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拍城市生活 精彩节奏 一拍即合

我看过崔健五次演出，采访过他四次，我是崔健的“烦死”，我有段时间天天研究崔健。这些记录，这二位是比不了的。我看崔健的演出会很激动，但我绝对不会像罗永浩老师那样哭天抹泪。我从来都是强压泪腺，咬紧嘴唇，多少次我忍住胸口的泪水，只是为了告诉我自己我不再哭。

本来我的原计划是写土摩托的情史，结果丫的一篇《崔健PK姜一朗》和三姑娘的《土摩托PK胡紫薇》彻底打乱了我的计划，我按耐不住要写写崔健。

这两个家伙谈崔健，挺有意思，土摩托老师是那种典型的你的东西不能让我接受我就怀疑你才华殆尽的思路；叶三老师主要是反驳土摩托老师，但是没反驳好，叶老师说，土摩托高大的身躯，性感而结实，我不忍心下手。叶老师你让开，我对土摩托的身体毫无兴趣，让我来。

我也不想反驳土摩托，我只想谈谈我是怎么看崔健的。也许我说得不对，但肯定比土摩托说的更接近科学依据。

崔老师一方面把自己当人了，另一方面开始脱离群众了

有一次我采访崔健，问了他这样一个问题：“以前你创作是把自己感受到的生活写出来，现在你创作是把自己观察到的生活写出来，这种变化是否意味着你已经有些远离生活了？”崔老师停顿了一下，点了点头。我问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听到了《混子》这首歌之后感觉崔老师开始指点江山了，和他当初写《不是我不明白》身处其中的那种迷惑的魅力相距甚远。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崔老师一方面把自己当人了，另一方面开始脱离群众了。

事实上，《红旗下的蛋》是崔健最后一张谈论自己生活感受的专辑，《无能的力量》你别看他加大了批判力度，但是有些无的放矢，不如“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来的有力量。这种变化也是很正常的。好，我们再看看大的背景，照理说，崔健创造了中国摇滚之后，会出现一大批摇滚力量，比如后来的唐朝、黑豹、角膜炎三杰等等等等，他们会给中国摇滚带来新鲜的东西，让崔健变成中国摇滚的分母之一。但是，事实让人失望，后崔健时代的摇滚歌星只能用一张专辑撑门面，你一个一个数数，都是处女作很成功，接下来都哑火了（你别跟我抬杠说某某某第二张专辑不错）。所以当后崔健时代的摇滚浪头退去，《红旗下的蛋》出版了，我们看到的还是崔健，他还是标志性人物，谁也不能忽视他，然后崔健就成为旗帜了，也把他害了。

70后的同学们喜欢崔健也是很自然的，当然，那时候有一帮人开始喜欢香港的一个乐队“逼养的”。为什么70后会对“逼养的”情有独钟呢？因为那时候港台文化开始占据我们的生活，崔健的带有政治意识的摇滚对70后诱惑显然不如“逼养的”，这是典型的用弗洛伊德过渡。好像有人说：70后还没长大就死去了，这跟他们所处的年代有关，70年代前半段的人跟60后没什么区别，70年代后半段的人跟80后的人没什么区别，所以他们没有自己。如果非让他们找出一个能记得住的东西，那也就是“逼养的”了。所以每次我说“逼养的”坏话，总会有一批被“逼养的”养大的一代人跟我抬杠，你说香港那个地方能出来什么摇滚呢？我听过很多香港摇滚，包括“逼养的”，其实就是几个愤青。可是70后正好赶上内地文化断奶的阶段，90年代初期，中国大陆因为某个政治风波之后，变得萧条无比，精神空虚，文化凋零，然后港台文化进来了，年轻人都需要流行文化，有奶就可以叫娘，恰逢此时，“逼养的”进来了。当然，随之而来的还有罗大佑、齐秦、王杰、赵传……崔健在这时候不重要了，但是像罗永浩老师1975年以前生人还沿袭60年代人的口味，是很正常的，他肯定喜欢内地的愤青崔健，不喜欢香港的愤青“逼养的”。以罗老师为界限，比罗老师大的人基本上都喜欢崔健，比罗老师小的人基本上都喜欢“逼养的”（别跟我说你比罗老师小也喜欢崔健以此证明自己的特殊性，没人拿你当哑巴卖了）。也就是从“逼养的”被内地人接受开始，崔健开始走向尴尬。

从《红旗下的蛋》到《时代的晚上》中间有4年的时间，这4年间，内地的流行文化几乎被港台文化血洗了一遍，校园民谣这类风花雪月哪扛得住港台流行歌曲，内地原创力量都是瞬间闪耀，没有持久性。这段期间，在内地文化几乎等于港台文化（别他妈跟我说港台文化有什么好，等我腾出手来好好批判一下港台文化）。当然，崔健是有机会的，他的下一张专辑完全可以证明自己。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崔健拿出了一张离我们更远的《时代的晚上》。

其实人们希望崔健能延续《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解决》的路数，但是崔健没有，他为什么没有？大家想想，1991年，崔健出版《解决》的时候，大陆开始有欧美的盗版，到了1998年崔健出版《无能的力量》，欧美盗版和打口遍地都是，我们的摇滚都是打口摇滚，崔健在这期间也未能幸免，他和所有玩摇滚的中国人都被欧美摇滚俘虏了——他接受了大量欧美音乐的信息。崔健也在这时候失去了自己。

