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别拆掉文化的记忆!
梁思成对于我来说不再是一个只知道是名人却不知道干什么的名人符号。那段时间我几乎成了梁思成迷，山大图书馆和山东省图书馆里所有有关梁思成、林徽因的书我都借来看。《城记》更是看了3遍之多。梁思成的人生经历我已经了如指掌。随之我对建筑学的书也特别关注。先是看有关北京旧城的各种书，然后是关于中国城市古建筑和近代建筑的书，其中较多关注的是济南和南京。济南市区的所有古建筑和近代建筑我敢说已经知道了85％，其中许多是实地看过的，而因为要考南大，南京也自然成为我的关注点。
梁思成在1949年之前对中国古建筑的实地考察和完成《中国建筑史》自然是伟大的成就，但我更关注的是1949年之后梁思成与陈占祥提出的关于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梁陈方案”的命运以及北京旧城所经历的彻底的被颠覆。
1949年的中国学界，对“城市规划”的认识非常模糊的，甚至也分不清建筑师和土木工程师有什么区别。城市的研究如此滞后，人们对城市的认识如此肤浅，这就是“梁陈方案”提出的社会背景。
梁思成是近代中国城市规划事业的主要推动者，很早就开始思考建筑理论、设计创作以及城市规划等方面的问题。早在1930年代，梁思成就与张锐合作完成《天津特别市物质规划方案》，这是继南京《首都规划》后，首次通过竞赛由中国建筑师完成的规划设计。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梁思成阅读了沙里宁的新著《城市：它的的产生、发展与衰败》，写成《市镇的体系秩序》一文，发表在《大公报》呼吁社会重视城市规划。1949年后与梁思成合作写成《城市计划大纲》，继续提倡现代规划理论。
1949年至1953年梁思成为之奔走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被习惯称为“梁陈方案”，其主旨是对北京旧城（包括内城、外城）进行整体保护，将长安街西延，以它为轴，在月坛以西、公主坟以东一带建设新的中央行政区，并将中央行政区与北京旧城之间、旧城广安门外的地块建成商务区，与北京传统的商业区之一的西单联为一体，这样长安街就作为轴线，中央行政区与北京旧城一西一东，使整个北京呈扁担状的空间格局。这种多中心的规划思想，显然将会大大减轻单中心城市过分集中的负担。
梁思成曾经计划以日本侵占北京期间在北京五棵松地区经营的“居留民地”为基础，陈占祥主张将长安街西延到公主坟，把复兴门外、西郊三里河作为中央行政区，并且把钓鱼台、八一湖等组织成新的绿地和公园，同时把南面的莲花池组织到新中心的规划中来，就像旧城中的“三海”对于故宫的作用。最后成型的“梁陈方案”是两个人的意见的综合。
现代政府的庞大机构需要有中心的集中布局，但北京旧城内已经没有足够的空地，生硬的安插在旧城中，既占用了旧城的园林游憩用地，破坏了北京城原有的完美布局。又产生交通困难，而且没有发展余地，对北京的建设要以“古今兼顾，新旧两利”为原则，不应随意拆除或掺杂不协调的形体加以破坏。对于历史形成的城市基础，从平面上的街道和广场网，到立体的旧有建筑——即富有历史和艺术价值的旧建筑，应该尽量保留，把它们有机的组织到城市规划中，既丰富了城市生活，又保存了旧城的风貌。
但最终北京没有采取这样的发展战略，而是将中央行政区建于中南海、天安门一带，并且中央各部委在北京旧城内见缝插针、遍地开花，布局十分混乱。
这仅仅是北京旧城凄惨命运的开始。
