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工作”：诱降蒋介石的始末
抗战期间，中日两国不断暗中进行秘密的「和平」交涉。在日本，「和平活动」虽然以日本军方谍报工作者为核心，事实上乃是引诱中国投靠日本，从而瓦解抗日战争的「诱和」工作。但所有的这些谈判都未能取得成果。而在中日接触的过程中，香港却意外地扮演着一个关键的「桥梁」角色。
东京方面主导这些「和平」谈判的人物，大多数是日本军方或政府人员，也有以「民间身份」出现的人物，他们包括日本的萱野长知(1873~1947)、小川平吉(1869~1942)、头山满(1855~1944)、秋山定辅(1860~1950)等，这些人多是国父孙中山先生的日本友人，支持过中国革命，也跟日本政府保持密切的关系
h3. 「桐工作」
日方的「桐工作」便是战时中日之间的一场重要秘密外交战。所谓「桐工作计划」是从1939年11月开始，持续了将近1年的一系列谈判的代号。日本人美其名进行「重庆和平路线」，企图诱降蒋介石，取得军事之外占领中国的胜利。而日本陆海军、中国派遣军都以配合「桐工作」为由，一再要求进行「宜昌作战」以占领宜昌，叩击重庆大门，达到震慑、诱使蒋介石接受「和平条件」的目的。
抗日战争爆发，关东军系统的板垣征四郎任陆相；后来又转任总参谋长。日本原以为中国的战事在短期内即可结束，哪知中国在蒋介石委员长的领导之下，决定抗战到底；眼看日军陷入泥淖，亟亟乎希望自拔，因而多方设法求和。
h3. 与国民政府的两条议和路线
当时板垣手下有两员大将，一个是影佐祯昭；一个就是今井武夫，在对华求和线上，两人的主张积不相容。影佐祯昭走的是扶植汪精卫的路线；今井武夫却直截了当地，想跟在重庆的国民政府谈和。于是，当汪伪政权筹组时；今井武夫却派人在香港找寻与重庆接触的关系。
1939年9月间，日军参谋本部第二课战争指导班任职的皇弟秩父宫雍中佐向日本天皇提出「以蒋为对象，进行立即无条件停战」的建议。日军参谋本部总军第二课（负责情报）兼第四课（负责政务）的高级参谋今井武夫、总军第四课任政务主任参谋堀场一雄中佐和日军参谋本部第七课铃木卓尔中佐，以自「总军」派出的方式，并借研修语文名义居留香港，负责到香港开设「香港机构」，策划建立一与重庆国民政府的联络线。
h3. 「宋子良」于香港居中沟通
1939年，铃本透过自称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的介绍，认识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宋子良」与铃木于1940年1月22日和2月3日两度举行会议。
「宋子良」随后返回重庆向蒋介石和宋美龄汇报，蒋介石于2月7日召开国防会议，然后「宋子良」于2月9日返回香港，并于2月10日通知玲木，重庆政府决定派出代表或蒋介石最亲信的人物。
2月14日，今井武夫与「宋子良」在香港的东肥洋行会晤，双方并约定中日两国的私人代表于2月底在香港举行圆桌预备会谈，届时代表会携带委任状赴会，宋美龄也将来香港从旁协助。日军参谋总长载仁亲王于21日并就「桐工作」作出指示，「如圆桌会议上日华双方的主张达成一致，即派遣正式代表」。
3月7日至10日，中日两国的私人代表仍旧在香港的东肥洋行举行会议，中方派出的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陈超霖陆军中将、最高国防会议秘书主任章友三和「宋子良」，另有待从次路长陆军少将张汉年为预备员，日方派出今井武夫、玲木卓尔和大本营参谋本部第二课臼井茂树大佐。重庆代表于3月2日抵港，宋美龄也于3 月5日来港。会谈时，陈、章两人出示了最高国防秘书长张群的证明书，「宋子良」却没有文件；日方代表出示了陆相田俊六的证明书。3月10日会议结束，但中日双方在签字问题上未获得解决，日方代空手而回。当时，日军参谋总长在「大陆指令第676号指示」中，提出了9条关于「允许停战的基本条件」。
