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甲子前,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权倾一时;如今,蒋家凋零落寞,而宋家、孔家、陈家的后人,则十分低调地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他们来自“四大家族”,却刻意回避“豪门”背景。对于先人功过的种种争议,他们也坦然处之。
时过境迁,这些家族的后人,如今对那些历史人物的回忆常常只是衣香鬓影;可喜的是,随着越来越多的档案材料浮出水面,显族神秘的历史正逐渐丰富与充实。
宋氏家族长久以来被视为中国20世纪上半叶最有影响力的家族。宋子文(T.V.Soong)的父亲宋耀如担任传教士且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支持者,母亲倪桂珍是明代科学家徐光启的后代。宋子文大姐宋霭龄为孔祥熙夫人,二姐宋庆龄为孙中山夫人,三妹宋美龄为蒋介石夫人,宋子文的大弟宋子良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和总务司长、广东省政府委员,长期担任宋子文发起的中国建设银公司的总经理,还担任过中央银行理事、交通银行常务理事,是宋子文在金融实业上的主要助手;小弟宋子安曾任过国货银行、广东银行董事,较少参政。
宋子文与夫人张乐怡有3个女儿,分别为宋琼颐、宋曼颐和宋瑞颐,49岁的冯英祥是宋子文长女宋琼颐的儿子。宋子文的9个外孙中只有冯英祥与兄弟冯英翰住在美国,他们的其他表兄弟住在香港和菲律宾,故而孙辈中,冯英祥与宋子文最为亲密,他从小跟外祖父宋子文生活,直至14岁。每逢放暑假,冯英祥有很多时间可以陪伴外祖父。
“我的外祖父宋子文在纽约的生活很简单,他吃的东西、用的车子都非常一般。外祖父的生活很有规律,喜欢早起,吃完早饭后他就直接去办公室。他很喜欢散步,通常午餐以后散步一小时,外祖父不多的娱乐方式是与他的朋友一起打扑克牌。”
像普天下所有的外祖父疼爱外孙那样,宋子文非常疼爱冯英祥。让冯英祥印象深刻的是,10岁那年,有次他放学回家,感觉到有几个外国男孩一路尾随并盯着他的钱包,被吓坏了的冯英祥奔到公共电话亭打电话,刚好是外祖父宋子文接听。“外祖父叫我不要动。5分钟之内,他就带着秘书开车匆匆赶来,他居然还带了一把枪,而且已经上了膛,准备来救我!为了保护我,他愿意做任何事情。”在讲述这段经历时,西装革履的冯英祥做了个手枪瞄准的手势,笑声爽朗,神态如同调皮小男孩。
在家庭成员宋曹琍璇的描述中,大伯宋子文不太喜欢讲话,但很有幽默感,他喜欢跟老朋友聊天,喜欢喝酒,拥有很好的格调,是一个美食家。阅读了宋档后,宋曹琍璇逐渐理解了大伯宋子文,“他更像一位deep thinker(深思者),虽已退休、身处美国,我相信他的头脑中并不会忘记那种使命感,所以他在生活中仍经常思考国家的处境。”一身旗袍的宋曹琍璇看来温婉大方,颇具风范。
宋曹琍璇是宋子安次子宋仲虎(Leo Soong)的妻子,“蒋夫人也曾说,宋子安是最让人喜爱的孩子,因为他最小也最听话,哥哥姐姐们也很珍爱他,宋庆龄在德国时也是带着我公公跟她一起住。哥哥姐姐之间有纷争,我的公公也承担着沟通的桥梁作用。”
1975年,冯英祥就读于宾州大学时,外祖父宋子文业已辞世,那时的冯英祥开始对外祖父的历史感兴趣。他攻读了政治学,“选择政治学也许是受外祖父的影响”。目前,冯英祥在瑞士信贷银行从事管理,与父亲冯彦达一样,他选择的事业是与银行相关的理财投资规划。
他从未看重自己来自一个像Soong Family(宋家)这样的家庭。“我继承的是父亲的事业,其实跟母亲所在的宋家并没有什么关联。经过五六十年后,在美国的企业界,很少有人注意到我来自Soong Family,更重要的是要靠个人后天的努力。”
关于宋子文富可敌国的猜测曾经让这个家庭的后代备受压力。但在冯英祥看来,外祖父宋子文生前很沉默,没有跟任何人谈过关于财产的事情,他的遗产是一些美国股票,让所有的孩子平分。
冯英祥也强调,与外界传言不同,外祖父宋子文和宋美龄的感情非常好,兄妹间有很多通信。“即便1949年以后外祖父宋子文在美国,蒋介石和宋美龄在台湾,他们晚年身体不好时,宋子文会积极帮他们找最好的医生和最好的药物,并把医生送到台湾让他们替蒋介石看病;宋美龄每次到纽约,哥哥宋子文也会替妹妹找当地最好的医生。”
身处异乡的宋子文生前仍然期盼叶落归根,“他很想回到自己的祖国,在纽约时也曾向很多美国政要询问是否有回到中国的可能性,但最终未能如愿。”冯英祥喟叹。
宋家六兄妹中,最早辞世的是小弟宋子安,1969年,62岁的宋子安在香港病逝;1971年4月25日,宋子文在美国猝然去世,终年 77岁;此后的1973年10月,宋霭龄病故于纽约;1981年5月,宋庆龄在北京逝世;1983年,宋子良在纽约辞世;20年之后,宋美龄离世。
宋子安去世时,曹琍璇的先生宋仲虎刚刚从哈佛MBA毕业,1982年,宋仲虎和曹琍璇结婚。上世纪70年代,宋仲虎创立了 Crystal Geyser Water Company,这家矿泉水公司早年曾在加州西岸有75%的市场占有率,成为美国矿泉水界的元老。如今的宋仲虎正在着手开发一种名为Peanut milk(花生奶)的功能饮料,同时他还担任美国最大的汽车保险公司Triple A等9家知名公司的董事。