梁思成的主张是一种整体城市观，即北京的旧城决不仅仅是一个故宫、一个天坛这样一个一个的文物这么简单。北京的旧城有完整的城市空间结构，牌楼、大街、胡同、城墙、城门都是不可或缺的组成要素。在按照现代城市功能对北京旧城的改造过程中，对这些要素决不能采取一拆了事的粗暴做法，必须既能保护古建筑，又能使它们符合现代城市的功能要求。比如对待大街中央的牌坊，可以采取环岛交通或弯道绕开的做法加以保护。城墙更是北京旧城最重要的空间结构要素，北京的发展当然不必受城墙的束缚，城内外的交通可以采取多开城门的办法解决。城墙可以改造成为公园，在宽阔的城墙上设置座椅、照明灯、花坛等，城门楼则可作为茶社、餐馆等，护城河则可改造疏浚供人游泳、钓鱼、划船等。这样北京城墙就成为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环城公园。梁思成是这样描绘他的构想的：“从城市规划的角度看，可利用它为城市分区的隔离物，城墙上可以绿化，供市民游憩。壮丽宽广的城门楼，可改造成文化馆或小型图书馆、博物馆。护城河可引进永定河水，夏天放舟，冬天溜冰。这样一带环城的文娱圈，立体公园，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梁思成还主张把新的北京火车站建在永定门外，这样中外游客出了火车站就可以感受北京南起永定门、北至景山的城市中轴线。
北京曾经是把城墙完整的保持到20世纪的唯一的中世纪大城市。但最终对待北京城墙的做法只有一个字：拆。北京旧城的内外城墙在北京劳动人民义务劳动的热情下轰然倒塌，只有正阳门城门和箭楼是周恩来明确提出要保护，东南角楼的小段城墙因为位置稍偏，修地铁环线时绕道而侥幸保留，德胜门箭楼1960年代建造地铁环线，从德胜门箭楼南侧通过，不妨碍地铁线，德胜门箭楼侥幸保存下来。北京大街上的一个个牌坊，像东西单牌楼、东西四牌楼、历代帝王庙前的牌楼，也大多遭到拆毁的命运。明北京城千步廊的南门中华门（大明门）本来安安稳稳的立在天安门广场上，不会对交通造成任何妨碍，但是为了建造毛主席纪念堂需要地基，还是把中华门拆掉了。现在的北京二环路地基就是北京旧城内外城城墙的外围部分，北京地铁环线就是由北京内城城墙地基向下开挖而成。
（北京西直门城楼、箭楼和瓮城的历史照片，被拆除后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频繁堵车的立体交通枢纽）
由于北京的带头示范，一时间大拆城墙的做法在全国风行一时，大城市、小县城都在干。济南内外城的城墙几乎被拆光，只有内城东南拐角由于是解放军攻城入口而加以保留，在其上修建了解放阁。南京城墙虽然没有被彻底拆除，但也被拆掉了三分之一，这三分之一就是狮子山至中央门段、定淮门至石头城段、汉中门至水西门段、中华门西段、通济门至光华门段，水西门、通济门这些气势宏大的城门、水关被拆掉实在让人痛惜，甚至著名的中华门城堡也差一点就被拆除。
现在全国大大小小600多个城市中，尚能完整地保存城墙的只有4座城市：西安、平遥、兴城和襄樊。南京城墙是目前世界上现存最长的城墙遗址，虽然在1950～1970年代被拆掉了三分之一，但现存南京城墙33.676公里的总长度既超过11.9公里的西安城墙，也超过长度近30公里的法国巴黎城墙，在世界城市中居首位。但是南京城墙的被破坏同样可惜，残缺不全的南京城墙上，13座明代南京城城门中目前尚能比较完好的保存的只有和平门（神策门）、清凉门、汉西门和中华门（聚宝门）4座，剩余城门如挹江门、集庆门等均经过较大的改建或为后世重建。这实在是中国建筑史和城市建设史上莫大的悲哀。
2002年“十一”黄金周第一次到北京。当时我对建筑学和城市规划学还没有太完整的理解。当火车即将驶入北京站之前，一个古城楼突然出现，给我一种古都的感觉。后来我知道那就是北京内城东南角楼。当我到前门大街大栅栏的时候，京韵大鼓里所唱的“高高的前门”在我眼中确实显得气势恢弘、体量巨大。我又感受到那种京城独有的帝王之气。但我当时并没有非常仔细的观赏前门，当然更不知道北京本应该有比这样的气势更大百倍的城墙和众多城门的。