日方的铃本一直等待「宋子良」的联络，但「宋子良」却音讯全无。铃木于是在3月25日以「特香港第215号」向东京宣告「桐工作」失败。「宋子良」于3月 11日离港赴渝，至4月11日才重庆回港，给日方表示交涉拖延是因为重庆内部存在不同意见，并谓重庆政府已决定了成熟的方案，所以要求再举行预备议。5月 7日，今井获悉章友三从重庆来香港，便从南京抵达香港。当时，香港报章刊登了宋美龄来港治疗牙疾的消息。因此，日方确认重庆有诚意恢复进行谈判。
5月13日，今井武夫、铃木卓尔和特派员阪田诚盛3人在半岛旅馆243号房间与章友三和「宋子良」会面。翌日晚上，今井又在香港仔芦山酒家前的海面，与「宋子良」划着小艇，进行第二次会面，商谈召开第二次秘密会议事宜。6月4日至6日，中日双方在澳门恢复会谈，谈及「要人会谈」和日日「停战」等问题。
6月16日，「宋子良」从重庆回来，在香港向铃本暗示，蒋介石准备接受板垣、蒋、汪三人会谈，并会于20日答复。中日双方预订板坦和蒋介石于7月中旬在长沙举行会谈。但会谈安排的谈判延至7月22日晚（备忘录上的日期是7月23日）才由铃木和「宋子良」（用「宋士杰」的名字）签订备忘录，确定板垣和蒋介石于8月初旬在长沙举行会谈，商讨日中停战问题。
7月31日，重庆提出新的要求，包括出示板垣的亲笔覆信等。铃木于8月28日从日本回到香港后，将板垣的亲笔信交给「宋子良」。9月5日，「宋子良」回复板垣的覆信未能令重庆满意。9月12日，今井武夫与「宋子良」在香港回面，双方并无进展。9月19日，日军参谋总部接到香港的电报，认为重庆缺乏诚意。 10月14日，日军参谋总长指示终止「桐工作」。
h3. 蒋介石通过「桐工作」探测日本的「和平底线」
11月16日，蒋介石致函日人满山头和萱野长知，表示日方提出的条件甚为苛刻，他不能则接。今井武夫在其回忆录中透露，他后来才发现这位所谓「宋子良」是原是由一位蓝衣社社员曾广所假扮的，这次中日接触是由蒋介石和戴笠直接领导的极端秘密工作，受到重庆内部强硬派所反对。一位戴笠的传记者作者称，此事由戴笠指定由军统国际敌伪股具体承办，由邓葆光为第一承办人，所有往来电报，由译电科直接送交戴笠，由戴笠亲自面呈蒋介石，戴笠并且为此亲自去香港进行布置和指挥。
蒋介石侍从室亲信幕僚唐纵在其日记这样记载︰雨农（戴笠）说︰日本人「天天在香港寻求中央路线讲和。据敌方的表示，如果中央接受和平谈判，汪逆可以弃而不理，日方可以撤兵，而且板垣（征四郎）可以来重庆」。
可见，在1939年底，日本军部为了摆脱陆军泥足深陷和汪精卫集团难成气候的窘境，重新确立同蒋介石直接交涉的策略。而日人在半信疑的心态中，希望透过「桐工作」能真正与重庆接触，所以中方才能透过多方的逼真的配合，利用日人的「桐工作」，成功进行了一次「反间计」，大大愚弄了东京一次，并且测试到日本的「和平底线」来。同时，也可以看到香港这个「自由港」的特殊性。
铃木与“宋子良”的
h3. 铃木与“宋子良”的会谈
1939年12月27日夜，铃木卓尔中佐与自称宋子良之人会见，与重庆的接触自此开始。在此以前的12月中旬，铃木中佐通过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的斡旋，曾要求与宋子文的胞弟宋子良会面(宋子文当时住在香港未参加重庆政府)，但宋子良以需得其兄子文同意为理由，予以拒绝。而此次则是由宋主动要求进行会谈的。因此，铃木中佐认为，这可能是反映宋子文或重庆政府的意向。
在第一次会见时，宋子良所谈要点如下：
一 重庆政府继续进行抗战的真意(摘要)是：
日本方面破坏了陶德曼工作。
对日本所谓尊重主权、保全独立大有疑问。
看不出日本有停止侵略、举行会谈的态度。
二 重庆方面关于收拾时局的意见(摘要)是：
日本如尊重中国之名誉与主权，则需有和平的准备，希望在承认新中央政府以前即进行协商。
中国希望美国等第三国从中调停。
在谈判前休战，希望日本提出撤兵保证。
请日本相信国民政府镇压共产党的抗日行动。
希望日本避免干涉国民政府进行改组等内政。
三 中国方面对日本的质疑。
日本是否要重新考虑不以国民政府及蒋介石为对手的声明，如要重新考虑，将用何等方法向中国方面证实?