在宋曹琍璇的印象中,宋美龄生前,每年3月21日的生日是当年最大的聚会,蒋、宋、孔、陈家族相聚,辜振甫太太辜严倬云甚至会率领一个“太太团”从台北赶到纽约为宋美龄祝寿,陈立夫、郝柏村等昔日国民党元老也齐聚纽约。除此之外,宋美龄很喜欢过圣诞节。“我先生宋仲虎是蒋夫人在她侄儿辈中最喜欢的孩子,他有空时常陪着蒋夫人住几天,他们俩之间还有‘昵称’。我们在旧金山的家里有很多蒋公写给我先生的信,比如在照片背后蒋公写着对我先生的思念,‘自从你走了以后,我孤单一人,非常寂寞,希望你早点回来陪我’,很多人看了很惊讶,想不到火爆脾气的蒋公会写出这么柔情的词句,但诸如此类的几句话完全是蒋公的真情流露。”宋曹琍璇说。
宋仲虎和宋曹琍璇有一男四女共五个孩子,最小的女儿今年17岁,读高三。“小女儿的成绩超好,在学校和教会都是领导者,是个完美主义者。她的几个哥哥姐姐都已进到加州的大学,他们几个都是可以躺在沙滩上玩一天的孩子,比如我跟他们讲,把功课做完了你们再出来躺,可是他们大部分人都是躺完了再去做功课。”
对这些在美国出生和成长的孩子必须理解,他们的Self Center(自我)意愿非常强烈,宋曹琍璇对此深有感触。在孩子年幼时,宋曹琍璇将孩子们送到公立小学就读,为的就是让他们在没有压力的状态下拥有与左邻右舍小孩嬉戏的童年,直到孩子们上了初中以后,宋曹琍璇才将他们送入私立中学。 “在那时,我们才告诉他们,究竟他们来自一个怎样的家族。可是他们完全是美国小孩式的想法,当我第一次跟他们讲Soong Family的背景时,每个小孩子居然都跟我说,‘So what ? It doesn't matter to me !’ (那又怎样?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就在今年6月18日,冯英祥带着儿子去了宋家故居,这是他第三次来上海。第一次来上海是两年以前,那次,冯英祥就两个儿子都带来,让他们看宋家故居,“我不能想象宋家居然曾有那么大的花园,我不能想象我的外祖父以前住那么大的房子,他后来在纽约住的房子大概是上海房子的五分之一都不到。”冯英祥感叹。
“我常常鼓励我的两个儿子,让他们了解祖先过去所做过的事情,我希望培养他们的荣誉心,也希望对宋家历史多了解。”冯英祥的两个儿子看来彬彬有礼,21岁的长子冯永康(Andrew Feng)在孔祥熙的母校Oberlin College(欧柏林大学)就读,18岁的小儿子冯永健 (Elliot S. Feng)在UP(宾州大学)就读。“Elliot在高中毕业时就曾写过一篇关于宋子文的中美外交史论文,我们这次开会Elliot特别早来,他在复旦呆了3个礼拜,上吴景平教授的课,帮助筹备会议。”冯英祥很为儿子骄傲。
作为父亲的冯英祥在美国的生活跟一般家庭并无二致,“我也遇到与一般家庭同样的问题和压力。譬如,我希望我的子女都受到很好的教育。”不仅如此,冯英祥还在积极维持孔、宋家族之间的关系,一年至少要聚会一两次,他清楚地知道如果第二代和第三代的感情不去经营,终将被时间冲淡。
有一次在飞机上,宋曹琍璇隔壁的男士看见她的英文名Shirley Soong,便询问她是否来自神秘的Soong Family(宋家)。你认为呢?宋曹琍璇反问。你很年轻,Soong Family的人应该很老了,对方回答。如果你这样想,也是对的,宋曹琍璇相当乐意顺水推舟。
也常有人询问宋仲虎是否来自畅销书《Soong Dynasty》(《宋家王朝》)中的“Soong Family”,“What do you think?(你怎么想)” 美国出生的宋仲虎耸耸肩,一笑而过。
按照家族传统信奉基督教的宋曹琍璇认为,一个人对自己的肯定并非来自外界,而是缘于内心,自己内心觉得幸福、平安最为重要,她从未有过让孩子们从政的意愿,因为成为政治人物需要非常“铁腕”,甚至要达到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境界”。而在宋曹琍璇的解读中,钱财、权力、地位都不重要,自觉坦然、自觉满足,已是最美好的人生。“我常常跟孩子们讲,一个人活在世界上最怕的就是虚荣,告诉你们家庭背景不是说你们比别人强,你做了什么呢?你心里要记得,你是从这个家族出来的,做事不要丢家族的脸。”
“对于历史研究学者们,我的心态非常坦然。我们蒋、孔、宋的家属公开历史资料是希望希望大家能用公正诚恳态度对待历史。”宋曹琍璇告诉。
两年前,冯英祥的父亲冯彦达过世,如今,母亲宋琼颐在纽约,住在儿子隔壁一栋房子里。宋子文先生过世后,曾有很多西方学术机构都希望能获得他的私人档案,宋琼颐最后选择了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以下简称“胡佛”)。“母亲的健康状况非常好,她很高兴能够看到宋子文先生过去的事迹能够被学界重新研究和评价。”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宋家就将宋子文档案捐给胡佛,最后的一部分宋档要等到宋美龄过世后才能开箱,这是宋曹琍璇第一次接受委托、以家属代表身份担任筛选宋档的工作,以胡佛访问学者的身份,宋曹琍璇第一次到胡佛上班时,胡佛档案室主任给了她一个说明,告诉她对所有档案都不应拿掉某一段,但可以保留privacy(隐私)。