北京绝对是一座因政治而兴的城市。远在春秋战国时期就作为燕国的北都。当历朝历代都把国都定在长安、洛阳、汴梁的时候，北京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边防要塞，曾历经范阳、幽州等多个称谓。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对汉族政权的威胁减小，而位于中原地区正北方和东北方地区的游牧民族迅猛崛起并对汉族政权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这是北京城市发展史上最重要的发展契机。只有那些游牧民族愿意把国都定在这个靠近边防要塞、气候寒冷干燥、距离南方富庶地区如此遥远的地方。在这里，游牧民族进可控制中原地区，退可据守其在北方的发祥地。而在此前汉人是从未考虑在这里定都的。于是就有了辽朝的南京和金朝的中都，而元代的大都更是北京城市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鼎盛时期，天下第一宏伟都会。
当朱元璋在用心经营南京城的时候，被战争严重毁坏的北平却是人烟稀少、生产落后。即使后来由于南京皇宫是填燕雀湖而建，地基塌陷，“前仰后洼”,让朱元璋十分不满，在考虑迁都时也是派太子朱标亲往西安考察，而不是考虑北平。只是由于太子朱标在考察途中突然病故，使朱元璋遭受沉重打击，迁都之事作罢。
历史再次眷顾了北京。驻守北平的燕王朱棣不愿受建文帝削藩政策的摆布，于公元1400年派兵直捣南京。虽然大军南下长驱直入攻到济南府，却遇到驻守济南的山东参政铁铉这一高明对手，围攻三个月损失惨重却仍未能攻占有良好城池防守的济南府，不得已撤回北平。朱棣大军第二次南下，得知南京守备空虚，于1402年正月进入山东，绕过守卫严密的济南，破东阿、汶上、邹县，直至沛县、徐州，率军渡过淮水，攻下扬州、高邮、通州（今江苏南通）、泰州等要地，准备强渡长江。建文帝曾想以割地分南北朝为条件同燕王议和，被拒绝。六月初三，燕军自瓜洲渡江，十三日进抵金川门，守卫金川门的李景隆开门迎降。燕王进入南京城，文武百官纷纷跪迎道旁，在群臣的拥戴下即皇帝位，是为明成祖，年号永乐。历时四年的“靖难之役”以燕王朱棣的胜利而告终。
朱棣虽在南京登基，却越来越想念他的勃兴之地北平。同时残留在北方的蒙古势力北元政权也是对明政权现实的威胁，明朝定都南京就意味着对北元鞭长莫及（朱元璋对此也早有考虑并因此有意迁都西安），无法及时和有效的掌控战局。朱棣于1403年升北平为北京，明朝建立之初就开始实行的两京制由金陵和汴梁两京改为金陵和北平两京。1406年朱棣决定营建北京宫殿，第二年即派员筹办物料。永乐十五年(1417年)开始大规模兴建，永乐十八年(1420年)十二月底建成。次年正式把京师从南京迁到北京。北京城完全依照南京城宫城、皇城、内城的空间格局建造，很多连地名都没有变化。虽然经历了600多年的变迁，至今北京和南京仍有一些相同的地名，比如新街口和成贤街。北京所处地形较南京更为平坦，较少受到南京山地、河流等的限制，所以形体更加宏伟。北京城由正阳门经大明门、千布廊、承天门（今天安门）、端门、午门、三大殿直至神武门、北安门（今地安门）、万岁山（景山）的中轴线完全是南京城中轴线（今南京光华门经御道街、午朝门公园、北安门街至富贵山，建筑基本无存，仅剩午朝门公园内的午门和金水桥）的翻版。朱棣还用免除徭役等优惠政策鼓励江浙居民迁居北京。
作为国都的北京人口迅速增加，工商业日趋繁荣。经历了明朝100多年的经营，北京的人口开始超过南京成为明朝的最大城市。直至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并降北京为北平，北京作为国都的历史才暂告结束。而在1949年北京的命运又现转机，国民政府时期仅仅作为文物城、教育城的北平再次成为中国的首都，一场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和破坏运动也拉开了帏幕。
