武官员的行为一下子就断送了人民对国民党的支持，断送了它的威信。可是共产党却比以往无论什么时候都强盛，整个华北差不多都被他们控制了。从国民党军队后来所表现的不中用的惨况看来，也许只有靠美国的武力才可以把共产党打跑。对于这样庞大的责任，无论是叫我们的军队在一九四五年承担，或者是在以后来承担，美国人民显然都不会批准。我们因此采取了第三种供选择的政策......”
好办法，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毁灭共产党”，变中国为美国的殖民地，完成美国的“国际责任”，实现“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
国民党腐败无能，“意志消沉了，失去了民心”，还是要出钱出枪叫它打仗。直接出兵干涉，在“理论上”是妥当的。单就美国统治者来说，“回顾起来”，也是妥当的。因为这样做起来实在有兴趣。“似乎是令人神往”。但是在事实上是不行的，“美国人民显然都不会批准”。不是我们----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等人的帝国主义系统----不想干，干是很想的，只是因为中国的形势，美国的形势，还有整个国际的形势(这点艾奇逊没有说)不许可，不得已而求其次，采取了第三条路。
那些认为“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的中国人听着，艾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艾奇逊是不拿薪水上义务课的好教员，他是如此诲人不倦地毫无隐讳地说出了全篇的真理。美国之所以没有大量出兵进攻中国，不是因为美国政府不愿意，而是因为美国政府有顾虑。第一顾虑中国人民反对它，它怕陷在泥潭里拔不出去。第二顾虑美国人民反对它，因此不敢下动员令。第三顾虑苏联和欧洲的人民以及各国的人民反对它，它将冒天下之大不韪。艾奇逊的可爱的坦白性是有限度的，这第三个顾虑他不愿意说。这是因为他怕在苏联面前丢脸，他怕已经失败了但是还要装做好像没有失败的样子的欧洲马歇尔计划陷入全盘崩溃的惨境。
那些近视的思想糊涂的自由主义或民主个人主义的中国人听着，艾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艾奇逊是你们的好教员。你们所设想的美国的仁义道德，已被艾奇逊一扫而空。不是吗？你们能在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里找到一丝一毫的仁义道德吗？
美国确实有科学，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美国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的别名。美国有很多钱，可惜只愿意送给极端腐败的蒋介石反动派。现在和将来据说很愿意送些给它在中国的第五纵队，但是不愿意送给一般的书生气十足的不识抬举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当然更加不愿意送给共产党。送是可以的，要有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跟我走。美国人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都洒了些救济粉，看一看什么人愿意弯腰拾起来。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对于我们，不但“以死惧之”，而且实行叫我们死。闻一多等人之外，还在过去的三年内，用美国的卡宾枪、机关枪、迫击炮、火箭炮、榴弹跑、坦克和飞机炸弹，杀死了数百万中国人。现在这种情况已近尾声了，他们打了败仗了，不是他们杀过来而是我们杀过去了，他们快要完蛋了。留给我们多少一点困难，封锁、失业、灾荒、通货膨胀、物价上升之类，确实是困难，但是，比起过去三年来已经松了一口气了。过去三年的一关也闯过了，难道不能克服现在这点困难吗？没有美国就不能活命吗？
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中国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其他人等存有糊涂思想，对美国存有幻想，因此应当对他们进行说服、争取、教育和团结的工作，使他们站到人民方面来，不上帝国主义的当。但是整个美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已经破产了，美国的白皮书，就是一部破产的记录。先进的人们，应当很好地利用白皮书对中国人民进行教育工作。 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