她花了3个多月时间将剩余的宋档过了一遍,“宋档多为公文或电报来往,是历史详尽记录,我明白抽掉其中任何一部分都将不完整,都会影响史学家研究。我做这个工作开始是有受人所托的责任感;第二阶段我就入迷了,开始激动起来;到了第三阶段时,我开始感觉这是一个还原历史的工作,比如宋子文档案出来后,很多人对中国近代史有不同看法,蒋公的日记出来后成为更明确的解密工具。”
以蒋、孔、宋三个家族的代表身份负责筛选重要历史档案的宋曹琍璇,戏言自己是“长期义工”,承担如此重任的理由简单到让人诧异——从宋美龄往下的宋家第三代都在美国出生,语言成为了极大的障碍。以孔祥熙唯一的孙子孔德基为例,出生在美国的孔德基丝毫不懂中文,目前孔祥熙共有100箱的资料刚抵胡佛,加上之前的宋子文档案和两蒋日记,宋曹琍璇任务不轻。
“蒋方智怡虽然把两蒋日记放在胡佛,但她自己太忙,没有时间。以中文程度来讲,可能也只有我一人能看得懂这些档案中的文言文和史料。现在孔家给了我authorize授权,一定让我先做档案筛选工作,我签名了以后才可以开封,这大概是我未来5年到10年的一项工作。”
身为家属来筛选档案,首先要受到情绪上的影响,一路看下来,她越看心情越沉重。第一个礼拜还好,第二个礼拜很多外国同事经过宋曹琍璇身边时都会安慰她, “Shirley,calm down.” (Shirley,平静一点)
宋曹琍璇与蒋经国曾有很多接触,在宋美龄赴美定居前,她和先生每年都回台看望宋美龄,蒋经国总是为他们接风洗尘。“我第一次到经国哥哥家里时很惊讶,因为当时台湾经济已起飞,他的整个官邸看起来更像中产阶级家庭布置。经国哥哥请我吃饭时虽然准备了10个菜,但都是普通家常菜,要知道当时台湾人请客吃饭,都已经是鱼翅、鲍鱼、燕窝了。”
让宋曹琍璇深有感触的是蒋经国去世时,她赶回台湾。“我看见经国哥哥躺在那里,心里非常难过。我看经国哥哥日记时的情感就不一样了,非常激动。在此之前,我并不知道经国哥哥的内心世界是那么的忧伤、恳切。”宋曹琍璇举例,比如,蒋经国在日记中提到台湾常有台风,台风一来就会断电缺水,台风结束后蒋经国巡视灾区,回到家里看到太太蒋方良开着冷气,他马上要蒋方良把冷气关掉,他的办公室也常不开冷气。
有一次,宋曹琍璇在蒋经国卧室与跟蒋方良聊天,她看着他们的衣柜问蒋方良,哥哥的衣服怎么这么少?蒋方良说,他从来不买衣服。宋曹琍璇追问,方良你怎么不给哥哥买一点。方良说,我给他买一双皮鞋,还给他骂了几顿。后来,宋曹琍璇在蒋经国的日记中真的看到,蒋经国说方良给他买皮鞋是个“浪费”,自己不需要新皮鞋。在父亲蒋介石1975年过世时,蒋经国一整年的日记都是讲自己如何思念父亲,这一年的日记,几乎每一篇都让宋曹琍璇落泪。
“在蒋经国的早期日记中,他常常很惶恐,完全不想做政治人物,可是他觉得儿子有责任完成父亲的遗愿。我一直希望早日将蒋经国的日记整理公之于世,我相信这对两岸的统一有很大帮助。”宋曹琍璇说。
在台湾念完大学后在美国取得MBA学位的宋曹琍璇此前从事美国的海外宣教工作,她曾在芬兰、东欧做教会义工,在美国做新移民的服务工作。在旧金山,她常穿着牛仔裤,帮助大陆来美国的移民办理孩子入学、办社会卡、驾照考试等日常琐事,她说自己是“继承祖业”,简直可以在家门口挂个“免费服务中心”的牌子,24小时无休。
很多人知道她是“宋大姐”,但并不知道她与宋家的关系。2004年,宋子文档案开始对外公开时,宋曹琍璇的照片上了报纸,有朋友打电话问她,宋大姐,报纸上那个宋曹琍璇跟你长得好像,是不是你?她赶紧搪塞过去。“如果不是因为宋档和两蒋日记的先后公布,我们是绝对不会露面的,平静的生活才是最好的。”
亲人们的相继去世无疑给孔令仪造成很大打击。孔家现在就剩下孔令仪和外甥孔德基。
香港商人李龙镳1956年毕业于台湾陆军军官学校预备军官第四期,73岁的李龙镳潜心研究孔祥熙家族十余年,并与孔祥熙的大女儿91岁的孔令仪交往颇多。
自从宋美龄病逝后,孔令仪成了“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中最为年长的长辈。在李龙镳的描述中,孔令仪在美国的住宅坐落于纽约曼哈顿区最贵地段第五大道,与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夫人杰奎琳住在同一条街。孔令仪家的窗帘一拉开,即是中央公园繁茂树木掩映下的宁静湖泊,再远,是林立的摩天大楼和人群熙攘的大都会博物馆。
“孔令仪目前健康还没有问题,她在美国的生活节奏还是与以前在上海时差不多。孔令仪与我讲过很怀念上海,我也很想让她回大陆看看。”李龙镳告诉《新民周刊》。
在美国,华人眼中的孔家颇为低调。袅袅茶香中,李龙镳向记者娓娓讲述孔家大小姐孔令仪的近况:
我不是孔令仪亲戚,也非孔家旧部,但我希望从研究者的角度结识孔令仪,看到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我就去过孔祥熙在山西太谷县的老家,孔令仪出生在那里,令仪出生当年,父亲孔祥熙在山西办了一所名为“铭贤学堂”的基督教的学校。90年代末期,我给孔令仪和她先生黄雄盛上校写信,黄雄盛先生后来给我打电话,约我吃饭。我们第一次见面就在令仪纽约的家中喝下午茶,她家客厅沙发背后的两幅国画为蒋夫人宋美龄所绘,台灯旁摆放着孔祥熙先生和宋霭龄女士的相架,我当时心里早就准备好了三十几个问题,准备问她。
孔令仪最经常的穿着是高跟鞋配旗袍,旗袍一律为法国丝绸质地。60岁左右时,她会穿带红色花纹的旗袍;现在,她会穿白底深蓝花纹旗袍,看来素雅。在家请客时,孔令仪往往会在旗袍上别上白金钻石胸针,抹上口红,乌黑短发有条不紊——小小细节上自有她的坚持,看来得体。