日本的对华态度如果真是中日经济提携，则在能达到此目的时，是否能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局面?
日本政府有无向国民政府提出和平提案之意?如有，能否暗中向蒋介石本人递交有关和平问题之亲启函件。因公开进行会对蒋介石的对日和平工作造成极大妨害。“近卫声明”即因已公开，致使蒋介石的立场陷于极端困难。
对以上质疑，铃木中佐当然毫无回答的准备，因指示他只在中国派遣军或地下秘密工作范围内保持联络。于1940年1月22日、2月3日、10日及14日铃木与宋继续会谈，中国派遣军的今井武夫大佐也参加了14日的会谈。今井大佐在任北平武官时曾经见过介绍铃木与宋会见并担任翻译的张治平，但与自称宋子良者却是初次见面。在此次会谈中，宋子良转达重庆方面意见：在中日两国正式会谈前，各以三名代表2月底在香港举行圆桌会议，讨论和平条件，重庆政府颇为期待。要使代表带来委任状。预定宋美龄也将来香港从侧面协助。
这就是所谓“桐工作”开始的情况。
h3. 倾注精力推进
在1940年内，现地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及陆军中央部为求得事变的解决，以抓住救命稻草的心情，倾注精力推进此项工作。
自3月7日至10日，每夜在香港由日本方面准备的东肥洋行二楼，举行日中预备会谈。
参加会谈的日方代表，除铃木中佐、今并大佐外，尚有新参加的参谋本部第八课长臼井茂树大佐。中方代表，除宋子良与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陆军中将陈超霖、原驻德参赞最高国防会议主任秘书章友三外，尚有候补代表侍从室副主任陆军少将张汉年、联络员张治平。双方分别出示证明文件，日本方面是烟陆相签发的证明书，中国方面仅陈、章两人持有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张群的证明书。确认身分后进入讨论。中方陈超霖首先发言说：“由重庆出发前，蒋介石特别指示注意三件事： (1)必须取得日本撤兵的保证，(2)明确日本方面的和平条件，(3)会谈要在绝密中进行。”
会谈争论的中心为：承认满洲国问题、华北驻兵问题、对汪政府的处理问题。结果，未能得出结论。关于承认满洲国问题，中方最初主张由日中两国保护，但日方反对。经向重庆请示的结果，建议改为对此问题暂不接触，保持缄默态度。据说其原因是，即使不顾收复失地口号在国内的政治影响，以及共产党的反对，也会由于国民党内部东北系、西北系的坚决反对，将引起党的分裂，很可能造成国内大乱。
关于驻兵问题，重庆方面虽承认将内蒙作为特殊化地区，但反对日本在华北驻兵，并称此问题可改在恢复和平后再行协商，要求日军提出撤兵计划。但又提出，万一中日两国在国防上有必要时可推迟部分撤兵，待恢复和平后再作协商。关于汪兆铭问题，由于中国国内反汪气氛极为强烈，现在不能考虑与其合流，但由于日本政府也有自己的立场，无论如何将作为国内问题研究予以妥善处理。
于是，日方于3月9日夜，提出停战条件。以后双方决定于1940年5月中旬举行今井、铃木与章友三、宋子良四人会谈。今井大佐5月9日由南京出发时，曾向板垣总参谋长建议，在承认满洲国问题上日本方面即使作出一些让步而促成谈判，也未尝不好。但结果反而明确说定：承认满洲国是日本的绝对要求。
