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
苏维埃已经灭亡，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人性和民主就须先为前提。
90年前的今天，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武装力量向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所在地圣彼得堡冬宫发起总攻，推翻了临时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由此，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宣告诞生。
但随着16年前，前苏联解体，克里姆林宫顶重新升起了三色国旗和悬挂上双头鹰国徽，一个问题就无可避免地一直纠结着俄罗斯人——几十年前的十月到十一月，在俄罗斯的土地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十月革命到底是场社会主义革命还是之后波及全球范围的一场政治大败局的开始，如今的俄罗斯是延续了哪条发展轨迹，当然不会是十月革命之后的，那么这是资本主义的复辟还是一次对历史错误的拨乱反正。
今天的原十月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纪念日已不再叫这个称谓，早在叶利钦时代这个日子就被改名为“和谐和团结日”，至普京又从“军人荣誉日”改到“莫斯科红场阅兵日”，似是而非。出生在前苏联的一位法国科学院终生院士就认为，如果没有十月革命，那么现在的俄国已是世界最强的大国，并且相信俄国将实行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也就是说，俄国会成为东方的英国。那么，真的会是这样吗？
重新推演历史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其实历史也常带着宿命论
几百年前，法国大预言家诺查丹玛斯在一盏混浊的油灯下写完充满奇异色彩的《诸世纪》，其中就有对共产主义在俄罗斯生存时间的预测，“她的国家以从未有过的荣耀屹立于世，但，这面旗帜也只飘扬了73个年头”，从1917年的十月革命到1991年在前苏联发生的震惊世界的“8.19”事变，并在仅仅六天后苏共正式宣布解散，苏维埃在苏联历史上寿终正寝，这个寿命仅比预言多存活了不到一年。也许我们真的可以看作这是场历史的宿命，但是其中包含了历史发展的必然因素，而这个必然因素不是其它，正是俄国在共产主义发生前和发生后两次出现的专制主义自觉断送了一个时代，甚至连交替的形式也显得非常类似。
专制使君主立宪无法在俄罗斯历史上出现
1881年3月1日，亚历山大三世继位，他的父亲被刺杀了，他和他的俄国面临选择。当时作为俄国十九世纪知识分子代表的列夫 ·托尔斯泰就曾和民意党进言皇帝以善报恶，施以仁政。俄国知识分子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有良知，这个良知可以表现为一种正义感，追求真理的勇气，表现为有正义意识。托尔斯泰就认为自己拥有土地、财产、农奴，便是一个罪人，他在五十岁写下《安娜·卡列尼娜》之后，最大的愿望就是去坐牢。历史的命运，往往就系于一念之间。这样的声音，如果亚历山大三世接受和执行了，那么沙皇制度就将体现俄罗斯的救世主义，体现基督教的拯救意识，就没有人会反对他，俄国的命运就完全不同。
但是非常可惜，亚历山大三世无情地拒绝了，也封死民意党人和托尔斯泰在民意和道德上拯救俄罗斯的可能性。民意党人前赴后继地刺杀，这其中就有列宁的哥哥，列宁后来领导十月革命之后，1918年，把亚历山大三世的儿子全家逮起来处死，我们可以想象这当中的联系。其实俄国王朝在统治的时候完全可以听取公开的劝告，深刻地反省和思考一下，就可以少犯很多错误，俄罗斯帝国就完全可以延续下来，事实上就连列宁直到1917年1月，罗曼诺夫王朝结束前的一个月，甚至他也没预料到社会主义革命能到来的这么快，当时46岁的列宁甚至还在跟人说“我们这些老人可能不会活到看到革命的决战了”。恰恰是因沙皇专制自行断送了延续了304年的统治王朝，那年米哈伊尔大公不愿接受权力，人民厌战，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无法控制局势，恰巧提供了革命机遇，十月革命不期而至。
专制使共产主义无法在俄罗斯历史上延续
布哈林是十月革命卓越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是前苏联宪法的主要撰稿人，他本身是有多方面才华的大知识分子，他本人非常富有人情味，品行高尚，但他后来死在斯大林的手里。布哈林是1938年3月14日和其他17名老布尔什维克在一个地下室被枪毙的，他曾经有一封信让那时自己年轻的妻子背下来，信不长，说：“我布哈林从18岁开始，就为俄国的革命、俄国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而奋斗，我现在命在旦夕，在无产阶级的斧头面前，我不低下我的头。现在党已经被引入歧途，我呼吁你们，未来党更年轻的、更加公正的一代领导人，在你们的历史使命上有一项庄严的任务，就是驱散笼罩在党头上的（专制）阴影，我相信历史的过滤器，必然会洗去我头上的污秽。”可以看到，在列宁后的前苏联，专制就一贯盘踞在苏共的领导体系中。
1924年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急于1929年提前结束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急于消灭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同时消除其他政党和党内反对派，开始搞个人崇拜和个人集权，以党代政、党政不分更加严重。斯大林不仅实行个人集权制，而且实行领导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制，这三制是违背民主共和的原则的，使苏维埃带有君主专制的色彩。斯大林过世以后，赫鲁晓夫又继续了斯大林的体制，还是搞党政合一。赫鲁晓夫胡乱改革使得他在1964年10月被迫辞去党政领导的职务。