梁思成对北京旧城绝对是饱含深情的，所以当他看到北京旧城不断遭到破坏时，真正有一直撕心裂肺的痛感。在每一个有关北京旧城改造的事件上，梁思成都据理力争，比如北海大桥，比如历代帝王庙前的牌坊，而结果大多是以梁思成的失败而告终。梁思成扮演的几乎是一种“铁项令”的形象，虽然屡遭挫折，虽然反对者数量众多并且手握权力，但梁思成为北京旧城请命的决心一直没有动摇。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曾使梁思成的工作热情极度迸发，但事实上1949至1971年他的后半生中，真正在建筑和城市规划上做成的实事并不多，仅有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和扬州鉴真纪念馆等几件可数的设计。原因当然不是梁思成一夜之间江郎才尽，而是由于特殊时期政治体制运行所造成的阻碍和干扰。另一个留英归来风华正茂的城市规划师陈占祥更为不幸，由于他曾被劝说加入中国国民党并供职于南京国民政府，1949年后得到的工作机会很少，光阴虚度。陈占祥在伦敦大学师从主持二战后大伦敦规划的阿伯克隆比，参加完成英国南部3个城市的区域规划，成为英国皇家规划师学会会员。1946年回国后完成南京行政中心区的规划，并在1947年参与编制上海都市计划并提出开发上海浦东的设想。我常常假设陈占祥当年留在国外，他会不会成为贝聿铭式的人物。林徽因在抗战时期身体每况愈下，1955年4月1日，林徽因终因肺结核久治无效，在北京同仁医院去世，终年51岁。要回想林徽因的风华绝代只有追溯到1920年代和1930年代前半期。历史的错误所造成的无休止的政治运动耗费了多少人的光阴，浪费了多少人的才华，梁思成、陈占祥只是其中的两个，林徽因的过早去世也是一种幸事，她免受了许多磨难和打击。
如今在西安，完整的城墙、城门、护城河都在展现梁思成关于北京城墙建成环城公园的绝妙设想，南京也在展示其“山、水、城、林”人文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古都风貌。西安、南京多开城门，古城门处采取环岛交通的做法证明，城墙并不会对现代城市交通造成多少妨碍。西安雁塔区和曲江新区、南京江宁区和河西新城区的开发也证明城墙不会对城市的发展和扩张构成妨碍。小小的县城平遥完全的实践了保护古城、发展新城的做法，完好的古城作为明清时期中国汉族地区城市经济发展的缩影，被联合国列为世界历史文化遗产。而作为中国最著名的古都，北京的城墙除了一个城门、两个箭楼和一个角楼之外难觅踪影。被舒乙称为“北京第二层城墙”的北京胡同也在以迅猛的速度减少，大片大片的消失，北京的古都风貌底色在渐渐褪去。东南角楼附件的一段没有被完全拆除但也损毁严重的城墙被辟为“北京城墙遗址公园”，这真是莫大的讽刺。“遗址”二字格外的扎眼，而让城墙变成“遗址”的，不是战争或自然灾害，而是和平年代的人为破坏。
如今的北京越来越成为一座光怪陆离的巨型城市，其繁华程度堪比洛杉矶：发达的城市大容量干道交通、高楼林立的市中心和蔓延式的城市空间扩展态势。城市中到处是笔直的、宽阔异常的主干道和自命不凡的现代建筑。但是北京又体现出不同于洛杉矶的中国式政治城市的独有气质。北京的“大”最主要的是从政治角度考虑，只有笔直的干道、宽大的广场才能体现出中央的权威，才能使领袖得到成就感和掌控感。昔日的紫禁城成为现在的故宫博物院，皇权已经褪去；昔日的皇家御苑中海和南海成为现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办公用地；昔日北京皇城的正南门天安门更是进行了具有颠覆意义的重新赋意，成为党中央的象征，并进入了国徽。
然而北京的城市规划特别是交通规划的不合理之处又是如此之多：道路宽而稀，吸引了太多的车辆往主干道挤，连接主次干道的支路通车能力奇差，使用不合理和不充分；环路建了一环又一环，似乎不久就会建到天津去了，但是放射形干道却少的可怜，车辆挤进三环以内就不容易出去；三环之外至今尚未形成发展成熟的城市副中心；堵车问题更是全国之最、世界少有。
北京已经和正在经历彻底的改造。城市的发展当然不应该停滞，但是为什么一定要以古城被破坏、被颠覆为代价呢？为什么不能让北京保留更多具有人文尺度的城市空间呢？联想到巴黎，以赛纳河为轴，巴黎古城和拉德芳斯新区交相辉映，古典艺术气质和现代技术理性和谐共存，这与当年“梁陈方案”中北京旧城与公主坟新中央行政区的规划是何其相似。历史的错误不可更改，但历史的错误不能再重复。当我们在考虑北京城市发展的种种困难和问题时，在考虑中国城市中普遍存在的建设与保护的关系时，在考虑城市空间合理布局和合理功能分区时，回到梁思成，回到“梁陈方案”，将会有很多启发。