会谈自13日21时起在九龙半岛尽头的九龙半岛旅馆234号室内举行，中方主要由章友三发言，他说，“关于前次商定的‘备忘录，在重庆成为问题的是承认满洲国和驻兵问题。我想如将此等问题暂作悬案留在实现和平后再行商谈，即使在汪兆铭政府的善后问题上有些困难，也不会成为决定性的障碍。华北驻兵问题，其目的虽在于防共，但希望最好先不提出‘华北’字样。现在先秘密进行，以后讨论签订防共协定时再作处理。表面虽如此，但实际上是严厉讨伐共军。不久的将来日本方面也可了解其真相。总之，蒋介石衷心希望和平。此点望转达日本首脑部。但蒋的意见不能进行高级会谈。”
对此，今井大佐强调：“果然如此，即先行停战。然后宣布防共亲日，继而进行和平谈判。”并且一再提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举行高级会谈。今井大佐所以如此主张.，主要认为只要能把坚持必须承认满洲国的板垣总参谋长拉到与中国方面会谈席上来，板垣中将也必将改变认识而让步。这是打开日本方面难关的最后一招。对此，章友三说：“所谓高级会谈，其实你现在就是同蒋介石会谈，没有比这更高级的了。请相信我们。要大人物出面，也得到会谈成功时才行，这是不能避免的事。”他认为在私下会谈中尚未肯定日本的最后方案，召开高级会谈是难以确定的。
在日本方面，无人与宋相识，有关方面对此人产生了怀疑。今井大佐18日由香港回到南京，立即将从门锁的孔中拍摄的宋子良照片拿给汪政权的陈公博、周佛海等要人看，代为鉴定，周说象，陈说不象，依然不能确定。
当时，也有情报说此人是受戴笠宠信的蓝衣社在香港地区负责人王新衡。但是，今井大佐期待通过这条路线与重庆进行直接联系，因而决定不管是真是假，继续与之谈判。
尔后，根据中方提议，6月4日在澳门举行第二次预备会谈。在此以前，参谋本部第八课于5月16日拟订“长沙会谈准备要领”，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的幕僚并在板垣总参谋长的宿舍集会，研究在会谈中采取如何态度诱导对方同意举行高级会谈。然而，板垣中将却提起注意说：“在判明对方确有诚意前，须戒操之过急。”对此，深知中方意图的今井大佐提出：“自交涉开始以来，考虑到对方一贯认为最大问题的所在是承认满洲国问题，今后会谈将此问题撤回如何?”今井大佐的意见是，即使中国方面不承认满洲国，满洲国已是俨然存在的事实，对日本并无实际损害，只是形式的问题，拘泥于此，只能为结束事变造成更大的破坏。
然而，满洲事变肇事者板垣中将说“蒋介石曾说过将满洲委之于日本。现在又絮烦提出此问题，这只能认为是下面的工作，是否张群之流所为。中方如始终反对，此项工作则可停止。”表示对满洲国问题至死不变的顽固态度。
自6月4日至6日，在澳门市郊一家空房的地下室，秉烛进行会谈。
日方代表增加参谋本部第八课长臼井茂树大佐，并出示参谋总长闲院宫的委任状。中国方面出示有委员长蒋介石签名的委任状，在军事委员会信笺上盖有该委员会的大印和蒋中正的小印。
在委任状上，宋子良却用了宋子杰的名字，宋对使用别名作了解释，日方对此未再追究。交涉的难关仍为满洲国问题和驻兵问题，但在此次会上，中国方面强烈要求在停战前首先使汪兆铭出国或引退。然而，6日14时宋子良和张治平来到日方代表宿舍时，又有所变化。宋表示对此次交涉，因本人已下本钱，尽了很大努力，万一不成将受到极大打击，希望日方让步。随后提出：“希望今后的谈判，留待蒋介石的代表(预定为张群)赴上海等地与汪兆铭会谈，以解决汪的安排问题，然后再由蒋介石与板垣中将在重庆进行会谈。”据此，今井大佐提议将顺序颠倒，先由板垣中将赴长沙。但宋不同意。因而又提议进行板垣、蒋、汪三人会谈。宋对此认为有可能，当即接受。6日20时30分进行最后一次会谈，会上日方提议高级会谈地点可选在上海、香港或澳门。对此，中方以蒋介石不可能出席为由，希望在重庆或长沙，因此决定今后各自征求国内意见再行确定。