接替赫鲁晓夫的勃列日涅夫又搞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当时勃列日涅夫因不能够兼政府总理，他甚至想了一个新的办法，去兼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77年，他又制定一部新的宪法，扩大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主席的权力。勃列日涅夫去世以后这种体制又经过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一个68岁接班，一个73岁接班，都是老人病夫治国。前一个执政一年零三个月，后一个执政一年零一个月。所以前苏联在这两年零四个月之内，三易其首，直至1985年戈尔巴乔夫接班，专制主义已经使苏共病入膏肓。和罗曼诺夫王朝的覆灭一样的仓促和自行自绝，1991年初苏联全民还刚通过公决拥护苏联的存在，仅仅数个月，戈尔巴乔夫就于8月24号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建议苏联***自行解散，到年底12月25号，戈尔巴乔夫又被迫辞去苏联总统职务，这样苏联也就亡党亡国亡制了。
1991 年12月25日，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将国家权力移交给俄罗斯总统，意味着十月革命的最终失败。我记得在一篇关于当时的文章里有人描述，那个时候有一位老太太，安娜，布哈林的遗孀，已经84岁了，这个老太太听到这个消息老泪纵横。你想她是什么样的心情？她为她丈夫的冤案奔走了六十年，她的丈夫、她丈夫的战友们，为俄国的前途、俄国的命运奋斗将近了一个世纪，流血牺牲，到头来就是这么一个结局。可以说，不管是旧沙皇俄国，还是新的苏联，当然它们的崩溃、解体有非常复杂的原因，但是他们始终不能听取、不能接受，更没有采纳俄国最有良知、最有智慧、最有献身精神的那些人的建议、他们的劝告、他们的警戒，专制是导致他们崩溃的历史必然因素。
苏共下台没有造成世界性的灾难
实际上所有国家都分享了苏联解体的历史红利证明这不是反动，而是一场推动。这之后十几年里，人类GDP的增长是1.8倍，前苏联的解体让柏林墙一夜消除，东德、西德实现奇迹的统一，哪怕及至将来“欧洲合众国”的出现，也都可算作受益于前苏联解体所赐。从这点而言，十月革命只是开启了一场从沙皇专制走向共产主义专制的事变，因而无法提升到“革命”，所以即使被称作无产阶级作家，前苏联文学的创始人的高尔基在称呼1917年11月7日俄国发生的事件时，也从未使用过“革命”这样的词眼，而冠之以类似“事变”甚至“政变”这样的用词。
我们一代接触十月革命，是从那句经典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的。那么作为一贯以俄为师的中国，回顾“十月革命”九十年来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道路，我们又能汲取哪些经验教训。我翻看了今天的各大党报，提及“十月革命 90周年”就如平常年份抗战胜利日提及抗战胜利一样少。事实上，“十月革命”已经不再在中国被神化和理想化。诚然，没有苏联的十月革命，不可能有中国的今天，但中国今天的社会主义实践和上世纪初的革命目标已发生了天壤变化。
我对照了中共在“二大”上制定的第一个党章和刚刚上月“”上通过修改的新党章，那时党旗帜鲜明地强调，“中国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他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现今的党章中“无产阶级”已替换为“工人阶级”，同时指出阶级斗争还在长期存在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消灭对象不再是私有制和剥削，而是“逐步消灭贫穷，达到共同富裕”。当然，还有不变的就是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依旧是实现共产主义。
我知道共产主义不是乌托邦，虽然我对于这篇同名论文有不同见解（上、下）。因为乌托邦是关于建立一个十全十美的国家制度的思想，从古即有，从中国古籍中形容的大同世界，抑或从西方的《圣经·旧约》开始，它依然是要建立一个国家，而共产主义是最终消灭阶级差别和使国家的消亡。实现共产主义这条道路远比乌托邦要走更长，要花费更多时间，任重而道远。
今年的中文网志年会这个周日在播放别安乐队的《长城》歌曲中结束，谁都知道其中所表达的意思。中文网志年会被称作理想主义的聚会，理想主义是知识分子的特征，其成因源于人类知识分子所共有的特性——人性。如果当年沙皇听取了知识分子托尔斯泰的声音，如果列宁之后是布哈林这种真正的有人类意识的，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成就、弊端，对俄国的历史和现状有深刻认识的大知识分子掌握了政权，那么也许那个帝国，也许那个社会主义政权会走得更长久一些。但历史现实恰恰相反，“十月革命”后选择了专制道路的社会主义苏联，就像今天社会学家们所评论的那样，“俄国的社会主义距离封建主义比资本主义距离封建主义更近”，其结果当然只能导致它无法再有机会去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
“十月革命”的经验告诉我们，凡是一个社会、一个时代、一个国家，能够倾听公开发声的，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声音，就是他们的幸事；相反，如果公开发出的声音不被倾听、不被接纳、不被好好对待，那么这个国家的危机就很深重，就走不长远。 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前苏联和俄罗斯帝国身上。知识分子要求的有时并不多，也许也就是能自由编撰自己的维基百科，也许也就是像我这样一边听着《国际歌》，一边在这样一个日子，谈点自己对于这场事变所带来启示的认知。
苏联解体之后，只有邓小平说过一句话，“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我们总结若干历史教训得出的基本经验结论。苏维埃已经灭亡，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人性和民主就须先为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