有一次采访崔健，他说他喜欢“化学兄弟”“神童”，没错，你喜欢什么并不重要，但是咱们中国人玩摇滚，都不自信，都希望从西方摇滚那里找到点什么科学依据啥的，崔健也是这样，他听得越来越多，想表达的也越来越多，这就变成了“人也多，嘴也多，讲不清道理”。《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解决》之所以经典、牛逼，是崔健当时受到的欧美摇滚的影响不大，很多东西都是他琢磨出来的，后来的摇滚不是他琢磨出来的，是经验加上听力整合出来的，其他的中国摇滚傻逼们连经验都没有，只有听力，听什么玩什么。

土摩托说，崔健想突破自己，每次突破都失败了，并且拿鲍勃·迪伦作例子说明崔健的失败，毫-无-科-学-依-据！我就不能接受那些出国几年后回来后半生不熟地评论文化的人，不中不洋的。如果崔健忘掉西方摇滚，他能成为一个更牛逼的摇滚音乐家；如果土摩托忘掉总拿西方摇滚做科学依据的恶习，他能成为最牛逼的乐评人。我这么说的意思是，土摩托这么分析崔健是不对的，毕竟崔老师是中国人，他折腾半天还得用中国话唱摇滚。接受大量西方摇滚的崔健难免不受西方摇滚的影响，并且在美学上被西方摇滚牵着鼻子走。你想想，一个从大山里一步走进城市的人，可不要天天换时髦衣服穿吗，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审美之心也人皆有之。我相信崔健每听到一张西方摇滚乐唱片，都能被刺激一下。你看现在中国最牛逼的制作人，不都是扒人家西方的东西吗，有本事你少听几张，不行，那种民族自卑感会让他们自己觉得特无知。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内心普遍多的一个东西就是民族自卑感，这东西在电影和音乐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越是商业的东西，我们自卑感越强，越没有归属感。我为什么后来不写乐评了，就是觉得天天评论这些民族自卑感的人是件挺傻逼的事情，你说你玩的那些东西我都能听到原版的，干吗听你这些二道贩子做的一锅夹生饭呢？

崔健进入了迷失的季节，他以为吸取到了高浓度营养，其实他在一步步丢失自我。我知道崔老师是个进步青年，想突破自己，但是别拿西方的那些东西当坐标，一拿西方的东西当标准，就会乱套。因为这里要有一个吸收消化的过程，密集的西方文化的冲击，还让我们有时间吸收消化吗？都变成了吃冰棍拉冰棍——没化 ——没文化。

我相信崔健是想捍卫摇滚的纯洁，那么他就不该去听太多的西方摇滚乐，西方摇滚乐在70年代就死了，70年代之后才真正是“没有新的语言，也没有新的方式”，崔健真没必要“与时俱进”，他只需知道约翰·列农和“滚石”就足矣。

以上是崔健老师迷失自我之一。

思想的迷失

之二是他的思想的迷失。其实不光是崔老师，整个中国人在90年代后都他妈的迷失了。不是谈论政治，我还是有点慌张，1990年是个分水岭，经济的高速发展，让我们都糊涂了，本来按照西方的发展史，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在几年间就走过了西方几十年的历史，就是神仙在这时候都会蒙的，更何况人呢。我曾经问过崔健这样一个问题：“你的成功是否来自政府对你的限制和压力？”崔健回答：“我认为你这么想是对我的侮辱。”那好，我收回这个问题。事实上呢？

崔健的很大一部分魅力来自他的叛逆，这种叛逆的反作用力确实来自对他的压抑，生活中的和官方的。当这两样东西慢慢消解之后，我们看到了崔健的自由，自由的崔健就不是“不是我不明白”了，是糊涂了。叛逆必须有一个对手，当对手不跟你玩了或者不存在了，你不就是玩空手道了吗。你还觉得好玩么？这个问题也出在罗大佑身上。当年罗大佑多么叛逆，但是自从台湾岛上出现蓝绿两个阵营，罗老师（此处不是罗永浩老师）便不知所措了。你想想，他当年骂国民党，现在他再骂国民党，就意味着站错队伍。所以他只能转过头骂民进党，所以是那么的无的放矢。

崔健当年因为走过来走过去没有根据地，所以才有那么多感觉，现在给你根据地，你的地盘你作主，结果你发现你不会做主，你只会叛逆，结果就玩不好了。倒是周杰伦这样的二逼，虚假的叛逆，真实得投机，才会在自己的地盘上作主。回到我问崔健的那个问题，其实我并没有小看崔健，也没有侮辱他，这是事实。既然你把自己弄得很叛逆，你就要承受一脚踩空，孤独的飞了的那种无助的感受。崔健的自由越来越大，就越找不到对手，他找不到对手就不知道该怎么出招。他后来的两张专辑，感觉他一直在使蛮劲儿，变成了唐吉诃德。

我反对土摩托说崔健才华殆尽的说法，这种说法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崔健是迷失在这个混乱的现实中，他的才华被更表面化的光怪陆离干扰了，并且像草一样不能自拔，他可以站在一边观察一切，但是他无法把他观察到的一切讲清楚，他只能做一个皮毛上的描述。何止崔健啊，连我们的政治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都讲不清楚现在这个年代是怎么回事，你又能要求崔健说什么呢？

崔健的性格

之三是崔健的性格，每个人的性格都有局限，崔健也不例外，他同样迷失在自己的性格中，他喜欢较劲，跟自己较劲，跟商业较劲，跟听众较劲，跟所有人较劲。人在较劲的时候往往显得很傻，会放弃智慧的东西。我不希望崔健妥协，但是希望能看到一个智慧的崔健，但是他的牛劲儿告诉我，当崔健PK崔健的时候，他把智慧的东西打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