孔令仪的先生黄雄盛今年88岁,是东北人,老先生喜欢穿西装、打领带,待人处事很有分寸,头发整理得一丝不苟,写信时每个字都规规矩矩。以前是空军上校的黄雄盛先生曾在美国受训、开轰炸机,他曾担任过蒋介石先生的英文秘书,年轻时当然很英俊健康,看得出来大小姐很喜欢他,他对孔令仪也很体贴,比如在令仪入座前他会很绅士地摆正座椅。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去年9月在纽约,我到她家先是佣人招待我,黄雄盛先生先出来与我寒暄,然后我看着孔令仪走出来,虽然胖了一点,但看来姿态挺拔,很有大小姐的风范。
从1945年之后,孔令仪几乎都在美国生活。孔令仪是基督徒,不热衷社交,为人低调且遵守中国人固有的礼节。蒋经国夫人蒋方良过世时,孔令仪和黄盛雄夫妇亲自飞抵台北送葬,在东京呆一两天再回纽约。她常常散步,不多的娱乐方式是跟贝祖怡的太太蒋士云和顾维钧的太太打麻将,一礼拜一次;她养了条狗,我有次去她家时正在打雷,狗吓坏了,她就将狗抱在怀里。
她很喜欢怀旧。有一次,孔令仪跟我讲到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铁狮子胡同过世时的情形,孙中山先生去世的晚上,孔令仪的母亲宋霭龄知道宋庆龄特别难过,就叫令仪陪二姨庆龄一起睡。宋庆龄问孔令仪,你现在睡的地方是你姨丈曾睡过的,你怕不怕?孔令仪说不怕。但她跟我说,其实她当时心里很害怕。她讲这番话的时候神态仿佛十几岁的女孩,很生动。
孔令仪说父亲孔祥熙很喜欢吃面;她也曾提到小姨丈蒋介石。曾经有5年时间,在金陵女子附属中学读书的孔令仪跟蒋介石夫妇住在南京官邸,她觉得蒋介石很爱护她,北伐时蒋介石写了《告全国同胞书》,在孔令仪15岁生日时,蒋介石将《告全国同胞书》的原本送给孔令仪,并题了孔令仪的名字,现在还挂在孔令仪的书房里。
西安事变时,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后住在孔祥熙家,正在花园里玩的孔令仪看见了张学良就叫他,“姨丈,你好吗?”刚刚受审的张学良正好一肚子气,没理令仪。
现在孔令仪年龄大了,有些东西也逐渐忘记。我看过当年驻德大使程天放的回忆录,其中谈到孔祥熙以行政院长的身份参加英国国王加冕仪式,并访问德国,当时在德国的孔令仪眼睛开刀,孔祥熙一到德国就赶紧去看宝贝女儿。我后来把这个故事讲给孔令仪听,她自己都忘记了。
在我看来,孔令仪的性格更像美国人,她的想法很简单,不太爱管事,也较容易满足,不是霸道的大小姐作风。
孔令仪待人接物很客气,我太太跟她说“谢谢”,她也用广东话回答“不用谢”。她总有办法把气氛弄得很好,吃饭时她给你搛菜;有次我带着儿子去孔令仪家,令仪先是问我有几个孙子,我的儿子拿了孩子的照片给她看后,她又询问能否将照片送给她,并希望我们有空带孩子去看她。
大概是1990年左右,张学良去旧金山参加90岁生日聚会,3天之后飞到纽约,孔令仪、黄雄盛夫妇专门抽出4天时间陪张学良,并介绍医生给张学良看眼睛和耳朵。去年,我太太眼睛有点毛病,孔令仪、黄雄盛夫妇为她介绍了一名华人医生。
孔令仪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大弟孔令侃,妹妹孔令伟,小弟孔令杰。应该说,孔祥熙最喜欢的孩子是孔令仪和孔令侃,令仪比令侃大1岁,她和令侃的感情也最好。
1967年,孔令仪88岁的父亲孔祥熙病逝于纽约;1973年,85岁的母亲宋霭龄病逝于纽约;1975年,小姨丈蒋介石去世;弟妹孔令侃、孔令伟、孔令杰也相继去世;2003年10月24日,孔令仪小姨宋美龄去世……
亲人们的相继去世无疑给孔令仪造成很大打击。孔家现在就剩下孔令仪和外甥孔德基,孔令仪没有孩子,孔德基是孔令杰唯一的儿子,现在应该在美国得州。去年,孔令仪一直等孔德基来,想让他把父亲孔祥熙的档案交给胡佛研究所。孔令仪现在年龄比较大了,不太关心外面的事情,她最怕烦,对孔祥熙档案的保存,ShirleySoong(宋曹琍璇,宋子文弟弟宋子安的儿媳)做过不少工作。
宋美龄在世时,孔令仪经常去看她,她们住得不太远,开车大概15分钟。以前是孔家二小姐孔令伟照顾宋美龄,1994年,孔令伟因直肠癌过世后,孔令仪承担了照顾小姨的责任。2002年,跟令仪见面时,我希望她给我安排一个见宋美龄的机会,令仪后来请我参加2003年宋美龄的生日聚会。我先从香港飞到美国,我记得很清楚,2003年3月21日宋美龄生日那天是百花节,天气很冷,我10点半出发,穿了最厚的Kissman的大衣,太太穿着旗袍,风从下面直往上钻。我先访问了宋美龄的副官空军上校宋亨霖,那时其实医生开了配方给蒋夫人,所有的东西都要搅碎以方便消化。宋美龄很注意体重,平常吃青菜和沙拉,假如体重减轻,才吃一片薄薄牛肉。相比而言,孔令仪饮食就很随便。
蒋夫人住在纽约曼哈顿东河寓所,她的卧室在10楼,客厅和餐厅在9楼。那天当时大概去了40人,每个人坐的地方都有规定,我坐在客厅,我儿子和媳妇坐在餐厅。我们在等蒋夫人下楼,等到1点10分时,宋亨霖先生跟大家讲,今天蒋夫人感冒了,没有办法下楼。我当时的感觉真像从楼上摔下一般,很失望。同年11月25日早晨11点半,我在香港听电台广播说蒋夫人过世,马上发传真安慰孔令仪。后来我请孔令仪夫妇送给我一幅宋美龄的画,他们后来用DHL 给我快递了一幅宋美龄的画到香港,并打电话确认我是否收到。