bq. 《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Erik Eckholm曾写过一篇特稿《回到旧北京时代》：“在这座城市的高楼大厦不远处，传统的胡同街区显露了这座城市几百年来的记忆。”历史上的文人和中外旅行家，都对北京城都有过细腻而美好的记述。但是今天，北京城面临的一个现实是，那些凝聚了老北京传说、故事、文化和身份的旧宅院和破胡同正被人们以种种借口在破坏掉。
拆旧建新，如今是中国许多城市都在发生的事情。“脚手架、起吊机上的中国”，一座座城市旧貌换新颜，显示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巨大活力。但是，在这些拆除的背后，我们是否也拆掉了城市的记忆？ 北京古城哪堪“拆拆复拆拆”？
北京城正在迅速都市化、工业化、现代化，以往那种镇定的气象和纡缓的心情也早已经荡然无存，转眼间就是沧海桑田。
h3. 胡同：曾经每年以六百条递减
胡同，一般定义为“两排民宅间相对的巷道”，而巷道能成为北京传统代表则是因兼具历史与民间习俗，而且饶富趣味。如今许多老北京耳熟能详的扁担胡同、库司胡同、北新仓一至五巷、椿树下头条、虎坊西里、红罗巷等，如今都已经成了人们记忆中的名称。
北京的胡同，1949年约有7000多条，至2000年只剩2000多条，每年还以600条递减；另有一说是，北京有名称的胡同达3600多条，不知名者多如牛毛，知名者每年至少减少300条。
在2003年版《北京年鉴》中，“地名变更”一项记录北京2002年新注销地名66个，几乎涉及的都是胡同名。
h3. 四合院：“开发性破坏”的怪现象
四合院初具规模始自辽代，经金、元、明、清，最后成为北京最有特色的居住形式，历经数百年的演变，北京四合院由内而外也传承了古人对建筑、人文、哲学、人伦、政治等方面的智慧。
据悉，四合院的总面积由一九四九年的一千七百万平方公尺，到去年锐减为三百万平方公尺，消失的速度以九０年代至二○○○年旧城改造，减少一百万平方公尺最为严重。今人熟知的四合院诸如郭沫若故居、老舍故居等，大多是因仍维持旧貌而且气派得以保存，并成为样本观光景点，其余破旧、大杂院式的四合院恐怕都难避免被拆除的命运。
另人啼笑皆非的是，拆除四合院同时又在宽阔街道的旧屋屋顶涂色，形成不伦不类的假古董。为此，就有文化界人士批评，既要搞商业活动又要搞旧城改造，结果形成了“开发性破坏”与“破坏性开发”的怪现象。
h3. 城墙：大部分古城墙灰飞烟灭
50年代初期，北京的城墙是保留还是毁灭的争论结果永久地改变了古都北京的历史风貌。五十年光阴似水流过，古城墙早已灰飞烟灭。西直门、东直门、宣武门、安定门、永定门一路拆过去，47座城门城楼、箭楼和角楼，如今仅有3座残存。
位于市区崇文门的明代城墙，建于一四三九年明永乐年间，如今仅余一千五百公尺，是现存北京最长的明城墙遗址。
今天，广安门外的凤凰嘴村一带还保留了一点金代中都城的城墙的残迹；元大都城的城墙即上城已被列为北京市重点古建文物保护单位；明北京内城西城墙南端遗迹也进行了修复。此外，正阳门、箭楼、德胜门箭楼和东南角楼经过整修之后，也总算为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提供了些许实物见证。
h3. 街道：旧鼓楼大街的命运谁来确定？
如果不是19位专家向世界遗产大会提交呼吁信，扩建旧鼓楼大街恐怕永远也不会成为“问题”。一切都遵循着旧城改造常见的信息发布程序：前一阵子，旧鼓楼大街就要改造的消息是以“报喜”的面貌出现的，公众所能知道的是改造之后“将恢复传统风貌，延续水系文化，再现旧城商街”。这样的蓝图当然是令人振奋的。
但专家的呼吁书让公众了解到了事情的另一面。专家们说，旧鼓楼大街位于什刹海历史文化保护区内、古城中轴线鼓楼、钟楼西侧，处在旧城的中心区，“如果对这些街道进行拆除、拓宽，将破坏旧城的风貌格局”。