今井大佐6月10日返回南京，向总司令部首脑汇报，当说到“蒋、汪、板垣三人会谈”的提议时，板垣总参谋长率直表示亲赴敌区的决心，当场表示同意。
正当此时，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队连日大举轰炸重庆，第11军渡过汉水进逼宜昌。重庆市区被置于日本空军轰炸之下，陈诚丢开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及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长等中央要职，亲自奔赴宜昌战场指挥防御战。重庆顿时流传“日军开始进攻重庆”的谣言。此外，从欧洲传来英法联军肯定失败的论调，国民党内的亲德派迅速抬头，对日和平气氛进一步高涨。
6月16日，自重庆回港的宋子良暗示重庆准备接受板垣、蒋、汪三人会谈，但蒋认为有关三人会谈及和平条件等问题，需事先取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同意，目前尚不能作出确切答复。至20日得到回答。当日，铃木中佐所报告的宋子良回答的内容如下：
一 可以接受板垣、蒋、汪会谈。
二 准备提前于7月上旬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现在大致可以肯定三者会谈在7月中旬举行，待确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期时再定会谈准确时间。
三 地点定为长沙。
如日方同意，对水路或机场的使用决无阻碍，准备在会谈前进行清扫或修理。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接到上述报告后，22日电告铃木中佐，要求将会谈地点从敌战线内的长沙改为洞庭湖上。23日，今井大佐和影佐少将向周佛海传达此项工作的内容。24日，板垣总参谋长访问汪兆铭，敦促其参加三者会谈，汪以善意对此表示愉快和赞成。
陆军中央部接到上述香港来电报告后，为了实现停战，省部首脑初步决定撤回过去日方的主张，全面接受在澳门会谈时重庆方面的意见。为指导现地按省部决定行事，泽田参谋次长于6月24日急飞南京。
尔后，在香港继续围绕保障会谈场所的安全等问题进行协商，直至7月22日夜方正式交换了如下的备忘录。
h3. 备忘录
下记日中代表关于进行停战会谈事宜，分别遵照板垣总参谋长及蒋委员长意旨，并互相确认各自上司有关进行会谈之亲笔证件后，约定事项如下。
一、时间：8月初旬。
二、地点：长沙。
三、方法：板垣征四郎及蒋介石商谈日中停战问题。’
代表铃木卓尔印
代表宋士杰印
昭和15(1940)年7月23日
恰好7月18日滇缅公路被封锁，援蒋物资的运输被切断，美国的通讯社驻重庆记者传说，由于英国封锁了滇缅公路，中国人中关于对日和平问题的议论急剧上升，一般认为战争将在六个月内结束，政府将还都南京。
这样，在1940年6月中旬以后约一个月的期间，曾经是事变行将解决，日中两国最接近的一刹那。在八年日中战争中，说蒋介石感到最严重的危机是宜昌失守之时，原因即在于此。中共察觉到日中进行和平谈判的危机，突然发动了“百团大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