跟宋美龄一样,有时太紧张、压力太大孔令仪就会皮肤过敏。在操办蒋夫人的丧事时,她也有皮肤过敏。我去过宋美龄安葬地纽约郊外的芬克里夫墓园,孔令仪经常带着鲜花在宋美龄墓前悼念。
大家都很关心孔家目前有多少资产,孔令仪请了专门的财务顾问帮她打理财产。她现在住的房子属于apartment(公寓式),大概有3500 到4000平方尺,我估价差不多为800万到1000万美元。她家属于中西合璧的风格,沙发是西式的,也有古董家具,她从山西运了一个3米多高的屏风过来,红木镶嵌着红宝石,很漂亮,蒋夫人与我都喜欢在屏风前照相。细节可以看出主人的身价,她有颗翡翠白菜,跟真白菜差不多大,价值不菲;有一个花瓶,花瓶上有1000个“寿”字;她还有一块四方的玉,陈列在黄金架上,宛如一块小屏风。
我本来计划请孔令仪外出度假,她不喜欢到加勒比海这些热带地方,更喜欢瑞典、丹麦、芬兰这些凉爽的北欧地区,但因为前一阵子她忙着卖房子,最终度假未能如愿。宋美龄生前在美国住的房子原本也属孔家资产,宋美龄去世后,孔令仪以大约1300万美元的价格卖掉了这个房子;孔令仪还有个房子在长岛蝗虫谷,孔祥熙和宋美龄都曾居住过,有35亩地,我去看过,里面大到足够跑马。
陈林颖曾说:“现在我们跟孔、蒋、宋家还会偶尔联系,在不同的地方我们会碰到,那时我们会想——我们原来是有渊源的,我们都是历史的见证人。”
“蒋、宋、孔、陈,他们也是凡人,都有过错,如今功过均交由历史评说。他们的沉默里涵盖着无奈,他们的沉寂亦是对历史的交代。”陈立夫的三儿媳妇陈林颖曾平静讲述昔日家族历史。
国民党元老陈立夫,浙江省吴兴县人,历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组织部长、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等职,2001年2月8日在台中逝世,享年101岁。而早在1951年,陈立夫的兄长陈果夫就因肺癌过世,终年60岁。
陈林颖曾生在台北,祖籍浙江,是台湾著名国学大师林尹的女儿,也曾是陈立夫的“干女儿”。初中以后林颖曾赴西班牙留学11年,直至取得马德里大学文哲学硕士学位,让她拥有了外向性格和直爽脾气。陈林颖曾现任财团法人立夫医药研究文教基金会董事长兼执行长,这个基金会致力于两岸的医药交流和文化教育交流,与北京中医药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都已展开交流合作,陈立夫、陈泽宠生前都曾担任基金会董事长。
陈立夫有三子一女,长子陈泽安由台湾大学农学系毕业,由于陈果夫没有子嗣,陈泽安被过继给陈果夫,陈泽安后赴美国求学,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的知名植物病理学家,如今80岁;次子陈泽宁由台湾大学电机系毕业后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学习,后在一家公司担任研发工作,如今已79岁;女儿陈泽容16岁时就赴美学习音乐,如今也已72岁。陈林颖曾的先生陈泽宠是陈立夫最小的儿子,是普度大学航空工程系和工业设计系的双科硕士,毕业后在洛杉矶工作。
1950年,9岁的陈泽宠跟随父亲陈立夫赴美。当时的陈立夫已退出政坛,在美国新泽西经营一家养鸡场。“公公的鸡场开了好几年,被烧掉过两次,还遭遇鸡瘟。当时李敖质疑,陈立夫先生怎么可能打着领带去喂鸡?我先生跟李敖说,你实在不了解我的父亲,他相当注重礼仪,又常有人去农场拜访他,他总不能衣衫不整接待客人,所以他才经常打着领带做农活。的确,当时孔祥熙、宋子文等很多人都曾去看望他。姐姐泽容订婚时,爸爸妈妈亲手用鸡蛋做了3个月蛋糕,招待了150多位客人,还有很多人喜欢我婆婆做的辣椒酱,真材实料、价廉物美。”陈林颖曾用“解甲归田”来形容公公陈立夫当时的状态。
在陈林颖曾的印象中,陈立夫在美国的鸡场经营得并不好,先生陈泽宠念的是美国公立学校,直到在普度大学求学时都是半工半读,并依靠哥嫂援助才完成学业;而她与陈泽宠的相识冥冥之中仿佛已有定数。“我们之前并不相识,可能是公公婆婆的有意安排,1976年年初我刚好从西班牙回台北,才见到陈泽宠,大家讲西班牙的舞蹈和音乐,我们聊了很多,他兴趣很广,对美国很了解,但完全是传统中国人的思维。那时我23岁,我觉得大我12岁的他成熟稳重、书卷气十足,让我很有安全感。”1977年,陈泽宠与林颖曾结婚;1982年,他们回到台湾定居,陈泽宠开始创业,开办自己的电器工程代理公司。
在陈林颖曾看来,公公陈立夫是儒家的推崇者,1969年,陈立夫回台。“蒋介石先生发电报请公公回台湾做中华文化复兴委员会副会长,蒋介石先生任会长。陈立夫先生有本书叫《从根做起》,他认为虽然经济发展了,但中国文化的根仍需守护。就像他常讲的,政治是短暂的,文化的根是永远的。”
1988年1月31日,蒋经国病逝,陈立夫找到蒋纬国、赵耀东等30多名国民党元老联署,提出一个“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的方案,在岛内引发强烈震撼。在陈林颖曾的印象中,90年代初公公陈立夫对两岸交流的态度很积极,陈立夫认为政治可以用柔性方式处理,用文化的根来加强接触,但李登辉却予以敷衍和阻挠。陈林颖曾说,陈立夫先生最早就发现李登辉是最不爱中国的,公公曾在便条上写过“最不愿意见到中国统一的就是‘李总统’”,“这个便条大约是 1992年写给‘总统府’资政陶百川先生的,还在我家里,陶百川当时对两岸交流还有希望,期望能组织两岸交流小组。”
