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奥尼的《中国》在北京公开放映是圈内的一件大事。重要的是,我们又可以再次开始用它来讨论东西方文化互视这个有趣的议题。
《中国》是一部关於眼睛的记录片。这麽说,可能听来莫名其妙,但它确实把观看、凝视、互视、偷窥、强瞪等行为(在实质及抽象两个层面的行为)放到极高的地位。说《中国》是部关於“凝视”的作品是毫无疑问的。
画里、照片里、电影里人物的眼神,尤其是对着观者正视/对视的眼神,有一种无法解释的永恒魔力;最妙的是,当它被移位至另一个时间/空间中仍然能保持着这种魔力。《中国》主要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对视的记录。它甚至像是人们常玩的瞪眼睛比赛 (两人互瞪,谁先笑就输)。比如在拍摄河南林县的村民和南京的姑娘那几个片段当中,摄影机与被摄者短兵相接、赤裸裸地互视,摆明了等着看谁先受不了而让步。当然,每次都是腼腆的中国人不是跑开,就是撇开脸、关上窗、抓衣蔽体、下自行车。
洋人重视“正视”对方的眼睛,与人相交,眼神讲求有交流。在比较重礼貌的地区,即使在超市买菜付钱,也要与收银员有眼神交流及微笑,不然只会显得自己没礼貌。然而坦白地说,安东尼奥尼在《中国》的好几个片段中,有点过份纵容自己“看”的权利:他开着的摄影机就像是一挺扫射着视觉子弹的机关枪,对着我们的国人,panning (横扫)。他的“凝视”有时是粗暴无礼的实质侵犯。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常说的文化交流,其实并没交流,反倒是这种对峙、较劲、权力斗争。安东尼奥尼其实也曾自觉到这一点,他在影片的旁白里也说过:我们看着他们奇怪,他们其实也在看我们,看着我们这些衣着特异、高鼻大眼的洋人可能才更觉奇怪呢。
一点没错,中国人总把焦点放在这位洋导演怎麽看中国,因而导致了当时的一连串政治事件。可那不也正就是中国人对洋人的一种误读错看?其实不也就是这部记录片在镜头之外的续集?
不管怎麽说,《中国》可能还是我所见过最捧、最赞扬中国人及中国文化的记录片。这一点,前几天当它在北京公映时全场观众忍不住的掌声也可证明。我们可以随意地把《中国》与其他类似关於中国的记录片相比较。比如,《从毛到莫札特》这部关於小提琴家艾萨克·史特恩访问中国的记录片,它虽得过奥斯卡最佳记录片奖,但全片从来没有正眼看过中国一眼,仅仅极不公平地以能否热情奔放地演奏西洋乐的这个标准来矮化中国人。一位在北京研究电影的朋友说,那根本是强奸中国文化。
谈到文化交流活动,在虚伪的欢庆外表之下的现实往往令人让人失望。文化沟通的本质其实多是对视/对峙。安东尼奥尼就像二十世纪的马可孛罗,其实整个西方在今日对中国的了解跟马可孛罗时代也差不了太多。交流了这麽些个世纪,我们彼此至今仍在互瞪。
然而,外国文化往往是自身文化的惟一镜子,没有“他者”不能自知自觉。《中国》这部片子只有外国人能拍得出,它的价值也就在此。当然,人有时候是害怕照镜子的。
发现那时候或者更早
发现那时候或者更早的中国人,在看到这些奇怪的事情的时候,比如像影片中,当一个很罕见的外国人拿着一个很罕见的机器对着他们的时候,他们打反映或者是奇怪或者是麻木无表情或者是呆滞或者是惊慌或者是友好或者是不好意思。。。。。等等等等,但几乎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总是微张着嘴,这个特点我很久以前就注意到,包括看清朝那会以及一些老北京的照片时候,发现人们在表现各种及其陌生的事无反应时,无论当时是什么心态,总是喜欢微张着嘴,你可以观察观察,很有意思的现象,但是我很想知道这是为什么?如果说那是人面目表情肌肉的本能反应,为什么现在的人,包括你我都没有这种特点呢?我设想了一下自己在面对这些的时候,我的嘴是不会本能的微张开的,那会的人为什么是这样的呢?
听说他临死前想回中
听说他临死前想回中国看看,但是未能如愿以偿,作为一个记录者,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30多年的变迁,很多地方我想他都已经认不出来了,我从心里替他感到惋惜.看完片子我想,如果他能回来看一看,中国的变化人的精神状态已经跟30年前大不相同,他还会不会固执的举起摄像机记录下来呢,他会有怎样的感慨呢,可惜大师已经故去了,他曾经坚持的东西在故去后才得以流传,我这样的孤陋寡闻的人也才得以看到这样精彩的片子。不是因为拍得多么绚丽,而是他还给了我记忆中的年代和环境。
看片子的时候,拍了很多人,大人、孩子、老人,我想大多数也许在还健在,特别是孩子,现在大概是40多岁,很多都成为现今这个时代的各行各业的主力了,如果有幸看到当年那些镜头,看到当年自己有些好奇、有些茫然的眼神,会是怎样一种滋味?他们也会感谢这位导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