一个说是“恢复传统”，一个说是“破坏旧城的风貌”，同一事物，观点相差径庭。谁说得对？这样的追问是必须的，这个问题不解决，旧鼓楼大街的命运或许就是其他文物的命运，甚至，或许就是未来整个北京古城的命运。 “易地迁建”的解决办法是敷衍之举？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对于不可移动的文物来说，迁移无异于一场生死之劫。
如果城市建设和古城保护争夺地皮，怎么办？自1980年代以来，让文物搬家——“先拆除，后易地迁建”，成了北京常用的解决办法。只是，这个“先拆除”，通常可以很畅快地完成；那个“后易地迁建”呢？
当争议尘埃落定，一座座高楼平地而起，公众的注意力渐趋散淡，有关的单位和部门，他们是否还能记得那些“流浪”的老屋？他们有没有遵守先前的承诺，让那些被拆除的文物建筑重新出现？他们在陌生地方打造的新“文物”，是遵循规范的严谨之作，还是敷衍之举？
●“易地迁建”：是文物保护中一个不得已的办法，也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
第一步，先做好测绘工作，定好迁建的位置。第二步，把建筑的构件如门、梁、柱、枋、瓦及雕刻逐一编号，拆下后要保护好以免损坏。第三，拆、建要同时进行。耽搁过久，一些构件容易损坏，而且经验证明，若不马上修起来，迁建往往就不了了之。第四，一定要原材料、原构件、原工艺，由古建公司以及有经验的老工人、老技师来做。迁建造价往往比建一座新的高得多。
● 部分易地迁建建筑的现状：
- 儒福里过街楼
北京仅存的一所过街楼，1998年因菜市口大街南延工程而拆除。宣武区政府曾向社会承诺，过街楼将易地迁建到陶然亭公园内，但到目前为止仍没有实施。 - 蔡元培故居
2000年11月23日区级文物保护单位蔡元培故居被以“易地迁建”为名破坏，所幸文物部门及时赶到制止了这一行为。一番争议后，目前仍原地留存。 - 曹雪芹故居
北京广渠门内大街207号四合院，刚刚被学术界认定为曹雪芹的故居遗址后，即因道路修建而拆除。有关部门承诺将故居向北挪，易地建一个纪念馆，但至今未建。 怎么解释“新北京”与“老北京”？
4年前的冬天，北京市政府召集专家研讨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口号。在“新北京新奥运”的理念下，怎么解释“新北京”与“老北京”？
今天，这座城市正在从字面上理解和实施这个口号：拆旧房、盖新楼。北京一家报纸用一整版篇幅刊登了记者采写的两会代表对新北京的感受：“北京高楼有个性了，色彩丰富了，夜景更靓了”；“北京的道路越来越宽，建筑越来越高，车越来越多”；“每一次来，许多原来熟悉的地方都变了模样，认不清了”；“在全世界各个首都当中，北京是变化最快的”。这些单调、乏味、沉闷的描述在告诉人们北京古城不见了之外，还会令北京人失去想像力。
对比来看，工业化、现代化、全球化都没有给威尼斯带来变化。多少世纪以来，她一直像一位美丽的少女一样，任凭狂风海啸的吹打，那美妙的身躯永远透露着梦幻般的诱惑。
面对现代化、全球化和2008年奥运会的到来，北京看来是准备把自己交给房地产开发商了。干燥的空气、拥挤的交通、尘土飞扬的建筑工地、纷纷搞外装修的高楼——这是北京城吗？
游客来北京看什么？拥挤的汽车交通、招摇的玻璃大厦、水泥建筑、高速公路？不。人们来北京看的是北京的人文历史、北京的胡同、四合院、茶馆。漫步在东单、西单的胡同里，德胜门内大街、鼓楼大街附近的老宅院，那种淳厚的人文精神是你在故宫、天坛、八达岭长城、琉璃厂那些叫卖旅游产品的小贩身上找不见的。
熟悉元杂剧的朋友可能记得《沙门岛张生煮海》戏中的梅香说：“我家住砖塔儿胡同。”曾经这砖塔胡同有围坐在一起下棋的大爷们、扎堆聊天的老太太，还有端着大碗，坐在庭院当中香喷喷吃面条的人家。如今，胡同得名的那座青砖塔依然站在路口，成了熙攘街头的一景。
希望，若干年后，我们的北京城不会变成一座巨大、冰冷、没有个性的全球化建筑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