在陈林颖曾看来,公公陈立夫晚年的生活简单而有规律:早晨5点起床,然后是写毛笔字、看书;他很保守,如果有10元钱,往往只做七八元钱的事情;他担任了台湾中国医药学院30年的董事长,为这所学校募款,一直做到过世……“公公组织了一个‘老人会’,原本80岁的老人才能入会,后来老人都走得差不多了,公公就将‘入会标准’降低到60岁。只要有走的老人,公公都亲自到殡仪馆去送行。”
夫人孙禄卿的离去显然对陈立夫的影响最大。“婆婆毕业于上海美专,喜欢理家,是标准贤妻良母。他们夫妻的感情很好,公公常讲,‘爱其所好,敬其所异’。”陈林颖曾说。
陈林颖曾透露,公公陈立夫并未留下多少遗产。“公公更像一位读书人,很受晚辈尊重,他教导子女们要自食其力,陈家的生活方式跟台湾的普通民众并无两样。公公在台湾天母曾有座房子,是早年蒋经国先生陪他去看的。但买地和造房子的钱由他的4个子女通过每月分期付款支付,婆婆过世后,在1992年,公公将房子卖掉,并把卖房的钱归还给孩子们。”
“我们一家都没有再从政。陈立夫先生没有明说不让后代从政,但他主张让孩子的兴趣自由发展。我先生回台湾时,蒋经国先生曾找过他,问他是否有兴趣为民航局服务,担任高阶职务,我先生表示自己对环境不熟悉——实际上,陈家并非认为为官就是荣耀。”陈林颖曾认为嫁入陈家的她并未没有看见所谓的豪门的奢侈与浮华,先生陈泽宠从来不事张扬,“总是等他做到某个程度时,人家才发现他原来是陈家的儿子。”
陈家第三代孙辈目前共12人,分别在金融机构、医疗工程机构和高校任职,“他们都很杰出,都是哈佛、MIT、普度、斯坦福等名校毕业。”陈林颖曾说。陈林颖曾的长子陈绍诚(Victor)今年27岁,次子陈绍仁(Stanford)今年25岁,兄弟俩在台湾念完高中后到父亲的母校普度大学学习工商管理。
去年7月,陈泽宠带妻儿到北京旅游,其间身感疼痛,8月初陈泽宠住院体检并接受肿瘤切除手术,术后病情恶化,最后不治身亡。先生陈泽宠的突然辞世,让54岁的陈林颖曾难掩忧伤,面对记者时甚至几次泪水盈眶。“我先生在我们家是全能的百科书,他本来想两年之后退休,现在却突然离去,事情发生得太突然,恍然一梦。Victor还未毕业,只好先休学一年,帮助打理父亲的企业。”失去主心骨的家庭弥漫着酸楚气息,小儿子Stanford几次跟母亲说,妈妈,我打电话给爸爸,他没有回我电话……后来Stanford突然醒悟,原来爸爸已经过世了。
他们一家四口的最后一次团圆饭选择在北京饭店,此后来北京,陈林颖曾常愿意去北京饭店,还坐以前的那个位子。“它是绝望的伤心地,也让我有回忆,我在哪里摔倒,就要在哪里爬起来。”
有很多的事情让她必须坚强以对,仿佛迟来的责任。比如,第二次国共和谈时,周恩来先生曾经写了一封信给陈立夫,原件还在陈家。鉴于此,陈林颖曾期望像宋子文的外孙Michael Feng一样,找寻一个权威的机构来保存陈立夫资料。
1993年,陈林颖曾向“国有财产局”承购陈立夫宿舍后,遭到台湾银行以无权占有及必须拆屋还地起诉,经过14年缠讼后,法院判决她败诉,虽然陈林颖曾一再恳求期望将陈立夫台北宿舍改成文物纪念馆,但陈立夫在台北市的故居还是被强行拆除,无奈的陈林颖曾只有在拆迁现场为故居拍照留影。即便如此,她仍希望通过司法途径继续她的抗争,她认为台湾银行送交法院的证据,至少有超过两份以上与“国有财产”和家属原始资料不同版本,“我们维护自己权益的行为跟一般公民相同,没想到政府出现伪造文书的嫌疑。在李登辉时代,他们都是用这种手法拿回了政府配给国民党后代的房子,民进党时期,这样的事情仍在延续,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都是有迹可循。”
曾有人劝陈林颖曾放弃,但她显然并不准备这样做。服输————这个字眼有违她的本性。
陈林颖曾还在为购买《中央日报》事宜到处奔走,陈立夫曾担任《中央日报》第一任董事长,一手创立了《中央日报》,但在今年6月1日,已有69年历史的《中央日报》因入不敷出而停刊。
“我跟马英九先生讲过想购买《中央日报》,马英九也表示乐见其成。拿到财务报表我们才能待价而沽,但我却看不见《中央日报》在操作上的透明化,国民党的财务报表迟迟出不来,我们买家也无法了解《中央日报》内部的运营状况。”虽然碰到了一些实际困难,基于陈家对《中央日报》相当深厚的渊源和感情,她决心让《中央日报》继续存在和运转。
陈林颖曾第一次见到宋美龄是在她的100岁生日宴会上,站在公公陈立夫身侧。看到两位老人相对,她顿时感觉历史扑面而来,那种感觉如此汹涌,无以形容。“现在我们跟孔、蒋、宋家还会偶尔联系,在不同的地方我们会碰到,那时我们会想——我们原来是有渊源的,我们都是历史的见证人。”她这样描述自己的感受。
揭秘四大家族在1949年
h3. 揭秘四大家族在1949年前的详细财富状况
根据国民党元老蔡元培日记所载,1934年12月26日《江南正报》曾刊文称:国府要人之财产多系秘密,而就可调查之范围内调查,则诸要人在本埠所有财产估计为,蒋介石1300万元,宋美龄3500万元,宋子文3500万元,孔祥熙1800万元,孙科4000万元,张静江3000万元。其他要人在上海各中外银行存款及不动产,据中国银行调查,约有5亿元,其不动产及公司多用其亲戚名义购置,故实款无法详确.
但实情如何,外人究竟很难得知真相。有学者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访学时,在该校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所藏张嘉(曾任中国银行、中央银行总裁)档案中,发现了一份1939年10月17日日本特务机关对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在上海外国银行存款情况所作之秘密调查报告,名为《登集团特报丙第一号——政府要人上海外国银行预金(存款)调查表》,现摘引于下:
|_. |_. (按当时法币与美元的兑换价)|
|_. 蒋介石|_. 6639万元 (约合809万美元)|
|_. 宋美龄|_. 3094万元(377万美元)|
|_. 宋子文|_. 5230万元(637万美元)|
|_. 孔祥熙|_. 5214万元(635万美元)|
|_. 宋霭龄|_. 1200万元(146万美元)|
|_. 陈立夫|_. 2400万元(292万美元)|
|_. 宋子良|_. 550万元(67万美元) |
|_. 张静江|_. 3750万元(457万美元)|
|_. 孙科|_. 2832万元(345万美元) |
|_. 张群|_. 2750万元(335万美元) |
|_. 何应钦|_. 2600万元(317万美元)|
|_. 阎锡山|_. 2800万元(341万美元)|
|_. 何键|_. 2000万元(244万美元) |
|_. 陈济棠|_. 6550万元(798万美元)|
这些存款均存在当时在上海开业的外国银行,如花旗、麦加利、大通、友邦、运通、汇丰、荷兰银行等。这仅仅是国民党在银行存款的一部分,其他的还不算。
另外,"四大家族"1949年被美国永久冻结的在美非法财产,具研究中国历史的美国专家根据80年代中期一小部分解密的档案,用最保守的方法估计,至少在20亿美圆以上。其中宋美龄名下的就有2.5亿美圆,这还不包括永久冻结在美银行保险库里来历不明的古玩、字画、珠宝、黄金。
本来美国还不知有"四大家族"在美非法财产有这么多。可惜"四大家族"40年代利用美援物质和他们的特殊途径在美搞投机倒把,被美国财政部查出"四大家族"偷税几千万美圆,告到总统杜鲁门处。再加上宋美龄49年访美指责杜鲁门对华政策对国民党支援太少,45——49年4年间只有30亿美圆。并联络美议员对杜鲁门施压。杜鲁门非常恼火,再加上竞选时国民党用美援国民党金钱支持对手杜威,现在又指责自己。美国财政部查出"四大家族"偷税几千万美圆的报告,立即指示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美国财政部联合彻底清查"四大家族"在美非法财产的来历和利用特殊途径在美搞投机倒把的情况,以回击宋美龄。
经调查,情况触目惊心,"四大家族"在美来历不明的非法财产具然有20亿美圆以上,还不包括在美银行保险库里来历不明的古玩、字画、珠宝、黄金。抗日期间美国援华20亿美圆的金钱和物质,"四大家族"单独贪污7.8亿美圆以上,其余大部被国民党其它各级官吏贪污,用到前线的只有10%。利用特殊途径长时间在美搞投机倒把偷税金额在8千万多万美圆以上。
美国财政部暴跳如雷,把调查报告全部公布在美参众两院特别调查听证委员会上,一片哗然。最后,美参众两院一致决定:永久冻结的"四大家族"在美非法财产和在美银行保险库里来历不明的古玩、字画、珠宝、黄金,补清偷税金额和罚款。对国民党援助额不变。并通知宋美龄,45——49年间已批准援助国民党的30亿美圆,国民党已用了28.5亿美圆,用完为止,不会增加。拒绝国民党政府的派美国顾问团接管指挥国民党军队和派美军介入的提议。
杜鲁门看到"四大家族"美非法财产和搞投机倒把偷税漏税的报告怒不可制,在议会上气得破口大骂:贼!他们都是一群贼!!一群可恶的贼!!!
"四大家族"吃个哑巴亏,根本不敢上诉申辩:这么多贪污的非法财产根本没法解释,他们惟恐一旦申辩,他们种种贪污臭行都将世界尽知,所以美国等于平白拣了一个大便宜。
但是四大家族是怎么在这么段的时间里积累到如此巨额的财富,他们和当年的国民党政府的改朝换代有什么关系吗?
我们先来看看以下当年国民党政府从社会敛财的手段,再来谈四大家族是如何利用政府权利积累财富的.
发行公债。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四年,国民党政府财政部发行内债十八种,有的按法币和关金计算,有的按英镑、美元计算。总计法币一百五十一亿九千二百万元,关金一亿单位,英镑二千万,美元二亿一千万。此外还有谷麦粮食债券。除一九三七年的救国公债在民间“劝募”外,其余都不公开发行,而以总预约券的方式向银行抵押,再由银行垫款给国民党政府。银行则利用它作为发行纸币的准备,发行不兑现的钞票。官僚资本既发了公债财,又发了法币财。
增加捐税。由于工业、商业发达的沿江沿海地区相继沦陷,关税、盐税、统税三税收入大为减少。国民党政府便通过扩大征税范围和增加税率的办法,来弥补减少的税收。国民党政府将统税扩大为货物税,形成几乎无物不税的状况。一九四三年十月开征食盐附加税,开始每斤征三元,到一九四五年一月增至六十元。由于通货膨胀,从一九四一年下半年起,实行田赋征实,按田赋的正税和附加税的税额,每元折征稻谷二市斗,一九四二年增至四市斗。从一九四二年起普遍实行粮食随赋征购,征购价格远低于市价,而且多数不付现款,只付粮食库券或法币储蓄券。一九四三年普遍实行粮食征借,既不付利息,还本也只是空话。从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五年六月,国民党政府通过“三征”,共实收稻谷和小麦二亿四千多万石。这是对广大农民的利益造成了最直接最厉害的伤害。
通货膨胀。抗战开始后四个月,国民党政府决定用增发纸币的办法弥补财政赤字。法币发行额,据官方公布的数字,一九三七年底为十六亿元。一九四五年底为一万零三百一十九亿元。八年中增加了七百三十八倍。实际上还不止此数。滥发钞票的结果,使四大家族的财富迅速集中,而广大人民则越来越贫困。
外汇管制和买卖黄金。国民党政府从一九三八年三月起实行外汇管制。从此官价外汇被垄断,黑市交易随之而起。伴随法币的贬值,官价与黑市之间的差额越来越大。抗战期间,外汇中美元与法币的对换率一直是一比二十,而黑市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为一比八五点四,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为一比五四二点二。四大家族利用特权,以官价买进大量外汇和黄金,以黑市价格抛出,转手之间,牟取暴利。
实行专卖制。一九四一年四月,国民党政府成立专卖事业管理局。从次年初开始,先后对食盐、糖、卷烟、火柴、茶叶、酒等六类物品实行专卖。这一制度,使国民党政府收入大增。增收数额,一九四二年为四亿七千八百万元,一九四三年为十七亿四千七百万元,一九四四年为十八亿元左右。这一制度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国民党官员和有关机构乘机营私舞弊,套取专卖品转投黑市,从中牟取暴利。
统购统销。一九三七年九月,在国民党政府之下成立贸易委员会,该会下设复兴公司、富华公司、中国茶叶公司三大公司,对国统区的丝、茶、桐油、猪鬃等主要出口物资,实行统购统销。钨、锑、锡、汞等主要出口矿产品,则由资源委员会统购统销。一九四二年二月,成立物资局,对棉纱实行统购。在统购统销政策下,国民党政府实行低价强购,利用买卖之间的差价获取重利。以桐油为例,一九四二年收购价比内销市场价每担差一百元,一九四三年差一千一百元。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四大家族是如何利用手中的权利增加自己的资本的.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对国民经济的垄断,在抗战前即已开始,抗战中不但金融垄断更为加强,而且将垄断扩展到工商业的各个部门。
在金融方面,抗战初期设立了中央银行(蒋介石)、中国银行(宋子文)、交通银行(孔祥熙)、农业银行(陈果夫,陈立夫)四银行联合办事总处,做为国民党政府集中的金融机构。蒋介石自任总处理事会主席,“总揽一切事务”。孔祥熙任国民党的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直接控制了四大银行,设立了中央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业局,形成了四行两局的格局,打着孔氏家族的旗号先后创办、接收了中国实业银行,中国国货银行、四明银行、山西裕华银行、祥记商行、庆记商行等等,虽然说是有四大家族,但是银行是掌握在财政部手中的,中国银行原有的董事长叫张嘉敖。孔祥熙任中央银行总裁。一九四二年七月,国民党政府又规定全国货币的发行都集中统一于中央银行。从而一步一步地加强了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在全国金融业中的垄断地位。在抗战期间四行存款数额在四年中增加六桔,是各银行中增长最快的。在全部银行存款中,四行的存款占到了百分之八十至九十,而战前的一九三六年只占百分之五十九。
抗战期间,官僚资本在商业方面形成了正式的公开的垄断。前述专卖事业管理局、贸易委员会、物资局等机构的成立及专卖、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是官僚资本实现商业垄断的重大步骤。此外,原属孔家系统的农本局福生庄,后改组为花纱布管制局,统制着花纱布的贸易。以上这些宫式机构,作为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组成部分,假借抗战的名义,垄断了国统区的国内外贸易。抗战期间,四大家族以私人名义设立了不少商业公司。著名的有:孔家的庆记纱号、强华公司、大元公司,宋家的中国棉业贸易公司、重庆中国国货公司、西宁兴业公司;陈家的华华绸缎公司、棉花运输公司等等。这类公司既有政治特权,又有极大的金融势力,具有操纵市场的垄断地位。
四大家族对于工矿业的垄断在抗战前还较小,一九三五年底全国官营、民营工厂资本总额中,官营部分只占百分之十一。抗战开始后,一九三七年九月设立工矿调整委员会,扩张官营工业,吞并民营工业,实行国家垄断工矿业的机构。四大家族官营工业主要有隶属于资源委员会和军政部兵工署的两大直属系统。一九四四年,资源委员会下面有一百零五个单位,兵工署下面有数十个单位。此外还有各省所办的官营工业,如贵州企业公司、四川川康兴业公司、湖南实业公司等,单位也不少。一九四三年国民党政府经济部的报告,说明了官营工业的垄断地位。在国统区三千七百余家工业中,官营的六百余家,民营的三千一百余家。但官营的占资本总额百分之六十九,民营的只占百分之三十一。四大家族除官营工业外,还有所谓商办形式的私营工业,这类工业著名的有:以孔家为主的中国兴业公司,一九三九年七月成立时的资本额力一千二百万元,到一九四三年增为十二亿元,为后方资本额最大的公司,它共有十三个厂,经营的中心是钢铁。在宋家控制下的雍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一九四○年成立,一九四二年五月己完成及未完成的有十八个单位,其中绝大部分分布在陕西、甘肃两省,主要经营纺织业。除了资源委员会主办的各厂外,它是西北最大的垄断企业。一九四二年,它的已开工纱锭占大后方全部纱锭的四分之一.陈家的有大华企业公司、华西建设公司、中国工矿建设公司等,也是规模很大的垄断企业。
在农村,四大家族是最大的高利贷主。根据十五个省的调查,在农民借款来源中,受四大家族直接间接操纵的银行、合作社、合作金库所占比重,一九三八年为百分之二十六,一九四○年为百分之三十八,一九四二年为百分之五十九,一九四四年为百分之五十二。一九三七年九月,国民党政府设置了农产调整委员会,作为控制和垄断农业生产的机构。抗战时期棉花、蚕丝、茶叶、猪鬃、桐油等由国民党政府统购统销。在征购征借的措施下,大量的粮食纳入四大家族直接掌握之中。四大家族还直接占有大量农村土地,陈家的华西垦殖公司、蒋经国的新赣南国民经济建设公司,都是这类机构。
从上面的事实不难看出,四大家族在解放前能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财富积累达到那样令人惊讶的程度。确实和他们手中掌握的权利有关,而且,虽然不能说四大家族直接造成了国民党政府的被改朝换代,但是,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得出结论,四大家族的敛财行为确实造成了社会的混乱和促进了国民党政府的倒台.民如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将国家当成自己的后花园来为个人凿宝但却又不好好的维护它,这样的政府被替代其实是迟早的问题.只可惜了国民党的一代精英。